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經濟下包括零工經濟在內的非穩定就業形式迅速擴張，尤其體現于以外包為主的外賣平臺。作為平臺經濟中的一線勞動者，外賣員的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增加，工作穩定性偏低及勞動保障有待完善，總體收入水平不高且有下降趨勢。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首先是外賣員的內卷即惡性競爭，促使外賣員內卷是平臺數字資本為轉移自身競爭壓力的不二之選。通過把算法融入管理過程，外賣平臺掌握了外賣員勞動過程的決策主動權。數字技術的進步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結果，但先進的生產力被資本掌握會產生勞動者的相對力量與地位被削弱的可能。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展數字經濟需要兼顧效率與公平，在發展先進生產方式的同時維護好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
數字經濟下，由于零工經濟、服務眾包、按需勞動等非穩定就業形式被采用，呈現出單一勞動者可以同時服務多個需求端的特點，外賣平臺的用工方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外賣平臺既帶動著中國餐飲業的數字化轉型，也吸納了大量就業人口。外賣員的工作屬于把食物等商品從商家手中運輸到消費者手中的環節，是外賣行業中“最后一公里”的執行者。從勞資關系角度研究外賣員的工作環境與勞動過程，既可以深入探究一線平臺從業者的生存環境及其影響因素，也可以深化對數字資本積累趨勢的理解，思考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駕馭數字技術所釋放的生產力和平臺經濟對穩就業的功能發揮，從而引導和規范數字資本的健康發展。
一、外賣員的勞動與收入現狀
當前中國外賣市場在迅速擴張。中國在線外賣市場主要由美團外賣和餓了么兩家企業占據，兩大平臺的市場占有率約為92%，其中美團外賣以67.3%位居國內第一。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中包括外賣員在內的服務提供者約為8400萬人，絕大多數外賣員隸屬同一平臺，外賣員總體收入水平不高。在外包用工方式及平臺實行的各種措施下，外賣員的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均有增加的趨勢。同時，這類勞動者還要面臨較為波動的就業環境和有待完善的勞動保障制度。
（一）外賣平臺的薪酬制度與外賣員的收入水平
外賣平臺的用工模式以外包為主，外賣員分專送（即專職）和眾包（即兼職）兩種。平臺通過與餐飲管理公司（代理商）簽訂配送服務協議，再由餐飲管理公司招聘專職外賣員并按月對其支付工資。對于專職外賣員，平臺開發了專送APP供其完成相關專送業務。平臺支付的外包費用和餐飲管理公司實際支付給外賣員的工資的差額構成餐飲管理公司的收入。兼職外賣員采用的是眾包模式，由外賣員和代理商簽訂服務協議，送餐時使用專屬的眾包APP。
薪酬制度方面，平臺對專送外賣員和眾包外賣員都采用計件工資，具體計算方式有略微區別。2021年，某平臺北京地區的專職外賣員的工資計算標準為：“每月送餐800單以內，按8元每單結算工資，超過800單的部分按8.5元每單結算。”眾包外賣員的單價則不固定，外賣員每日可在結算后從平臺提取報酬。
根據美團點評發布的相關報告，專送外賣員的收入水平一般高于眾包外賣員。其中，56%的專送外賣員的收入在6000—8000元區間，33%的專送外賣員收入在4000—6000元區間，8%的專送外賣員能夠擁有9000—10000元的收入。在眾包外賣員中，占比最大的是報酬在2000元以下的外賣員，比例是39%，31%的外賣員能獲得2000—4000元的收入，收入在4000—6000元區間的外賣員占比18%。
（二）外賣員的工作時長和勞動強度
對于專送外賣員，平臺企業會制定每日在線時長的硬性要求，外賣員需要在APP上進行打卡簽到，遲到或者早退都會面臨罰款等懲罰措施，請假要求受平臺嚴格限制，曠工將受到數目更多的罰款。平臺每日都會有一定數額的強制訂單派給專職外賣員，在實際工作過程中會出現因強制訂單過多而導致外賣員日工作時長超過8小時的情況。有研究曾在2018年—2019年對全職外賣員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此類群體的平均勞動時間呈增長趨勢，2018年，每日工作時長超過10小時的外賣員占總數的14.6%，2019年這一比例達到39.5%。
不管是專職外賣員還是眾包外賣員，其工作時間被延長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平臺未曾設置每日工作時間的最高界限，這便為勞動者工作日的無限增加留有空間。在每日的工作中，除飯點高峰期，訂單量的非穩定性常常讓外賣員不得不在商家附近等待任務出現，工作時間和等待時間的界限較為模糊，外賣員的工作時間被不自覺地延長。其次，平臺會通過設置送單總量排行榜，設置以接單數量為準繩的積分規則和騎手等級制度，激勵外賣員自主延長工作時間或提高勞動強度。外賣員需要以更加緊張的狀態進行工作，導致勞動強度的增加。最后，部分外賣員會把提早結束配送任務、享受休息時間作為高效率完成更多訂單的動力。但這不過是表明勞動者可以用較短的時間為平臺完成過去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休息權利的獲得要以平臺利潤的確保為前提。
工作日的延長或勞動強度的增加都屬于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方式，結果是剩余價值量的絕對變化。雖然勞動時間延長從而勞動力的更大損耗在一定范圍內可以用增加的報酬來補償，但超過這個范圍，損耗就以幾何級數增加，勞動力再生產和發揮作用的正常條件被破壞，勞動力的價格和勞動力的剝削程度就不再是一個可以通約的量。
（三）外賣員工作的穩定性與勞動保障
外賣員是一個流動性較大的職業群體，由于構成主體復雜，勞動者選擇從事外賣工作的原因也較為多樣。一項關于北京市外賣員群體的調查研究顯示，2018年—2019年，73.26%的外賣員工作年限不滿一年，工作超過三年的外賣員僅為調查人數的2.97%。另一項對北京市外賣員的調研指出，在受訪群體中，49%的外賣員從業時間只有4-12個月，3個月以內的外賣員占29%。
在勞動合同的簽訂方面，即使專職外賣員與各個站點簽訂了勞動合同，但嚴格履行的情況不多。部分地區還出現多數專職外賣員與外包公司簽署的是勞務合同而不是勞動合同的情況，用工企業因而無需為外賣員繳納社會保險金和支付加班費，也不受最低工資的約束，沒有向勞動者提供勞動條件的義務，所適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此外，一些勞務公司還會和其他勞務公司合作，進行二次或二次以上的勞務外包，當外賣員和用工企業出現法律糾紛時，民事主體復雜且混亂成為外賣員爭取合法權益的阻礙因素。在眾包外賣員簽署的配送協議中，眾包外賣員通常被認定為個體戶，平臺和外賣員均屬民事主體而不存在雇傭關系，雙方行為適用我國民法典規制。通過這些操作，平臺和加盟商規避了與外賣員產生直接勞動關系的可能，呈現出“去勞動關系”的傾向，從而實現降低用工成本的目的。
目前，零工經濟群體“普遍存在多平臺同時就業的情況，難以滿足現行社會保險體系的參保條件”，外賣員難以獲得包括社保、工傷及失業保險在內的全面的勞動保障，需要自己面對意外傷害或失業等風險。
零工經濟自誕生以來，在數字經濟背景下由平臺數字資本家推動而迅速發展壯大。相比于傳統穩定的用工模式，“新就業形態因雇傭關系的虛擬化、工作場所的無形化等特點，使許多勞動關系無法用傳統勞動關系下的法律體系確定”。對于資本而言，零工經濟等靈活就業模式給予用人單位在不支付足以讓工人做滿維持生存的必要勞動時間的同時，依然能攫取剩余價值的機會。不管勞動者每天工作時長多少，或勞動者的從業時間幾何，外賣員為平臺提供的勞動總是會包含剩余勞動部分。
二、內卷：外賣員間的惡性競爭
外賣員的工作與收入困境，源于資本利用數字技術對勞動力新的控制方式下促成的外賣員間內卷。“內卷”是指“沒有發展的增長”，或是一種人類社會內部復雜化精細化程度不斷加深，整體卻無法更新為新文化形態的模式。“內卷化”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內卷的實質是在資源總量保持不變條件下，競爭者之間分配比例的變化。因此，這實際上是一種惡性競爭，而非促成資源總量增加、同時各個競爭者分配到的絕對量也增加的良性競爭。勞動者之間在勞動時間、強度、效率和報酬等方面的內卷，結果只是有限的資源在不同人之間分配比例的變化，資源整體上并沒有任何增加，或其增加不被勞動者占有。在外賣員的競爭中，資本利用數字技術加劇了內卷，資本在外賣員勞動效率的提高中攫取了大多數好處。
（一）外賣員之間的內卷
外賣員的工作與收入現狀首先和就業環境息息相關。近年來，由于產業結構調整促使勞動者行業間流動，外賣員的職業準入門檻較低等原因，其數量在不斷擴大，就業競爭也在加劇。與此同時，平臺數字資本為確保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通過擴大產業后備軍，把勞動者的單次工作時間壓縮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以及推廣計件工資制度等途徑，將競爭壓力轉移給勞動者。在外賣員工作壓力增大的情況下，與平臺簽訂服務協議的代理商為保證勞動力資源的穩定性，普遍采用全年招工的方案推動外賣員的內卷。
1. 技術進步導致龐大的產業后備軍。當前勞動力市場向外賣平臺提供了大量的“一定時間界限內讓資本家支配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或許從原有行業被排擠出來，或者想通過兼職提高收入。隨著外賣員數量的增多，外賣員在勞動力市場上面臨的競爭也在加大。
外賣員數量增多的背后是該行業產業后備軍的擴大。產業后備軍由處于過剩狀態的工人組成，其規模擴大的主要途徑有如下幾點。首先，數字經濟的聯動性賦予因地理原因、就業信息渠道狹窄等原本無法進入其他行業勞動過程的人群以進入該行業的機會和條件。例如2018年餓了么300多萬注冊外賣員中，77%的外賣員來自農村地區，擁有專科或大學本科文憑的外賣員占20%，超過一半的外賣員為高中或中專學歷。其次，從整個社會生產發展過程看，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技術革命使得社會機械化程度普遍提高，社會分工有了新的變更，一些工人從原來的勞動場域中被更高程度的自動化機械體系排擠出來，促使一定量的資本和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轉移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社會資本在推動勞動力流動的過程中也為自己在新場所的投資準備資料。而勞動力于行業間的轉移可能會讓勞動者的局部技能變得過剩，從舊場所被排擠出來的勞動者，因分工而喪失其他熟練工作技能的人，便只能在勞動技能含量低、較為靈活且工資微薄的領域尋找重新就業的機會。外賣員的工作屬于勞動密集型，所需要的專業技能要求低，就職門檻低，具備勞動者靈活流動的條件。在國內，要想成為一名外賣員，一般只需要向用人單位提交健康證明和交付押金即可。出于這些原因，外賣員職業吸收著來自各行各業，擁有不同學歷及處于不同年齡階段的勞動者。過去10年，不計其數的資本涌入外賣平臺，產業后備軍對于資本而言屬于絕對從屬關系，為資本增殖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從而確保資本擁有足夠的彈性，在不受人口增長的自然限制的條件下進行積累。表面上，勞動者選擇從事外賣工作是自主決定的結果，實際卻大多是產業結構調整下的被動之舉。
2. 利用算法使最短勞動時間取代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至少要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完成每項工作，才能確保所屬企業不被淘汰。企業以相應的效率進行單次任務的勞動耗費，不僅涉及所能夠利用的生產條件，而且與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及勞動熟練程度直接相關。由于市場交易的尺度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不是個別勞動時間，“在私人勞動產品的偶然的不斷變動的交換比例中，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若個別企業的勞動耗費高于平均水平，那么超過平均水平的勞動量就得不到補償，企業成本也會升高。也就是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各部門相互競爭的機制。在外賣領域，如果某個平臺能夠少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完成每項任務，外賣員可以在同等的時間內送更多的單，就會為平臺帶來額外的利潤。反之，如果外賣員每送一筆訂單的時間都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么平臺的利潤就會因此相對或絕對地減少。
這就表明，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調整外賣員的配送時間，讓外賣員的勞動以社會平均的強度和熟練程度進行耗費，是關乎外賣平臺根本利益的要素。在實際運營中，外賣平臺利用數字技術嚴格追蹤勞動者的配送時間是否具備進一步縮小的條件，如勞動工具的改善、交通便利程度的提高等等。有研究通過田野調查發現，不同外賣平臺的配送時間都呈縮減的趨勢。在2016年到2019年期間，某外賣平臺曾進行三次送餐時間的調整，3公里送餐距離的最高時限從2016年的1小時壓縮至2017年的45分鐘，2018年壓縮至38分鐘。這不是該外賣平臺的單獨現象，2019年，中國在線外賣行業訂單平均配送時間比3年前減少了10分鐘。外賣員的勞動時間被強制縮短，導致外賣員勞動壓力增大、勞動強度增高，被迫尋找各種節約配送時間的方法。
3. 計件工資成為工資的主要計算方式。比較國內外賣平臺的薪酬制度，計件工資是外賣平臺的主流工資制度。計件工資之所以被外賣平臺廣泛應用，不僅因為這種制度可以更好地適應靈活用工模式下，外賣員流動性較大，外賣員的工作時間與工作地點較為多變等特點，而且還因為這種制度在輔助平臺管理勞動者的勞動過程方面，具有其他工資制度難以替代的優勢。
首先，計件工資給平臺提供了一個十分明確的計算勞動強度的尺度。作為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計件工資表現出以勞動者的工作效率為準繩的工資計算方法。在這種制度中，只有體現在一個預先規定的送餐時間內的勞動，才被看成是能夠獲得報酬的勞動。外賣員耗費的勞動不是其工作價值的計算基礎，相反，所完成的工作數量成為耗費勞動量的依據。勞動的質量由勞動的結果，也就是送餐時長、能否完整地把商品交到顧客手上等指標評判，這無形中迫使勞動者自覺地維持較高工作強度以保證每次結果都滿足平臺和客戶的要求。當勞動者的勞動無法達標時，平臺也擁有克扣工人工資（或進行高額罰款）的“正當”理由。計件工資對勞動質量和勞動強度的控制，有利于平臺在投入較少管理的同時達到把控勞動的目的和效果。其次，計件工資掩蓋了工作日內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的區分，甚至在實際生活中，無酬勞動還會在人們的觀念中表現為有酬勞動，讓資本和勞動的交換表現為對等的交換。此外，平臺通過計件工資還掩蓋了日間勞動和夜間勞動的區別，以較低的成本誘使外賣員在夜間進行工作。最后，計件工資有利于緩解勞動與資本的直接沖突。計件工資可以“迫使工人在個人生產率方面進行相互競爭，工人之間的過度競爭會導致生產率的提高”，單次工作任務所體現的勞動量隨之改變，最終影響名義工資。也就是說，同一時間內配送次數的增加和外賣員勞動報酬的下降成比例。一般而言，報酬的減少會導致勞資關系緊張，但外賣員單次配送的報酬在表面上是暫時不變的，這便有利于降低外賣員的抵觸情緒。
對于計件工資制度，我們既要看到平臺通過這項制度給予勞動者較大的自由活動空間，有利于促進工人發揮個性與獨立精神并培養自我監督能力的一面，也要認清計件工資下的個體差異是加劇外賣員競爭的因素。在這種競爭中，個別工資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時又會把平均工資水平壓低。
（二）資本之間的競爭轉移為外賣員間的競爭
平臺間數字資本一直處于激烈的競爭狀態。在美團和餓了么的競爭中，曾經出現過“二選一”的壟斷式霸王條款，即平臺與商家簽訂獨家交易協定，規定商家在兩個平臺間選擇一個進行營業，如果平臺發現商家在另一個平臺也注冊了賬號，就會在搜索頁面自動屏蔽該商家的內容或取消其經營資格。
平臺數字資本間的競爭在某些方面需要犧牲部分利潤來搶占市場，為彌補缺失的利潤，將損失降到最低，資本往往會把競爭的壓力轉移到勞動者身上，也就是加劇外賣員間的競爭。“要是資本不最大限度地展開自己的活動，它就經不住其他資本的競爭”，“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勞動，他就對付不了自己的競爭者”。首先，通過產業后備軍制造的壓力、配送時間的縮短和計件工資等一系列因素，勞動者會完成更多的工作任務，這意味著平臺可以用同樣的可變資本在不增加勞動者數量的情況下耗費更多的勞動，或者所增加的勞動量與增加的勞動者人數不成比例，從而節約預付資本的開支。而勞動者人數不成比例的增加是資本對勞動者需求相對下降的表現，反過來加劇著相對過剩人口的產生，使得外賣平臺的勞動現役軍面臨更加不穩定且沒有保障的處境。外賣員競爭的加劇和隨之而來的勞動效率進一步提高，資本家得以用日收入中較小的價值部分補償勞動力的日價值，從而獲得超額利潤。延長勞動時間和提高勞動強度還可以擴大流動資本，加速單個資本的周轉，使得職能資本的運營能夠持續。其次，出于對超額利潤的貪欲，平臺數字資本通過各種激勵手段甚至是強制措施延長外賣員的勞動外延量。這只是因為“自由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完成某項工作只應該消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環境下表現為競爭的外部強制。因此，對工人剩余勞動的攫取并不取決于個別資本家善意或惡意的主觀意愿，在面對競爭時，平臺數字資本家只是平臺資本的人格化。最后，工作日越長，勞動力價格就越少于勞動力價值。越低的工資就越迫使想掙得足夠工資的工人在額外的時間獲得額外的報酬。也就是說，工人為了保證獲得平均工資而付出的勞動量要比之前多，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刺激了勞動者自主延長勞動時間，從而導致更加低廉的工資在外賣員的競爭中固定下來。
三、基于算法的管理：平臺推動外賣員內卷的有力手段
外賣員的內卷不是一種自發現象。為了從外賣員的競爭乃至內卷的不斷擴大與深化中謀求利益，平臺利用算法等數字技術簡化了勞動者的勞動內容，在推動外賣員按資本意愿有紀律地、高效地完成配送任務的同時，也讓嚴格的管理趨于隱蔽。可以說，基于算法的管理是導致外賣員競爭加劇更為深層次的原因，也是數字資本加強對勞動的支配力量的源泉。
勞動過程中的管理問題自20世紀末以來已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熱門話題之一。馬克思曾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中區分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論述了由于社會協作的擴大和發展，共同勞動本身會產生管理的職能，這是管理對于使用價值生產的作用，是它的一般規定性。在資本生產中，資本對剩余勞動的貪欲和對成本的節約本性促使其通過管理與監督，確保勞動力在被使用的領域內，以該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練程度、技巧和速度”進行耗費，使生產資料被合乎目的地使用，這是管理對于價值增殖的作用，是其在一定社會歷史背景下獲得的特殊規定性。西方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美國學者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研究了壟斷資本對勞動過程管理的基本邏輯，“對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所特有的各種技術和管理的變化對工作性質以及工人階級的組成或分化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了詳盡的探討”，指出資本通過分解工作步驟，促使勞動向簡單勞動轉化，從而實現概念與執行的分離，把勞動過程的控制權收回資本手里，加深了勞動對資本的依附。“控制的確是一切管理制度的中心思想”。安德魯·弗里德曼（Andrew Friedman）把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運用到美國企業微觀管理層面的考察，指出企業的管理通常有“責任自治”和“直接控制”兩種，前者旨在給予勞動者一定的地位或責任，增加勞動者對企業的認同感，促使其在自主調整中適應企業的目標，后者則是用強制性的威嚴和監督對勞動者的勞動進行機械式的控制。理查德·愛德沃茲（Richard Edwards）分析了資本控制工人的三個方法，分別是指導勞動內容與勞動方法，評估工人勞動成果的質量和通過獎懲措施規訓工人。20世紀70年代，邁克爾·布若威（Michael Burawoy）通過分析工人在面對資本管理時呈現的主體性，解釋了在企業生命政體中，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內部國家具有誘使工人形成對企業預期目標的認同，并主動完成超額工作任務的功能。最近幾年，學界不乏沿著馬克思主義勞動過程理論的路徑追蹤資本對勞動控制新變化的研究成果。有學者結合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 Hochschild）關于資本在服務行業從管理工人的手到管理工人的心轉變的觀點，揭示了在禁止加班法律出臺的背景下，企業對勞動的管理不再以“生產過程的流程化與標準化來管理工人的‘手’”為主，而是推崇自我管理模式，讓勞動者在思想上形成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的理念，在“自愿”加班中使工作日的延長合理化。另有研究從快遞員的勞動過程出發，探討了勞動者在資本嚴密的管理與監控中爭取自主權的策略，以及資本對快遞員規避工作壓力的回應。
數字經濟下，平臺企業對勞動者的管理離不開大數據和算法等數字技術，勞動者的勞動被全方位地監控著。一方面，由平臺資本掌握的算法成為外賣員不可或缺的勞動工具，另一方面，算法充當著資本加快外賣員內卷而占有與支配其勞動成果的手段。
（一）數字技術及對外賣員勞動過程的管理
算法是由一系列計算模型組成的編碼程序，在外賣配送這個典型的O2O（Online to Offline）場景中，“外賣系統的核心在于如何解決訂單和服務提供方的匹配問題”。作為收集、處理和傳輸一系列經濟活動信息的“一般性數字化基礎設施”，平臺借助算法進行數據分析和自動優化，計算實時最優資源配置方案，根據市場信息及時定價，最終達到配送效率最大化、降低配送成本且保證良好顧客體驗的目的。具體來說，外賣平臺算法對勞動過程的管理體現在兩個方面。
1. 算法作用下勞動成為標準化的流水線作業。外賣平臺的算法系統主要有機器學習算法、調配算法、路徑規劃算法、數據追蹤算法、數據交易算法和動態定價算法六個部分（見圖1）。在這些算法中，調配算法負責綜合商家、顧客和外賣員所在的位置數據，計算出最適合派送訂單的外賣員組別，并把訂單信息發送到相關組別的外賣員手上，由外賣員自主選擇是否接單。當外賣員接單之后，路徑規劃算法會提供合適的取餐與送餐路線供其參考，告知外賣員到商家和到顧客的剩余距離。如果遇到突發狀況，外賣員需要在平臺上進行轉單、延長送單時間或報備異常情況等操作，調配算法會作出相應處理。從外賣員取到餐品到交付商品的整個過程中，數據追蹤算法通過外賣員身上的可移動設備收集包括各個具體位置需要花費的時間、具體到店時間、具體取餐速度等數據。在送餐確認完成后，數據交易算法根據顧客評價、外賣員是否超過或提前于算法預先設定的送餐時間等信息，自動為外賣員更新等級積分，并進行獎勵或罰款。動態評估算法則依據實時交易信息計算配送費用。最后，機器學習算法從平臺收集的所有關于顧客、商家和外賣員的數據中分析外賣員配送過程的狀態，如外賣員在前往各種社區、學校、商區等地點時會選擇的送餐方式，即是否需要向門衛報備，是否需要停車走路或上下樓梯等等，對調配算法、路徑規劃算法、定價算法進行優化。
在上述算法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外賣員的勞動步驟被一一拆解為接單、取餐、送餐，每個步驟都會由算法進行指揮或決策，如決定任務分配、預計每一環節的剩余時間、對勞動結果進行分析和評估等等。要實現算法的這些功能，就需要從外賣員的勞動過程中不斷收集和更新勞動內容的材料，在整理后重新規范外賣員的執行步驟，讓外賣員的勞動盡量簡單、高效且一直被可視化地監管。在掌握外賣員勞動信息的基礎上，平臺把工作過程中大部分分析、設計和決策的行為交由算法完成，“智能算法像一個大腦一樣收集和發送指令，將整個勞動過程都納入到自己所構建的新秩序之中讓管理更加日常化和專業化”，外賣員的勞動則越發成為標準化的流水線作業。這是泰勒主義在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形式。
【圖1 勞動過程中的外賣平臺算法作用示意圖】
2. 算法作用下的制造同意
在外賣員的勞動過程中，既有作為資本化身的算法強勢的一面，但也不排除工人對自己的勞動有一定的自主性。在某種意義上，平臺資本能夠從外賣員自主性勞動中獲利，主動創建激發勞動者自主性的“游戲玩工”機制，在滿足勞動者某些方面自由需求的同時，潛在地引導勞動者認可勞動時間的延長和勞動強度的提高。在游戲機制下，外賣員通常會把工作量的增加視為與自身利益直接相關的因素。
簡單來說，外賣平臺的“游戲玩工”機制主要圍繞外賣員的幾個工作步驟設計，用游戲話語體系描述勞動內容和勞動的物質要素，把完成工作步驟稱為通關，再模仿游戲排行榜、游戲中的獎懲規則評估外賣員的勞動結果。由于算法對每個具體步驟應該如何完成沒有明確規定，因此“游戲”規則下的外賣員擁有一定的空間去挖掘單位時間內可使利益最大化的工作技巧。如在等待系統派送訂單的環節，善于總結經驗的外賣員會考察訂單最多的商家聚集地，在了解其具體位置后于附近等待，以便能搶到更多順路的訂單從而實現“掛單”，由此提高配送效率。在等待取餐的環節，對時間敏感的外賣員會摸清不同商家出餐速度的差異，以此安排取餐順序。當然，正在實施配送也不意味著搶單結束，外賣員通過手機終端可時刻留意系統是否還會出現順路的訂單，當訂單出現時通過“拼手速”來獲得提高收入的機會。在平臺算法逐漸完善的過程中，路徑規劃算法也經歷著由粗糙到精細的優化過程。當外賣員發現系統提供的參考路線長于自己發現的“捷徑”時，外賣員有獨立安排配送路線的自由。這些發揮自主性的空間彰顯著平臺勞動模式與傳統工作場域中，勞動者必須嚴格遵循資本家的工作安排的區別。加之計件工資制度的實行，騎手的收入與騎手的努力程度相關，大部分外賣員會產生為自己而工作的觀念。
盡管平臺通過算法管理，使外賣員被動地接受工作規則，“勞動者對雙方的游戲規則并沒有平等的協商權”，但外賣員依然對工作的自主性有一定的認同感。對于資本而言，外賣員的自主性活動能夠為平臺產生描繪現實場景的數據，而“數字泰勒主義也在發揮數據收集和分析的作用，并將分析結果反作用于騎手”。在制造勞動者對自主性工作的同意中，算法也讓平臺數字資本的管理變得更加高效且隱蔽。
（二）算法的非生產性與外賣員的生產性勞動
1. 算法不創造價值，不是外賣平臺的利潤來源。外賣員的勞動處于把食物商品從生產者手上運輸到消費者手里的流通階段，由于商品在勞動過程中發生了物理位置的變化，因而是生產過程在流通領域的繼續，是食物商品使用價值形成的最后環節。就外賣商品的使用價值而言，外賣員的勞動是有用勞動。就外賣商品的價值而言，外賣員進入勞動過程的前提是勞動與企業可變資本的交換，在工作日中，外賣員的勞動既補償了可變資本的價值，也在超出必要勞動時間后付出剩余勞動，為平臺企業帶來剩余價值，是帶來利潤的生產性勞動。
算法是由平臺雇傭的算法工程師運用數字化勞動工具所制造的數字產品。在算法被創造出來并投入外賣員的勞動過程時，算法就以物化勞動的形式存在，成為外賣員勞動中的物質要素，作為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算法的價值來源于算法工程師的勞動，并在外賣員的勞動過程中由外賣員的活勞動保存下來。算法不是外賣商品價值的源泉，無法在配送環節創造剩余價值，為企業帶來利潤。此外，雖然算法工程師對既有算法體系進行優化升級的勞動會追加算法的價值，但這無法改變問題的本質。
由此可見，平臺經濟要順利運行并且獲利，需要用一部分預付資本和外賣員進行交換，將先前占有的算法工程師的數字產品與外賣員活勞動結合。
2. 物化勞動對外賣員活勞動的支配與占有。數字經濟時代，“普遍勞動產生的一般智力”變得愈加重要，甚至可以直接成為生產力。算法從外賣員的勞動中獲取一切有利于平臺了解顧客、商家及勞動的信息，從外賣員的社會勞動中整合著所有勞動者的勞動經驗，在獲得一般智力的同時逐漸加強對勞動過程的指揮能力。單個外賣員的局部勞動能力在巨大的社會群眾性勞動面前，在技術體系面前，呈逐漸“消失”或式微之勢。技術體系成了具有權力的主人。
就勞動的一般性而言，外賣員利用算法提供的語音助手和智能導航等工具，往往“只是把它當做自己有目的生產活動的手段和材料”，當成能為自身提供便利的生產資料。但是，就勞動作為雇傭勞動而言，算法則擁有著充當資本化身而與勞動對立的角色。這首先是因為算法不僅僅是單純的物質要素，而是為資本所掌握的勞動條件，是資本用來吸吮他人勞動的手段。在平臺數字資本的價值增殖中，不是外賣員把算法當作配送活動的物質要素來使用，而是算法把外賣員當成自身運作過程的酵母來消費。算法對外賣員勞動的監督來源于勞資對立中資本的需要。算法對勞動效率的提高，從而對生產力的提高，也成為資本縮短必要勞動時間最有力的手段。在算法的作用下，單個任務的時長被縮短，同時，平臺能夠24小時不間斷地接收訂單，只要勞動者一打開終端就能從事派送任務。因此，外賣員的工作日被延長。其次，算法有自己獨立的運行邏輯。在算法被開發和優化的時候，算法工程師主要從資本的利益出發，制造出不受勞動者控制的規則。植入數字泰勒主義的算法程序通過拆解外賣員的工作內容，壟斷了大部分的決策信息與決策過程，使勞動者的勞動變得毫無內容。除難以獲得復雜勞動技能外，外賣員只能作為局部工人被不斷地生產。去技能化和片面性的發展不僅把外賣員一直捆綁在平臺一線工作崗位，而且削減了外賣員的議價能力，為企業節約培訓成本。面對這種情況，外賣員不得不把勞動力持續出賣給平臺，對平臺數字資本產生依賴。
在社會技術的變革中，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功能不斷強大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結果，具體表現為以算法為代表的數字化勞動材料力量的增強。然而，在數字技術為資本掌握的生產關系下，生產力的發展首先擴張的是資本的權力，勞動者的力量和地位面臨著被削弱的趨勢。
四、從數字技術到數字資本：勞資關系問題的根本原因
數字技術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在現實生活中，這種進步往往由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所推動，資本積累既制約著數字技術的應用，也決定著勞資雙方各自的處境。在數字資本的積累中，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生產力首先隸屬于資本的生產關系，是資本以更高的效率占有剩余價值的工具。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數字經濟的發展既要尊重效率原則，也要兼顧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實現由數字技術引發的生產力進步成果為大多數人享有的公平原則。社會主義國家利用數字經濟謀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不能淪為資本逐利的工具。
（一）數字資本的積累運動
數字資本作為資本的一種特殊形式，是資本利用數字技術搶奪海量數據資源，構建“以大數據為核心資源的完整產業鏈，不斷追求壟斷性的價值增殖”的產物，同樣以追逐剩余價值為目的。數字資本家是人格化的數字資本，執行著追求價值增殖的職能。在數字資本的積累中，競爭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推動資本在不斷擴張的運動中維持自身。
通過積累，數字資本的積聚導致了勞動者范圍的延伸，勞動的協作程度隨之提高。協作即許多人在同一勞動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具有聯系性的勞動過程中有計劃地協同勞動。在平臺經濟中，外賣員的社會接觸自發地促使其提高工作效率，例如通過查看排行榜看到他人“戰績”而加快送餐的腳步，或因不想影響商家營業而加快取餐速度等。在算法的統籌下，外賣員的勞動環節以更加緊密的狀態連接著，減少了勞動過程中的時間浪費。通過搭建實時聯絡平臺覆蓋較大范圍內的顧客、商家與外賣員，數字資本在集約化運作中實現了生產費用的節約，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和增長了自身的職能。“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是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
與此同時，數字資本職能的擴大抬高了單個資本想要經營該行業的門檻。為了規避大量預付資本對購買勞動力和勞動資料的投入，外賣平臺選擇了“輕資產”模式，不僅把用工方式逐漸改成外包制度，回避為外賣員提供勞動保障的問題，而且要求外賣員自行準備包括電動車、藍牙頭盔、制服等在內的勞動條件。
無論平臺的用工方式對雇傭關系產生了怎樣的遮蔽作用，資本和勞動者的交換（G-A）是資本積累的前提。在平臺數字資本快速積累的階段，如果資本的構成不變，那么資本的增長就會導致對外賣員的需要按比例地增加，平臺數字資本和外賣員的關系被不斷地生產出來。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平臺外賣員數量的擴增往往只是表面現象。隨著資本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能夠以更快的速度占領外賣員的無酬勞動，對活勞動使用的增加并不一定以更多的外賣員為條件。加之競爭導致不同部門的合并與減少，外賣員將面臨更加激烈的就業競爭。
（二）一定的生產力總是隸屬于特定的生產關系
1. 數字技術與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數字技術在外賣配送領域的應用客觀來說的確提高了這個行業的社會生產力，主要表現在外賣員的平均熟練程度的提高，不斷更新的數字技術在外賣員勞動過程中的應用，更大范圍的外賣員被數字技術重新整合與調配，外賣員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程度加深，人工智能的送餐設備提高了生產資料的效能等等。然而，“被歸入資本的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任何增長，都是協作產生的，這種協作隨著資本‘作用范圍’的擴大而擴大”。也就是說，雖然由數字資本整合的外賣員的勞動提高了外賣員通過協作而作為社會工人發揮的生產力，但由于這種協作本身隸屬于資本，由單個局部工人組成的社會勞動機構屬于資本家，外賣員在其勞動隸屬于資本之前無法發揮這種生產力，因此外賣員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就表現為平臺數字資本“天然”的屬性，由各勞動結合的生產力則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在資本的生產關系下，外賣配送的勞動者作為平臺數字資本的一個器官起作用，剩余勞動歸資本所有。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數字技術也首先服務于平臺指揮外賣員協作的需求。而數字技術成為外賣員勞動過程的必要條件，就意味著勞動者離開了算法便難以開展配送工作。
數字資本的競爭是促進數字技術進步的原因，數字技術的進步反過來又擴張了數字資本的權力。在數字技術隸屬于數字資本的條件下，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剩余價值和剩余勞動的增加更加激發了資本對利潤的貪欲。資本不關心勞動力是否被過度使用而處于萎靡狀態，資本唯一關心的是在一個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和其他資本形式一樣，數字資本通過發展勞動生產力來節約勞動，目的不是縮短工作日而是縮短完成某項工作的必要勞動時間。“以勞動生產率增長為基礎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同時包含著兩重結構變化：一方面是工作日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于剩余勞動時間的縮短，另一方面是生產資本中可變組成部分相對于不變組成部分的下降。”在任由資本自由競爭的社會條件下，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和工人勞動時間的絕對或相對延長是同向進行的。
2.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數字經濟要兼顧效率與公平。“一般來說，交換的公平、權利的公平、勞動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更多的是相互促進的正向關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對立關系。”公平的競爭秩序和平等的社會權利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激勵與調節作用，由此提高經濟效益，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外賣平臺的生產資料歸平臺數字資本家所有，其所有制依然以私有制為主。這就導致平臺數字資本在運用數字技術使用外賣員的勞動時，首先會遵循效率原則，想盡辦法提高配送速度來獲得更多用戶，從而贏得競爭優勢。但是，平臺經濟的發展如果只遵循資本的邏輯，就會導致外賣員工作時間被無限延長，勞動強度一直增大，在面對“去勞動關系”的趨勢中不斷妥協自身權益受到侵害的問題。長此以往，既不利于勞動力的再生產和勞動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兼顧社會整體和長遠的利益。
要最大化地利用數字技術帶來的紅利，使得技術的發展成果能夠覆蓋更多的人群，就不能落入把生產資料放置于和勞動者對立的窠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平臺經濟不是無政府狀態地肆意發展，政府應該在規范平臺用工和與時俱進地更新勞動關系認定標準，敦促企業落實為勞動者提供保障義務，引導企業制定合理的工資制度讓外賣員的實際工資與勞動生產率同向、同比例增加等方面，發揮有效作用。2021年，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該意見針對外賣送餐員的勞動收入、勞動安全、食品安全、社會保障、從業環境、組織建設、矛盾處置七個方面提出要求，旨在保障外賣送餐員的合法權益。當下，靈活就業日益成為穩就業的重要途徑，政府在完善勞動立法和加強對平臺企業監督方面，仍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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