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球都被特朗普的關稅大戰搞得雞飛狗跳。我們前幾篇文章的討論中有一些基本結論，特朗普發動關稅大戰想要的結果絕非是“公平貿易”，從不那么草臺的角度說，他作為MAGA群體的民意化身，要以自損八百的方式終結MAGA們所痛恨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從草臺的角度說，這次的關稅大戰實際上就是“惡霸收取保護費”，是“核訛詐”，什么東西能滿足美國選民的情緒價值就要什么。
而不管是哪種理由，除中國之外的主要經濟體實際上都沒辦法有效反制美國。即使拋開美國霸權的因素，產業結構的關系也決定了他們也沒有能力對特朗普的訛詐進行反制。畢竟，美國的產業衰落只是相對中國而言，而大部分發達國家連信息產業革命的門都沒邁進去。像作為中美之外第三大經濟體的歐盟，在這次關稅大戰中甚至很可能最終走向衰亡。
如果我們把特朗普的瘋狂行動看成美國深度衰退過程中本土派的民粹式自救，那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從產業結構的角度看，整個西方都面臨著衰退，而美國遠不是最嚴重的那個。
問題是怎么發生的呢？原因很復雜，如果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資本主義的規律等等去給出原因，很多人可能打從心里就不愿接受。我們可以反過來推導，歐美的產業曾經是如何成功的？
一個最主流的神話般的原因是創新。西方鼓吹者們長期以來對私有制，小政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等等優越性的循環論證，多數時候都是為了說明“這些制度有利于實現創新”。
那么既然創新曾經是西方產業成功的根本原因，那西方現在面臨的產業衰退，首先也應該是創新出了問題。既然創新具有如此根本的重要性，那中國今天的產業成功也必然是在創新上實現了突破。
不過這樣的結論恐怕很多人又不愿意接受了。畢竟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掌握了創新的定義權，把創新塑造成某種神話，或者是某種與民族性的先進或落后相關的問題。在這種視角中，中國總是缺乏創新的，總是在模仿的，以至于到了今天還有很多人相信中國電動車和AI等的崛起是靠著“抄襲”西方技術。
西方“一直創新”，結果產業陷入衰退；中國“缺乏創新”，結果實現產業升級。這種達利特領班和殖人弄出來的悖論不只揭示出西方把持的創新定義權嚴重失真，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創新和產業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最近看到一個榜單讓筆者產生不少感想。在產權與科技創新分析機構科睿唯安最新發布的2025年度《全球百強創新機構》報告中，有六家中國大陸企業上榜，其中有兩家中國大陸企業名列前十。騰訊在榜單中排名全球第二，華為排名全球第九，其他公司是京東方、螞蟻集團、寧德時代和瑞聲科技。
筆者首先想到的是前段時間的李嘉誠賣港事件。這個榜單上自然一家香港企業都沒有，畢竟如果有的話香港可能就不會讓李超人刮地皮到今天了。97回歸之后，香港不是沒有機會，董特首提出了“數碼港”和“矽港”（芯片）戰略，計劃投資數百億港元。彼時香港GDP占大陸總量的18%，而口岸對面，當時華為剛開始從農村進入城市跟外國公司搶市場，QQ初創之時一度陷入困境想出售。
當時看起來，似乎香港比深圳更適合進行創新，李超人的兒子李澤楷甚至在1999年以220萬美元的資金持有騰訊20%的股份。結果故事的結局我們也知道了，香港不光數碼港和芯片港沒建起來，在其他科技領域也乏善可陳，李澤楷那20%的騰訊股份，也早在2001年就賣掉了。
在80年代，香港是世界電子表之都，一年生產了數億塊電子表。雖然這個過程中賺了很多錢，但是當時香港在電子技術上的研發投入比例是很低的，甚至不如山寨廠。越是先進的技術，越是需要大規模投資，回報周期也就越長。比如臺積電和三星今日的輝煌，都是從七八十年代開始的持續投入積累出來的。
對我國今天成功的科技企業進行考察，也能看到對創新和研發長期投入的決定作用。以榜單上前十的騰訊和華為為例，這兩家公司同時也在中國企業研發投入榜單中包攬冠軍、亞軍寶座。其中，騰訊2024年研發投入707億元，七年累計近四千億，全球專利申請公開總數超8.5萬件，授權數量超4.5萬件；華為2024年研發投入則高達1797億元。
但這個過程也是反人性的，而賺快錢是人類的本能。像如今香港還有很高的GDP數字，金融業十分發達，但也導致了社會的很多問題。金融或許很重要，但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顯然和創新無關了。
然后繼續看這個榜單，就能發現一些問題。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竟然只有六家企業上榜？作為對比，臺灣地區有13家，韓國8家，日本33家，美國18家。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這個榜單標準中的專利情況全球分布因子影響了更多中國企業上榜。但看看榜單中豐田本田這些頑固老朽紛紛上榜，而作為新能源策源地的中國只有寧德時代和瑞聲兩個相關企業，恐怕這個榜單的標準只能大體反映出東亞和歐美在創新上的升降趨勢，還遠遠反映不了中國的實際發展程度。
就像前面所說，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掌握了創新的定義權。像這個榜單已經算是國際上最權威之一了，也只能大體反映東西方的變化，對中國存在偏見的各種榜單過去我們也已見得太多。
但特朗普的關稅戰打碎了西方的創新神話。按創新神話的邏輯，如果美國還在領先創新，那根本不用通過高關稅去阻止自身的衰退；如果其他西方經濟體在蓬勃創新，那么面對關稅訛詐也不至于從產業結構上就毫無還手之力。
創新不是神話，而是基于現實中的生產活動。在現實面前，一切對創新的定義壟斷和概念玩弄最終都會失效。還是要去理解創新因何成功，又因何衰敗。
包括前面提到的長期投資在內，還有產業政策扶持規劃，人才培養等，都是談到今日中國產業成功時最常被總結的要素。但同為東亞國家的日韓似乎也具有這些要素，中國的領先之處在于早在一窮二白時就開始大規模投入教育，但這些通常還是被歸結到所謂“東亞模式”中。
然而今天看來，“東亞模式”只能解釋歐美和東亞國家在產業發展和創新路徑上的大體差異，中國和日韓間的差異遠不是同一個模式能容納。
鑒于不少人不愿接受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筆者引入幾個非政經框架概念來試圖說明一些更本質的問題。首先是范式轉換，這個概念首創于科技哲學代表人物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科學史上存在“常規科學”時期，當常規科學接近失效，就會發生科學革命，科學革命的過程就是范式轉換的過程。“范式”一詞包含了一種發展的整體性與規律性，后來被廣泛運用到社會學科中，經濟形態和生產形態的變革也可以看作“范式轉換”。
創新作為一種技術結合產業的活動，宏觀上看，也是經濟和生產形態“范式轉換”的伴生過程。一個社會在沒實現范式轉換時，企業也可以有大量微觀層面的創新，比如日本任天堂在游戲領域的創新性為全球玩家津津樂道。但宏觀上，社會沒實現范式轉換，“微觀創新”容易變成無源之水，最終難以為繼，無法實現“涌現”式的質變躍遷。
涌現這個概念用來描述低層次元素自組織演化到高層次時發生的質變。生物大爆發之前，環境的積累已經到了某個臨界點，一旦時機成熟突破臨界點，物種就會以涌現的形式爆發。涌現概念也被用于描述人工智能，經濟，社會等領域的現象。
可以把創新的爆發也理解為涌現的過程。龐大體量和復雜結構的市場在日積月累下，突破質變實現了范式轉換，創新隨之涌現。看起來日韓的小體量在實現涌現方面確實先天不足，但且不說印度，歐洲的體量足夠大，創新方面還趕不上日韓。
這就要引入主體性概念。這個很好理解，后冷戰時代，大國中只有美國和中國最追求主體性。當前社會科技和生產關系范式的根本是基于信息革命的。美國對信息技術的追求源于冷戰競爭，冷戰結束后信息革命的進一步動力源自對新自由主義全球霸權秩序的維護以及利潤從實體轉向互聯網和金融行業的逐利追求，最終社會完成了以信息和金融為導向的“范式轉換”，創新的定義也隨之變成了“炒概念”，成了金融脫實向虛的動力，由此大量脫實向虛的“創新”紛紛涌現。
別管最終結果好不好，這個過程充分體現了美國自身“主體性”的作用，“主體性”讓美國實現了“范式轉換”和“涌現”。
中國從九十年代甚至更早開始全力投入信息產業建設，也是基于自身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是近代以來塑造出來的“落后就要挨打”和獨立自主觀念以及技術進步主義。所以中國既要堅定趕上美國信息革命的進程，對各種新技術的應用積極開放，也不甘于只當美國的供應商。
最終，我們也初步實現了自身路徑的”信息革命范式轉換“，基于新范式的創新也開始紛紛涌現。在大模型時代，國內甚至比美國更有開源精神，DeepSeek的開源最為知名，騰訊、阿里、百度也紛紛領頭加入開源生態，通過開源來促進技術交流和突破。最近很火的騰訊元寶，把DeepSeek最新版和混元T1大模型整合到一起。這些都表明，基于我國主體性不同于西方的特點，我們的AI創新路徑是要通向AI技術平權、賦能普通百姓的。
至于歐洲和日韓，既不可能有領導霸權的追求，多數時候又不認為落后了就要挨美國打，也沒法追求產業鏈的完整和獨立，缺乏主體性動力去真正邁入信息社會的新范式中，最終無法實現基于新范式的創新涌現。
那么，有強大主體性，又實現了信息革命范式轉換和創新“涌現”的美國為何衰退了？到了今天，再新自由主義入腦的人恐怕也無法否認脫實向虛的“創新”對生產實踐具有嚴重的破壞性。世界的基礎終歸是物質的。
而且，雖然今天的美國確實還稱得上創新大國，但涌現的基礎正在被破壞，一方面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成了硅谷的主流文化，一方面是以MAGA群體為代表的民粹情緒對科技的抵制。當創新的權力越集中在少數精英手中，創新就越難以實現涌現。DeepSeek則講述了另外一個故事。創始人是小鎮做題家，整個團隊沒有海外背景，沒有那種文章被引述率世界前五十的大佬，但是實踐上的進步，讓他們能做出最優秀的大模型。而這樣優秀卻并非屬于少數精英的人才在中國還有茫茫多，涌現的發生終究會水到渠成。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且不說美國那種脫實向虛的“創新”，即使正經的技術創新，也并非只有正向意義。熊彼特在研究中指出，創新是有破壞性的。用當今的話來說，科學創新有正外部性的同時，也有巨大的負外部性，如何協調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十分重要，歐美民粹主義能獲得巨大影響力的原因之一，正是這二者的協調出了大問題。我們多次強調過，歐美很多人對于先進技術的抵制并不能簡單歸結于反智主義。歐美部分企業把創新的負外部性幾乎全部交給了社會來承擔，創新越發展，就越產生矛盾。
企業的負外部性問題在經典馬克思主義框架中是私有制矛盾的表現形式。我國作為公有制為主體，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通過對國企的管理有效協調了國企的正負外部性，但對于市場經濟中的私企的正負外部性的協調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對大型的創新企業來說，如何協調正負外部性很大程度在于如何承擔社會義務。這里的社會義務指的不只是狹義的就業納稅落實勞動法這樣的義務，而是更加廣義的社會義務。
最近國家出臺了一批政策鼓勵企業參與基礎研究，就是這樣一種趨勢。企業能實現技術研究層面的創新，根本上是享受了基礎研究的成果。然而以當下的學科復雜性，大學與研究所已經無法承擔所有的基礎研究，而應用層面的新技術，沒有基礎研究就無法支撐。長期來看，企業更多參與基礎研究是協調正負外部性的重要方式。這不只為了削減創新帶來的矛盾，也為了保障企業自身甚至整個社會創新的持續。
還是拿前面創新排名舉例，騰訊拿出100億元發起資助“科學探索獎”和“新基石研究員項目”，給多個領域的科學家巨額支持，并且對項目本身和資金用途不做干預。這些投入雖然沒有體現在短期財務表上，但是長期利好了科研環境，對科技創新的支持，未來也會讓騰訊自己受益，有效協調了自身創新活動和承擔社會義務間的平衡。
回到文章開始的問題。西方長期以來把持對創新的定義權，但卻沒能阻止自身的產業衰退。訛詐解決不了問題，關稅大戰中特朗普的瘋狂和中國之外主要經濟體們的妥協不過是徹底揭破了皇帝的新衣。特朗普的具體做法，一方面確實可能起到扼制“新自由主義式創新”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很多做法也是在破壞美國真正的創新能力，可能這些代價需要十幾年才能完全展現出來。
所以不必為很多雜音所干擾，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無論是國家，組織還是公司，創新的領先從來都不是永久的，而是會隨著各種因素改變。在徹底對西方神話袪魅的同時，更要對我們應當走的路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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