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第115個國際勞動婦女節的鮮花鋪滿社交媒體，女神的稱呼又充斥各類媒體，我們更需要將目光投回女性勞動者的身份——她們是零工市場里被年齡門檻攔住的李姐，是建筑寒冬中等待裁員通知的玉工，是出版社里"二等身份"的秦組長，是產業轉移浪潮下的單身母親韓女士。這些40+女性的生存圖鑒，恰似一面棱鏡，折射出雇傭勞動制度下的性別剝削。在這個本應紀念女性團結抗爭的日子里，她們的故事提醒我們："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豪言，正遭遇資本邏輯的殘酷解構。
在一個名為《馬駒橋零工市場招工會》的B站視頻里，UP主現場采訪了一位正在找工作的45歲單身女性。因為自認為沒文化年齡大，這位女工友對工作不敢有太多奢望。和很多大齡工一樣，僅僅是“有吃有住，我能干的，（雇主）要我干的，有四五千工資就行”。但即便這樣，這點微小的要求也成了奢望。她春節前就出來找工作，但一直沒找到相對穩定些的工作。很多長期工只要35歲以下，她這個歲數只能做零工或者考證做家政工。因為收入很不穩定，她甚至變賣過兩次手機以換取生活費，可沒有手機，找工作就變得更加困難了……
這種“越窮越難找工作，越難找工作越窮”的惡性循環，本質是資本將中年女性勞動力視為“低價處理品”，通過年齡歧視和零工模式榨取剩余價值，甚而以此壓低整個勞動力市場的期待值。
玉是一位碩士畢業多年的41歲女性，在建筑行業工作。這些年建筑行業哀聲一片，她的公司也經歷了幾輪降薪裁員，工資收入比以前少了快一半。目前她一邊硬撐著等公司什么時候裁到她頭上，一邊在想以后還能做點什么。這個歲數，不是行業精英也沒有過硬人脈，留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回縣城老家又怕影響孩子的教育，也不知道有什么工作可以做。每天一想這些就焦慮、失眠，頭發大把大把地掉。
行業衰退下，導致玉這類“非精英”勞動者成為“結構性棄子”——留在大城市被高成本吸血，返鄉則面臨教育資源匱乏的困境。
秦是一位在出版社的42歲女性，勤勤懇懇工作十多年當上組長，一個算不上管理層的管理。盡管是國企，但除了高層領導有編制，他們這些做具體工作的員工，不是長期合同工，就是派遣工。前兩年從外單位調來一位領導，上任之后開始揮起裁員大刀。這領導裁員方式頗有個人風格且有手段：趕走幾個年輕能干男生，留一批年輕漂亮的女生，把不入眼的老員工趕到20公里以外的地方上班，逼人自離。秦這種沒背景又老實的中年婦女，并不討領導喜歡，之所以會被留下，全憑一個頂倆的苦干能力。但在這種人手下工作，環境氣氛更壓抑了，工作也比以前更累了，但夫妻倆背著一線城市的房貸養著孩子，有怨言也只敢和老同事私下說說。
資本用臨時工替代正式工，既規避社保成本，又利用中年女性養家壓力迫使其接受超額勞動。
韓是一位單身媽媽，今年43歲，本科畢業后換過幾次工作，在沿海一家醫療設備公司穩定下來，做了七八年的文員。去年老板為了節約成本，將產線轉移到了內地。公司生產規模擴大了，工人工資減少了，免租免稅省了不少錢。但是她和其他老員工工資一分沒漲，還時刻擔心著老板會把這邊的事務全部轉回內地。如果這邊公司關閉，她不可能跟著老板走，到時只能再找工作。她這個歲數找文職工作限制非常大，身邊還帶著上學的孩子，不加班掙得少養不了家，加班就顧不了孩子，真是兩難。
資本通過產業轉移實現利潤最大化，卻將家庭責任與職業發展的矛盾全部轉嫁給勞動者。
當四位女性的命運軌跡在資本坐標系中交匯，我們看清了一個被遮蔽的真相：流水線上35歲被迫“退休”的程序員，與零工市場45歲求崗不得的家政工，實質是同源異形的資本規訓產物。國際勞動婦女節不應止于對“女神”的浪漫想象，更應成為喚醒勞動共同體的號角——流水線女工的計件工資與外賣騎手的超時配送，國企派遣工的身份焦慮與互聯網大廠的年齡恐慌，都在訴說同一個剝削邏輯。
資本精心制造的性別分工幻象，實則掩蓋了勞動價值評估體系的系統性扭曲。當建筑工程師玉的降薪與程序員丈夫的猝死同時發生，當出版編輯秦的編制困境與丈夫的996工作制互為鏡像，勞動者命運的共震已然顯現。破解中年女性生存困局的關鍵，在于識破“她困境”背后的“他危機”，在重構勞動權益的戰場上，女性爭取同工同酬的斗爭與男性反對過勞死的抗爭，本是硬幣的兩面。
在這個算法重新定義勞動價值的時代，我們更需要重拾勞動婦女節的原始精神——不是鮮花與口號的裝飾性平等，而是織布女工與礦工丈夫挽手走上街頭的堅實同盟。正如百年前克拉拉·蔡特金在第二屆國際社會主義婦女大會上疾呼：只有當所有勞動者意識到鎖鏈的共性，性別壓迫與階級剝削的合謀才能真正被打破。
這或許才是當代中年女性生存突圍給予我們的最深刻啟示：在被折疊的芳華背后，藏著照亮全體勞動者前路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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