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個農業大國，由于東南西北地域環境不同，致使各地農村經濟發展很不平衡。黨在二十大報告中對鄉村振興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
民以食為天。農業是人類的原始產業與生活根基，要想全民共富先要農民致富。浙江蘊藏著豐富的紅色資源，具有義烏市陳望道先生翻譯第一本《共產黨宣言》中文全版，嘉興市南湖“紅船”上成立中國共產黨，毛主席提倡紹興楓橋經驗等重要黨史國史事件，迄今黨中央又把浙江列為全國“共同富裕”示范省。我們以科技農業與紅色文化為產業的佐成集團，位于元代名畫家黃公望所繪《富春山居圖》實景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為了更好地挖掘浙江紅色資源助推城鄉經濟發展，促進黨中央在浙江踐行“共同富裕”示范省，于是4月12日組團赴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參觀學習該村一直謀劃集體經濟發展呈現“共產村”的共富經驗。
南街村黨辦主任曹全生同志，熱情接待了我們這次“興村富民”研學活動，他派來兩輛游覽車，全程陪同我們游覽了南街村文化園、鮮拌面生產線、南街醬園、南街村觀光園等村貌村企。游覽車行駛在寬敞清潔的村內道路上，可見到處都是各種啟迪人、教育人、警示人的紅色標語、宣言，讓人看了內心馬上涌起一股熱血暖流，南街村的新一代在這種紅色氣息熏陶下，無疑能夠從小樹立起正念、正氣、正義之心，起到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結合的效果。在南街村觀光園內，還仿造了相同比例的韶山毛澤東主席故居、西柏坡指揮所、延安窯洞等，讓游人見了腦海里就浮現著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等偉人解放民族的坎坷經歷，滋生出不忘革命歷史的愛黨愛國思想。
游覽完村貌村企后，我們又回到南街村文化園一個會議廳，聆聽曹主任詳細介紹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歷程。南街村現有1040農戶4200余人口，680多名黨員，保留機械化農耕種植土地300多畝，村辦企業26家，年總產值達到23億元。在當初推行農村改革時，南街村也曾經分田到戶搞單干，可村民覺得還是原來由村黨支書記王宏斌帶領搞集體經濟時有活力，在多數村民的共同要求下，他辭去了已經在縣城有份穩定工作的正式單位，重新返回南街村再當書記，在1986年2月村委會張帖了《關于回收部分閑置責任地的告示》，把農戶的土地回歸村級所有發展集體經濟，當時有95%的村民支持集體群干，只有少數農戶還要個體單干。
眾人拾柴火熖高，集體生產力量大。被村民們親切稱為“班長”的王宏斌，引領著全體村干部大公無私地投身新農村建設。起初，王班長為了創辦村企帶頭變賣家產籌資，并且為節省資金帶著村干部用架子車拉石子、沙子及磚瓦，弄得一身塵土與汗水。就這樣先后辦開了農機修理廠、面粉廠、食品廠等廠，逐步積累村級集體經濟，再投資擴大各種產業，又開辦了啤酒廠、包裝廠、制藥廠等廠，以“滾雪球”的方式使集體經濟越來越濃厚。
隨著集體經濟的不斷壯大，村內外出現了一些嘲笑異議，認為南街村的干部在村里有錢了自己不用，卻總是想著走集體道路讓村民共同富裕，正是傻子、二百五，由此村干部在確定工資上也產生了思想分歧。王宏斌堅定地說：“當村干部必須要有公心為村民著想，不可想著自己當村官先發財，既然有人說我們是傻子、二百五，我們村干部就抱著傻子精神，工資只領250元”。為此，王宏斌奉公自律，同村干部們一起至今領工資250元，他還把多年來上級獎予的功臣獎、勞模獎及各種會議禮金等300萬元上交給村集體。在這樣全心全意為村民服務的好班長帶領下，全體村干部人人多講奉獻少講索取， 潛心謀劃集體經濟發展，終于迄今實現了社會就業本村化，家庭住房分配化，生活物資供給化，學子讀書公費化，醫療養老保障化、青年結婚集體化的“共產村”美好生活，使原來少數個體單干的農戶都加入了集體生產。
南街村的財富分配，實行30%紅利與70%福利，并采取評星級獎勵工作先進與思想進取者，星級越多福利越好。正是這種財富分配和星級獎勵的方式，促進了南街村物質經濟的有序穩步發展，促使南街村人更加顯得精神文明，呈現出村民走集體化道路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在該村幾乎沒有村民之間、夫妻之間矛盾糾紛，幾乎沒有刑事犯罪牢教人員，人人安居樂業。
我們在南街村研學活動結束返程時，順路轉入搞個體單干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該村是我國進行農村改革的發源村，他們通過四十多年來的改革，有沒有象南街村那樣村民共同富裕呢?
我們走入小崗村，看見柏油澆筑的村道極為平整悠長，兩旁都是幾乎格式相同的一層樓白墻新民房，看似街道邊準備做營業的用房，可惜大多數空置著沒有做生意，已經開設飯店、商店等營業的也沒有幾家，村里的主要建筑工程，就是“沈浩同志先進事跡陳烈館”、“大包干紀念館”和“小崗游客中心”等屈指可數的幾個地方，這些工程可想而知由國家投資，跟南街村自力更生的繁榮富裕無法對比。
我們行走在村道上，意外地先后遇見了當年18位村民按手印分田搞單干中的嚴俊昌和嚴金昌兩名老人。通過對這兩位堂兄弟的深入詢問，讓我們對小崗村搞單干有了新的了解認識，也剖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農村改革偏錯實情。
根據兩位當事人的講述，我們綜合分析認清到：小崗村自古以來靠天吃飯，雨天時常淮河洪水淹地損毀莊稼，晴天又缺乏水源難種莊稼，風調雨順的年份很少，這種不良的自然環境，導致村民無法很好地從事農業生產，保障不了吃飯，故而解放前后很多村民都外出討飯過日子，并不是外界有些人認為小崗村人天生的“懶漢”，總想依靠政府救濟。1958年我國形成人民公社進入農村集體化生產后，小崗村的洪災與旱災問題，依然得不到當地政府的有效解決，村民還是難種莊稼吃不飽飯。1978年當時年僅三、四十歲的嚴俊昌、嚴金昌等18人，羞于外出討飯，總想靠自己雙手勞動吃飽飯，于是冒險違背農村集體化政策而分田自種自吃，結果18人使小崗村成了我國農村改革的發源村。
經歷40多年來的的農村改革，我國大多數農村個體單干越來越失去生機，而那些堅持農村集體群干的越來越顯示優越性。小崗村作為全國大包干的典型村，長期來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給予了大量扶農資金，卻至今沒有實現村民共同富裕，甚至安徽省財政廳下派擔任小崗村黨支書記的沈浩同志，為了小崗村村民共同富裕，也曾帶領村民代表赴南街村參觀學習共富經驗，最終為村民共富與土地流轉糾結憂心而突發心臟病去世。
對于今后的鄉村振興，我們究竟該選擇集體群干還是個體單干？農村的土地究竟要流轉給誰？現年84歲的嚴俊昌老人，實事求是地向我們道出了內心話：農村不能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搞發展，把土地用活。農民不能失去土地，失去土地就是失去了命根子。政府低價征用土地而高價賣出，或者土地流轉資本下鄉，這并不能讓我們農民真正共同富裕。南街村一直搞集體生產，我們當年搞個體生產，都是因地制宜求發展，現在的農村改革搞偏了，不是在為老百姓服務，而在為權貴者服務。由于這種原因，現在很多農戶不愿意土地流轉，于是目前小崗村的發展處于僵局之中了，亟待破局。
根據南街村與小崗村的不同發展之路，反映了鄉村振興要注重“自身造血”，而不是“體外輸血”，這應該把握四個關鍵：一、需要一套有奉獻思想的村委好班子；二、不能隨意征用和流轉農民的土地；三、要因地制宜搞特色農業用活土地；四、集體群干與個體單干視情選擇不一刀切。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很多衰弱的農村及農業重新煥發生機。
（作者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員、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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