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宣布關稅戰爭以來，全球局勢進一步陷入高度的不確定性中。特朗普的“解放日”是否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末日序曲還是一個需要觀察的問題，但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在迅速拋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自身的經濟和文化領導權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美股蒸發的數萬億市值是這種拋棄的直接寫照。
撇開一系列情緒反應，如何應對特朗普的關稅大棒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處理的現實問題。我國政府自特朗普上臺之后就已在研判特朗普關稅戰爭的范圍和強度，對美征收對等關稅的做法和一系列配套行動是明確的規劃結果，而非純粹意義上的報復。其他經濟體對特朗普的關稅同樣有自己的預判，英國首相斯塔默的公關技巧就是美國對英國關稅相對較低的原因之一。
筆者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觀點預判的美國“閉關鎖國”，全世界其他國家形成新全球產業鏈的想法，可能對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表現過于樂觀。更為現實的可能是，除了我國和歐盟外，其他經濟體在對美關稅上基本只存在何時對美讓利，以及讓利多少的問題。以色列和越南削減自己關稅的做法只是它們對美初步讓利的表現。
歐盟由于自身產業結構和各國經濟財政狀況的不同，也很難在關稅問題上與美國進行實際性對抗。這不僅意味我國將成為唯一能長期抗衡特朗普關稅的經濟體，也意味著作為三大一級經濟體之一的歐盟正走到了自己命運的十字路口。無論選擇加征關稅與否，都會加劇歐盟內部本已緊張的政治經濟沖突。在歐盟一體化幻覺已飄散的今日，歐盟是否會進一步散架才是值得思考的前景。
筆者在上一篇文章中已就特朗普為什么會發動關稅戰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通過考察特朗普長期的思想塑形過程，關稅戰爭是特朗普重塑美國的整體計劃步驟之一，也是特朗普頑固信心的初始來源之一。美國日益衰落的事實和特朗普年事已高的事實進一步加劇了特朗普的時間焦慮。這迫使他認為需要采取更為強烈和激進舉措，才能扭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美國國力的透支。從這一點上看，特朗普與強硬拆除定居點的以色列前總理沙龍非常類似。
在技術層面上，特朗普關稅戰爭的底氣建立在兩個條件上。其一是特朗普核心支持者，特別是MAGA派對關稅戰爭的耐受性；其二是美元依舊作為國際貿易主導貨幣的事實。第一點的耐受性在于特朗普核心支持者幾乎全是這一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受害者強相關。關稅戰爭會對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產生影響，但顯然在紐約或者洛杉磯這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核心世界和俄亥俄鄉下這樣的邊緣世界所受到的影響強度顯然差距甚大。
曼哈頓的超市里買不到廉價雞蛋不代表肯塔基州的鄉下紅脖子會缺乏蛋制品。華爾街金融資本的股市大蒸發和某個蒙大拿州的紅脖子農民缺乏直接的聯系。用中國俗話來說，“赤腳的不怕穿鞋的”，紅脖子所能失去的比新自由主義受益者們要少得多。
第二點則是特朗普對全球美元價值的壓榨。一方面，特朗普在摧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同時將不可避免地刺傷全球美元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全球美元的衰落與關稅戰爭之間存在時間差。這導致特朗普在發動關稅戰爭的同時，美元仍然會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保持作為國際貿易主導貨幣的地位。這也是為何筆者在一開始指出，只有我國和歐盟才有抗衡特朗普關稅的可能性。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絕大多數國家在特朗普的關稅面前，要么直接選擇默不作聲，要不就呼吁避免進一步報復升級。用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話說，“我認為報復并不符合英國的最佳利益”。
這也是為何本輪輿論斗爭的焦點基本集中在對耐受性爭奪上的原因。比起取代全球美元，動搖特朗普支持者的耐受性似乎是更為容易的選擇。大量關于美國民眾將因為關稅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報道和分析充斥在各個媒體空間，其中關稅對MAGA群體的負面影響是重點。
特朗普的“贏贏贏”是一種提高耐受性閾值的做法。它本質上類似戰爭期間的對內宣傳和信息管控，維持民眾，特別是核心支持者對戰爭的支持和熱情。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對美屈服讓利，特朗普將獲得大量的辯護素材。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特朗普關稅戰爭的繼續推進，全球媒體對關稅敘事的爭奪將在接下來幾個月變得更為激烈。
現在我們將問題轉回到國際政治現實博弈的層面。在特朗普的關稅戰爭下，有多少國家可以承受反抗的成本，理論層面上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這取決于其他經濟體們是否能團結一致。但現實中，無力的小國只能選擇躺平，甚至聲音都沒有，關稅大戰對他們就如同天災。新加坡這樣的城邦國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只能完全被動承受特朗普關稅所輸出的負外部性。而有資格思考的二十來個國家們在復雜考量之后，躺平反而成了英日韓這些大經濟體的優先選擇。
首先是大經濟體們難有對等征收之外的有效反制措施。不對美征收對等關稅不僅在政治上會被視為軟弱之舉，在事實上也將成為對美讓利的表現。當然在微觀的層面上，存在許多不增加關稅的辦法轉移一部分關稅壓力到美國人身上。在任何國際貿易中，成本轉嫁都是無法擺脫的現實，更何況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本身就在鼓勵成本轉嫁。但所有這些辦法都沒有對等關稅來得直接有效，并極大堆高實行政策的成本。
在實踐上，不對美征收對等關稅不僅等同于向美國直接讓利；更為糟糕的是，這將降低特朗普未來進一步索取更多讓利的難度。畢竟，摧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才是特朗普的根本目的，減少貿易逆差只是問題的諸多外顯之一。
那么對等征收呢？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程度（受到的直接影響程度）、本國的經濟和財政情況（財政上能夠承擔的代價）、對美的軍事政治依賴程度是剩余的經濟體必須思考的指標。更簡單的說，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戰略自主能力是衡量對美關稅反應的最終標準。
考慮完的結果，就是英日韓等經濟體紛紛選擇躺平。對脫離歐盟的英國而言，英美特殊關系是維持英國全球影響力的最后底褲，以至于英國首相斯塔默將10%的對英關稅視為英國的相對勝利。對日本而言，石破茂直接將美國關稅定義為“國家危機”。在強烈懇求美國將日本排除在關稅征收范圍之外的同時，日本政府已經老老實實開始起草經濟措施，以幫助企業和家庭抵御美國關稅的影響，并著眼于編制額外預算為其提供資金。對韓國而言，連總統在哪里都不知道的國家就更不可能在這種重大問題上做出如何決策。
大部分主要經濟體的意志不堅定也成了特朗普關稅勝算方程式的一部分，即便從我國討不到便宜，也可以通過舔其他經濟體血包的方式回血。所以如果認為特朗普只是在復刻19世紀帝國特惠制，那肯定顛倒了特朗普的關稅邏輯。一定程度的帝國特惠制復現只是特朗普國際貿易政策的副產品而非主要目的。
在重重篩選下，我國和歐盟是唯二擁有反抗可能性的經濟體（被半絕罰出新自由主義全球貿易體系的俄羅斯可能算半個）。相比較中美，歐盟國的經濟體量也足夠大，也擁有相對可替換的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也具有產業上一定程度的獨立性，至少整日強調自己獨立自主戰略能力的歐盟并不承認自己是美國的經濟殖民地。甚至單純從貨幣國際化程度看，比起我國，歐盟的條件可能更優越性，畢竟歐元的國際化程度確實超過了人民幣。歐盟也是除了北美之外，整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網絡最為重要的老家之一。
問題是，與我國迅速實行對等關稅不同，除了馬克龍無人理會的威脅之外，也只有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缺乏細節的威脅。這恰恰暴露了歐盟并沒有自己所宣稱的獨立自主戰略能力。
筆者之前的文章指出，歐盟最大的問題之一就在于超主權機構很難避免主權國家“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局面。泛歐洲共同體意識是一個很美麗的想法，但如何從歐盟中多分一杯羹才是每個人最真實的需求。
在特朗普關稅面前，歐盟國家充分演繹了何為人生百態。支持對抗者有之，反對對抗者亦有之。各成員國更是在這一問題上莫衷一是，都有自己的小算盤。
意大利和西班牙代表的是從財政上反對關稅升級的國家。一方面，作為歐盟內最重要的二流國家，它們在歐盟內部大到不能倒；希臘可以破產，但這兩個國家破產將對歐盟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另一方面，這兩個國家又代表了南歐國家債臺高筑的現實。歐盟對特朗普關稅的任何全面對抗都將導致本已惡化的財政預算進一步失去挪轉余地（法國也存在類似問題，但相對較輕）。這也是為何完全處于政治光譜不同位置的兩國政府都呼吁歐盟保持冷靜，避免全面對抗。
東歐國家更多代表從對美政治軍事依賴上反對關稅升級的國家。與西歐國家相比，這些國家與美國的相對貿易順差一般更小（畢竟經濟規模相對較小），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對美依賴程度也更高。不少國家因為特朗普在俄烏問題上的轉向存在普遍不滿，但這種不滿不足以讓他們忽視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除非投降俄羅斯，它們只能依賴美國。這不僅是波羅的海三國的基本認知，也是波蘭這樣東歐強國的認知。用波蘭總理圖斯克的話說，“這是一次嚴重且令人不快的打擊，因為它來自我們最親密的盟友，但我們會挺過去的，……我們兩國友誼也必須經受住這次考驗。”
法德是最積極的抵抗者，或者更準確地說，僅有的主要推動者。德國在面臨嚴重工業衰退的情況下，特朗普的關稅堪稱對即將上臺的新政府迎頭痛擊。《衛報》更是用“棺材上的又一顆釘子”宣判德國汽車制造業的“死刑”。善于表演法國獨立自主性的馬克龍更是如此。在特朗普關稅大棒落地之前，法國就一直在推動歐洲內部統一抵抗的聲音。法德如果在歐盟之外，那么它們可能也只能像英日韓一樣放棄抵抗，但借著歐盟的體量，它們顯然有一些更多的想法。
然而法德借助歐盟對抗美國關稅的做法，實際就是將一部分法德自己的成本攤到其他歐盟國家身上。否則法德完全可以繞過歐盟自行宣布對美國征收關稅。當然，很多讀者可能會指出，歐盟掌握了貿易方面的對外權利。但不要忘記，理論上也屬于歐盟權利的以《申根協定》為基礎的自由邊界政策，在主權國家的緊急狀態面前不值一提。甚至更赤裸裸地說，法德帶頭破壞歐盟規則，歐盟又能有什么辦法。
法德分攤成本的做法已經引起其他國家的強烈不滿。更為糟糕的是，法德在推動歐盟對抗美國的同時，還試圖盡可能將成本轉嫁到對方身上。比如，由于法國是歐盟最大的葡萄酒生產國，且大部分銷往美國，所以在上個月歐盟的對特朗普鋼鋁關稅的反制清單中，法國總理就要求將美國波本威士忌排除在外。再比如，德國即將上任的新政府直接通過五千億歐元刺激德國國內生產的計劃也讓其他歐盟國家大呼德國在歐盟內部搞不公平競爭。
通過以上事實，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各國之間的勾心斗角和歐盟的官僚主義迷宮是歐盟至今沒有做出明確回應的原因。這本質上是歐盟作為超主權機構揮之不去的問題，特朗普關稅只是進一步激化了各方矛盾。在漫長的討價還價后，歐盟最終確實會給出對美國關稅的回應策略。它缺乏戰略自主能力的事實導致它有極大概率在這場“眨眼游戲”中率先出局，特朗普的每一次加碼，都會刺激歐盟內部意見的分裂，并強化歐洲一體化產生的負面效應。或者更準確地說，特朗普有太多辦法繞過歐盟和法德，分化一個個具體國家的意見。
至于曾經還經常被提及的中歐經濟戰略合作，筆者只能說理論層面是豐滿的，政治現實是殘酷的。相信國內觀察者們也不難看出，疫情尤其俄烏戰爭之后，歐盟在我國經濟戰略考量中的分量已經越來越輕。何況，即使到了今天，歐盟的主流政治力量在整體上也還是根本沒有多少意愿加強與我國的經濟協作。
歐盟的各種放風聲音中，既有強調南方市場協議的重要性，也有強調地中海經濟圈，唯獨很少談到加強中歐貿易協作。或者說，這一聲音幾乎在學術圈之外沒有什么影響力。恰恰相反的是，歐洲議會現在最熱門的議題之一就是華為“賄賂門”事件。相當一批歐洲政客將這一事件視為與中國戰略競爭的借口。更不用提安德魯王子的中國間諜案是時下英國最為流行的八卦問題之一。曾經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從其誕生的一刻就邁入死亡。
中美打架，確實是歐洲遭殃。但歐洲人已用過去多年的歷史教訓證明了自己在美國壓力下的選擇傾向。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將在這場關稅戰爭中對美屈服，我國將成為對抗特朗普關稅的最后堡壘，這種前所未有的壓力將極大考驗中美兩國的戰略定力。這也是為何筆者特別強調加強共同體和區域內循環建設的重要性。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代表了全球經貿格局的深刻重構，加大內部市場的整合才能增加抵御外部劇烈波動的能力。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虛假的戰略合作美夢結束了，現在歡迎回到殘酷而又痛苦的大國戰略競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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