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什么會失??？這無疑是1976年與1991年以來左翼面臨的最重要的幾個問題之一。從學術界到互聯網，再到地下小冊子，關于這一問題并沒有許多真正負責的解釋。最為流行的論述只是對托洛茨基主義跳蚤的不斷反復與對毛晚年思想的粗暴解讀。除“官僚”與“民主”這兩個似是而非的關鍵詞外，這些論述并沒有什么其它內容。工人、官僚在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本就分為各種派別。而如果20世紀的社會主義政權能夠實現工人的直接民主的話、如果從那樣一種落后的生產關系中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不需要干部與官僚的話，我們早就不需要討論復辟問題了。
如果我們誠實一些，那不妨拋棄“歷史的可能性”“想象力”一類詞匯，而承認這樣一件事：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雖由一系列偶然導致，但這是必然的。我們能做的只是分析其失敗的原因，而非臆想是否存什么政治手段可以規避這一結果。
我們當然知道，在70年代末，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發生了生產關系與產業分布的轉型，福特制為“靈活積累”取代，福利國家瓦解，跨國資本轉向第三世界尋求廉價勞動力。社會主義政權的崩潰發生在這一大背景下。但其原因只能從革命內部去尋找，因為這種轉型同樣也在資本主義世界造成了危機。
作為一個初步的分析，這里僅僅討論東方的情況。
一、1956-1976年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特征
1949年革命勝利后，黨掌握了國家政權，并通過國家政權推動全面的社會革命，到1956年基本進入社會主義階段。
1956-1976年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政治經濟學特征是：
第一、生產資料私有制被消滅后，工人階級通過國家計劃分配生產資料。但工人階級通過國家對生產的控制并非全面、徹底的：
一方面，經濟生活中存在著全民所有制（工業為主）與集體所有制（農業為主）兩個經濟部門，集體所有制并不被納入國家計劃，實際上是由國家與集體進行商品交換。在農業領域，這種交換表現為統購統銷制度，國家按一定的比例和加個向集體收購糧食，并出售給城市居民。集體則將出售糧食所得資金用作集體的積累與農民的消費。
兩種所有制的差異不僅導致工農業的產品交換通過商品交換進行，也在兩種所有制的中間地帶為商品生產與交換創造了條件。農民自留地的產出與余糧、集體企業所需的原料與生產的產品，均可能在自由市場或地下市場中流通，這也使得農民在農閑時可以經營副業，甚至成為雇傭勞動者（臨時工）。這意味著即使雇傭勞動受到嚴格限制，但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著商品化的勞動力。
以上現象的根本原因并非所有制形式的差別，而是集體所有制本身具有小生產的色彩。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使得集體所有制采取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形式，與自然村大致重合的生產隊重新成為基本核算單位，雖然生產采取了集體勞動的形式，但其并未躍出自然村的范圍，且集體勞動在傳統村落中本就并不罕見。由于國家通過統購統銷相對的壓低了農產品的出售價格，農民并不認為向國家出售糧食有利可圖，而與國家進行交換的生產隊并未擺脫自然村落的限制，這就意味著生產隊極有可能圍繞干部形成對抗國家的小共同體，抵制糧食收購。大躍進后糧食統購比例的停滯不漲就與此有關，而二革十年中糧食征購量的增長也僅僅是因為糧食的產量快速增長。
這意味著，傳統村社小共同體雖然集體化了，但仍然有可能構成對抗社會化大生產的力量。（這里仍然是一個利益問題，如許多原本經濟條件落后、周邊工商業生產不發達的農村，往往會比較堅決地支持集體化。反之，原本經濟條件較好、周邊商品生產較為發達的地區則認為集體化妨礙了自身利益。）這些小共同體的中堅就是通過不受控制的商品生產獲利的新富農，與掌握政治權力的農村干部。一旦條件有利，他們就有可能轉變為農村資產階級。但他們并沒有在全國范圍內集合起來直接地表達自己階級訴求的可能，因為農業小生產的交換關系并不發達，只有城市工業生產關系中的階級關系發生了變化，他們才有可能被代表，從而支持其中的某一個階級。因此，農業小生產雖然構成了80年代市場社會主義政權的合法性支撐，但他們并非推動復辟的主動力量。
另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的交換雖然通過國家計劃進行，但不同企業間不同的勞動生產率導致企業間所獲利潤存在差異，這也使得全民所有制的生產具有商品生產的特點。換言之，城市工業部門的經濟生活中存在著一個個以“單位”為外在表現的共同體，這些共同體之間的產品交換具有商品交換的色彩，但同時被工人階級通過黨與國家機器約束。然而，黨政權力的掌握者（干部）往往同時掌握著生產資料制的分配權力。作為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干部應當限制直至取消社會主義生產的商品生產色彩，但生產的商品生產色彩能夠使其有機會從中謀利。這并非是因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是因為物質財富的生產者（工人）也能夠商品化的生產中獲得利益。社會主義下商品化生產的利潤首先是單位制同體的利潤，是干部與工人共享的。這導致在地方有可能形成一個與中央計劃，即與社會對生產的控制對抗的地方性集團?；蛟S是某個企業，也有可能是某個經濟區域。交換關系的發展越落后，這種區域性福利共同體就越有可能出現。這也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變不可能僅僅由某個陰謀家或陰謀家集團共同推動，而是可能受到工人階級的支持，尤其在個別工人的利益與作為階級的工人的利益沖突時。
以上并非什么新鮮的觀點，實際上，1976年《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這樣說過：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產品既已開始具有直接的社會性，同時又仍有一定的私人性，還是商品。這種情況就不能不反映到生產過程中來，使社會主義生產過程同時是商品生產過程，所以，作為商品生產過程的二重性就依然存在。這就是：一方面，它是勞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生產者的勞動作為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另一方面，作為抽象勞動，還創造出新的價值。
社會主義生產的二重性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產生新資產階級的條件。在更久遠的年代，馬克思與列寧“資產階級法權”的概念也已經包含了這個意思。
但本文想進一步指出的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穩定運行的情況下，資產階級的前身（干部或者說官僚）不僅無力改變社會主義政權，也并無徹底復辟的動機。殘存的資產階級法權足夠讓他們合法且安全的獲得利益。資本主義復辟的條件，與社會主義經濟的第二個特點有密切關系。
第二，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無法實現最優規劃，因而周期性地遭遇Ⅰ部類Ⅱ部類相對不平衡導致的危機。前文已經提到，受限于生產社會化的程度、階級力量對比與交換關系的發展程度，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并不能徹底控制各生產單位，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最優規劃”。這就導致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對社會主義仍然有適用性。但由于社會主義國家畢竟對生產加以控制、對勞動力再生產加以保護，其危機并不常常源于生產過剩，而是源于Ⅰ部類Ⅱ部類的不平衡。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時候，為了說明一年內已經消費掉的東西怎樣從實物上得到補償，首先按照實物最終用途的不同，把社會生產劃分為生產生產資料的第一部類Ⅰ和生產消費資料的第二部類Ⅱ這樣兩大部類；第一部類的產品是用于生產消費的，第二部類的產品是用于生活消費的。各部類社會產品的價值又由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構成。如果要社會生產能夠持續，則必須使生產中消耗掉的東西從實物和價值兩種形式上得到補償，于是生產之后必須進行交換。社會產品的交換是按照以下三條途徑進行的：首先，一部類內部進行交換。其次，二部類內部進行交換。再次一二部類之間進行交換。這里僅僅介紹最簡單的情況，即如果要維持簡單再生產，就必須使Ⅰ部類的可變資本與剩余價值等于Ⅱ部類的不變資本。即：
Ⅰ(v+m)＝Ⅱc
在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價值轉變為社會積累基金繼續存在，而全社會的大部分積累基金通過國家計劃投資到Ⅰ部類，投資的多少決定了該部類生產的規模。而一旦Ⅰ部類投資過多，Ⅱ的增長就會減慢，Ⅰ部類勞動者的勞動力再生產就缺乏足夠的生活資料，這又會反過來制約Ⅱ部類的發展速度。而一旦Ⅱ投資過多，Ⅰ部類的發展就會陷入停滯，Ⅱ部類的發展速度往往與Ⅰ有密切關系，Ⅰ部類的停滯最終也會導致Ⅱ部類的停滯。
上文所說“Ⅱ投資過多”只是相對的“多”，因為對20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工業生產的落后與帝國主義的外部壓力導致Ⅰ部類的投資與Ⅱ部類相比長期保持優勢，Ⅰ部類增長速度也長期高于Ⅱ部類，這就是“生產資料生產較快增長的規律”。因此第一共和時期常見的所謂“調整”時期說到底只是相對增加對Ⅱ部類的投資，而非在數量上使得Ⅱ部類的投資超過Ⅰ部類。如：
積累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上升，1969年23.2%，1970年為32.9%，1971年為34.1%。東大國家基礎工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1962一1965年三年調整時期是18.5%，三五計時期上升到23.2%，四五計劃時期前兩年達25%以上，1973、1974 年被壓到平均每年23.9%。農業投資愈來愈少，1971年只占總投資額的10%，還有一部分被地方基建挪用，工業投資卻達65.2%，在工業投資中，輕工業投資僅占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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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生產資料生產較快增長的規律”造成在一定歷史時期內：一方面農業發展更多依賴集體企業自籌人力物力，即以活勞動代替資本；另一方面工業部門勞動者或是生活水平長期保持一定水準，或是產業工人數量上升較慢。此兩方面的狀況使得普通勞動者亦存在獲取更多消費資率的意愿。
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認為高積累體制是錯誤的。一方面，由于大躍進的失敗，社會主義東大的積累率長期受限于農民對統購統銷的軟性抵抗，直到70年代的四五計劃才重新恢復到大躍進時期的水平。另一方面，高積累高速度的發展實際上有利于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改善，有利于勞動者獲取更多消費資率。但大躍進的失敗、東大較為貧瘠的工業基礎與中蘇關系的破裂，使得東大從未如蘇聯一五二五計劃時期那樣“多快好省”。中高積累率與中高速發展反而延長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歷史時期，導致社會長期存在對消費資料不足的不滿。
其次，國家對生產控制的不徹底性導致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始終過度投資Ⅰ部類與過度投資Ⅱ部類之間震蕩，形成另一種周期性危機，即經濟過熱與經濟停滯的交替。Ⅰ部類過度投資往往導致財政危機（如大躍進、四五計劃前期），危機導致中央政府必須壓低積累率，相對增加消費資料。這樣的“調整”期間往往導致兩個結果。其一，工業投資減少導致就業崗位增加速度的減慢，從而造成失業問題。其二，增加消費資料最有效快速的手段并非增加Ⅱ部類投資，而是放松國家對企業與集體的約束，放任企業與集體在計劃外生產消費資料，并進行商品交換，獲得利潤。這使得社會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一面被放大了，企業/集體利潤共同體（單位）的干部與普通勞動者均能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并在國家機關中尋求自己的政治代表，所謂“走資派”就是指這些人。
當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上穩定時，周期性的“調整”后往往意味著下一個壓制市場、增加Ⅰ部類投資的高速發展時期。而如果政治與經濟危機重疊，“走資派”就能夠利用普通勞動者對占有更多消費資料的渴望，推動國家計劃的松動，并最終瓦解計劃經濟。當然，這在許多時候是無意識的。
二、1956-1976年社會主義的階級分析，兼論所謂“官僚”
上文討論的只是復辟的條件，或者說復辟為何可能。而如果沒有階級斗爭與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這種可能也不會變為現實。因此，我接下來將對1956-1976年社會主義的階級與集團進行最簡要的圖式化分析。
農民的基本特點前文已經說了。他們雖然期望掌握更多消費資料，與國家進行軟性對抗，形成以生產隊為單位的小共同體。但他們是分散的，無法主動尋求自己的代表，因而在國家的動員下，他們在糧食供給與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等方面為社會主義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一旦國家機器的領導權發生轉變，掌權的所謂“官僚”就可以用提高糧食收購價格、放開糧食交易市場、允許分田單干都手段獲取他們的支持。
其次是工人階級。由于單位制的存在，雖然一部分工人能夠意識到自身的根本利益在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加速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他們反對工廠中的黨政干部，在CR中形成了“造反派”。但另一部分工人則更傾向維護自身基于單位制的經濟利益，認為能夠為他們爭取福利的干部即使政治上專權，也可以接受。他們也就形成了“保皇派”。這一派的力量遠遠大于前一派。而他們在1978-1986年之間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中也的確獲得了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但1994年以后則付出了血淚的教訓。
再次是干部，或者說所謂的“官僚”。托洛茨基主義對“官僚”的籠統分析認為，官僚因為掌握權力而腐化墮落，這無視了干部之間的巨大差別。在我看來，干部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派別：
第一是地方官僚，尤其是掌握地方黨政機關行政權力者。除去少數工業發達地區的黨政干部（如柯慶施），大部分黨政官僚實際上成為“封疆大吏”（不妨想一想四川、河南、廣西）。資產階級法權使得他們養尊處優，經濟調整時期的管理權下放與市場松綁有利于他們擴張自己的權力。他們與他們在中央的支持者就構成了“走資派”。
第二是技術官僚。他們包括地方企業管理層與中央計劃部門的領導人。他們當然支持計劃經濟，支持加強中央政府對“單位”的控制，但資產階級法權同樣能夠讓他們受益。因此他們大致屬于中間派。無產階級專政穩固時他們傾向于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瓦解后他們也不會堅定地反對市場化。
第三是意識形態部門的干部，也就是通俗所說的筆桿子。他們因為與生產、與資產階級法權造成的不平等物質利益分配沒有直接關系，因而他們中的一些人對資產階級法權能夠采取比較激進的批判態度。
相對蘇聯較慢的經濟增長導致技術官僚的成長也相對較慢，于是他們沒有能夠構成計劃經濟的支撐性力量。于是，1966-1976之間的基本格局是：地方官僚與保守派工人的政治集團，對抗意識形態干部與造反派工人的政治集團，前者取得了優勢。第二個政治集團在1976年由于革命領導人的去世崩潰，此時又恰逢四五計劃高積累后的調整期，經濟上面臨著增加消費資料與就業崗位的壓力，于是掌權的地方官僚集團就可以順勢推動權力下放、放松市場等改革措施。
當然，社會主義的瓦解并非一夕之間實現，而是分為兩個階段：市場社會主義階段與資本主義階段，市場社會主義必然陷入經濟危機而崩潰，在這一過程中權力越來愈膨脹的干部，將沖破企業/集體利潤共同體的限制，試圖將集體占有的生產資料轉變為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的復辟正是這樣實現的。至于復辟具體怎樣演變，這便是后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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