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3日，中國播音界泰斗虹云女士去世，終年81歲。
虹云原名馮云，一生榮譽與稱號數不勝數：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播音指導，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播音藝術家。學習強國播音朗誦專家。歷任廣電部播音職稱高評委、中國廣播電視學會播音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主持人委員會副會長。長期擔任北京市語言學會朗誦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詩歌學會朗誦演唱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她曾榮獲金話筒獎，多次獲得“金雞獎”“百花獎”“五個一工程獎” “亞廣聯大獎”諸多國內外獎項，70年70人杰出演播藝術家，中國有聲閱讀終身成就榮譽等獎項……
當然，在今天的輿論場尤其是互聯網語境下，虹云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恐怕還是“恒大歌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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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恒大集團二十周年慶典，虹云作為恒大集團與許家印的歌頌詩朗誦一員，以聲情并茂的表演成為了網絡奇景。
特別是配合著近年來恒大由于黑金暴雷而致中國萬千家庭家破人亡的新境，虹云的公眾形象堪稱完全崩塌，即使是在近日“生理死亡”之前，虹云老師實質上早已社會性死亡。
就我個人看法，我倒是不主張集火于虹云老師個人。
“市場經濟”大潮，“有奶就是娘”價值觀，“一切向錢看”方法論………誰能夠獨善其身于如是時代洪流而真正孑然一身呢？
從新中國的人民播音員，到新時代的資本肉喇叭，虹云們只是一個個“果”而已，并非“因”。
正如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
蘇聯有位名作家叫格羅斯曼，曾于1952年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把斯大林時代歌頌為“沒有矛盾的天堂”。
然而就在斯大林去世后，根據新的領導集體的風向轉變，格羅斯曼的畫風開始跑偏……僅僅不到十年，經受了蘇共二十大洗禮的他就于1961年寫成《生存與命運》，書中宣稱：
衛國戰爭是兩個極權主義之間的斗爭……蘇聯不但稱不上正義，甚至極權主義的程度較之希特勒更勝一籌……
除了格羅斯曼，擅于隨風舞動的蘇聯“藝術家”、“知識分子”們實在太多。
比如在1950年寫出中篇小說《大學生》歌頌斯大林、又在1976年將其改寫（主角與反派全數調個）為《濱河街公寓》的特里豐諾夫；
比如在衛國戰爭期間大寫各種抒情詩贊美斯大林和蘇聯紅軍、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擔任《新世界》雜志主編時大罵斯大林的特瓦爾多夫斯基；
比如一邊自稱“列寧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準則”，一邊又在小說中大罵列寧與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亞科夫；
比如一邊在蘇聯國營電影制片廠中領巨額公務薪金，一邊又大罵蘇共“殘酷迫害”的維索斯基………
文藝的臺上是牛鬼蛇神，那么牛鬼蛇神的背后——即文藝的幕后，又是什么呢？
回想1939年3月時，赫魯曉夫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二十分鐘的發言中，居然把斯大林恭維了三十二次之多。
過去，他常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導師和領袖”、“偉大的常勝將軍”、“自己生身的父親”。
但僅過了十多年，還是同一個赫魯曉夫，卻咒罵斯大林是“兇手”、“強盜”、“賭棍”、“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混蛋”、“白癡”等等，把一切惡毒、污穢的語言都傾瀉到斯大林的頭上，全盤否定斯大林建立的巨大的歷史功勛。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實質是對偉大的蘇聯人民和蘇共的莫大污辱，是對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一些根本原則的否定。
1956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莫斯科在鵝毛大雪中迎來了蘇共二十大…這其實無需多言。
值得一提的是，給斯大林定了個三七開、并反復強調“破除個人崇拜”的赫魯曉夫，卻在此后的“赫魯曉夫時代”里達到了規模更大的個人崇拜，蘇聯社會吹捧他的文章數量遠遠多于斯大林當政時期對斯大林的吹捧。
從歷史進程審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曾經處于中國社會較高階層的文體雙雄，均逐步滑落，體育和文藝（娛樂）無限度地開始淪為資本的附庸。
好處自然是從業者的薪資暴漲，但壞處也顯而易見：他們在抱著大把超出自身水平的非合理薪酬的同時，不得不接受重新成為「下九流」。
下九流，原本存在于舊社會中，后被新中國拯救，卻又在80年后重新浮現。
“蠻夫與戲子”，是改開之后、特別是90年代以來，體育圈和娛樂圈大部分從業者的公共形象。
恰如今天中國足球和中國娛樂在黎明百姓心中的定位：不論他們多么的富有，但是人民對他們的認同感和崇拜感早已蕩然無存。
即：我們和他們，不是「自己人」，他們根本不代表人民，他們只代表金錢、只代表他們的寡頭老板，他們不是為了人民拼搏，而是為了集團拼搏。
就像中國的職業足球俱樂部們，幾乎沒有一個是社區型的人民球隊，都是資本集團的“企業隊”罷了。
或許圈內的受眾還依然愿意給予一絲基于國別和項目本身的理解，但是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普羅眾生，根本不會給予這幫踢球的絲毫正面評價。
忍不住遙想建國后的前三十年，體育從業者、文藝工作者那時候的地位相當之高，他們是愛國建設運動中的一份子、是絕對的領導示范階級，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英雄、榜樣。
文藝領域有“雙百方針”，體育層面亦有毛主席1952年親自提倡的“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陳鏡開、容國團、王富洲，包括80年代的許海峰和中國女排（同樣淬生于毛主席時代的專業體制），他們這些體育人是整整一代國民的驕傲，也是共和國的體育脊梁。
文藝工作者更不必說，相聲、曲藝、歌劇、電影，80年代之前的朝氣和愛國情懷在催生大批優秀作品的同時，也培養了大批愛國愛民的文藝人。
就抗日題材而言，今天的抗日要么是高級黑的手撕鬼子，要么是靡靡呻吟的悲愴格調，全無昔日《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隊》等作品的高昂斗志。
同時，“練體育的”和“學藝術的”亦是成了各中小學學校里的異類，也是家長們心中的“偏門職業”……這也正是足球人和娛樂人在今日中國社會的困境，更是時代困惑。
懷中鈔票千萬，但是道德和公眾認知卻遭到無底線的斷崖，且體育和娛樂兩個圈子的人士中，大多數也“借坡下驢”地選擇暖洋洋地徜徉在困境里：無所謂，被罵就被罵，反正有錢賺。
很多體育界、娛樂界從業人，除了廣告，平時墻內的社交媒體幾乎不更新（發東西容易被罵），只在重要的日子（國慶等）里跟著官媒轉發兩句生硬的愛國標語即可，其他的均是無所謂的態度。
這樣的公共姿態，對于扶正形象毫無益處；至于遇到批評就抱團取暖、群起攻之，比如2022年的馮瀟霆之流“急了”的嘴臉作態，更是會淪為百姓的笑柄。
呼喚人民的文藝者與運動員，著眼于文藝與體育本身是片面的，它們終究只是資本的附庸，也終究只能是時代的枝葉。
回到前文提及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毛主席的論斷一針見血：
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么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
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于人民大眾。
虹云們在2016年酥麻入骨的靡靡吹捧，對比近年恒大與許家印蓋棺定論的官告，不得不說，實在駭人。
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數字，折射著令人驚恐的事實：過去四十年間，我們賦予了一批又一批新生的資產階級以巨大的政治紅利、高企的社會地位、漂白的階級形象、安全的營商環境以及難以統計的財富體量——這里的“財富”，并非其企業自身通過升級生產力而創造的資本增量，反而更多是透支全民勞動者的現金儲備以及國家的未來資本，通過金融業、銀行業等蛀蟲的勾結，實現了指數級別的私人資本堆積……
但是，他們都做了些什么？
相比于一百年前那些生在夾縫中的資本家，近四十年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尤其是一大批地產寡頭）無疑享受著極其安全的國家環境（包括財富安全、市場安全、人身安全、輿論安全）。
然而，不論是對國家生產力（產業升級）的推動，還是對祖國命運的積極影響，其中某些巨鱷甚至還不如民國時期的一些民族實業家。
以“剪息票”姿態活躍于資本江湖的他們，如許家印之流，鯨吞蠶食國民財富、預支國家現金儲備，正是近四十年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執行手”群體。
中國頂端1%的人群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人群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這是《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給出的結論，前者自然包括著許家印這樣的人。
網絡上流傳已久的許家族奢侈到無以復加的衣食住行、變態級別復雜繁瑣的生活與工作“伺候標準”，簡直是對中國數億普通勞動者的雷霆羞辱，更是對過去多年“先富帶動后富”理論的一記響亮耳光。
根據胡潤研究院發布《2023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擁有億元資產的“超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13.3萬戶，擁有600萬元資產的“富裕家庭”數量已經達到514萬戶，擁有千萬元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208萬戶。
未來，中國約有18萬億元財富將在十年內傳承給下一代，49萬億元財富將在二十年內傳承給下一代，92萬億元財富將在三十年內傳承給下一代。
對了，中國是沒有遺產稅的。
很顯然，如果許家印及其兒子沒有被清算，那么難以計量的恒大資金（實質是全民社會資本）大概率會順理成章、“合理合法”得繼續由許家人掌管。
麥肯錫的最新預測顯示，中國超高凈值人群個人金融資產總和將以13%的速度高速增長，管理資產規模將從2020年的21萬億元人民幣，增至2025年的38萬億元人民幣；超高凈值家庭數量也將從2020年的3.1萬提升到2025年的6萬。
另據福布斯第35屆年度世界億萬富翁名單顯示，2021年內，全球創造了2755位億萬富翁，總資產規模高達13.1 萬億美元，相當于每17小時就有一位億萬富翁誕生——其中，中國北京新增33位億萬富豪，總數達到100位，超過美國紐約的99位。
現實是，穩居高臺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著財富，還掌握著話語權、解釋權、定義權。他們除了要對窮人進行污名化、歧視化運動，還要對富人進行道德化、造神化運動。
看看許家印吧，官至全國政協，頭頂慈善高帽，兩度闊步登頂天安門城樓，傲氣享受廣州天河體育場四萬球迷五體投地、臣服淚拜的擁戴……
直到今天，都依然存在部分“學者”、“媒體人”、“經濟學家”仍自帶干糧式的為其甚至為整個資本家階級搖旗吶喊、戴孝哭喪……
這就是我們過去許多年將社會財富交予管理的人，所謂“先富起來的人”。
可是他們“管理”財富的手段，我們今天全然了解了：對內財務造假騙取銀行貸款與融資牌照，對外開設避稅賬戶、勾連貝萊德/匯豐等西方資本永久性轉移國內資產。
恒大的廣泛拆借資金來自于美國各大商行，但提供信用抵押（擔保）的卻是國內的諸國有銀行（這背后自然是深不可測的腐敗網），許家印借到錢便利用恒大金融平臺發行商票債券，購買方有兩部分人：一是正常客戶（即最后的受害者），二是許家印自己家族的“朋友圈”，這些人是可以兌換的，等于是許家印聯合資本票友掏空了恒大集團這家空殼，待兜不住了，再將這家殘敗破陋的企業交到國家與人民面前，兩手一攤，白眼直翻。
直到2023年秋天，許家印依舊在動用“關系”，奢望國家能“出手相救”，但這一次金融反腐與整治地產的雙拳齊下，許家印沒有機會了。
尤其是在他偷偷摸摸“戰術性離婚”（保全妻兒資產）和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保全海外資產）的動作被發現后，其“假保交樓，真拖時間”的意圖徹底暴露，鋃鐺入獄自然也是求仁得仁。
要知道，一旦國有銀行在2023年再為許家印輸血的話，則會繼續資金對外流失，后果不堪設想。
恒大地產披露的2019年、2020年年度報告皆是騙局，許家印通過提前確認收入方式財務造假，導致2019年、2020年各虛增收入2139.89億元、3501.57億元，占當期營收比分別為50.14%、78.54%；對應虛增利潤分別為407.22億元、512.89億元，占當期利潤總額的比各63.31%和86.88%。
以2020年的數據來說，這一年收入前五名的房企分別恒大、碧桂園、綠地、萬科、保利，各實現營收5072.48億元、4628.56億元、4561億元、4191.12億元及2432億元——恒大虛增收入3501.57億元，相當于憑空捏造了一家保利地產。
但是在此之前，許家印其人卻一直是安全、穩定、高光的社會形象。
不妨一覽恒大集團的做派（也是許家印本人極其熱愛向往并為之攀附的政治cosplay）——恒大集團的黨委從成立初期的7個黨支部、100多名黨員，到2020年已發展成為二級黨委5個、黨總支35個、黨支部639個、在崗黨員7756人、基層黨組織覆蓋率100%的所謂“軟紅色企業”，集團先后獲得"全國企業黨建工作先進單位”等榮譽，“黨委書記許家印”更是榮獲"全國企業優秀黨委書記”稱號……
看看恒大集團這會議布景，我也不知道這人是真有某種野心，還是過于cosplay上癮……
總之，諸位看官，如是歷史發生在你我眼前，就說魔幻不魔幻吧。
虹云離去之際，不禁徜想，九年前彼時圍繞在許老板身邊的太多人，包括媒體、戲子、球迷、政客、商人，如今都怎么樣了。
當然，相比于他們，我還是更心痛那些被許家印（以及過去太多力推力捧許家印的力量）沉重傷害的普通人們，那些無辜的工人、職員、業主、票戶、供應商……這些人們才是歷史上我們已太過熟悉的「時代的傷者」。
還是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為結語吧：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
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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