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昆侖策發表呂靜的文章《文化長征就是新時代的信仰之學》（以下簡稱呂文），讀之，似覺該文提出了一個重大現實課題：新時代需要培養集體主義精神。
以己認為，幾十年來，在單干和先富的大環境下，追求和占有財富，成為評價人社會價值的唯一尺度，以至于積誤為惡，為富不仁，私欲橫流，腐敗盛行，道德淪喪，信仰缺失，然成社會通病，令吾民族痛心疾首。
出路何在？呂文給出了文化教育之法。肯定地說，通過教育改變人的認知和價值趨向是有作用的，因此說，這不失為一法。但從認識論的反映論看，此法就不免羸弱不達了。
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只有集體公有的社會體制，才能更好地產生集體公有的精神。沒有集體之軀，焉有集體之魂。筆者的學生時代，是農村集體體制，家家人人在生產隊，集體的生產隊就是家，自然感受的就是愛社愛隊，我們學雷鋒做好事，偷偷地為生產隊除草積肥，叫“做好事不留名”。有了集體公有的體制，所以我們也就看到了少年英雄劉文學、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和玉榮。試想，私有單干又怎會有這樣的英雄行為和精神呢？沒有集體公有的社會存在，是不會有集體公有的意識反映的。
新中國的快速強大起來，決定的正是中國實行了集體公有的社會制度。再想，像錢學森那樣的若干愛國科學家，如果中國還是那個“四大家族”把持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還會歷經艱難險阻回國嗎？你可能有一萬個理由說他們會回來，那他們回來又給哪個資本家打工呢？好，就如你說的，他們自己成立公司啊！是，他們自己成立公司，他們成立的自己的公司，能做這些嗎？能做成這些嗎？這個結論恐怕是明擺的。像我們偷偷為集體積肥的事，在農村私有單干的體制下能產生嗎？絕對不會。相反，你如果在別家的地里或是地邊子上積肥，人家不責你個企圖不良就謝天謝地了。誠然，社會上也不會有這樣的傻瓜。近幾十年來，農村因地產生的矛盾無法計數，甚至不少人還命喪黃泉，這靠集體主義精神教育是難以奏效的。
我們可以看看那時的國有企業，上海飛機制造廠（以下簡稱上飛）研制國產大飛機“運十”的情況。（材料來自任治侯同志2014年11月演講報告《“運十”飛機的研制成功與下馬真相》，昆侖策網）
歷史告訴我們，1976年8月10日，我國第一架“運十”飛機出廠，全機進行破壞性試驗；1980年9月26日，第二架“運十”飛機在上海試飛成功，其后并多次為拉薩運輸物資；1976年國慶節，第三架“運十”飛機完成了65%的總裝工作量（后被迫下馬）。
“運十”飛機，從1974年初至1976年10月，上飛廠共進行了12次大的會戰，使“運十”飛機的研制進度提前了再提前，年人均勞動生產率比1973年增加了300%以上，全廠義務加班工時達2200多萬工時，相當于1萬名定額工人1年多的工作量，形成了“獨立自主，大力協同，無私奉獻，不斷創新”的運十精神和企業文化。
參加“運十”飛機研制的單位，涉及全國21個省、市、自治區300多家工廠、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其規模之大、范圍之廣、要求之高，為新中國歷史所罕見。
為“運十”直接配套的單位近三百家，二次配套的單位近千家，分布在冶金、機械、儀器儀表、航空、化工、交通運輸、設計、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各大系統。各參研單位以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為重，不搞物質刺激，沒有鋪張浪費，不考慮個人和小團隊的得失，發揚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一方有難、各方支援，不管是直接配套單位還是二次配套單位，都以國家需要為己任，使飛機研制所需要的各項材料、附件都做到了及時保質保量完成。
在研制過程中，上飛貫徹“鞍鋼憲法”，堅持走“三結合”道路，即“設計、工藝、工人”三結合；“設計院、工廠、用戶”三結合；領導、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干部職工把工廠作為自己的家，愛廠如家，視自己為工廠的主人、國家的主人，迸發出極高的工作熱情，“加班不補休，人人爭上游”， 人人要求義務加班，人人進行技術革新，技術攻關，人人大干苦干，絲毫沒有雇傭與被雇傭的觀念。領導干部同工人的關系是同志加兄弟的關系，領導和被領導之間的崗位只是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大家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每個人在各自的崗位上想方設法解決問題，攻克難關，進行無私奉獻的忘我勞動，形成了巨大的生產力，創造了中國奇跡。
這就是那時的國有企業體制下的集體主義精神產品。我想，這樣的集體主義精神作品，現在還會再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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