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興起和蓬勃發展，加速了勞動力、資本、數據等要素的流動和共享，推動了生產力變革，引發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新一輪調整。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跨域性數字和跨國性資本相互“聯姻”，搭建起撬動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巨大杠桿。資本主義在控制數字技術的過程中，進一步激化了其自身的內在矛盾，孕育了否定自身的客觀條件和主體力量。要解決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就必須徹底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及其衍生關系，實現數字技術的社會主義應用，真正回歸數字技術的工具本質，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方興未艾，顛覆性的數字技術不斷涌現，廣泛滲透到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已經并將進一步深刻影響世界發展格局。資本主義依靠傳統的“咒語”操縱著數字技術“幽靈”，推動自身進入更高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新的時代挑戰和時代問題。那么，數字技術是延緩資本主義制度滅亡的新武器，還是促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手段呢？本文立足馬克思的“生產方式”概念，試圖探討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新變化及其轉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現實出路，深化對于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與新特征的認識。
一、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變化
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深入發展，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迅速發展并深度融合，不僅重塑了資本形態，還改變了生產過程，引起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調整，深刻變革了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一）生產方式變革是考察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尺度
馬克思畢生致力于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將生產方式作為首要考察對象。他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展現出他探討政治經濟學問題的重要關注點。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生產方式是一個經常出現且高度抽象的范疇，僅在《資本論》中就出現過568次。馬克思并未直接界定生產方式的概念，但指出了生產方式的重要作用，“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此處，馬克思將“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作為社會發展的指示器，并通過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提出了關于未來社會的科學預測和理論設想。
生產方式是“作為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組織形式，既是組織勞動過程的特定形式，同時也是一定的生產關系的載體和實現形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分別描述了社會生產的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兩者之間的矛盾運動構成了生產方式動態變遷的基礎，推動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與演進。只有遵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邏輯和思路，以整體的、辯證的、系統的觀點把握當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才能全面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把握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面貌與發展方向。
（二）資本與數字技術“聯姻”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
馬克思指出：“資本不創造科學，但是它為了生產過程的需要，利用科學，占有科學。”資本逐利的需要是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的動力，“科學和技術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在資本邏輯下，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地將資本投入數字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中，以此最大限度地獲取剩余價值，實現資本增殖。這表明即使是掌握前沿數字技術的公司，也需要在競爭中展開技術與市場占有率的比拼。如Open AI自2022年11月發布Chat GPT3.5后，于2023年3月升級至4.0版；谷歌于2023年2月推出聊天機器人Bard，并于2024年2月將其升級為Gemini。
數字技術通過對生產力全要素系統的滲透，推動了生產力的變革，在更高水平上提升了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對于勞動者而言，大量體力勞動逐漸被智能設備和技術所替代，甚至部分腦力勞動也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為延長自由時間和增強勞動的自主性提供了可能。同時，數字技術的發展豐富了人才培養的手段和途徑，促進了勞動者素質的提升，也對勞動者的知識儲備、專業技能和創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對于勞動資料而言，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傳統勞動資料的數字化、智能化，以及新的勞動資料的產生，呈現出真實與虛擬交織的特征。如傳統車間通過智能化改造可以實現對生產過程的精準調控，還能夠將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數據用于訓練智能生產資料，促進自身升級迭代。在此過程中，新的勞動資料孕育而生，既包括智能機器人、智能化生產線、工業母機等以物質形式存在的硬件設備，還包括算法、大數據、云服務等非物質的數字技術和智能系統。對于勞動對象而言，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進一步拓展了勞動對象的范圍和領域，涉及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以及元宇宙、腦機接口、生物制造等未來產業。值得重視的是，數字技術的發展離不開數據的支持，數據已成為生產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勞動過程的必要條件，廣泛滲透在各個行業中并由智能算法實現回嵌應用。
資本與數字技術的“聯姻”不僅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也主導著數字技術發展和應用的方向，并發展出數字資本的新形態。掌握海量數據的數字平臺借助大算法存儲、傳輸、處理和應用數據，重塑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增強數字產業的聚集化和資本化，從而形成了壟斷性數字寡頭，強化了對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格局的控制力。如Open AI在創立之初，是一家開源和非營利性的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以“創建和發展造福全人類的安全通用人工智能”為使命，吸引了全球頂級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加入，并取得了原創性和前沿性技術突破。但是，當大模型需要進一步提高算力以支撐研發訓練時，Open AI不得不向資本邏輯妥協，接受微軟的巨額資金入股并轉為封閉性和營利性的企業，并將利潤目標設置為其投資額的100倍。數字技術成為引領數字時代發展的驅動力量，也成為資本觸角延伸的載體與獲取超額利潤的工具。
（三）生產力革命引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遷
數字技術所推動的生產力革命，也引發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新變化，主要體現在技術性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壟斷、不同經濟主體相對地位的變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等方面。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加劇了技術性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壟斷。相較于一般性的生產資料，數據、數字設施、數據中心等技術性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愈發突出。核心企業往往掌握大量的技術性生產資料所有權，吸引著大量的邊緣企業或個體生產者，并使之依附于其外圍。這種對核心企業的依附關系主要通過以下三種形式表現出來。一是技術創新核心企業與邊緣制造業工廠通過分工形成一種新型組織模式。如蘋果公司為了節約成本，保留了關鍵性的技術研發和管理部門，而將生產制造轉移給富士康等電子制造商。二是平臺企業直接組織個人或者小微生產體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成為新的生產組織中心。如Uber并不制造汽車，而是依靠獲取、處理和應用供需數據來吸引大量零散車主利用自身的一般性生產資料（即車輛），加入平臺的經營活動。數字平臺占有數據資源，而參與創造數據的消費者卻無法獲益，外圍勞動者更是只能依靠平臺提供的數據信息在平臺算法的指揮下從事勞動。三是將以上兩種組織模式融合，最大限度地占有技術性生產資料，高度壟斷技術成果。有研究指出，蘋果公司將自家智能設備與自研的操作系統和應用軟件等捆綁出售，利用技術優勢和生態平臺優勢，通過向非蘋果應用供應商征收30%的“蘋果稅”、禁止訪問部分用戶數據信息等手段，強化其壟斷地位。
第二，不同經濟主體的相對地位呈現出深刻變化。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進一步強化了資本對勞動的控制和剝削，增強了勞動對資本的依附性。資本家為充分發揮數字平臺的靈活和便利優勢，建立并推廣彈性雇傭制。在這種彈性雇傭制下工作的工人看似可以相對自由靈活地選擇工作，實則滿足了資本家“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的需求。在彈性雇傭制度下，勞動與資本之間建立了相對松散、靈活的契約。資本家更易于篩選出滿足其崗位需求的勞動者，淘汰生產效率低的勞動者，而勞動者則難以獲得穩定的工作機會，失業風險大大增加。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全世界約20億工人屬于臨時或短期雇傭關系，約占全球總就業人口的60%。在數字技術加持下，資本更容易也更便捷地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廉價勞動力，加劇了全球工人之間的競爭。許多勞動者難以獲得長期工作機會，且失業后尋找下一份工作的時間間隔可能長達數月以上。這種長時間、高頻率的失業現象，產生了相當數量的產業后備軍，使得資本家在工資議價與獲得剩余價值等方面處于優勢地位。
第三，數字化生產引發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資本家壟斷技術性生產資料，并運用數字技術加強對勞動者的監控和剝削，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的差距。哈佛大學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教授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發明和廣泛應用使勞動進一步自動化和智能化，降低了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份額。據統計，自1995年至2021年，全球前1%的資產者約占有全球財富增量的38%，而后50%的勞動者僅占有2%。2021年，全球前10%的資產者占有全球總財富的比例為76%，而后50%的勞動者僅占有2%。此外，在數字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勞動者的勞動方式和工作內容均被改變，進一步擴大了勞動者內部的收入差距，加劇了階層分化。如在2016年，美國高度數字化技術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約為72896美元，中度數字化技術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約為48274美元，而低度數字化技術工人的平均年收入僅為30393美元。高度數字化技術工人被數字化代替的風險僅為30%，而低度數字化技術工人被數字技術代替的風險高達60%以上。2019年，谷歌現任CEO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年薪達到2.81億美元（約合19.9億元人民幣），其薪資是谷歌公司員工薪酬中位數的1085倍。
二、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
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使得當代資本主義產生了很多新變化和新特征，但這些變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因此，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還在不斷發展，并呈現出更為復雜的表現形式。
第一，全社會共同生成、使用數據資源的需求與數字寡頭壟斷、控制數據資源的欲求之間的矛盾。“數據也不天然就是資源，更不會天然就能成為資本。”移動互聯網出現后，用戶能夠隨時隨地接入互聯網，在交流交往活動中產生了大量數據，促進了數據的爆炸式增長。這種活動并非“生產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不屬于勞動創造的具有價值的生產資料。平臺資本家采集、處理和運用由用戶在數字空間生成的公共資源，并將其“作為勞動的無償的自然生產力加入生產”，反復優化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不斷攫取更多利潤。與傳統生產資料相比，數據資源的占有過程更為隱蔽，成本更低，能夠更快地實現壟斷。平臺資本家之間的殘酷競爭最終導致數字產業的資本化和集中化，產生了壟斷性的數字寡頭。數字寡頭在世界范圍內攫取數據資源，拓展產業鏈與數字生態系統，謀求與金融資本和政治權力的聯合，以獲取更多超額剩余價值。在此意義上，數據已經衍生出一種新的資本形態，即數字資本。數字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相互滲透，實現對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全鏈條的空前控制和支配，必然加劇數據資源的壟斷程度。
與傳統的石油、土地、機床等生產資料不同，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資料，具有共享性、增益性、可復制性等特點，不僅不會在使用過程中損耗，反而需要在交流和使用中實現自身的價值增殖。全社會共同生成、占有和使用數據，才能充分發揮數據的價值。在資本邏輯下，數據并非完全自由地流動，而是被數字平臺資本家占有并壟斷，容易出現數據孤島、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等問題，甚至引發“數據壁壘”，阻礙了對于數據信息這一新型生產資料的深度開發與挖掘，限制了分工協作與勞動社會化的縱深發展，桎梏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數字技術的發展在客觀上要求打破數據資源的私人壟斷，實現資本的有序化發展，推動社會數據和公共數據的共享開放和高效利用，不斷釋放生產力發展的內在潛力。
第二，數字社會中生產過程日益社會化與私人資本通過強化技術壟斷控制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數字時代，基于技術背書的數字信任機制，分散的勞動者能夠通過網絡協作實現集中勞動，將社會化深入生產過程的每一環節，推動了生產的普遍社會化。隨著數字技術和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智能手機、電子計算機等終端設備成本不斷降低，性能不斷提升，為數字技術廣泛用于生產生活奠定了基礎。分散在各地的勞動者可以通過互聯網從事生產活動，從而突破了原有的時空限制，實現了最廣泛的全球交往、生產與消費。彈性工作方式、數字平臺對用戶的依賴性、數據的非排他性、數字商品的非物質性等都反映了生產社會化的趨勢。
然而，在資本的裹挾下，算法不斷強化資本對于生產過程的全面控制。在數字技術條件下，數據間的交互代替了經濟主體間的互動，算法將現實生產過程以數據形式同步于數字空間。資本借助算法對于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數據展開全景式監控，提升了生產各個環節的配置效率，實現了資本對勞動的全面控制。事實上，算法作為前沿性技術，其研發和創新需要聯合全球研發者共同推進，其應用和推廣也需要在開源項目中實現。只有在一種良性競爭環境中，才能不斷促進技術升級，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少數擁有數據資源和技術優勢的資本家破壞行業正常的競爭規則，加速生產集中，實施壟斷行為，使得技術創新趨于停滯。借助數據的開放性強和滲透性廣的特點，壟斷資本能夠快速且大規模地占據某一領域的網絡中心節點，獲得該領域的指揮權和支配權，從而直接控制該領域的分工協作。掌握大量資本的少數金融機構為謀求巨額壟斷利潤，通過投資決策來影響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阻礙社會技術革新進程，控制科學技術用于社會生產的過程。壟斷資本為了保障自身在市場中的壟斷地位，不斷加強數字技術壟斷，通過濫用知識產權、采用排他性技術標準等手段，干擾和阻礙其他企業的技術創新，延緩技術革命。當前，數字技術壟斷往往超越一國國界，在世界范圍內獲取壟斷利潤。如美國壟斷資本為了維護自身霸權地位，通過發動“科技戰”等手段，限制技術的國際傳播，阻撓后發國家發展先進技術。
第三，數字技術促進人的解放的本質與資本增殖的目的之間的矛盾。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提升了產品的社會化水平，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了新條件和新機遇。數字技術催生出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展，“讓生產率足夠高、價格足夠低，最后導致零邊際成本模式的出現”，有助于經濟規模的擴大和物質財富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數字技術降低了信息傳播和獲取的成本，促進了數據信息平等地在各類群體之間的傳播，突破了時空、地位、身份等限制，有助于克服信息壁壘、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為進一步縮小發展差距提供了可能。與此同時，大量高危、繁瑣、重復、機械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被數字技術和數字化機械設備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為解放人的體力和腦力勞動提供了可能，為勞動者自由自主地選擇工作創造了條件。但事實上，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不僅沒有推動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反而造成了新的剝削。一方面，數字技術突破了勞動的時空限制，導致勞動者在非工作場所和非工作時間均可能被卷入工作事務，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反而大大延長。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在2019年，全球約有1/3的勞動者每周工作時間超過48小時，部分勞動者甚至接近60小時。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得勞動者的工作強度和壓力大大增加。微軟2022年管理者工作趨勢指數調查顯示，85%的雇主難以相信工人能夠高效工作，美國康奈爾大學副教授凱倫·利維（Karen Levy）據此指出，管理者們更傾向使用數字監控系統來監控工人的按鍵活動、注意力和工作效率。在亞馬遜倉庫中，傳感器和計算機能夠精確到秒地記錄工人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如果達不到設定的生產效率，就會面臨被解雇的風險。數字監控大大增加了勞動者的工作強度與壓力，也造成了基于種族、性別、年齡、身體素質等因素的新歧視，造成了新的社會不平等。
三、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的變革路徑
數字技術與社會生產的有機融合提高了生產社會化的程度，產生了否定舊的生產關系的物質力量和時代要求。但是，數字技術本身并不能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消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就必須“把社會生產變為一個由合作的自由勞動構成的和諧的大整體”，必須“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也就是社會的全面狀況的變革”。
（一）發展目標：構建數字社會主義所有制
當前，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并持續增加資本主義內部的社會主義因素。美國學者凱文·凱利（Kevin Kelly）提出了“數字社會主義”的概念，審視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和替代方案，強調數字空間中“分享、合作、協作、開放、免費定價和透明的力量”滋養著“社會主義力量”的增長，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新型生產關系的萌芽。要想將數字社會主義的理論構想變為社會現實，就需要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社會變革，構建數字社會主義所有制。由于數據是數字時代關鍵性的生產要素和生產資料，因此構建數字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首要問題是數據所有權問題，包括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資料的歸屬問題以及勞動者如何與數據相結合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人民邏輯替代資本邏輯，將數字化生產資料用于公共使用、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正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所指出的，要“用公有化邏輯取代資本邏輯，把數字勞動轉化成為數字工作”。在數字化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依托更高生產力水平，實現勞動者與數字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恢復數字技術解放人的勞動的本質，使人民群眾真正享受數字社會主義建設成果。
（二）依靠主體：工人階級是推動社會變革的現實力量
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相反，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進一步加劇了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數字資本借助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開展跨界經營和全球擴張，重塑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悄然形成了數字帝國，更為快速和便捷地實現了對數字勞動者的數字殖民和數字資本積累。全球工人階級面臨著相似的生存困境與日漸均質化的社會地位，與全球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和矛盾更加尖銳。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社會財富日益向少數人集中，形成了贏者通吃的局面。在數字技術沖擊之下，大部分普通工人淪為產業后備軍，忍受著實際工資的降低與福利的削減。2023年，美國有超過4700萬人依然面臨饑餓問題，沒有足夠的食物維持生存。
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現實表明，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并未改善工人階級的生存處境和社會地位。依托于網絡平臺和數字技術就業的新型勞動者或者不占有生產資料，只能依靠出賣自身的勞動力獲取生活資料；或者盡管占有部分生產資料，但并不占有數字基礎設施、數據資產、智能機器等關鍵性生產資料，無法獨立進行生產創作，只能依附于資本家。數字時代貧富差距和階級矛盾的進一步激化，推動了工人階級主體意識覺醒。西方工人階級的組織能力逐步提升，各種形式的罷工、抗議、示威層出不窮，“各類民眾抗議運動從規模、頻次到激烈程度上都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之最”。因此，在數字時代，工人階級不僅依然是新生產力的創造者和使用者，也依然是社會變革的主體力量。
（三）領導力量：堅持并加強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
壟斷資本和資本主義政府不僅將數字技術用于監控工人的勞動過程，還全方位地編織了嚴密的監控和管理網絡。英國學者萊斯利·斯克萊爾（Leslie Sklair）指出，在數字技術與資本主義的合謀下，全球資產階級的核心集團成員幾乎同時占據著多個領域的關鍵職位，跨國公司高管往往在國家智庫、慈善機構、各類研究機構、高校、基金會等機構中擔任董事或主席。但是，也應當看到，數字技術帶來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變革強化了資本主義社會民眾的反叛情緒，也為工人階級政黨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數字空間為民眾直接表達政治訴求提供了新途徑，使得他們可以快速傳播原先難以表達的反叛情緒。原先原子化分散的個體也可以因共同的志趣、觀點、情感等在網絡數字空間中自發組織，突破了科層制權力結構和時空限制。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要實現對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反抗，單純依靠民眾在數字空間中的自發積聚是不夠的。列寧明確指出，“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要凝聚工人階級力量，培育階級意識，“就需要有經過考驗的革命家的堅強組織”，從而將社會主義理論灌輸給工人。因此，在數字時代依然要堅持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以科學的理論、系統的斗爭策略和堅定的革命精神來增強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和組織力量，領導工人階級積極探索運用數字技術維護自身利益和實現社會變革的可能途徑。正如美國學者喬迪·迪恩（Jodi Dean）所指出的，“集體的力量并不僅僅是人們聚集在一起，而應當團結起來……需要政黨領導集體建設以及帶領集體實現目標和訴求”，缺乏政黨領導的社會運動不過是一種代表多少人參與運動的景觀現象而已。目前，已經有部分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關注到了數字技術對于工人運動以及社會運動的影響，并提出前瞻性的思考。如愛爾蘭工人黨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機關與各類壟斷企業之間大量數據資源的共享和交流，對于尋求社會和政治變革的革命力量造成了嚴重威脅。因此，該黨提出“掌握技術所有權和控制權”是當下進行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斗爭的關鍵。
（四）推進戰略：加強工人階級的國際聯合
在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收入差距增大、就業場所分散化、雇傭關系不穩定性增強等因素導致了工人階級內部的沖突與矛盾。但是，各國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與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實現國際聯合將有效提升集體談判能力，增強工人階級的力量。“忽視在各國工人間應當存在的兄弟團結……就會……使他們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敗”。近年來，各國工人階級積極利用數字技術來拓展國際聯合和合作途徑，維護自身權益，推動了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
一方面，借助數字技術發動和聯合各類社會群體參與工人罷工或反資本主義的抗議運動。2011年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2018年法國“黃馬甲”運動以及2024年美國東部碼頭工人大罷工等社會運動已表明，網絡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發動社會變革和反抗運動的新型陣地。這些運動從互聯網發端，并通過互聯網的傳播和組織，得以迅速傳播并擴展到多個國家，引發全球響應。另一方面，借助數字技術建立全球性組織，積極爭取自身權益，改善自身處境。2006年，荷蘭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推動并發起“好電子網絡”運動，吸引了世界各國100多個組織加入，旨在保障信息通信產業工人的基本權益，抵制全球信息通信公司對工人的剝削壓迫，加強全球信息通信產業工人的聯合。此后，該運動的影響范圍遠遠超出信息通信產業，輻射到整個數字經濟產業，是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工人維護權益的有益嘗試。
結 語
由數字技術所引領的生產力革命推動了數字資本主義的新發展，也不斷提出變革舊的生產關系的時代要求。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變化和新樣態并沒有改變資本裹挾技術剝削工人階級的本質，也并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因此，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兩個必然”科學論斷的過時，反而證明當今世界依然處于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全世界工人階級應當聯合起來，不斷推進數字技術的社會主義應用，充分發揮數字技術的共享和普惠屬性，積極利用數字技術走向擺脫資本奴役和人類解放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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