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一段時間囿于工作繁忙，很難擠出時間寫文。一直想寫一篇2024年國內經濟的回顧，不知不覺就已拖到了這時候。但經濟形勢不像會計做賬，因為自然年的結束而隔斷出明顯的分期，尤其對于我們這么大體量的經濟體，形勢、政策乃至觀念都擁有巨大的慣性，所以即使拖到現在也不會影響我們對去年和今年的分析和判斷（才不是給自己拖稿找借口呢）。
疫情防控轉段后，經濟并沒有如疫情期間一些人預想的那種回暖，這是毋庸置疑的共識。怎么歸因又如何應對，手里握著喇叭的各方群體七嘴八舌，到最后連他們自己都搞不清該用哪套分析框架解釋中國經濟的各種現象，根本形成不了系統自洽的邏輯共識和政策方向。劉元春的一篇文章很有代表性，雖然名曰建立宏觀分析新框架，但除了把當前幾個火熱概念的優缺點堆砌出來，又提出一堆大小不一、意義含混的政策方向，也沒捏出個什么“新框架”。
筆者始終強調，經濟學從不具備“客觀性”，所有的研究者、評論者、參與者都必然從某種利益立場出發，解釋現象、提出建議（或者應該說是訴求）。區別是，有些訴求能夠代表更廣大群體的利益、支持生產力的進步，而有些人則只想把大多數人的“危”進一步變成少數人的“機”。
在美國，少數人發國難財的情況太多，以至于形成了一個專有名詞bailout。這個詞本來指危機期間政府用公共資金對“大而不能倒”的企業實施救助，因為每一次的救助都是損公肥私、用窮人和中產的錢給惹出危機的富豪擦屁股，這個詞已經完全成為政治上的罵人話，以至于拜登政府硅谷銀行倒閉后，一邊花錢賠償硅谷技術精英的存款，一邊嘴硬“存款保險不能算bailout，存款保險！……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事，怎么能叫bailout呢？”
在國內語境還沒有和bailout完全對位的翻譯。在2023年以前，國內仍然有粗放式增長的空間，一時遇到溝溝坎坎，還可以靠猛轟油門碾壓而過。就算惹出亂子的群體不需要為其行為承擔出清的代價，乃至繼續獲利，絕大多數人的福利還是隨著爬坡過坎不斷提高的（近似的帕累托改進），兜底政策也就沒有直接觸發國內群眾廣泛而強烈的反感。可能“擦屁股”更符合美國人說bailout時的強烈貶低意思，但為了文雅，本文還是先用“兜底”這個詞吧。
市場經濟沒有只贏不輸，決策錯誤要付出代價，研發失敗要付出代價，過度擴張要付出代價，正是支付代價的出清機制是市場經濟活力的重要來源之一。
有些群體在經濟上行、泡沫累積時鼓吹自由市場，恨不得讓政府從經濟活動中徹底消失；而哈耶克的大手開始清盤時，他們又鼓噪政府給他們兜底。
高速發展階段，看似無痛、帕累托改進的兜底政策將大量結構性矛盾掩埋拖延，終于在這幾年到了避無可避的程度，成為我們遇到的第一場結構性大考。沒有出清，讓不當得利者、超額得利者承擔相應代價，就不可能解決結構性問題，推動經濟重回可持續健康發展的軌道。
被出清者當然反對出清，拼命也要讓政府繼續拉住他們，哪怕把整體利益拉下水也在所不惜。不能低估他們塑造的輿論對政策的影響，畢竟從決策者到中層執行者，都浸泡在社會輿論環境中，不可避免受到環境信息的影響。是出清過去累積的風險將資源投入更有效率也更公平的領域，還是繼續拿有限的資源兜底填坑，是去年乃至未來一段時期政策兜轉的主線，并將決定經濟發展的走向。
房地產：兜得住嗎？
從20年“三條紅線”，到去年上半年個別房地產企業的風險水落石出，房地產政策的思路整體上是遏制增量風險、有序出清存量風險、堅決懲處道德風險。但房地產業已經是國民產業，開發商和建筑家裝產業鏈、地方政府、銀行、持有住房的居民都牽涉其中，這一領域反對出清的聲量最大、影響政策的能量最強。
履行合同交房本是開發商的法定義務，決策錯誤過度擴張是的開發商的市場責任，應該以公司財產和追索管理層掏空保證完工履約。結果現在保交樓變成了“政府不給紓困我就不交房”的撒潑打滾，契約精神何在？甚至要求本意保障購房者權益的白名單制度變成保房企，突出一個房企傻白甜、責任不粘鍋。
某些肉喇叭的文章
去年一年，“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以驚人的速度對中國財經專家完成了集體洗腦。企業不投資、居民不消費、經濟不增長，統統因為房價下跌債務收縮！無論背后有多少邏輯和原理漏洞（我們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一文中分析過），辜朝明對中國財經界的影響甚至超過了曼昆經濟學教材，用來把普通住房持有者綁上兜底的大船，并通過各種渠道滲入了公共決策過程。
于是我們看到，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房地產政策取向從出清轉向“止跌回穩”的兜底。筆者支持其中一些合理政策，比如下調存量房貸利率是對我國利率市場化程度低、銀行吃息差旱澇保收現狀的矯正（但不是解決）。越強調“止跌回穩”這一兜底目標，房市的底就越難兜住。
穩價的第一要務是提高需求。如果各位財經專家還記得經濟學101的知識，供給過剩的出清方式是降價。當然我們在《誰在替碧桂園喊冤》分析過，98房改后房產需求是居住消費品和金融品的疊加，而且后者對房價的驅動遠遠大于前者。當房地產供給過剩時，強化金融屬性實現漲價去庫存，這種方法早已不是第一次運用。
這種模式越繁榮，繁榮的保質期越短。看看很多低線城市超過了當地常住人口的商品房庫存，疊加城鎮化速度放緩和人口減少，剛需之低迷甚至連支撐金融杠桿的小小支點都做不了了。想要重新構建擊鼓傳花的房地產的金融敘事，既沒有多少人來支撐幻想，也沒有多少人再相信幻想。
沒有了剛需或者金融投機需求，平時一貫批判“國進民退”的財經輿論場一轉鼓呼國企下場收購存量商品房，給開發商回血，同時頂住不斷下行的價格壓力。這一政策走不通正常的供需經營邏輯，兜底色彩很濃。
第一，低線城市商品房庫存嚴重過剩、跌價壓力最大，但保障房需求不大，地方國企更沒能力收購。高線城市商品房庫存相對較少、價格相對堅挺，開發商不那么急需賣房兜底，保障房需求卻很多。部門和財經圈都在討論“改善性住房需求”“好房子供給”，但住房質量的本質是生活質量，不是面積大了建筑材料節能綠色了，房子的質量就好了，職住平衡、周邊配套等等因素卻在相關討論中神奇神隱。
呵呵
第二，經過幾輪上漲，房價租售比達到了50的逆天水平。國企收購再出租的年收益率不到2%，固然收購價低于市場價，保障房租金同樣也不是市場價。央行的保障性住房再貸款利率都有1.75%，金融機構加價之后，國企出租保障房的收益根本覆蓋不了利息，很容易把開發商的短期風險轉嫁為國企的長期風險。
無論從收購模式可持續性角度，還是從給開發商收拾爛攤子的角度，收購價都應較市場價打出不小的折扣。開發商再次表現骨子里捂盤惜售的貪婪。國企下場前天天喊著現金流斷了、沒錢交房發工資了；國企下場救急后，他們反而嫌5%的利潤太低不愿意賣，到處發動說客呼吁提高收購價格。
呵呵呵
回顧歷史，2014-15年房價進入下行周期時，經濟增速還在保7、新生人口規模還算合理、產業空間和國際環境都很寬松。那本是推出房產稅、建立保障房體系等改革的最佳窗口，借助市場出清的趨勢低成本推動改革，也促使上一輪房地產周期的風險充分出清。但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房地產政策很快轉向，“漲價去庫存”的泡沫邏輯開始運作。
結果就是，商品房庫存越去越多，鋼鐵水泥產能越去越多，居民和地方政府杠桿越去越高，實體經濟房租成本越降越高，居民和地方政府被越來越深地綁在房地產的戰車上。直到今天，保房地產和保穩定、保消費、保財政、保出生人口、保金融穩定的多難問題越來越難，這一切都來自于放棄出清后的繁榮。那段繁榮被某些人懷念、粉飾和借喻，但今天需要支付繁榮背后的代價時，他們卻并不愿付賬。
消費：“勞動收入”四個字很燙嘴嗎？
消費不足是制約經濟的又一個瓶頸，也是財經圈最熱最有流量的話題之一。只不過一年一年討論促進消費，有把消費搞起來嗎？沒這個能力知道嗎。不論是發現金/消費券、提振股市樓市，還是放開高端服務業、創設消費場景，筆者勸專家們先把消費的理念搞懂，再來談怎么促消費。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不是建漂亮的大橋、生產炫酷的機器人，更不是把GDP、消費數據搞的好看，而是讓每個社會生產的參與者都能按貢獻分享社會產品、提高生活質量，所以消費是經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
我們國家的經濟管理體制從計劃經濟管工廠的體制轉型而來，生產端的統計、調控、組織屬于傳統藝能，無論是基建狂魔還是產能狂魔，都拜我們強大的生產組織能力所賜。
管理生產的舉措清晰且直接，政府面對的是數量較少的企業主體（一般是規上企業）或投資項目，通過控制原料、資金、用地耗能、產能指標甚至直接下命令等手段，實現生產的增減調整，在這方面，我們國家的政策工具和經驗都極為豐富。
一遇到內需不足的情況，各級地方政府會立刻祭出拉投資上項目法寶，這樣做確實能做高短期需求，也確實形成了大量有價值的固定資產。但投資是當下的需求、未來的供給，僅靠投資拉動短期經濟數據，就是把今天的需求不足拖延到明天放大，把今天的結構性出清轉嫁成明天，
消費看得見、抓不著。少數規上企業占到生產的大頭，但富人不是消費的主體，消費的活力和牽引力全部蘊藏在基數最大的中低收入群體中。政府不可能以很小的效率損失控制每個個體消費者，存多少、花多少，吃什么飯、買什么車，“抓項目”思維在促消費上根本不管用。
現在各級政府為了促消費不可不謂煞費苦心，卻無從下手、藥不對癥。比如有些地方搞文旅開發、商場等消費場景更新改造，美其名曰“創設新消費場景”促進消費。這些“項目式”政策又把促消費變成了拉投資，難道翻新加建了西單過街天橋和商場間的聯通平臺，穿梭期間的外賣小哥就會駐足于此吃一頓午飯？
消費是收入分配公平、就業工作環境寬松、社會保障扎實、消費者權益保障有力的結果。已經實施的以舊換新也好，很多人主張的消費券也好，都是拉高一時消費的手段。真正的促消費政策瞄準的不是消費本身，解決了制約普通人收入增長的結構性問題，誰還不會花錢享受了？
也不能說政府部門沒有意識到這些，不管是高規格文件還是會議，都有提高居民收入的相關表述，但困于思維慣性（或者在某些方面，惰性）和一些利益掣肘（什么掣肘下面會說），表述一直只是表述，沒有變成實在的政策。
而有些人鼓呼的促消費就是借題發揮、為既得利益階層牟利了。當然，他們也會高喊“消費刺激不出來”“大家沒錢消費”“要提高居民收入”云云，收割一波情緒流量，但請問他們讓大家有錢的方案是什么呢？各路財經肉喇叭花式論證，卻又異口同聲——提高財產性收入。
不論說出什么花來，核心邏輯無非是股市漲了、房價漲了，居民手里就有錢了，就對經濟有信心了，于是消費就繁榮了。但他們從來不敢說，從總量看，財產性收入只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8%，從分布看，更是高度集中于頭部人群。我們曾分析過，股市的活躍散戶賬戶只有幾千萬，而對于多數只有一套房產的人來說，房價漲跌根本構不成可供當期消費的現金流。
不看廣告看療效。去年9月底超預期政策拉動A股狂暴上漲后，十一國慶文旅、零售餐飲增速并不亮眼，在雙十一提前的加持下，10月以商品消費為主的社零增速短暫彈回4.8%，11月增速立刻掉頭向下，而服務零售額增速則是不斷下降，整個四季度消費對增長的貢獻甚至更弱。無論中外、抑或現在或者過去，股市都不能代表經濟熱冷，或者絕大多數人的購買力漲消。
（這里要說明一下，社零售額只統計商品銷售和餐飲服務。早些年，我國居民的消費確實以這兩大類為主，這個指標代表消費的效力還是很強的；但近年來尤其是疫情后，我國服務消費的發展速度極快，居民消費籃子里服務占比快速提升，這個指標越來越不能代表消費需求了。
比如前年末到今年哈爾濱旅游爆火，但因為住宿、門票這些旅游支出的大頭都不在社零指標里體現，當地政府有意識地控制物價，社零增速卻仍然不高。服務業增加值、服務零售額等指標也沒法反映服務消費，金融、審計、工業設計等生產性服務都在里面。
還有，考慮到房地產相關的家具家電裝修等大件消費因房地產轉冷受到的影響就更復雜。“消費好不好”本來就是一個高度復雜的問題，筆者將在下篇文章中再專門討論。）
要讓普通人有錢消費，激活經濟的毛細血管，關鍵是提高絕大多數人賴以謀生的工資性收入。但“工資性收入”這四個字對于肉喇叭們來說燙嘴，讓企業出血的事，無論合理合法與否，在中國財經界都是政治不正確。他們會說：企業已經很難了，非要提高工資性收入只能讓企業倒閉，普通人失業就更沒有收入，經濟只會更差！
但有沒有一種可能，正是因為太多企業始終存在把核心競爭力建立在低勞動力成本的路徑依賴，產業升級轉型、消費擴容提質的步伐才會受阻甚至走兩步撤一步？有研究指出，人工費用上漲倒逼企業主尋求高效機器替代，是催生英國工業革命的動力之一。大蕭條煤炭工人沒有煤燒、倒牛奶的故事還寫在教科書里。今天美國企業主承擔的人工成本、工薪稅和“自愿的401k繳費”成本也遠高于我國，但不妨礙它的企業成為某些人眼中活力和韌性的象征。
正如員工工作業績不好要失業，營收不能支撐法定工資福利義務的企業要出清，而不是犧牲法定工資福利水平給應該被出清的企業兜底。再延伸說出去，很多企業就算給員工提高工資也不會損害國際競爭力，偏要跑到國外瘋狂內卷打價格戰，相當于以國內消費力為代價提高了外國人的購買力。推動物價水平回歸合理區間的呼聲非常響，但“工資-通脹”螺旋決不能只講通脹不講工資，而且應該由工資的上漲啟動物價溫和上漲的循環，絕不應反之。
現在國內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以及由此決定的勞動收入，始終處于法律規定的水線之下，以至于外賣公司終于開始給騎手交社保竟然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公關的正面案例。都不必講復雜的勞動力市場議價機制，只需下決心整治諸如奇葩競業協議、薪資不透明倒掛、無償高強度加班、非法解雇等法律紅線之下的市場亂象，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勞動者議價地位，促進勞動收入和保障向正常水平回歸。
另一個制約消費的關鍵瓶頸是時間。提振服務消費的討論，不是催促盡快放開高端服務消費，就是重復提高財產性收入的論調。一句話，這都是讓高收入群體享受到更多更尖端的服務。
有一個經濟學常識（甚至可以說是生活常識），消費服務必須同時支付貨幣和時間兩種資源，沒有時間，就不可能下館子、看電影、去旅游等等消費。購買商品只有金錢一種約束條件，高收入群體可以用浪費的方式實現，但再有錢的富豪一天也只有24小時，能消費的服務也是有限的。服務業的繁榮尤其依賴大基數的普通群體高頻次消費，哪怕每次消費額度很小，拉動的就業增收等社會價值都遠遠超過一次奢侈消費。
釋放普通人服務消費潛力的最大瓶頸不是錢，正是時間。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人均周工作時長接近49個小時，再算上通勤時間（職住嚴重不平衡對消費的抑制作用又出現了），普通打工人一周能用來消費的時間還剩幾個小時？帶薪年假乃至產假等休假制度難以落實，旅游、休閑等需要大量時間的服務消費被擠到周末和公休日，不僅消費者體驗很差，很多經營者也抱持著半年不開張開張吃半年的一次性博弈心態，供需雙向促動的服務業高質量發展自然無從談起。
總之，提高消費不能靠“促”，反而要靠出清。出清掉聽到“消費”“放假”就羞恥憤怒的思維慣性，出清掉對常識和大多數人利益裝聾作啞的潛規則禁忌，出清掉靠低工資和長工時維持競爭優勢的企業，讓各項前置條件歸位回正，理性健康的消費擴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缺失的需求驅動的增長也就補上了。
出清不好受，但不出清更不好受
長期以來流行的一種敘事是：在人失血時，應該先輸血、打激素搶救，然后再治療內臟里的癌細胞。所以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不要出清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先用刺激措施重新炒熱經濟，在上行周期解決結構性問題。但經濟活動沒有外生變量，下行周期不能類比為被風吹感冒或者被刀刺傷，反而都來是體內細小病變不斷積累的結果。
以去年輿論場上沸反盈天的稅收倒查三十年事件為例。經濟不景氣，企業現金流很緊張，在這時追繳稅款無疑等同于要很多企業的命。不出意外地，當時的財經輿論場充斥著法治、民營企業信心甚至保護私權的論調（btw你怎么不和IRS講保護私權呢？）。
你不能只講法治但不講法。對于故意偷漏稅行為，稅法白紙黑字寫明追訴期無限，援引刑法追訴期的專家大概是只看過羅圣卻不愿意真去翻翻稅法。查稅核心問題是，企業被追征的稅款該不該交？輿情的緣起來自稅務部門對某些化工產品按成品油征消費稅，這一部分的法律適用確有爭議；但后續發酵牽扯出來的追征所得稅等案例，筆者敢下暴論，處罰畸重可能有，無過而罰卻幾乎不可能有。這也是為什么當時輿論場上沒有大咖愿意真正用稅法的準繩討論“稅該不該交”的事實。
國內稅收征管長期隨意且松懈，隨意的部分應當狠狠批判政府亂作為，但松懈的部分亦讓民營企業避稅、偷漏稅成為公開的秘密。這是典型的逆向篩選，企業競爭勝出不是在平等的守法水位線上，比拼技術、質量和服務，很大程度上是比誰更能在水位線下少交稅（以及工資福利等其他法定成本），這種企業仿佛腳鐐上的大鐵球，產業升級的力氣很多都浪費在了克服它們的地心引力上。
再多說開去，稅收征管松懈導致中國稅收占GDP的比重僅有14%，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很多不發達地區的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但中國政府在治安、醫療、教育、公共交通、公用事業等低回報甚至無回報支出責任絲毫不低于，且具有很強的剛性（就是說不能為了削減支出裁撤公共服務甚至治安力量）。所以從94年開始，地方政府始終四處找米下鍋，土地出讓和與土地綁定的舉債當了近40年“米源”，到了無米下鍋的時候，地方政府為了繼續開灶大量使用查稅、罰款等手段，也是稅收權和支出責任不匹配長期得不到矯正，最后導致的互相傷害罷了。
如果國內稅收征管的嚴格程度達到歐美水平，拿逃稅當競爭優勢的企業就會被持續不斷地出清掉，不僅塑造了正向的競爭導向，保證政府有穩定的無償收入，還把企業出清時的經濟成本社會成本平攤到了較長的周期，降低了對經濟整體的沖擊。然而長期積累的未出清問題在短期內集中出清，宏觀經濟要付出的代價就絕不是小問題的簡單相加，而是相乘甚至指數級別的麻煩。
也正是因為危機期間出清的短期代價太大，繼續不出清、用大放水掩蓋過去是大多數國家的選擇，這時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聲音會偃旗息鼓，凱恩斯的大手會被重新請上神壇。這5年我們在國內剛剛見證一波反轉：20年財政部所屬研究機構負責人說要赤字貨幣化，遭到經濟學界一致口誅筆伐（當然其中有部門不對付的原因）；然而23年形勢趨冷之后，財經界口徑一轉變為，這要借國債兜底，那要借國債發錢，主張財政紀律約束政府、發揮市場自我調節力量的聲音神奇的消失了。
非要用治病類比經濟，讓競爭力低、不合規的企業持續出清，解決扎根不深的結構性問題，刺破還不算大的泡沫屬于正常的新陳代謝或“治未病”“治小病”。藥當然不好吃，出清也絕不可能只讓人上人受損，相關的所謂中產和普通人必然連帶受到影響。理想的情況是“出清企業/問題、兜住弱者”，為普通員工提供生活保障、再就業培訓和短期債務減免等安置，因為普通人既不是出清局面的責任者，也不具備足夠的資源抵抗出清風險。
事實顯然不是這樣，掌握更多資源的群體需要兜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他們對政策模式的影響力遠在普通人之上。于是不及格線總是向掛科考生妥協，比如壓低工資社保、壓低貸款利率或延長償還期限、壓制對產品質量或商業模式的質疑等等。直到小病被拖成腫瘤，在體內造成大出血，切除腫瘤還要繼續失血——然而這時要求切除腫瘤的“醫生”仍然不多。
中國的歷史縱深比西方強上許多，即使經濟社會體制的組織模式大不相同，興衰周期的基本規律未有變遷。問題不出清不意味著解決，只是積弊到未來爆發。現代工業社會加快了經濟周期的節奏，士大夫們過完自己享受的一輩子、把問題的出清交給下輩子，相信后代的倒霉。遺憾的是，客觀現實還不足以打破眼下安逸對某些肉食者的蒙蔽。
橫向來講，大洋彼岸正在給我們表演一出集中出清、結果八個鍋蓋捂不住十口沸鍋的滑稽戲。如果要講世紀博弈的勝負手在哪里，也許就在能否克制兜底的沖動，真正解決結構性問題，重新開啟新一輪的發展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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