諾貝爾文學獎的階級性與政治目的

　　諾貝爾文學獎的階級性與政治目的

　　長征戰士

　　諾貝爾文學獎是否有階級性與政治目的，早在十二年前的2000年，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就指出，“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于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評”。同時，中國作家協會有關負責人說：“諾貝爾文學獎此舉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這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

　　2012年10月12日下午三時，此次西方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文人莫言在高密市鳳都國際酒店媒體見面會上，對國內外記者大談關于黨派、政治、出版自由、釣魚島、莫言熱等的問題，極力否定其人及小說的階級性與政治目的，極力否定諾貝爾文學獎的階級性與政治目的。

　　關于中日關于釣魚島爭端的問題，莫言說，我們對中日關于釣魚島爭端的問題，我想要完全解決爭端似乎也沒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國勝了，日本敗了，爭端就解決了嗎?日本敗了他就會承認中國的合法主權么，反過來也是一樣。所以戰爭也解決不了爭端問題。我想最好的辦法……還是擱置爭端，先談友誼。你把他放在一個地方也影響不了兩國人的睡眠和吃飯，甚至這個地方可以讓魚類生活的更好一點。有一個爭端的地方誰都別進，讓魚過去，魚類會感謝你們。

　　在發布會現場，莫言表示，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寫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我的寫作從80年代開始，早已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說。我的小說是大于政治的。這次文學院把這個獎授給了我，我覺得這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的勝利，如果按照政治獎的勝利，我是不能得這個獎，也得不了個獎。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的。

　　莫言還表示，《延安文藝講話》今天再看，確實有巨大的局限，過分強調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過分強調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我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我的小說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

　　莫言的上述言論，首先表明了他對日本侵占并要國有化中國釣魚島的賣國立場。試問，日本不“擱置爭端”并要國有化中國釣魚島，怎么辦？！為什么“戰爭也解決不了爭端問題” ？日本敗了不承認中國釣魚島的合法主權他又能怎么樣？是不是八年抗戰日本敗了不承認中國東北三省的合法主權就要讓日本再恢復“滿洲國”？是不是南海群島全部要“擱置爭端” 讓給魚類生活，讓給強盜開發？

　　其次，莫言表示他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也就是不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的限制。他的寫作早已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他的小說大于政治，也就是說明他是普世價值的大騙子。他口稱他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的，而事實上是在為資產階級服務，為資本主義服務，為帝國主義服務，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為丑化、否定、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其三，莫言還表示，《延安文藝講話》過分強調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過分強調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而事實上諾貝爾文學獎是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的，名為文學獎金，實際上卻是政治獎，是國際反動資產階級網羅走卒，收買敗類的政治工具。法國資產階級作家薩特一語道破了它的反動本質。他說：這是“一種保留給西方作家和東方叛徒的榮譽。”事實也是如此。從一九O一年開始頒發諾貝爾獎以來，中選人物無一不是資產階級的寵兒，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鋒。 諾貝爾獎金（又名“反共產主義”獎金），以瑞典大富翁、企業家諾貝爾（1833—1896）的遺產為基金設立的獎金。獎金的發放授權一直操縱在帝國主義者手里，成為反共反人民、收買走狗和奴才的經費。其文學獎金從一九O一年發授起，到一九三三年都是頒發給西方作家反動文人、反革命學者。一九三三年開始則第一次發給俄國作家蒲寧，此人極端仇恨偉大的十月革命，曾叛國逃往巴黎，接著一九五八年發給反共小說《日內瓦醫生》的作者、反革命叛徒分子帕斯捷爾納克。一九六五年當發給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鼻祖、大叛徒肖洛霍夫。此次獲獎的莫言稱他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延安文藝講話》這個局限，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其實質是在成為反共反人民的階級和政治的走狗和奴才。

　　西方人獎給莫言的中國人民的恥辱獎！釣魚島問題事關中國領土主權，莫言根本混淆爭端的性質，把這場爭端說成了魚的樂園，卻透露出他所謂普世價值的陰毒和兇險。他的《豐乳肥臀》把中國共產黨、中共軍隊、中國人民寫得無比齷齪，大得西方贊賞，引用韓教授所言：莫言是用欲望否定意志，用下半身否定上半身，用獸性否定人性，用意識流否定結構，用胡思亂想否定現實，用個人否定社會，用地主仔子的哀怨否定共產黨和新中國。所以，才會被西方看中。莫言的的確確、實實在在是三十年文學流氓化、漢奸化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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