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69歲的司馬南因稅務問題，幾乎被宣判將會自此徹底隱退江湖。
一周之后，78歲的易中天官宣入駐B站，繼2022年9月一度遭遇相關出版讀物下架兩年半之后，完全得到了護身加持。
僅僅數年間，輿論場的文人們紛紛迎來了身位翻覆。
恰如2021年夏天時還占據著各大官媒頭版頭條的“遏制資本無序擴張”早已銷聲匿跡，看看幾年前似還風光無限的潮頭者們，如今仿佛一塊塊被用完就扔的臭抹布……而如果說連馬老濕都可以煥發新生，那么易中天的重新登堂入室好像也不那么難以理解。
這樣的故事，在歷史上已見證太多。
愛情可能存在海誓山盟，但政治從無丹書鐵券。
回想2018年開年，昔日的80后異見分子領袖、曾在2004年入選《南方人物周刊》五十大公知的韓寒，在微博公論“退學”與“雜文停筆”，被輿論嘩然：公知韓寒正式退出江湖。
反思以攻擊公有制體制、諷刺國民性格為第一落腳點的雜文的文學局限性，并思考在步入電影業這個必須考慮“恰飯安全”的領域中如何生存，韓寒宣布脫下公知外衣，和曾經的自己作別。
此后，韓寒的微博幾乎全部是電影宣傳和廣告，從一個最悸動的人，變成了一個最安全的人。
形勢的變化呼嘯而至，不僅是韓寒，幾乎每一個身處洪流中的逆子，在曾經被自己扔掉的紅旗面前都可能變成一個能縫善銹的巧匠。
正應了毛主席1957年5月的評語：
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
早在建國前夕，毛主席就對那些鼠目四顧的民國知識士人們有過刻畫：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
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里是“看”。
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他們不愿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斗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
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僅僅“退圈”六年之前，韓寒還曾發表過一篇著名的吹捧臺灣政治體制和民眾脾性的雜文《太平洋的風》，轟動大陸文壇。
這篇在今天看來已是笑掉大牙的古墓派公知文風的作品，在當時卻幾乎被各類小萌新期刊和體制內文人奉為圭臬，是中國大陸人反思懺悔“國民劣根性”的兩大無尚寶物之一——另一個寶物，是誕生于《太平洋的風》二十年前的《中日夏令營的較量》。
今天的韓寒已經不會再提，我想他甚至都渴望被遺忘。
在《太平洋的風》之前，29歲的他曾在做了香港的節目時大放厥詞：
從小都聽說“紅領巾的顏色是烈士的鮮血染成的”，當時還以為好多“烈士”就在紅領巾工廠里面天天“放血”……后來才知道，TMD只有衛生巾才是血染的。
隨即，他在博客上連續發表《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即著名的“韓三篇”。
與之臭味相投的易中天，當時敏銳地聞著味趕來：
有了韓三篇，可以過年了。
彼時的韓寒則更狂妄：
我就要做個臭公知！
然而六年后的他又說：
當年都是發泄情緒……也沒有什么干貨……
只是，易中天直到今天似乎依舊“本色不改”。
從力挺韓寒，到吹捧茅于軾，再到親自下場操刀教材，易中天的形象與身位自始至終是清晰明朗的。
十余年前，易中天公開發表文章《從來都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人權》。
一石驚起千層浪，引來江湖文人一致叫好。
該文中，易中天全然否定黨領導工農階級推翻“三座大山”的歷史功績，認為封建主義是秦始皇推翻的、帝國主義是孫中山推翻的、官僚資本主義則完全不存在。
只能說，簡直大謬......
封建主義最根本的生產邏輯與統治基礎是土地私有制和人身依附制，直到始皇嬴政離去兩千年，依舊未有改變——包括孫先生的辛亥革命。
如毛主席所言：
辛亥革命為什么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是共產黨人領導農民階級掀起的土地革命，才真正實現了以土地為核心的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結束了封建經濟。
而帝國主義，即易中天口中“孫中山推翻”的晚清王朝，有半點實力敢稱自己為“帝”嗎？
晚清王朝既喪失了幾乎全部海外藩地，另一方面連自己內陸的領土主權、軍事主權、經濟主權、文化主權也全部被真正的西方帝國主義侵蝕。
孫先生表面推翻封建帝制，實際其內理本身就有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之副作用（列強需要中國“八塊化”、需要諸軍閥起勢推翻大一統的清朝）。
至于易中天口中“壓根不存在”的官僚資本主義，早在十九世紀60年代時，買辦資本勢力就開始與宮廷官僚勢力明目張膽相結合，這個“傳統”幾乎一直延續至今（除了1949后的三十年）。
盡管在晚清的封建官僚眼中，洋行買辦仍被視為鄙賤職業、買辦不過是一些除“聲色巨利”之外不知其它的“佻達游閑”，但事實上封建官僚和買辦階層這兩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已在以洋務運動為中心，醞釀利益結合——即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出現與發展。
典型即1872年新式輪運業招商局的誕生。
通過招商局，晚清的百姓們可以看到：洋務派官僚不僅依賴有勢力的洋行買辦，且要網羅一批買辦化商人；不僅為了藉助買辦商人精通新式輪運的業務能力，而且還要依賴買辦商人的外域資本力量（大批外國輪運勢力）。
五口一開，侵略勢力猖獗，封建統治者考慮到“夷商素所深信”的廣東行商同順行吳天恒及怡和行伍敦元兩個大家族，委派他們到江蘇等地“同夷人說話了事”，承充對外交涉職務。
由此，很多買辦人物也都藉機先后撈到沿海一些地方的官職，淪為洋人勢力嵌入晚清政府的楔子。
如福建廈門的興泉永道、浙江寧波的寧紹臺道，當時“皆用廣東籍貫之員”，伍崇曜在1863年病死以前主要在廣東當差，本來就是充當公司幫辦與洋人往來頗密的買辦。
獲取官職的買辦官僚更加便于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在洋人侵略者和封建統治上層之間左右逢源，如吳健彰任職上海蘇松太道期間，與之有資本關系的美商就飽受其惠。
而對于統治上層，這些買辦的作用也并不限于在政治上“同夷人說話了事”，同時還是經濟上的依賴對象。
1853-1854年間，吳健彰曾以江海關洋稅為擔保向上海洋商借款127728兩，作為鎮壓小刀會（民間反清組織）費用，這也是舊中國外債史上最早的一筆。
易中天先生，你敢說官僚資本主義不存在?
從動機而言，否認黨帶領工農階級推翻三座大山，本質不過是要否定共產黨人的革命史、中國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罷了。
進而，才可以達到易中天等此類文人階層的真實訴求：拒絕承認新中國的建政合法性，拒絕接受黨和人民對舊知識分子的人民化改造。
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文人階層在經過「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爛了，爛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陣地的媒體群。
居廟堂之高的文人階層、處江湖之遠的媒體群魔、馭境外之炮的西方資本，這三股勢力在上世紀80年代后逐漸合流，成為在輿論場上重新壓迫中國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便一針見血：
容易出現修正主義的，第一個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聞記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學的。都是在意識形態方面。
文人知識階層是社會結構中比較特殊的一個子群體，在新中國之前，他們由晚清封建士人進化，于封建除根未盡的國民黨體系中如魚得水。
得益于民國時代的知識分配不均，文人群體壟斷著較多知識、也壟斷著由知識消化所造就的所謂“思想”，成為所謂“大師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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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階層歷來在社會運行過程中占據要位，乃至某些朝代權傾廟堂。
不過，文人弄權的結果一定是國家與民族的政治生態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中國歷史上但凡較有作為的時代，無一不是求賢如渴與鄙視文人并存——有商鞅、張良、孔明、劉伯溫，亦有許攸、禰衡和楊修。
社會想要前進則必然開動車輪，而車輪滾滾就必然產生震蕩。
那么這種震蕩，定會在文人階層中進行著嚴格殘酷的遴選與改造。
其興衰勝敗的標準在于：文人們能否在實踐中體現價值、能否對社會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而不是四體不勤、不事勞動、亦或是攀附舊權貴或外族勢力。
一旦與時代、民眾和實踐相脫節，那些看似孤傲、實則反動的文人必然成為時代進步的“犧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的：
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學生。
藉此探究，“花錢買太平”、“中美夫妻論”、“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會成為中國當代文人階層的最愛倒也可以理解。
易中天《帝國的惆悵》美化西方侵華史
為恭迎西方的文化侵略，易中天不惜在一個訪談節目中曾說：
實際上華夏文明只能說是3700多年。
這話近年來有點耳熟……只不過，說這話的人往往總是“立場鮮明”：
恰如十多年前——也是中國經濟入世的十多年后，易中天會急不可耐地呼吁中國“文化入世”。
這種既無骨氣也無真知的復古作態，孕育溫床自然還是80年代近似于“趙匡胤復活”的氛圍。
比如如此姿態：
對此，我也愿意給易中天先生的觀點以點評：
…………………
是這么回事吧，精通地緣戰略的易大教授？
據檢索，“夫妻論”的始作俑者應是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也是他最早提出所謂“中美國”的概念。
用他的話說：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中國負責存錢，美國負責消費”………
十二年前的華盛頓，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中美經濟對話會議上，“中美夫妻”論調曾死灰復燃；一年之后的芝加哥，第二十五屆中美商貿聯委會會議，“夫妻論”之后，“主仆論”又橫空出世……
就在那場中美商貿聯委會舉辦的當天，西方集團聯手對俄發動金融戰，俄央行繼當年12月11日加息一百個基點到10.5%之后，剛剛五天，面對西方發起的攻擊和盧布的再次貶值，不得不一口氣將利息提高到17%。
西方集團是在做給誰看呢？示威，還是炫耀呢？
抱團集中+揚文抑武+近親繁殖+圈子文化，體制內文人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行其道，各地“作協”“文聯”開始金碧輝煌，恰似宋朝文人當政。
這部分飽食皇糧的紅袍文腐是向來鄙斥群眾的，不論是周百義的“我是廳級干部，你是個什么東西”，還是以下半身文學“不負父望”的賈淺淺，包括傾心西洋政治而蔑視中國群眾文化的易中天其人，居高臨下的文殿書房仿佛是他們刀槍不入的象牙塔。
但其實恐怕很多人不知，這部分人在80年代發跡之前，恰恰是群眾運動中最用力過猛的群體。
尤其易中天能夠捧上一份俸祿，其源頭就是拜四十年前的武漢大學校長所賜——當時的武大校長不是別人，正是與1967年“百萬雄師”頗有淵源的劉。
武漢大學原黨委副書記駱郁廷曾直言：
20世紀80年代，受所謂“黨政分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影響，部分高校曾經試行校長負責制，黨對高校的領導一度受到嚴重削弱，影響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導致人心渙散，思想混亂，最終出現了嚴重后果。
以武漢大學為例，那一時期正是“劉校長精神”死死統治的階段——一手孵化出方方、易中天、馮濟海、周玄毅、宋庚一等逆向民族主義分子的“教育改革家”劉道玉。
此人前半生扛著紅旗，后半生反紅旗；前半生極左擴大化，后半生極右自由化——
從1955年加入武大肅反隊伍，到1957年成為班級反右小組組長；
從1966年任武大校文革教育組組長，到1967年加入著名的武漢“百萬雄師”；
從1979年開始任職武大高層，到80年代中期在武大進行大刀闊斧的“教育民主化改革”，以及1986年曾暗自支持過武漢大學的學生運動……
劉校長的一生真可謂每一步都站在了風口上，也在80年代執政武大時期培育了諸多如易中天這般對后世影響深遠的中國文人、媒體人。
他曾認為：
一個真正有靈魂的大學校長，一定要接受過“精英教育”。
這種教育理念下的教育改革，在80年代確實是對工農兵大學與七二一學制的潑污與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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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2023年某位曾供職于大象公會等反華精日組織的“女學者”活活餓死在日本的新聞嗎……
此人同樣畢業于武漢大學。
而武漢大學包括櫻花在內的“習日風”，源頭正是劉校長。
在其治下，武漢大學開始自日本引進櫻花、夯實當年侵華日軍在珞珈山下遺留的櫻花敗種之風，其規模越來越大（1987年3月24日劉道玉曾親自參加首屆“櫻花書市”）。
同時，武漢大學在劉校長治下對日本方面的推崇也層層遞進：
1983年9月，劉校長率武大代表團訪問日本，與東京都大學等學校簽定交流協議；
1984年8月，劉校長遠赴美國參加“中日美”第二屆金屬有機化學討論會；
1985年7月，劉校長作為代表團副團長參加中日大學校長第一次會議……
2020年初的風波還有印象嗎？武漢抗疫的關鍵當口，87歲的劉校長在鳳凰網的邀請下竟然批甲出馬，不辭辛苦地替他的武大后輩方方女士奮力聲援：
中國人到了應該反思的時候了……中國近現代沒有這種自由、民主、尊重人格和隱私的辯論，動不動就是圍剿……我只能從中國思想文化先天缺失尋找原因，這就是因為中國沒有歐洲的思想啟蒙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說到武漢，不妨多嘮。
2021年4月，方方的武漢大別墅鬧劇又浮出一位大牛：陸家族。
陸曾在1966年匿名信事件中稱妻子嚴慰冰有精神病，故才會寫一堆匿名信（而且還栽贓給王光美）想搞臭林家，林老總甚至后來不得不在政治局會議上證明葉群和他結婚時是處女，鬧劇一大堆…
1982年5月26日，中央書記處批準恢復中國作協體制；同年，嚴慰冰加入作協。
一個精神病患者竟然能夠進入作協，試問這是個什么協會，大牛們的療養院？
1966年時，陸的中宣部已被毛主席批評為“閻王殿”、“死人部”、“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是遏止文化大革命上升到政治高度的阻力。
陸的兒子陸德，曾任國家開發銀行信息中心局局長和中國防衛科技學院副院長，并在《XX春秋》雜志發過文——2013年2月27日（體會這個時日階段），陸德在《炎黃春秋》哀嘆：
我們這代red二代，只能執政這最后的十年了。
唐小禾是陸第一任妻子唐義貞的二哥唐一禾的兒子，任湖北省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壁畫藝術委員會主任。
武漢，鄂城，鵝城，那里是某些人的“老巢”，是固若金湯的碉樓。
林老總在1967年8月9日曾有這樣一句話：
全國各大軍區過去有兩個不放心，一個是北京，一個是武漢，拿他們沒有辦法……
在五代十國的軍閥混戰中，趙匡胤輕而易舉的從孤兒寡母手中拿取政權，對武將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杯酒釋兵權。
他曾對趙普感慨：
選擇一百個文官派到全國各地去當地方大吏，哪怕他們全都變成貪官污吏，都趕不上一個武將可能帶來的禍害。
在趙匡胤看來，文官貪污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武官賢能卻是大問題。
因而，軍隊經商、軍工下馬……
從銀河號到臺海危機、從南聯盟被炸到南海撞機………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時，是文人階層及其麾下的新聞團體在朝野、在民間的趾高氣揚、平步青云。
夫妻論，夫妻論，你想當太太，但人家只想統治、羞辱你、凌駕你。
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
只有在地球上消滅了帝國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真正消滅了階級的時候，才會真正出現世界的永久和平。
毛主席的話，真的很難懂嗎？
不要擔心我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
上面這句，是1945年重慶談判時毛主席的傲語，這番姿態，同樣被志愿軍帶去了板門店的談判桌前。
直到1972年尼克松風塵進京、主動伸出緊張得汗漬滿滿的雙手，中華民族對海洋文明的重新招降達到頂峰。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中威嚴地警告美國：
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近七十年后，2020年10月24日，這句話終于被再次引用到《在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當中。
歷史航舵的回正是不易的，切莫再入“夫妻論”桎梏中。
被敵人攻擊和抹黑，這本就是一種榮耀；如若被親吻，那就該想想自己是不是墮入了溫柔的陷阱。
正如毛主席在《論持久戰》和《關于〈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給臧克家、徐遲的信》中有云：
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1938年5月）
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而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兇，我就越高興！（1959年9月）
蛇鼠一窩，全員惡人
只能說，偉人的話真是不得不服：
一部分知識分子身上遺留著資產階級的血腥味，他們混在人民中間，用語言及其偽裝欺騙著民眾，卻在筆桿子上為帝國主義的利益搖喊。
1962年12月12日，主席在給彭真、劉仁的批示中曾這樣說：
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兩年后的6月27日，主席又對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作出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
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都說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實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藝術”？
很簡單，就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引導群眾積極向上的對社會建設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藝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躍于延安解放區的作家丁玲，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描繪了一幅幅專注于農民個體和革命生產面貌的馬克思主義文學，這就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性質的文學”。
在丁玲筆下，不論是被困于男性單向欲望和男權主義世界里的夢珂，還是對社會現狀具有極度反思渴望的莎菲，亦或是標志“告別‘莎菲’而走向革命、放棄女性立場”的韋護，無一不鼓舞了最廣大的底層工農階級。
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
這是主席半個多世紀前的隱憂。
那么今天呢，老人家當年是多慮嗎？
跋
1978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完整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文章是根據一位大人物在中組部落實干部政策座談會上的講話寫的。
他在這次講話中系統地談到了黨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談到“團結、教育、改造”方針形成的歷史原因，談到知識分子經歷的歷史變化，最后說明：
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已經不再適用于新情況下的知識分子，而應該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針。
不到兩年后的1980年2月，他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話會，有同志提出請他講講國家形勢，于是他從當年2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講起。
那篇文章的結尾引用了辛棄疾《漢宮春·立春日》中的個別句子形容當時局勢，但他覺得不夠完整，因此即興現場發揮，將這首詞重新編排組合，以新詞來道形勢。
辛棄疾的名作《漢宮春·立春日》原詞是：
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裊裊春幡。無端風雨，未肯收盡余寒。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卻笑東風從此，便薰梅染柳，更沒些閑。閑時又來鏡里，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該詞以立春為題，雖是寫春已歸來的歡樂時節，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歲月易逝英雄無用的悲涼愁緒。
而八百年后，這位并非詩人的大人物將辛棄疾的原詞改編，其意境、格調“煥然一新”：
春已歸來，東風從此，染柳薰梅。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無端風雨，未肯收盡余寒。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
他所改編的新詞第一句是“春已歸來”，與辛詞無異，但其所寫的“春天”，顯然是指那個階段力推的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解凍”的象征。
第二句是“東風從此，染柳薰梅”，他隨即解釋道：
春天回來以后，東風吹得柳樹綠油油的，吹得梅花開放起來，香香地撲鼻，東風從此把祖國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來。
第三句是“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這是直接引用了辛詞，他說：
春天到來以前，料想那個經歷了風風雨雨的燕子，在立春這天晚上，連做夢都夢到百花盛開的園林里去了。我們在座的同志，也是經過多少風雨的燕子啊，我們這些同人民、同黨共命運同患難的時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夢也夢到我們國家的‘四化’建設，進入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境界里面去了。
他把上面三句作為上闋，而下面兩句是下闋。
第一句是“無端風雨，未肯收盡余寒”，他解讀：
引到我們的形勢上面來說就是，現在還有消極因素干擾著我們，這也是一種無端風雨，一種干擾破壞的因素。‘未肯收盡余寒’，即還有‘XX幫’的余毒，也就是鄧副主席講的‘XX幫’在組織上、思想上的殘余，余毒也是一種余寒嘛。
隨后《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便引用此句大聲疾呼：
我們還要繼續克服干擾四化建設的消極因素，如ji左思潮之類。
最后一句是“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這是化用了辛詞，“解連環”典故出自《戰國策·齊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秦國用玉連環向齊國示威，齊王后一錘砸碎破解了玉連環，向秦國暗示齊國不會示弱。辛棄疾以玉連環比喻憂愁難解。
但是這位大人物則不同，他從君王后解連環的故事隱喻所謂“打破教條束縛，推進改革開放”，他說：
我們解連環的辦法很多，君王后的魄力是值得學習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辦法，要因事而異，實事求是。辛幼安是愛國詩人，因為有余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發出感慨：‘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君王后已經學會解連環，就是把它砸開嘛！辛幼安為什么還要問，何人會解連環呢？我們絕大多數同志，沒有什么‘清愁不斷’。我不知在座的同志對國家的形勢，有沒有清愁不斷、憂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國可能有一點，也不會太多。
所以他把辛詞改為“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認為這么一改就“把憂慮解除了，解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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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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