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大衛·弗雷恩的文章《路在何方？》。
近幾年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已經讓打工人時刻感受到失業的隱憂，而最近一段時間以Deepseek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更是讓我們擔憂自己的工作有一天會被取代。與步步緊逼的外部環境相對應，互聯網上所謂“職場發瘋文學”和“摸魚文化”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物。人們一方面擔心著自己失去工作，另一方面又為工作所累、所苦。本應作為人生價值實現途徑的工作為什么成了阻礙幸福生活的元兇？大衛·弗雷恩深入描繪了工作對生活的全方位侵蝕，并援引一系列社會學理論，分析了何為工作倫理、工作倫理為何依然難以撼動，以及關于工作我們可以有什么樣的未來。
路在何方？
文 | 大衛·弗雷恩 譯 | 重命名小組
盡管一個不那么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的前景聽起來很吸引人，然而消極的一面是，目前似乎不存在任何有發展時間政治的潛能的文化運動。我在本書探討的對工作的抵抗，與其說是一個成形且連貫的政治項目，不如說是一種心態或可能性更準確。那些抵制工作的人，無論我們如何定義他們，并不具有整體的使命，沒有公共的發聲，沒有超越共同經歷的真正團結。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對工作的文化幻滅，但這種幻滅感尚未找到集體的表達或政治手段，而對“工作然后消費”這種生活方式的日益不滿能否轉化為真正的社會替代方案，還有待觀察。人們的心態已然發生變化，但“嚴重缺乏的是對其意義及其潛在的激進主義的公開詮釋”(Gorz, 1999: 60)。有鑒于此，我們能做些什么來抵制工作教條呢？
一、敞開討論的大門
我的第一項建議是敞開討論的大門。首先最重要的是，敞開大門需要工作批判家們做出更加協同的嘗試來吸引公眾，而不是只面向少數學界人士。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對工作和失業活生生的現實進行更多公開調查，幫助人們認識到神話般的工作神圣性與人們實際經歷中令人不安的現實之間的矛盾。這樣一個項目可能需要明確地致力于向廣大民眾表明，工作存在共同的結構性問題，并非某個雇主或工作場所的對抗者特有的問題。
敞開討論的大門，還需要說明有多少通路可以走進批判性討論。最近的許多文章都強調了邁向一個不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的生態理由，他們意識到如果將生產力的增長導向更充裕的時間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消費品，可能會給環境帶來好處。有人推測，擁有更多自由時間的人可能更有能力也更傾向于參與環境友好但更花時間的活動，比如騎自行車而不是開車、修理而不是丟棄、自制而不是購買包裝商品 (Hayden, 1999; 2013)。正如我們在第六章看到的，我自己的案例研究里有一些初步證據，證明時間對于過上更加環境友好的生活方式的益處，這些證據表明，如果人們獲得更多的自由時間，他們很樂意減少圖方便的消費或補償性消費。
如果生態環境是進入討論的一個可能通路，那么其他人也可能會出于公眾健康的興趣加入討論。2014年，公共衛生領域的領軍人物約翰·阿什頓建議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以此解決從高血壓到焦慮、抑郁等一系列的健康問題。他將這些令人擔憂的發病率部分歸因于工作分配不均，它導致一些人因長時間工作而影響健康，而其他人則因失業和貧困而焦慮不安 (Campbell, 2014)。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看到的是，關于公共衛生的討論能夠更加堅定地直面疾病的社會根源。批評家馬克·費舍爾稱此為將疾病“重新政治化”的努力，他認為壓力和其他現代情感障礙是“可捉摸的不滿”的形式：是更廣泛的系統性不和諧的局部跡象，社會分析家的職責正是解讀這些跡象并將其發展為對政治現狀更廣泛的批判 (Fisher,2009: 80)。從這個角度來看，壓力、焦慮、抑郁等問題與其說是個人問題，不如說是對當今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及其固有問題——不安全感、異化和常常超過身體恢復能力的生活節奏——的深刻控訴。我們不應該把現代疾病視為必須經過專業評估和醫學治療的個人病癥，而應該認識到，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壓力造成了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保持理智實際上可能正是一種癲狂。換句話說，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身體的極限和我們星球的極限正在提醒我們，社會需要變革。
還有一些可能進入討論的路線。一些女權主義者開始對削減工時感興趣，她們認為這樣的政策可以使有償和無償勞動在男女之間更加平等地分配。這種觀點認為，削減工時加上更公平的工作分配，可以提高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參與率，并讓男性有更多時間參與家庭生活。因此，縮短工時是解決許多婦女習以為常的“兩班倒”問題的一個可行辦法，因為她們從事有償工作的權利還沒有與免于家務勞動的補充權利相匹配（參見Hochschild, 1990）。盡管強調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在言辭上很有誘惑力，但我們應該警惕僅僅基于“家庭價值”來論證減少工作的必要性。強調家庭時間的一個弱點在于，它將減少工作的論點禁錮在責任和義務的詞匯中：“在我看來，問題在于，用無償工作的道德化來主張減少有償工作，阻礙了對主流工作價值觀進行更廣泛或更堅持不懈的質疑。” (Weeks, 2011: 159)。
本書的詞匯不是責任和義務的詞匯，而是自由的詞匯。我的主要關注點是我們渴望逃離現實工作生活的困擾，我相信，減少工作最關鍵的優勢在于它能讓我們過上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快活的生活。就我而言，呼吁減少工作最具說服力的一點是它贊美了人類的自主能力：“這是重新表現和重新創造自我及人際關系的能力，在可見的范圍內設計我們自己的生活的自由”(Weeks, 2011: 168)——而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通過異化和殖民的過程阻斷了這種能力。然而，歸根結底，如果我們想建立一個反對工作的有力論證，我們就應該花一些時間認識到當今批判性文本涉及的廣泛范圍。社會活動家們應該強調，對工作教條的抵抗可以同時是為了環境、健康、性別平等、家庭、自主性，還有別忘了享樂，而做出的抵抗。
二、積極關注社會的局外人
對工作教條的研究干預需要研究人員積極關注社會邊緣人群的價值觀和實踐。我在此想象的研究人員的角色是，利用自己的技能和洞察力，與拒絕工作的運動團結一致。馬克斯·海文和亞歷克斯·卡斯納比什認為，當今社會研究被學術機構壟斷，研究人員往往是在對社會運動做研究，而不是與社會運動并肩作戰。研究者的角色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趁機介入”，致力于運用學科視角進行研究，并為學術界提供有用的知識(Haiven and Khasnabish, 2014: 13)。然而正如邁克爾·畢利希所言，與這些研究事業相關的出版物往往晦澀難懂，并總是自我指涉的（無論如何，在學術界之外，這些出版物往往是不見天日的）(Billig, 2013)。與海文和卡斯納比什一樣，我也希望看到研究人員能夠自信地為自己辯護，他們與社會運動團結合作，以實現社會變革為目的，而不是相反，為了創造學術資本而對社會運動做研究。
為了促進對拒絕工作的長期研究，研究者需要以積極的心態接觸社會邊緣人群，不僅將他們視為被排除的個體，需要重新融入社會，還要將他們視為反對工作的潛在靈感來源。一門具有解放性的社會科學應該抵制基于工作和消費主義的規范化生活方式，并避免暗示偏離這一規范必然會帶來匱乏和羞恥的經歷。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的研究項目，徹徹底底地思考那些在去技術的和微觀管理的就業領域之外探索生活、合作、表達和創造的多種方式的示范性經驗。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的研究項目，超越經濟交換關系的范疇，對用不那么傳統的方式滿足生活需求的可能性持開放態度。通過調查，研究人員或許能使人們更多地了解那些默默無聞的人們的創造力，他們已經在發展自己關于愉悅、自足、財富和幸福的觀念，這些觀念是和一個不那么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相適配的。如果研究者愿意以清晰的風格傳達他們的研究成果，也許讀者會從這些例子中得到啟發，那些曾經各自為陣或成為零碎小群體的抵抗者和局外人將獲得更強的團結感和集體目標感。
三、加入言辭之戰，武裝起來
在某種程度上，對抗工作教條的戰斗就是一場關于語言的戰斗。在本書中，我們看到了社會有能力吞噬和消化抵抗的一些例子，其手段要么是掌控激進語言，要么是把批判性交流扼殺在搖籃里。如果說曾經有人認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可以通過主張人們“做自己”的權利來挑戰，那么第二章則展示了這一想法是如何被當今管理者的快樂文化所征用。如果說許多人站出來公開反對工作，那么第四章則展示了媒體如何用異端和個體病理的語言來討論抵抗行為，從而壓制和羞辱持不同意見的聲音。如果工作教條的批評者想要加入這場語言之戰，他們最好全副武裝起來。例如，針對今天對所謂“權利文化”的道德恐慌，我們可以發展出對更為普遍的“感恩文化”的批判來予以回擊。當人們迫于壓力生存，開始投身于可能提升他們簡歷的任何形式的工作時，感恩文化就會蓬勃發展，無論那些工作是有償還是無償、合適還是不合適。在我所從事的學術領域，感恩文化盛行，激烈的求職競爭讓剛入行的學者別無選擇，只能一頭扎進任何可能的工作崗位。在這個競爭異常激烈的背景下，對合同、薪酬和工作條件等問題發牢騷幾乎成了一種不體面的行為。你應該感恩最開始有這樣的機會(參見 Brunning, 2014)。與其鄙視那些因權利感而拒絕工作的人，讓我們所有人都變得有權利感一些，并對今天的感恩文化做出大膽的新批判。
總之，我們似乎需要在語言上更具創造性，并以暴露工作倫理已經過時的方式引導討論。我們需要挑戰經濟理性，想方設法談論非工作活動的內在價值，以及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工作一詞，以描述比雇傭工作更廣泛的活動，我們需要消除一個人要么在工作，要么就沒有做任何有價值的事這種錯誤的二分法。我們該如何命名一場反對工作的運動，這個問題似乎也相當重要。在本書中，我曾多次用大衛·坎農“有價值的倫理”的概念來描述受訪者的動機。采納“有價值的倫理”意味著質疑有償工作的神圣性，并堅持認為，可以圍繞其他——可能也是更值得的——活動來安排生活。我之所以借用這個詞，是因為用它來描述對工作的抵制似乎有某些好處。最明顯的好處是，它刻意映照了它所希望取代的概念——工作倫理——同時也有一些其他好處。首先是，基于“有價值的倫理”的運動的概念避免了試圖以現有的社會類別（如階級或性別）為基礎將人們團結起來的陷阱。向一個不那么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轉變，會使許多人受益，而對更自主的生活的渴望并不屬于任何單一人群。只要人們感到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差距，只要人們感到社會預先規定的角色與自我意識之間存在裂痕，就會產生超越以工作為中心的存在方式的愿望。無論這些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有沒有家庭，工作還是不工作，富有還是貧窮，情況都是如此。人們有可能可以在“有價值的倫理”這面旗幟下團結起來，作為一面旗幟，它的一個優勢在于含義廣泛，它并不把抗爭局限在任何特定的文化群體。什么是“有價值的”，由每個人自己決定。
“有價值的倫理”在概念上的另一個好處是，它強調了我在本書中一直闡述的一個觀點：那些抵制工作倫理的人并不一定像刻板印象所暗示的那樣沒有道德。相反，倫理的提法堅持認為，除了獻身于工作之外，還有另一些人生信條讓人們賦予自己的生活以意義和方向感。從這個意義上說，“有價值的倫理”這一概念可以說是對“賦閑”概念的改進，是反對工作教條的吶喊口號。盡管“賦閑”的本意是自嘲（就“閑人聯盟”而言，它成功吸引了不同人群的想象），但如果它最終強化了這樣一種信念，即抵制工作就等同于過一種懶散的生活，那也是違背直覺的。在我的研究中，有幾位不屬于“閑人聯盟”的受訪者實際上對與自稱“閑人”的人參與同一項研究感到有些失落，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對他們積極的生活方式的歪曲。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應該努力表明，沒有工作的生活不一定是空虛的、沒有道德的。
四、保衛想象力的重要性
最后，我還想強調持續致力于烏托邦式思考和分析的重要性。露絲·列維塔斯將烏托邦式思考定義為“渴望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表達”(Levitas, 1990: 9)。烏托邦思維不是從現實出發進行推論，而是促使我們首先思考我們想要抵達何處，然后思考如何抵達。想象一個替代性的更理想的未來，有助于我們反思當前社會條件使之產生但尚未滿足的愿望。然而，盡管這聽起來值得追求，“空想家”常常被用作一個貶義詞，用來形容那些鼓吹不切實際的改革，或對社會完美抱有荒謬愿望的人。正如列維塔斯所指出的，這種蔑視既有幽默的一面，也有極其嚴重的一面：在天平一端，空想家被貼上白日夢想家的標簽，而在另一端，空想家被視為暴君，因為他們忘記了烏托邦思想與極權主義之間的歷史聯系 (Levitas,1990: 3)。根據我自己的經驗，烏托邦一詞總是在這樣的貶義的語境中提及。
與這樣的趨勢相反，我希望我們能夠捍衛更加烏托邦式的思考和說話方式。如果說最近的經濟危機向我們表明了什么，那就是危機本身并不足以帶來真正的社會變革。無論危機如何升級，除非我們社會對另一種可能的替代方案持開放態度，否則積極的變革就永遠不可能發生。烏托邦思維的意義在于提醒我們，我們總有辦法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它促使我們從危機中組合出新的東西來，而不是在現有體系內尋求更荒謬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在我看來，無論這個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變得多么支離破碎——無論失業率和不充分就業率有多么驚人，無論今天的工作者感到多么有壓力和沮喪，無論這種壓力以種族主義、暴力和成癮的形式滲出多少，也無論經濟增長對環境造成多大壓力——除非我們開始積極考慮和探索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否則，積極的社會變革是不可能發生的。再次借用凱西·威克斯的一句話，烏托邦思維的重要性在于“解開‘當下’的束縛” (Weeks, 2011: 205)。烏托邦思維旨在幫助我們獲得一個珍貴的視野，超越那些太過于熟悉的可能性。
這并不意味著要為社會變革提供并強加一種預先設定好的藍圖，也不意味著減少工作是包治社會百病的藥方。我在本書中想做的只是，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們對社會世界的方方面面提出問題，否則這些方面就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或看似無法改變。發展一種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態度，并不意味著要否認目前工作的必要性以及工作帶來的滿足感，但確實意味著要在我們自身和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之間建立起一些健康的批判距離。烏托邦式的評述應試圖激發、鼓舞和啟發讀者的欲望，在不屈服于平庸的樂觀主義的前提下，喚起讀者的希望。如果有人指出烏托邦思想不現實，批判家應當予以反駁——我們對現實的認知是社會建構的結果，相信事態永遠不會改變也同樣是一種被哄騙的結果。
最終，我們無法否認的是，工作可以帶來一系列至為重要的愉悅——如果不是來自生產過程本身，就是通過與之相關的社會交往、經濟回報、地位感或成為公共人物的機會。然而，我想要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我們對這些東西的權利必須依賴于對工作——一種往往是剝削性的、對環境有害的活動，更不用說其稀缺性了——的臣服？為什么我們不能通過思考滿足收入、權利和歸屬感需求的其他方式來展開政治討論？對于那些認為除了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別無選擇的人們，我想說，一個無法想象以商品關系之外的方式來實現社會團結和目標感的社會是極其可悲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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