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革命歷史小說”（三）
“新革命歷史小說”關注的對象不再是底層的普通戰士或基層指戰員，而是“高端”歷史人物(如毛教員、周恩來、鄧小平、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蔣介石、宋美齡等)，在“前三十年”作為中心人物活躍在“革命歷史小說”中的人民英雄淹沒在了宏大的戰爭畫卷中。在各種戰爭沖突中,他們成為了雙方大人物運籌帷幄過程中的一個個微不足道的棋子，雖然偶爾出現，也只是作為點綴而已。比如一是營造戰爭年代生動的日常氛圍；二是陪襯出大人物的親民與人性化色彩；三則是通過普通戰士的犧牲隱喻黨和人民為新中國的成立所付出的代價，并用他們的愛恨生死來反思戰爭的殘酷性。
從文學性上來看，這種寫法改變了“前三十年”單調的表現方式,正面描寫高層政治、軍事人物的形象，有其文學意義。但作品里中心人物的清晰轉換的政治意義不止于此。
如果說“前三十年”的“革命歷史小說”敘述的是“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歷史性對抗，決定中國命運的決戰以及這一決戰中間中下層革命者成長為革命英雄的歷史,那么在“新革命歷史小說”中,“領導人”則被推上了前臺,并被當代的大眾趣味和意識形態暗中涂上了歷史強者甚至是帝王將相的色彩（如《雍正王朝》《漢武大帝》等影視劇）。
新舊兩種故事講法也意味著普通讀者通過主人公建立認同的方向的變化：“前三十年”的讀者認同普通的革命者(和自己真實的社會身份具有相似性)，從而生成具有社會主義價值觀與理想性的新主體；新時期的讀者變成了認同歷史強者的法則，接受由強者支配的歷史秩序。
在這種變化背后表現出不同時代中國社會政治精英集團的歷史想象與意識形態。于是，“前三十年”里“人民創造的歷史”再次成為了歷史上大人物們政治博弈的舞臺，他們的性格、意志、決斷、品格往往成為決定歷史走向的重要乃至關鍵因素（電視劇《東方》中借蔣介石對兒子的話把這一觀點講述了出來）。某種成王敗寇的歷史邏輯與強者哲學無聲滲透進了革命歷史邏輯里，展現出一種已成為中國政治和經濟社會主導力量的社會精英集團能夠駕馭中國歷史方向的足夠自信。
革命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被“三國演義”化了、“水滸傳”化了，也“更好看了”和更有消費性了。敵我兩軍對壘的大兵團作戰的場景與格局成為史詩類作品重點表現對象，至于戰爭的起源(如階級剝削和壓迫)和建立一種公平正義、自由平等的社會秩序的理想追求不再被提起或刻意被忽略。而這正是“前三十年”的“革命歷史小說”中最為核心的意義表達。這種轉變說明,盡管表面上仍然在講革命歷史的戰爭,但戰爭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戰爭而非革命的戰爭，就這樣革命已被用這樣溫和不刺激的方式告別了。
“新革命歷史小說”里中心人物的變化反映的是一種新的精英化的歷史觀——即使作品中有下層出身的英雄,也往往只是強調了他們成為成功人士的歷程和結果——即對自我奮斗的謳歌，而不是強調他來自底層的階級出身,也不再書寫他在革命戰爭過程中獲得新的內在本質。這在《亮劍》《歷史的天空》《我是太陽》《父親進城》（改編影視作品為《激情燃燒的歲月》）等作品中表達得非常清晰。它反映出的是某種深刻的社會性質的變化。這一過程和80年代以后的文學走向、政治走向也都是一致的。
關于“新革命歷史小說”（四）
帶有某種個人傳奇色彩的“新革命歷史小說”走得更遠。比如幾部很有影響力的代表性作品《亮劍》《歷史的天空》《我是太陽》《父親進城》等對新時期歷史邏輯的表達更為明顯。
“前三十年”的“革命歷史小說”中的傳奇類作品主要呈現在某個局部時空所進行的戰斗行動，多和反掃蕩、剿匪等特定性質的軍事行動有關，突出的是神奇的英雄或小英雄團隊,這些英雄往往具有草莽英雄的出身與氣質。這些部分作品雖然繼承了某些中國古典俠義小說與英雄傳奇的文學資源，但也從來沒有忽略革命英雄的內在性(或革命信仰與理想性)，這使他們有了傳統草莽英雄所沒有的內在品質——一種新的革命本質。比如在《鐵道游擊隊》《烈火金剛》《林海雪原》《敵后武工隊》等作品中，雖然游俠式的人物身上大都殘留著濃重的江湖氣息,但小說更多的是強調了他們樸素的階級覺悟、初步的革命信仰與理想，同時有意地把這種氣質、性格局限在表征的層面。描寫他們的草莽氣更多的只是為了增添英雄的豪氣，或是打入敵人內部的特殊需要(比如《林海雪原》的楊子榮)，小說都注重留意交代他們向成熟的革命者成長的線索或可能趨向。
而“新革命歷史小說”中的主角則是從革命英雄退回到草莽英雄甚至土匪英雄的原點，而且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他們基本上都沒有革命者成長的明顯軌跡。他們始終保持著最初的質樸英雄本色或匪氣，沒有在靈魂上成為前三十年創作意義上的革命者。比如《亮劍》中的李云龍、《歷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姜必達)和《我是太陽》中的關山林、《父親進城》中的“父親”等都是具有一身匪氣的革命者——不止是指生活習慣、性格做派等外在特征，還包括思想意識等內在特征。如果說這些英雄在作品中仍具有某種成長，那也是一種類似于武俠小說中俠客的成長史，只意味著個體武功與戰斗力的提升，以及與此相關的在江湖中的地位與影響力的提升。英雄們在軍隊中因為能打仗(當然是不守規則的、沒有法度的，甚至是違fan紀律的,對他們來說受處分是家常便飯)而不斷獲得高一級的職位。即使他們最后成為軍級指揮員，仍然未見從“土匪”向“前三十年”的革命軍人的實質性轉變(盡管它們都一再表明主人公不斷進步“換了一個人”，但這只能指外在的變化，如個人地位、軍事能力等，在具體的敘述中讀者實在看不到人格與精神的內在變化)。
“新革命歷史小說”筆下的革命者成為這樣的英雄形象，這既符合新時期的大眾文化邏輯,也契合了新意識形態的需要。這些新英雄們都呈現出戰斗機器的特征，“前三十年”里革命英雄們追求社會公正秩序的性質被淡化了，識別“革命”英雄的唯一標志,是他們參加了革命斗爭這一事實本身。如果說，革命英雄傳奇仍重在書寫“革命傳奇,那么“新革命歷史小說”書寫的則完全是一部個人的傳奇或發跡史；如果說，前者的革命英雄是“人民戰爭”中涌現出來的優異代表，后者則是以個人天賦從社會底層通過個人奮斗終于出人頭地的成功個人。這是一個實質性的區別。
正因如此，“革命歷史小說”強調革命戰爭的階級性和正義性，“新革命歷史小說”則重在表現戰爭的緊張激烈和戰斗英雄的個體魅力。
“新革命歷史小說”也因此變得“好看”了。在這方面，它明顯超出“革命歷史小說”的水平，比如《亮劍》前半部以一系列不間斷的戰斗為主體，寫法不重復;《我是太陽》書寫關山林戰斗英雄的氣質和戰斗能力也是非常精彩。但這種寫法在“前三十年”中則恰好是遭受批判的“單純的軍事觀點”的體現。“新革命歷史小說”在表現戰爭時最擅長的是對戰略戰術的描寫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大放異彩的英雄的魅力與體能，主人公的男性特征品質與個人堅強意志。
革命歷史的英雄傳奇已被改寫為一個《兄弟連》式的英雄故事(《亮劍》的眾多宣傳廣告即以“中國的《兄弟連》”為宣傳策略)。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