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農村教育卻凋敝嚴重。這一現象表明，中國農村人口不僅失去了現在，也失去了未來。從根本上說，這與農村秩序的破壞與教育的枯竭直接相關。
農村教育陷入長期萎縮狀態
農村教育的廢棄始于基礎教育，標志性事件是農村地區實施 “撤點并校”，這是1998年中國合并鄉鎮的后續改革。
2001年，國務院發布了《基礎教育改革發展決定》，提出根據當地情況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從此，中國農村進入了“撤點并校”階段。
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十年評價報告》(2000-2010)，2000年至2010年，全國農村平均每天有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消失，幾乎每小時消失一次。在這十年里，中國農村的中小學已經消失了一半。
“撤點并校”的后果之一是農村青年不能再在附近上學了。低齡兒童每天在路上花費幾個小時，這是一個安全問題，同時兒童輟學率也有所上升。從農村地區變化的角度來看，“撤點并校” 與農村“空心”之間的過程幾乎是一個同步的過程，隨著學生和家長到城鎮陪同學生，基礎教育資源進一步集中在城鎮，農村的教育功能正在消失。
2015年，中國中小學生人數不斷增加，中國小學入學人數為 1729 萬人，比 2014年增加71萬人。然而，中國中小學校數量降至24萬所，比2014年減少1.1萬所，學校數量主要減少在農村地區。
在農村義務教育逐漸減弱的同時，城鄉高中教育資源配置嚴重不均衡。在農村地區，只有不到 10% 的學齡人口能夠進入高中，而在城市學齡人口中，這一比例高達70%，結果是：三分之一的城市青年能夠完成高等教育，而只有8%的農村青年能夠完成高等教育。
這一過程與兩個過程同步：教育產業化 (即高校收費體度改革) 和大學生 (特別是農村學生) 的就業困難。
產業化使農村家庭極難支持大學生
根據中國青年基金會的數據，超過60%完成義務教育的農村學生無法升入高中和大學教育，也無法返回家鄉耕種或在戶外工作。由于農村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他們的家庭經常因為高額的學費和債務而選擇離開孩子。
所謂“教育產業化”政策，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為了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教育產業化 可以推動經濟增長。亞洲開發銀行經濟學家唐敏用他的數學模型建立了一個“經濟擴張模型”，讓普通高校規模增加了200 萬人。
在現代國家，政府負責教育資源的主要分配，公共教育的目標之一是通過教育平等實現社會正義，因此發展教育往往被納入國家的長期扶貧戰略。
在1999年“教育產業化”開始時，由于中國產業結構和教育結構的雙重缺陷，這將不可避免地經歷知識型勞動力的過剩。
對于中國青年來說，“教育產業化”政策的唯一好處是降低入學門檻，擴大入學規模。在“讀書改變命運”的呼吁下，中國廣大農村家庭不惜透支未來收入，以支持子女的大學教育，這已成為他們生活中最大和唯一的巨額投資。
農村青年無路可走
2003年開始的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現象粉碎了農村青年的夢想，讓大量農村家庭負債累累。
大學畢業后，如果畢業生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找工作難” 或許還能意味著畢業后找不到滿意的工作；但在西部省份，如若不去從事體力和低技術的工作，或許他們將長期待業。
民盟青海省委研究組對青海省海東地區平安、樂都等六個縣的農村大學生狀況進行了研究，發現2000年至2005年，返回海東地區的農村大學畢業生總數為8863 人，截至200 年6月有5900人等待就業，其中樂都縣和平安縣的失業率分別高達 82.8%和96.2%。支持子女教育的農村家庭，在子女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必須應付大學學費的債務。
在甘肅省會寧縣，教育是大多數農村家庭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渠道，也是這個民族貧困縣的 “立縣之本”。 但在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就出現 “教育破產”：大量農村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出現許多長期舉債無法償還的農村家庭。
高學費和低就業率，以大學入學率的擴大為標志，就像兩個看不見的手壓碎已經破碎而狹窄的農場大門。
而高校，為了看起來實現 “高就業率”，就制造虛假就業率，一些大學簡單地將學生提交的就業證明與畢業證書掛鉤，迫使學生回家尋找父母和親戚單位發放虛假就業證書，并允許學生獲得此類畢業證書。這種就業率欺詐也是始于2003年。每年也都是“有史以來最難的就業季”。
自隋唐以來，科舉制度取代了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士族制度，成為中國各朝的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直接催生了不論門第只論考試的“士大夫 階層，“朝為田舍朗，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并不多，但它為人民向上發展提供了重要渠道。
21世紀，由于大學生就業困難，“讀書無用論”終于席卷了中國農村。2009 年 84萬名應屆畢業生從高考中退學，導致自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以來，考生總數首次下降。中國大多數省市放棄考試的浪潮被教育部門稱為中國高考的“拐點”。
在現代社會，大學教育被視為 “中產階級的搖籃”，是切斷底層社會 “貧困代際傳播”鏈的最佳途徑。中國的大學教育對中國農村青年意味著雙重不公平：“教育產業化” 設定的高收費門檻剝奪了許多農村青年的教育機會；畢業意味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無法進入社會上升通道，只能絕望地在社會底層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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