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國六代機起飛和特朗普二度進入白宮之后，兩國的競爭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鍵。中國這邊是短時間內一系列軍事科技文化突破，美國那邊隨著特朗普的反攻倒算和馬斯克狗狗部操刀的減員增效，也是猛踩油門，連航空事故頻率都加速了。
于是乎，中國互聯網鍵政生態圈中的“贏學愛好者”們這段時間反應也格外激烈。在鍵政生態圈來說，“贏學愛好者”大體是見不得真贏的，就算不討論這類言論的心態和立場，成天看到什么新聞都是贏贏贏輸輸輸的復讀也很難說是正常和有意義的行為。對于普通人來說，看到國家和社會的突破感到欣喜是正常感情，確實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激發一些過度樂觀和民族情緒性的言論，但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氛圍來說，這種趨勢整體上仍是處在正常的區間。
對中國，乃至全球的普通人來說，更重要的是隨著中美兩國競爭態勢和東西方國際局勢的快速變化，未來會不會因為矛盾激化，或者出現黑天鵝事件導致大國戰爭甚至核戰爭的風險。
我們在2022年年初的文章《核武器帶來的世界和平還能走多遠？》中系統梳理了當代國際關系理論中戰爭研究相關成果。當時疫情進入第三年，俄烏戰爭還未開始。我們將分析的著眼點放在了圍繞臺海、南海等問題的邊緣博弈是否可能構成戰爭風險。在成本-收益-預期的視角下，得出了兩個比較直接的結論。
一個是當代戰爭和激進政治手段混生共融，軍事冒險主義和政治投機行為交疊下，政治效應和利益識別的復合性、戰爭形勢超出傳統限制的模糊性，導致在不觸碰核戰略本身的確保相互摧毀和最低限度的共同安全底線的情況下，仍然存在有限政治目標、有限時間和有限停止點的戰爭，這種戰爭或者說“特別軍事行動”不在傳統國際法宣戰規則之類，是一種基于邊緣博弈的模糊性處置。
第二是戰爭的政治目標從傳統確立領土、控制、條約這種現行利益慢慢演變成推動戰后約束體系、國際全力關系的重配，成為戰爭發起方或者沖突雙方推動現有體系變革、現有秩序再造的一種極端形勢。
在這種情況下，戰爭的政治目標變成一個長期性的趨合，加上認知戰及其引起的政治長尾效應，我們很難在短期內完整、準確趨定義一個政治勝利方，這反而使得這種邊緣博弈和戰爭風險變成一種常態化的不確定性風險。
如今三年已過，俄烏仍未止歇，哈以表面停火，和三年前相比，特朗普maga中興，歐美加速右轉，人們對于和平的信心已經大幅失卻。我們今天重新來探討這個話題，
我們的討論首先要建立在一個基礎判斷之上，即2025-2030（激進點就是2025-2027）中國處在一個優勢轉換期。這種判斷無關輸贏，是做出有效估計的現實基礎。
先來回顧之《核武器帶來的世界和平還能走多遠？》中引用的戴爾·科普蘭（Dale C. Copeland）理論框架，在《大戰的起源》一書中，通過梳理歷史諸多兩級結構（或類兩級結構）中出現的戰爭，提出國家是否選擇戰爭取決于當下的實力對比、未來貿易環境變化的預期、非對稱但相對平衡的競爭態勢。
在兩級結構中，現有的主導國如果認為未來的經濟依賴關系將嚴重惡化（如被趕超者切斷關鍵資源或市場），自身政治軍事等優勢將不可避免衰退，且自身處于不對稱依賴的脆弱位置時，那么就很可能會超出理性決策模型的界限，試圖通過“預防性沖突”改變現狀。
我們將美國和中國代入主導國與趕超國的位置，在2022年時，主導國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判斷還是如下狀態：
經濟方面，雖然經濟紐帶通過提高沖突成本可以促進和平（經濟上所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只有當國家確信未來經濟關系能持續穩定時，相互依賴才會抑制沖突；若預期未來關系惡化，經濟依賴反而成為戰爭的催化劑。
尤其是出現主導國認為趕超國在未來可能利用經濟優勢（如制裁、斷供）威脅自身生存，且經濟依賴趨于反向依賴的時候（比如主導國主要是消費品進口和部分中間品進口，高度依賴趕超國的低成本高效供應鏈），主導國將試圖通過現有優勢手段重塑經濟秩序、國際供應鏈體系和合作關系。
一個是繼續執行技術領域“脫鉤螺旋”，從“小院高墻”（限制尖端軍事技術）擴展至“泛安全化”（如TikTok數據安全爭議、新能源產業補貼調查），試圖壓制、妖魔化趕超國“自主可控”“國產替代”的戰略，釋放出長期對抗信號；
一個是供應鏈重塑并與盟友體系綁定。推動關鍵產業回流或轉向“可信伙伴”（如《芯片法案》限制對華投資、美墨加協定中的原產地規則）。尤其是對跨國資本產生一種挾持，使其不得不把雙方政治沖突帶來的供應不確定性和銷售市場風險納入到自己的首要考量，被迫在雙方的盟友體系和供應鏈體系內尋求“雙備份”。簡單而言，讓跨國資本怕怕兩邊因為政治事件神仙打架，自己從供應鏈到市場端因為處置不當，導致自己經營陷入“黑天鵝”。
政治方面，趕超國在技術、軍事或經濟領域逼近甚至部分超越主導國，而主導國判定自身衰退趨勢不可逆轉時，雙方對“時間站在哪一邊”的認知錯位將激化沖突。
邊緣博弈的加劇和常態化可能引發猜疑鏈的固有風險，主導國先發制人的邊緣博弈和趕超國鞏固周邊安全環境、階段性優勢的主動升級預期，這些對于傳統主導國盟友體系、沖突邊緣的地區形勢都帶了一種負面推動。當然這種兩級結構過度聚焦的態勢，使得一些地區由于治理空白出現了很多新興區域大國和伴生沖突。
但是，進入到2025-2030優勢轉換期后，目前在幾方面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政治方面，集體安全困境和沖突管控問題加劇。雙方均試圖加強聯盟擴展，主導國強化傳統盟友網絡，趕超國推動“非對稱伙伴關系”，鞏固勢力范圍。但就算趕超國宣稱和平外交，這些動作都會被主導國視作事實上的可置信威脅。主導國現任總統雖然執行“退縮戰略”，但其政策不確定性依然可能在優勢徹底喪失前采取軍事行動，試圖凍結現狀。
競爭力方面，技術擴散與產業替代加速推進，趕超國已經從技術模仿（如逆向工程）者，全面轉向自主創新，在戰略新興產業領域（特別是新能源、智能汽車、無人機、智能化）等方面尋得先機，在傳統主導國優勢領域（如互聯網、AI、半導體、機器人）方面持續發力。
deepseek對openai等巨頭產生連鎖威懾，宇樹已經不是波士頓動力的模仿者,大疆和一票專業領域無人機制造商把skydio錘到只能去軍事領域吃通用原子剩飯。智能汽車打到美國只有特斯拉一個獨苗,新能源卷到拜登一個任期都沒起色，自己在國內反而快卷爆了。
未來產業和基礎可續方面，雙方幾乎是統一起跑線布局，趕超一方的大科學設施和產學研改革也在加速推動。這些都嚴重動搖了主導國壟斷高附加值產業的根基，這使得兩屆主導國政府都轉向保護主義和類凱恩斯策略來試圖將基礎供應鏈引回國內來保證優勢領域不至于成為空中樓閣，但是收效甚微。
軍事方面，主導國的軍事威懾置信度已經大打折扣。
2025-2027之間，主導國海軍面臨艦隊退役潮，而伯克3產能低效，星座級無法列裝，DDGX項目遲緩，延遲提康德羅加、改造朱姆沃爾特、再造瀕海戰斗艦無非都是修修補補的舉措。海基導彈防御系統對高超音速的防御能力引人質疑，陸戰隊各類靠無人設備撐起來的分布式部署現在還沒有實戰檢驗。
空軍領域，NGAD明顯落后于趕超國的六代機進程，F35機隊有所成效，但是F22接替者一直沒有出現。現有空空導彈靠aim120d3和空射標六應急，aim260遲遲未現身，傳統穿透式空中打擊優勢也慢慢被削弱，太空軍過頂紅外和太空信息支撐有待檢驗。
陸軍重回師級部署，部分注入視覺增強夜視儀有亮點，但ERCA項目失敗，基礎裝備換裝緩慢，主要精力倒是放在暗鷹、提豐上，在兩級結構中的戰略定位顯得略微古怪。
相反趕超國六代機、大驅加速上馬，各軍種各領域裝備配置處于新列裝、成熟期，2025-2027年這種此消彼長狀態中整體可以維持半代左右（以實際入役為口徑）的領先優勢，這事實性削弱了主導國在西太平洋包括全球的軍事優勢和軍事威懾能力，這引發盟友體系的不信任。
此外，作為延緩兩級結構板結、緩沖直接沖突風險的第三方角色的影響力相比2022年也在衰退。歐盟、東盟等經濟體在中美間“選邊站”的猶豫態度帶來傳統盟友結構和全力格局的模糊期。尤其是歐盟在所有新興領域全面落后于中美的現實情況，以及傳統歐洲優勢領域被慢慢蠶食，歐盟內部集體右轉、歐洲懷疑主義抬頭，還有歐盟自主外交、自主軍事進展遲緩甚至倒退，以及全球南方國家的觀望情緒，都在影響中美金融權力、外交權力等方面競爭的結果。
以上就是2025-2030作為“優勢轉化期”的幾方面事實依據。在這個過渡時期，邊緣博弈和戰爭風險呈現這樣幾個特征：
風險的“政治化”敘事。美國兩黨共識將中國定位為“系統性競爭對手”，經濟政策與國家安全深度綁定（如CFIUS強化審查中資并購）。趕超國則強調“發展安全并重”，將糧食、能源、數據等領域定義為“新型安全領域”，加速內循環與區域合作（如RCEP深化東南亞產業鏈整合），降低對西方市場依賴。這些都會導致全球分工體系和供應鏈持續重配和動態沖突的系統性風險，并且隨著兩級結構對抗而持續升級。
相互依賴“調節作用”消失。雙方傳統貿易結構和經濟合作形式（趕超國通過供應鏈優勢提供產品，主導國提供技術外溢和美元），由于優勢領域競爭而無法持續，也無法消除根本性戰略敵意。加上經濟脫鉤（如供應鏈區域化、技術標準分裂）會加速兩極陣營固化，使對抗邏輯超越經濟利益，開始慢慢趨近于“零和博弈”假設。
區域沖突的事實性對抗常態化。臺海地區加速軍事現代化與區域拒止能力建設，使得美國必須逐步從第一島鏈開始撤退，這使得其印太戰略事實上變成西太平洋盟友體系的多重對抗。其他地區，中立國（如資源富集地區）因實力變化調整站隊，地區大國不斷掌握主導，主導國聯盟成員出現離心傾向，趕超國陣營則吸納新興經濟體，這將加速體系權力再分配，在全球各個灰色地帶都可能出現持續性的邊緣對抗。
這些都會導致一個機會主義邏輯陰霾彌漫在全球上空。若主導國確證自身相對實力處于不可逆的下降通道，特別是GDP占比跌破臨界值、盟友體系松動等黑天鵝事件出現，就很可能選擇在“窗口期”內發動預防性戰爭。
反過來說，為了預防性保證安全和鞏固優勢轉化，主導國也可能主動選擇激進策略，尤其是通過區域性策略塑造新的秩序。再疊加國內政治情緒等因素，美國甚至可能會在中短期內超出理性預期走向加速階段。
最終，我們要做怎么樣的心理準備呢？一方面還是要樂觀看到，雙方仍處于“競爭管控”階段，通過局部摩擦（如科技制裁、區域軍事威懾）試探底線，盡力避免全面沖突。但另一方面，若戰略敵意持續加深，邊緣博弈和戰爭風險也將趨于增勢。
說到底，不管是通過上面關于優勢轉換期的分析，還是大家這兩年的新聞信息攝取都能感覺到，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手段，除了核訛詐之外的武力訛詐基本破產。但不論其他方面如何此漲彼消，核訛詐仍然真真實實高懸于人類頭頂。
最終，在優勢轉換期的某一時刻，維持了脆弱恐怖平衡和半個世紀和平的全球化利益捆綁和核戰略捆綁，反而可能會變成作為主導國美國最后的瘋狂依仗，美國可能會過度倚仗核威攝的能量去孤注一擲，讓核威攝從風險管控的平衡桿，變成潛在沖突啟發器，最后反而成為戰爭風險的幫兇。
在科普蘭的梳理中，這種優勢轉換期幾乎是沒有平滑交接的。為什么我們在文章前面說激進點就是2025-2027？因為偏不巧的是，2027也是美軍軍事戰略規劃的一個重要節點，也是川普的任職中期。雖然非常不樂見，但在2025-2027這個政治、經濟、軍事充分優勢轉換的時間，美國更可能鋌而走險，世界更可能走向沖突，我們有非常不小的可能要見證歷史車輪的高光時刻，亦者灰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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