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日，特朗普的關稅大棒終于落下。由于征稅的力度和范圍遠超資本的預期，美股應聲下跌。隨之而來的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的支持率達到了新低。根據路透社的最新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為43%，低于上任時的47%。
特朗普的關稅戰爭也激起了全世界的驚濤駭浪。歐盟可能是除了中國以外最主要的戰場，除了狡猾的英國人通過有效公關只被加收10%關稅外，歐盟整體被加收20%關稅。在馬克龍多次暗示敵在太平洋的情況下，特朗普的冷面無情與打臉無異。
社交媒體對特朗普關稅戰爭的解構更為熱鬧。從“對萬國宣戰詔書”到“特朗普贏學”再到“草臺班子論”，特朗普的關稅戰爭普遍被解釋為反智主義或者單純的情緒價值，這在經濟學相關人士和美股愛好者中特別明顯。對前者而言，這是捍衛經濟學作為科學的必要反應；對后者而言，真金白銀的損失足以讓他們宣泄對罪魁禍首的憤怒。特朗普必須變為一個“異質性的瘋子”。
通過“非人化”或者“非理性化”滿足兩邊日益極化的政治情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這不是本文的重點。筆者試圖指出，還是存在著某種概率，特朗普的關稅戰爭有可能并非純粹發瘋，或某種突發奇想或者奇思妙想，而是特朗普當年就已開始思考的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計劃的一部分，我們甚至可以在特朗普2000年作為改革黨候選人所提出的綱領中就能看到其思考的邏輯。存在這樣一種可能，隨著特朗普對共和黨的深度改造和二次執政，他終于有機會推進自己在25年奠定的基礎想法，而關稅戰爭僅僅只是開始。
不管是發瘋還是宏大計劃，毫無疑問，關稅戰爭都將對已經搖搖欲墜的新自由主義全全球化體系造成致命沖擊。特朗普主義，或者說MAGA運動正式吹響了對整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戰爭號角讓本就搖搖欲墜的。這場漫長而痛苦的戰爭將成為這一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否能夠維系下去的關鍵。
“公正的自由貿易”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國經濟進入緊急狀態。特朗普認為，“美國每年持續存在巨大商品貿易逆差，導致我國制造業基礎空心化，抑制了我們擴大先進國內制造業產能的能力，破壞了關鍵的供應鏈，并導致我國的國防工業基礎依賴外國對手。美國每年持續存在巨大商品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雙邊貿易關系缺乏互惠。
不同的關稅稅率和非關稅壁壘就是這種情況的證據，它們使美國制造商更難在國外市場上銷售其產品。美國主要貿易伙伴的經濟政策也證明了這一點，它們抑制了國內工資和消費，從而抑制了對美國出口產品的需求，同時人為地提高了其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
用更為通俗的話說，特朗普認為全世界國家在與美國的貿易中占了便宜，導致美國本土制造業喪失了競爭能力。特朗普的說法讓相當多的人嗤之以鼻，畢竟有什么貿易壁壘會比美聯儲利用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地位進行周期性收割來得更不公正呢？一言以蔽之，美國在收割世界多年后突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與鱷魚的眼淚無異。
如果我們換位思考一下，現在你是一個俄亥俄州的制造業工人，由于外國工人低廉的工資和外國政府招商引資的許諾，這些美國資本毫不猶豫地關閉了美國工廠，那么你會覺得自己的失業公平么？筆者在這里并非要挑起阿美利加版本“老工業基地產業流失”的隱喻，更為關鍵的是，特朗普的喧囂解釋揭示出一個古老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即什么是公正的自由貿易。
在抽象的層面上，公平的自由貿易不是什么難題。它建立在對物物交換這一基本的需求上。用一個蘋果換一個梨是經典的簡化模型。用埃德蒙·伯克的話說，商品交換是“由雙方的相互便利，實際上也由他們的相互需要所決定。”
現在讓我們給問題引入更多的變量。如果說一個蘋果換一個梨是合理的，那么現在由于蘋果的大量減產，用五個梨換一個蘋果也是合理的。但如果現在已經陷入到末世，你必須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換蘋果才能緩解孩子的饑餓，這時候基于需求的交換是否還那么合理呢？
作為道德哲學教授，亞當·斯密將他的解決方法寫在了《道德情操論》中。同情心本質上是一種想象力的投射，即對他人情感狀態的理解和共情。用中國人的話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斯密的解釋需要進一步澄清，即為何我們需要對他人情感狀態的理解和共情，從而產生道德上的利他行為。今日深處政治極化的人可能對此體悟更深，特朗普遭受槍擊后社交媒體上不同群體天差地別的態度就是最好的寫照。那么憎恨特朗普的人非但不會因特朗普遭受槍擊而產生同情，反而會產生出為何沒打準的痛惜之情。
傳統保守主義代表人物伯克更為清晰地揭示出上述問題的答案，即共同體。我需要將他人視為某種程度上的“我們”，視為非異質化的一部分，才能激發這種共情。沒有這種共同體意識，斯密的同情心或者說同理心根本無法有效運作。正是在這一點上，伯克所建立的傳統保守主義與斯密的《國富論》在自由貿易的理解上存在本質性不同。一切的自由貿易必須從屬于共同體所建立的倫理規范之下。用斯坦利斯的話說，“對伯克來說，公正是自由貿易的基礎，社會效用是自由貿易的結果，這與邊沁的功利主義相反。”
在這一意義上，特朗普大談特談的公平貿易才具有真正的可理解性。公正的自由貿易必須以某種共同體共識為前提，對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而言，美國國內的共識才是其采納的標準。一方面，這意味其他主權共同體是以不一樣的共識標準看待美國，特朗普的行為當然是一種惡劣的雙重標準；畢竟在技術性貿易壁壘之類的問題上，美國即便不是獨領風騷，也和歐盟共分天下。另一方面，對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而言，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是美國收割全球的真正受益者，華爾街的金融資本與別有用心的外國政府同樣面目可憎。作為全球美國的制度性受害者，他們自然認可自己配談什么是公正的自由貿易。
反專家主義和反官僚主義
現在，讓我們跳過難以解決的政治經濟學古老問題，將問題更為聚焦在本次關稅的具體內容上。主流經濟學家表現出了罕見的一致。他們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戰爭即便不是毀滅性的，也是災難性的。《外交政策》的專欄作家邁克爾·赫什直接認為特朗普根本不懂經濟學，“這也表明他對過去250年的經濟理論基本上不熟悉，這些理論無可否認地表明，貿易并不是特朗普認為的零和游戲，而是對所有人都有利。”
在稍后更為嚴肅的分析中，赫什代表進步自由主義指出，高關稅是一種可能的貿易策略，但必須與拜登的經濟法案定向配套才能產生效果。特朗普的全面高關稅不僅破壞了企業的預期，更沒有注意到今日美國的現實情況。一言以蔽之，特朗普就是單純在開倒車，新時代的大蕭條正在向美國招手。
赫什的態度可以視為絕大部分經濟學相關人士的基本態度，即特朗普正在采用一種從根本上違反現代經濟學的關稅政策，這種剛愎自用是特朗普反智主義的最新表現之一。
特朗普對各國關稅的征收計算方式是社交媒體最具傳播性的故事。Politico直接以“企鵝、海豹和殖民地：特朗普解放計劃中的 5 項令人難以置信的關稅”為標題，諷刺特朗普關稅計劃的合理性。這意味特朗普政府顯然沒有詳細考察由于歐洲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海外領土關稅問題。通過病毒式的傳播，特朗普政府“草臺班子”的形象在日益深入人心的同時，也加強了特朗普關稅政策與反智主義的意象聯系。
客觀而言，特朗普政府在關稅稅率的制定上確實缺乏精細度，但問題遠不是“草臺班子”那么簡單。對專家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反對是其中兩個難以繞過的視角。
第一，特朗普強烈的反專家主義傾向導致他不相信經濟學是一種科學。經濟學是否是一種科學是一個長期以來存在爭議的問題。這一點尤其表現在不同經濟學家在對同一個經濟問題的分析中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使得經濟學更難達到類似于1標準大氣壓下水的沸點為100攝氏度這樣的客觀程度。當然，這個問題也可以進一步擴展為，社會科學究竟是不是科學的問題。
與專家變成了“磚家”一樣，特朗普很早就喪失了對社會科學的信賴。蘇聯解體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與里根的樂觀態度不一致，當時大部分主流學者并不十分相信蘇聯會如此迅速陷入解體，反而他們都在竭力論證蘇聯依舊有和美國對抗的深厚底氣。用特朗普在25年前的話說，“在冷戰期間，報紙和政策雜志上充斥著地緣政治上的深刻思考，解釋了為什么美國永遠不可能希望戰勝蘇聯。當然，他們對本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國際發展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
更為糟糕的是，這些主流專家才冷戰勝利之后又沉湎在另一套敘事中，“直到1991年，還有大量關于歷史終結的時髦理論。當時的想法是，隨著蘇聯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勝利，我們將進入一個和平與保證繁榮的無憂無慮的時代。這些人顯然沒有聽說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小型化武器、恐怖主義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特朗普辛辣地諷刺道，“你知道人們是怎么說經濟學家的：他們明天就會知道為什么他們昨天預測的事情今天沒有發生。許多美國外交政策專家也不例外。他們主要是為他們的同行專家寫文章，就像一般的記者和專家一樣，沒有人會費心去檢查別人的記錄。”
換句話說，一個在25年前就認為一群無法預判蘇聯解體，也無法看透中國崛起的專家與酒囊飯袋沒有區別的特朗普，在今日看到中國迅速崛起的情況下，是會加深自己對專家的不信任還是信任這些兩次錯判美國冷戰后局勢的“大聰明們”。
第二，特朗普主義對官僚系統的系統性摩擦導致他們只能以草臺班子的方式推行各項政策。筆者之前的文章已經指出，美國官僚系統內部確實具備明確的意識形態偏好。這種偏好導致霍布斯意義上的國家機器并未如期所預期的那樣中立化和客觀化。MAGA的深層政府陰謀論是對官僚系統內部偏好的拙劣想象，他們只能直覺意識到官僚系統似乎有一些問題，但無法理解問題的實質。
于是，他們將自己的直覺轉化為某種通俗易懂的陰謀論進行傳播，即有一小撮人在操控影子政府。這種淺顯的陰謀論不單是MAGA所特有的，左右翼內部都有自己的陰謀論圈子。正是陰謀論足夠淺顯，才能制造出簡單易懂的想象，滿足自己的政治情緒需求。如果只看到了MAGA的陰謀論，重讀歷史可能是一個更有幫助的選擇。
官僚系統內部的高度獨立意味特朗普政府只能吸納更多的局外人進行對抗，局外人在具體的政治事務技巧上顯然不如浸淫已久的高級事務官。民主黨媒體和支持者也更容易抓住政策中的不合理漏洞，試圖削弱一般民眾對特朗普的信心。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內部消息的經常漏風就是最有利的證據。只要稍微動動腦筋，所有人都能明白這些消息更有可能從哪里泄露出來。
阿美利加的事務官僚可能達不到漢弗萊爵士的高度，但這絕不意味他們沒有各種背地里對抗政治任命者的各種技巧。他們可以使用無以計數的官僚主義迷宮，拖延和影響各項政策的執行。這也是為何特朗普會選擇直接廢除機構作為回應策略。
把握反專家主義和反官僚主義才是特朗普關稅政策可理解化的重要抓手。脫離了這兩點，特朗普的政策要么退化為某種神奇的大棋黨解釋，或者淪落為單純滿足MAGA的情緒需要。特朗普也只能成為永恒的“不可理解者”，對他進行無盡的景觀主義想象。
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戰
本文的一二部分主要回答了一個問題，即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為什么是可理解的。這是破除進步派對特朗普景觀主義想象的必要步驟。但大家更關心的是，特朗普為什么會發動這場關稅戰爭。筆者的回答是，特朗普正在向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全面開戰。
讓我們回到第一部分的問題，伯克和斯密在自由貿易上的本質性不同也被特朗普所繼承。古典功利主義恰恰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或者更準確地說，效用最大化。以效用最大化為借口，大量的美國企業將制造業遷移到人力成本較低的地方，實現利潤的擴張。在傳統保守主義看來，這種擴張本身違反了倫理規范。它不成比例地將負擔拋給特定美國國內群體，損害了自由貿易所依賴的共同體共識。
共識坍臺的成本可能沒有那么直接，也沒有那么肉眼可見，但代價不會消失，它終將會在未來的某一刻引爆美國。用特朗普自己在25年前的話說，“我們的長遠利益要求我們與世界貿易伙伴達成更好的協議。這將引起強烈抗議，因為我們已經陷入了錯誤的習慣，把廉價的血汗工廠生產的產品誤認為是穩固和可持續的經濟穩定。”
問題的實質在于，特朗普意識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就是不斷撕裂美國共同體共識的罪魁禍首。這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解釋為何許多國家通過降低關稅或者取消壁壘的方式討好特朗普收效甚微的可能原因，也是特朗普對他損害全球產業鏈的指責充耳不聞的可能原因。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一整套相互適配的整全系統。這也是為何左右兩翼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同時，又難以拿出替代方案的原因。特朗普的意義在于，他試圖在整全的意義上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什么需要向全世界征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堵住資本轉口貿易的狡猾做法。
中國對美國的芬太尼和汽車出口確實下降了，但這些下降由墨西哥轉口貿易進行填補。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游戲規則中，對單一國家征稅本身是個無效行為。唯有普遍的加稅，才能抑制資本到處逃竄的沖動和可能性。
這種高關稅是對新自由主義增長邏輯的實質性反抗，用特朗普當年自己的話說，“美國的外交政策需要為美國貿易打開大門，而不是反過來。在這里，原則和國家利益發出了同樣的聲音。有一些事情比利潤更重要，其中之一就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安全。”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無限增長的虛幻許諾建立在無限放縱人類內心欲望的基礎上，其結果是欲望的主客體顛倒，將人變成了欲望的奴隸。無論愿意或不愿意，高關稅產生的效果都會讓美國民眾從增長神話的迷信中痛苦的清醒過來。
當然，關稅僅僅是特朗普25年前整體計劃的一小部分。其中最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將以取消遺產稅為交換，向富豪階層征收更高的資本所得稅。特朗普將其視為美國重新實現財政平衡的關鍵步驟。他甚至承認自己曾經的加稅計劃“將在短期內耗費我個人7億美元，但這是值得的。”班農一直是這一計劃的忠實擁護者。
特朗普是否能夠突破重重政治阻力做到這一點還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問題，但這絕非無稽之談。Axios在三月底的獨家報道中就指出，“一位白宮高級官員告訴Axios，特朗普政府正在討論一個令人驚訝的選擇，以幫助兌現他的競選承諾：允許最富有的美國人的稅率上升，以換取削減小費稅。”
當然，還是很有可能，特朗普就是在不顧一切的討好他的支持者，或者雖然有宏大的計劃，但美國社會和民眾在架不住這么折騰之后讓他支持率跌到底，或者在中期選舉慘敗。不過，在這些還沒徹底落定前，萬一特朗普不是發瘋，哪怕只有不高的概率，我們也絕不能小瞧特朗普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決心，以及可能產生的破壞程度。
而且對我們來說，新自由主義版本的全球化也是必須要死掉的東西，但對抗它的過程不可能不充滿痛苦。現在特朗普消耗自己的政治威望，從新自由主義霸權秩序內部去進行顛覆，長遠來看對我們來說也會省很多事情。
眼下對我國而言，這意味特朗普將不惜以焦土戰爭的方式毀滅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網絡，全球供應鏈脫鉤的概率和速度將會大大增加，這也將推動我國進一步加強共同體和區域內循環建設。
對歐盟而言，這絕對是最為災難性的前景。這不僅是關稅上，還意味美國將不再愿意成為歐洲地緣政治糾紛的抑制器。沒有武力作為保障的歐盟將很快在這些重新泛起的地緣政治糾紛中喘不過氣。對廣大其他國家而言，它們只能被動做好承受特朗普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攻擊所產生的余波。
特朗普的高關稅僅僅只是開始，無論其成功與否，這都意味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即將走到盡頭。特朗普和主流經濟學至少有一個大概率會被拍死在歷史的沙灘上。在舊秩序的盡頭，如何生存下去將是對每一個國家的殘酷考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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