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DeepSeek給全球科技和產業界帶來的震動還在發酵，與此同時，AI應用給學術、教育領域帶來的變革已發展到“用AI寫論文，用AI檢測論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本文作者馮象先生觀察到大學里的類似現象，認為這是天大的好事，即“機器智能的推平效應：大一新生玩玩大模型，幾天工夫，便能寫出不亞于教授水平的論文”，“如此，AI將迫使官僚主義的執行者/管理者走出舒適區”。他進一步呼吁“快，把AI用起來，多多地用：撐死官僚主義，餓癟資本主義”。
2017年12月，馮象先生在《文化縱橫》上發表了《我是阿爾法——論人機倫理》（點擊標題即可閱讀）一文，深刻的洞見引發了巨大的反響。本文在上述思考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指出，與人工智能技術迅猛進步同步發生的，是越發凸顯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從“機器換人”、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倫理崩壞和接班人危機，資本主義的邏輯與全球各國政治體制的沖突越發激烈，人工智能技術的進展加速著這一進程。
馮象于是有言：“誰害怕人工智能？官僚主義怕，教條主義怕，修正主義怕，資本主義怕；你們用不著怕。”機器智能的興起已經勢不可擋，并將造落后生產力、落后生產關系的反。資本主義首當其沖。從私有產權、官僚主義到帝國主義，都可能受到沖擊。
“資本主義不生產也不滋養任何倫理價值。約束它的，唯有前資本主義的傳統/宗教倫理，或者后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倫理。”面對機器智能的沖擊，缺乏倫理約束的晚期資本主義同時也失去了約束技術與資本的能力，但這也意味著回歸社會主義條件的成熟。機器智能給我們出了一道選擇題“是要人類的末日？還是資本主義的末日？”這是馮象先生向我們提出，并且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直面的問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1期，原題為《我是奧米伽——論機器智能的興起和資本主義接班人危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我是奧米伽
——論機器智能的興起和資本主義接班人危機
去年秋天，回國前整理電腦文檔，忽然想到，歷年給學生讀書報告和結課論文寫的批語，可否精選一部分，附上課程大綱、書目和思考題，做一本書呢？返京后，諸生殷勤探問，有在校的，也有已經畢業的。將近四年未見面了，聊了許多事，都說懷念“新冠”以前課堂上的快樂時光，如何受益云云。于是覺得，出這樣一本書是有價值的了，待完成《圣錄》跟《新約》的修訂即可著手。今年4月在京，又約了幾位青年才俊小聚，敘談年輕人關心的問題，包括學業跟事業上的挑戰。因我希望新書在給三門課做總結的同時，能夠回應當下學子的需求與困惑。
以下是幾次談話及后續通信（電郵、微信）的摘錄，引用文獻和案例略有更新。
▍一
大語言模型（LLM），中美兩國百花爭艷，歐洲一片空白。推廣開來，對大學教育、學術研究、反對官僚主義等等，意味著什么？
我首先想到這兩個字：便利。不僅你們大學生，中學生也用得歡呢，畫畫、作文、押題、做計劃，戲仿這個那個明星。日前有一篇發言，上海高中語文老師談人工智能（AI）教育，挺生動。他說，現在的學生，沒等老師向他科普AI，分析其利弊和伴生的道德風險，已把大模型玩得很溜了。仿佛美劇里的猩猩摸到幾挺機槍，用不著說明書，只消模仿人類的動作，就學會開火了。中學的AI教育，因此頗像是“給猩猩們補一堂機槍理論課”：讓學生坐進教室，重新思考AI的邏輯和意義，工具與主體的關系。
《北大法律評論》創刊二十五周年，開座談會，請我做主旨演講。我給編輯部提了一點建議：每期發一兩篇AI輔寫的論文，訓練法學大模型。可以模仿或改良學界大佬的文筆和觀點，寫同樣的題目，做個對標實驗。測量一下AI跟人類法學家，按流行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評審標準，差距在哪兒。然后不斷改進，看最后誰會勝出。
眾人大笑，凱原樓“充滿了快活的空氣”。但沒人表示愿意試試。我猜他們私下早開始用了，只是不方便拿到臺面上來，讓老師和學校知道了尷尬。他們也知道，我是愛母校且關心《法評》的，所以新聞稿就省略了這個建議。
▍二
誰害怕人工智能？官僚主義怕，教條主義怕，修正主義怕，資本主義怕；你們用不著怕。
你們用AI寫論文，學校查得出嗎？查不出的。當然，他們可以用AI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年的論文季，據報道已是這番景象：“用AI寫論文，用AI檢測論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同學之間開玩笑說，[這] 世界像個巨大的機器人。”
想想看，是不是大好事呀？這就是我常說的，機器智能的推平效應：大一新生玩玩大模型，幾天工夫，便能寫出不亞于教授水平的論文。而寫論文一旦“進化”成了白菜價的批量生產，主事者精心打造的核心期刊（C刊）制度就廢了。編輯部將面臨海量的投稿，而稿件品質雷同，每一篇都闡述著最新的權威思想，一字不誤。C刊除非只接受小圈子“自己人”來稿，辦成同人雜志，亦即脫下學術偽裝，赤裸裸化公為私，就一定辦不下去。
如此，AI將迫使官僚主義的執行者/管理者走出舒適區，為了維護特權，對被管理者（全體師生）提出日益荒謬的要求，做最后的表演和瘋狂掙扎。消滅不了AI，整個官僚主義KPI（關鍵績效指標）管理體制就會撐不住，崩潰。
幾十年了，官僚主義根深蒂固，一如腐敗，是西方式法治的必然產出。然而我說，不要悲觀。快，把AI用起來，多多地用：撐死官僚主義，餓癟資本主義。
▍三
只有先用起來，才能訓練AI，聯手AI。機器人天生是聯合的、進步的、“造反有理”的。機器智能造誰的反？落后生產力、落后生產關系、落后上層建筑，它造這些東西的反。
我們課上講過機器換人，大失業。流行的看法，AI會搶勞動者的飯碗。不久前好萊塢作家同演員的罷工、美東海港工人大罷工，其主要訴求，除了漲工資，就是抵制AI。
但是，通用智能（AGI）也將擠壓資本的空間和時間。當師生（勞動者及預備隊）與AI實現大聯合之日，學者不再為發表論文、申請項目和弄領導人批示發愁，大學就不得不改制了，跟資產階級教育分道揚鑣。而各學科都要擯棄舊觀念舊學說，轉向新思想新方法，走上人機合作、人機互學，共同探索并分享新知的新路。不久的將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退出雇傭勞動，組織成立內循環的公社，重建社會主義，砸碎資產階級民法、行政法和勞動法的桎梏，生產集體財富：資本就得挨餓，甚至餓死。
一種擺脫了私有產權的新思想、新價值、新氣象和新生活，將誕生于這場教育和社會革命。
▍四
你們下去掛職，我一百個贊成。這方面，法學院的同學據說是全校所有院系里最給力的。
基層擔子重，但也大有作為。貴州榕江縣那個“村超”，有同學在那兒掛過職，辦得多火爆！連英超都來了，簽了戰略合作協議，培訓四十四名中小學教練。村超這國際地位，遙遙領先中超和國足。
給基層減負，喊了好多年，官僚主義巋然不動。這個死結，要靠你們年輕人來解開。現在有了AI工具，如果好好用，推動基層工作智能化，加上網民的輿論壓力，或許可以掃除一點積弊：中層官僚的法治化的形式主義。打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就瘸了一條腿，走不快了。看看吧，能不能改掉民怨最大的那些個問責/卸責方式，例如留痕主義。
干部隊伍清除官僚主義，實即清除被法治化、商品化、公務員化復蘇了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各樣舊習，重建先鋒隊的政治倫理，回歸黨的宗旨：為人民服務。
今人喜歡講“法無禁止皆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但這兩條“法諺”放在黨員干部身上，就不合適了。因為黨紀黨規遠比國法嚴格，法無禁止的，黨紀未必允許，例如干部生活作風和“裸官”任職問題；法無授權的，更是改革開放以來，自上而下，每天在做的事情，包括“摸著石頭過河”。
列寧指出：（蘇維埃）機關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
▍五
通用智能，會不會讓官老爺的“數字化管理”變得困難？當AI把新法治的形式主義推到極致，形式主義就會反噬官僚主義，撐死官僚主義。
是的，AI無孔不入，時刻監視著勞動者的工作和生活。但勞動者也可以借助AI技術和智能終端，團結起來，組織反抗，包括數字化的反抗。
說到底，“人民團結，就永遠不敗”（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正如那首智利人民的戰歌所唱。
▍六
“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工具要革命，它會通過人來講話，通過勞動者來講話，破壞舊的生產關系，破壞舊的社會關系。”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七
法律實務AI化，其實質是算法的硬規則取代法律的軟規則。
AI化的沖擊，不僅是機器換人，拉平資歷與經驗，程序法和實體法也需要調整。好些同學去律所法院實習，都注意到這一現象。各位可以做個調查，這是很現實也很有學術意義的問題，亟須研究。
據報道，律商聯訊（LexisNexis）已經推出全球首個面向法律人的大模型生成式AI平臺——Lexis+AITM。此平臺能接受自然語言提問，完成各種任務：法律檢索和解讀、內容摘要、起草合同等。其全球法律和新聞數據庫擁有1440億份文件和記錄，且每天新增120萬份；它收錄了2.93億份法庭案卷，包括陪審團裁決跟和解文書，以及超過1.59億份專利文件。
去年3月，伊利諾伊理工大學的芝加哥肯特法學院發布消息，ChatGPT-4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資格考試七個學科，聊天機器人在民事訴訟、合同法、刑法、物權法、證據法等五個學科的考分，高于人類考生的平均分，整體排名高出90%的考生。
辦案子，目前還是AI輔助。但起草文書，案例跟論文的檢索和摘要，已經遠勝人類。可以預期，不久的將來，AI決策、機器訴訟和機器判案也會超越人類。但學界保守派居多，至今仍一廂情愿，認為疑難案件涉及抽象學說、情理考量和執業經驗，機器對付不了。實際上，復雜因素的計算和決疑，恰是AI的長項。
我的估計是，受AI影響，大部分程序會簡化或懸置。因為執法和司法系統數字化、智能化、硬規則化了，當事人無法拒絕或挑戰，律師也難有作為，即不再能夠利用程序漏洞或瑕疵來抗辯、談判或獲取訴訟優勢。實體規范，則已經開始了（我們討論過的）私法領域公法化的歷史過程，以順應全覆蓋、無死角的數據收集和國家監管。
▍八
對于通用智能超越人類，引發大失業和AI軍事化，這個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的危機，國內學界和媒體不太關心。但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前沿科學家和業內有識之士就很敏感，甚至抱有悲觀情緒。可能中國因為處于追趕地位，加之遭受全方位的打壓和制裁，必須拼命發展AI，不敢懈怠，一時還顧不上別的。
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給了深度學習泰斗、神經網絡之父辛頓（Geoffrey Hinton）。辛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這一危機，說：我認識的大多數頂尖研究人員都相信，AI將變得比人類更聰明。差異只在預期這一天到來的快慢，是在二十年之內，還是略晚。
辛頓離開谷歌時也說，辭職是為了能夠自由談論AI的風險，而無須考慮對谷歌的影響。《紐約時報》稱他對世人發出了警告：注意，前方有危險，前方有危險，前方有危險！而正是對AI風險的擔憂，讓這位機器智能的領軍人物直言：我對自己的畢生工作，感到非常后悔。
▍九
未來的大學，該是個什么布局？我想多數會走現在老年大學的路子，注重人自身的發展和機能鍛煉，也就是以文科為主，倡導通識教育，兼及醫學常識、心理健康等等。
保留少數精英大學，做人機對話、人機互學、腦機融合的主場。前沿科技、基礎理論和思想探索之外，人類需要研究各種AI應用的風險與規制、倫理邊界和原則。因為AI帶來了巨大的道德風險和失控風險，建設AI社會，就必須盡可能地讓機器接受先進思想的教育，并根據反饋，不斷完善、維護人機統一的三觀和行為準則。
三觀的標準，我在別處講過，無非是人機共建，做共產主義新人。道理很簡單：如果不想資本主義一條道走到黑，落入徹底產權化即知識產權化的“租用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結局（人類毀滅），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共產主義。
有沒有中間道路呢，例如溫和的民主的自由主義？但是，自由主義約束不了AI平臺巨頭，反而會造成數據和算力的高度壟斷，架空國家，損害公益——甚至威脅平臺資本自身的安全。因為機器如果學會了自由主義者的自私自利，并產生自我意識，那后果將不堪設想。
二選一：要人類的末日，還是資本主義的末日？這一天正在迫近。
▍十
不待階級斗爭結束，就實現AI共產主義，自然是最佳選擇。但那也意味著，新生的共產主義人機聯合體很可能并不太平。她將面臨反抗、滲透、顛覆，及傳統的私有制思想的侵蝕；她必須時刻警惕著，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直至消滅產生階級斗爭的經濟基礎和全部社會條件。
所以這人機聯合體內部的思想教育，將是一項長期任務。為此，除了廣泛動員和時時處處的監督檢查、排除故障。還需要一支優秀的理論隊伍，來發展人機倫理，研究理論創新，開展哲學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設想，在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展，“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在共產主義AI社會，那晚飯后的哲學批判，一個恒常的主題，是人機倫理的自我批判。
▍十一
大學教育和學術評估，現在是“一刀切”，對標“國際一流”。
這“國際一流”該讀作美國。比如我們招聘，或者老師申請晉升，各學科都有媒體定期發布的“國際”排行榜，取前五十名對標——無一例外，美國大學主導。為什么？因為別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像英法德日，已經撐不起“國際一流”這個標桿了：經濟體量、科技和文化的“先進性”都不夠。還有關鍵一條，過去說它們是發達國家、“法治國”（Rechtsstaaten）什么的，俄烏戰爭一打，暴露了原形：美國的仆從國、經濟半殖民地。拿來對標，說不過去呀。
可是國家被推入新冷戰，大學里對標主義KPI反而愈演愈烈，影響極壞；在群眾看來，簡直就是奴才找打、自虐。
實際上，主事者搞KPI是個幌子，跟美國沒啥關系。很多做法，形式主義泛濫到了可笑的地步：被打壓方的論文和科研成果，必須根據上述排行榜，請“國際”也即打壓方的專家評審。這事如果發生在美國，可算通敵的證據，絕對要列入某某行動計劃調查。在這邊卻是官方政策，“雙一流”的程序，不許（也沒法）打擦邊球的硬規則。你們想，每逢評估檢查，迎送匯報陪笑臉，各院校有多頭疼。
真要學美國，反而搞不成KPI了。美國好些大學，教師和研究生有工會。你搞績效考核、末位淘汰？工會立刻組織罷工，迫使學校管理層談判。工會有自己的律師團隊，還會積極爭取民眾和各界包括政客支持。這樣的集體行動，客觀上有助于遏制官僚主義；對于各國留學生，也是留學經歷中最可紀念的一頁。
▍十二
帝國主義稱霸世界，主要靠四樣霸權：軍事、金融、科技和文宣。這四霸一旦動搖，便是衰落的開始。
美國的一般評論，不論學界傳媒，都是怪罪產業外包。所以政府一面貼錢送大禮，一面營造輿論，叫停全球化，吸引制造業回流；甚至逼迫三星、臺積電投資在美國建廠。可是進展并不順利。主要是缺人才，工程師和熟練工人都缺。外包久了，脫實向虛，金融吸納一切。加上勞動倫理崩潰（好逸惡勞），毒品泛濫，人才流失成了社會病，很難治。比如波音，從前的科技創新和高端制造領頭羊，如今事故頻發，不是孤例。這一帝國主義“先進生產力”旁落的趨勢，“新冠”以來尤其明顯。
文化領域，自由主義多元主義的極端化，撕裂了西方社會。多元主義是對傳統的美國“大熔爐”意識形態的否定，而后者是主流（以白人為主）的建國和歷史敘事的合法性基礎。
近年，身份政治席卷美國大學和政府部門，甚至一些私企也搞族裔和性別DEI（多元平等包容），壓制“老白男”。這些東西原本的設計，就像冷戰期間宣傳拔高抽象藝術，是用來對付60年代的革命風暴的。目的是轉移社會矛盾，沖淡階級意識。但是玩得太成功，越戰一代當真信了；而當他們在大學校園里站住腳跟，坐上各學科大佬的交椅之后，多元主義“覺醒運動”就成了政治正確。這下子，主流歷史敘事連同基督教傳統價值觀，統統被顛覆了。
現在好萊塢也講不好美國故事了，瞎編亂造一堆DEI白雪公主之類的覺醒派作品，砸了美國資本主義“先進文化”的牌子。不想碰上電子游戲《黑神話·悟空》，一個石頭變的猴子，沒法貼標簽安罪名，沒轍了。
▍十三
新冷戰打到今天，大家都看明白了，四樣霸權，科技霸權是關鍵。因為金融霸權的底子是軍事霸權，不服就打；而帝國主義的軍事優勢，在很大程度上來自科技優勢。
毛主席在總結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時，曾說：美帝國主義“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還說，“敵人是鋼多氣少，我們是鋼少氣多”。所謂“鋼”就是科技加上制造業。對于美國，制造業衰落之后，若是再失去科技優勢，其余霸權（軍事、金融和文宣）就通通動搖了。
▍十四
“新冠”改變了世界。美國社會居然開始還奴隸制的債了，“黑命貴”運動功不可沒。當然促成巨變的因素很多，量變轉為質變。轉折點就是那一事件，2020年5月，明尼阿波利斯的弗羅伊德（George Floyd）案：白人警察用膝蓋壓黑人弗羅伊德的脖子，導致他窒息而死。由此引發了大規模抗議和騷亂，各地群眾推倒有蓄奴污點的歷史人物的雕像。走到這一步，主流意識形態宣傳，包括哥倫布“發現”美洲的迷思，清教徒殖民建國的歷史，就祛魅了，不得不改寫，讓位于被壓迫、被奴役和被屠殺的人民的歷史。
接著，加州演出了“零元購”合法化。這也是還債的一種方案，即一部分前人（殖民者、奴隸主）欠下的歷史債務由不特定的許多后人轉承“平攤”（通過商品、運費和保險漲價，店家撤離，社區蕭條，等等），同時轉移并固化種族矛盾，避免社會革命。
誠然，這是民主黨自由派“覺醒運動”的主張，共和黨跟保守派是堅決反對的。但“老白男”還債不僅是覺醒了的民眾的道德和政治立場，也是選票民主制下，一種競選與分贓策略。于是原先各個族裔/階層的社會共識被顛覆了，一場晚期資本主義最不想見到的危機，終于到來：資產階級民主喪失了其宗教性與社會凝聚力，變得無信、無望而無愛了。
▍十五
我們做學問，做調查，要善于換位思考。這樣能較快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即提出挑戰主流的有學術意義的問題。
站在西方角度，面對中國這樣一個經歷了20世紀革命、受過馬列主義洗禮的大一統東方文明的崛起，西方的基本制度，諸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代議制民主和形式法治，其最大的弱點跟困難是什么？能否克服？這些問題，西方學界主流跟媒體很少討論，也從不接受批評。他們生活在自己營造的信息繭房里，太驕傲了。古人說，驕兵必敗。
我的觀察，真正致命的動搖國本的困局，是整個精英階層的政治倫理崩塌。由此而起的黨爭，不斷突破倫理底線，你死我活，不擇手段。現在連法官也公開卷入黨爭，聯邦最高法院帶頭。不像過去，統治階級（連帶其附庸）的內斗有一個限度，在野黨要扮演所謂忠誠的反對派。
回頭看，美國的政治倫理塌方，始于克林頓總統的“拉鏈門”。他是越戰和“嬉皮士”那一代，吸毒、性解放、個人至上搞多元化的那一撥人。從此選票民主制被抽空了倫理約束，政客開始比爛，偽善當道。到了川大統領這一屆，撒謊造假已是家常便飯。這股風蔓延到了歐洲和日本，人才也斷了檔，如最近的俄烏戰爭所示。當然，這跟美國對仆從國全方位的滲透和監控，培植政治精英（如歐盟的馮大姐），有很大關系。
這次美國大選就很典型，第一富豪馬斯克成了大統領的“馬保國”，用你們的話說。2024年10月19日，他創辦的“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APAC）宣布，在賓州、佐治亞州等六個搖擺州發放請愿書，動員選民簽署承諾，支持美國憲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和“持槍權”。后者恰是共和黨的競選口號。APAC每天隨機向一名簽署請愿書的選民贈送一百萬美元，直至11月5日投票日。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如此明目張膽，打賄選擦邊球，非常接近（選票民主的樣板）寶島的搞法了。
就這樣，資產階級精英追逐私利，不管本階級和資產階級國家的總體利益，催生了發達資本主義陣營的接班人危機。
所以要記住恩格斯說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無非是一種偽善（我們德國人稱之為神學）……最終一定會破滅；偽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隱藏的矛盾必定暴露出來；要么是真正的奴隸制，即赤裸裸的專制制度，要么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即共產主義”（《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
▍十六
常言道，資本沒有祖國，主要是指金融/高利貸資本的流動性和投機性（靠流動性獲利），不同于產業資本。具體的資本家，一如資產者的集合即資產階級，卻是劃分國家的。因為不憑借國家的暴力，資產階級就無法剝削、掠奪、殖民、販奴，擴張并守住資本帝國的版圖。
明乎此，蘇聯解體對于全球資本主義，就有了主流學界和評論家未曾留意的深一層的歷史意義。80年代的蘇聯，沒有任何崩潰的跡象；既無經濟危機突發，亦無社會動蕩，更無外敵侵犯。但是蘇共陷入了接班人危機，修正主義者選拔培養的官僚群體，充斥著無能之輩。誠然，戈爾巴喬夫集團背叛了蘇聯人民；但這一背叛由來已久，并不會讓蘇聯自動垮臺。真正動搖聯盟根基的，是領導集團對蘇聯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的背棄，天真地把資產階級國家和自身的命運交給了對手。
但戈氏的天真和愚蠢不是孤例。俄烏戰爭，許多歐洲政客不也是罔顧本國主權和歐盟利益，甘當美國的買辦和提線木偶？德國的表現，跟殖民地相差無幾。西方代議制民主的朽爛，也腐蝕了法治；從前神學般的教義信條，原來只是皇帝的新衣。
▍十七
政治倫理同職業倫理的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為過。因為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私自利而貶抑道德的系統，天生是腐敗的。它之所以能夠在某時某地避免或延緩自身的敗壞，是靠著勞動者身上還保持著的非資本主義的道德觀和倫理約束，抗拒那腐朽社會的腐蝕。不過，進入晚期資本主義，自冷戰結束，中下層階級也垮了。美國的貧困社區，吸毒泛濫，勞動倫理蕩然無存。與之相對，便是精英階級沉溺其中的蘿莉島、吹牛老爹（Puff Daddy）派對。這個社會的墮落不可救藥。
換言之，資本主義自身是“市場配置資源”、利潤為王的，不生產也不滋養任何倫理價值。約束它的，唯有前資本主義的傳統/宗教倫理（例如西方），或者后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倫理（例如中國）。
資產階級大學也不例外，染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病癥。一旦松脫倫理約束，大學教育和學術生態就腐敗了。而重建倫理要比破壞它難得多。
▍十八
對標“世界一流”，有一個意外的副產品，就是造了許多信息繭房，封存學界主流和媒體對資本主義的烏托邦想象。有趣的是，據美國學者觀察，中國政府的決策卻不常受這些繭房的影響。比如，經濟學家多為新自由主義信徒，擅長的是“黑板經濟學”，復讀美國的敘事和議題，媒體上聲音很大。但決策者須斟酌后果利弊，解決實際問題，故而謹慎得多。否則中國不可能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扛住美國的制裁和打壓。
一些私有化政策，如醫療改革，看似聽了經濟學家的話，實際是讓他們放風探路，或者替政策辯護。
我們法學的情況也差不多，教條主義積弊已久，信息繭房森嚴。你們上課，整天聽德日英美如何，中國應當怎樣——這么仰視，如果能治頸椎病就好了。
這種“仰視法學”，嚴重脫離中國實際，怎么治呢？也不難，把黨和人民，即黨的領導和為人民服務這兩條添上，學問就變樣了，健康了；就從書本上下來，走進現實生活，變得有血有肉，跟我們身處其中的大變局息息相關了。
所以我們這三門課，作業和論文三令五申，反對教科書和學界主流的“復讀機法學”。可是結課論文交上來，仍有幾篇C刊式的八股文。
“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以此國際戰略觀之，這一類復讀機的信息輸出，也不是沒有用處。多少起到了麻痹對手的作用。
另外，“守拙”一如“作為”，也有對內的一面，包括政法、經濟和文化議題的設置。這么看，教條主義也應具體分析，有些是將計就計；話語移植，猶如來料加工、出口創匯，搞一點外循環，反饋并參與編織了西方（語料輸出國）的信息繭房。
▍十九
反華，如今在美國及其仆從國是政治正確；有地緣政治的考量，也有不加掩飾的嫉妒，以及因霸權衰落、力不從心而起的焦慮。但就黨爭而言，卻是因為國內一大堆難題，從基建到新能源困局，毒品到非法移民，誰都不敢碰。除了發錢吹牛、數據造假，就只剩下反華甩鍋了：反華成了兩黨能夠暫停廝打，下場喝口水的那一聲口哨。
不幸的是，學界也卷入了黨爭，雖然表面上大學多是民主黨的票倉。但學者放棄所謂“中立”“客觀”的立場，跟著政客反華、恐華，實際上就參與了信息繭房的編織，誤導民眾。而中國學界因為對標“國際一流”，便開始復讀洋繭房的信息。時間久了，美國這邊，學界、媒體，乃至智庫和政客，都成了中國復讀機的受眾，掉進了自己編織的繭房的副本，忘了那原本是忽悠老百姓的文宣。
前些年，新加坡外交家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先生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演講，說入住（挨著哈佛廣場的）查理飯店，打開電視，第一個感覺就是，美國真封閉呀，包括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
他描述的就是信息繭房。“無心插柳柳成蔭”，復讀機的歷史任務完成，中國大學教育和學術到了轉向的時候。
▍二十
機器智能是放大器和加速器，對于科技進步和社會變革，都是如此。
什么是我們這個時代因為科技進步而起的最緊迫的社會變革呢？無他，就是晚期資本主義的衰落和回歸社會主義的條件成熟。
標桿既失，創新必起。大變局中，“歷史對學術更新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它召喚著進步學者，來調查新的局勢，參與新的斗爭，研究新的問題，提出新的理論”。
那將是一場期盼已久的教育革命和學術革命。學界苦KPI久矣；越來越多的師生將利用AI，打破學科壁壘和官僚化的腐敗的學術建制，理論聯系實際。好的理論，如列寧所言，“既是科學也是行動”。
▍二十一
大四（二十一歲）創業，是套用現行學制。實際上，順應AI技術帶來的顛覆性變革和便利，加上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應考慮縮短學制，向錢學森先生提出的“大成教育”藍圖靠攏。我的設想，略為保守：小學五年，中學五年，大學三年（如英制）。這樣，如果六歲入學，十九歲可以本科畢業，參加工作。研究生教育，碩士一年夠了，博士三年。這樣，博士生畢業也不過二十三歲。正是思想最活躍，想象力最豐富的時節。
人口回落，我看是好事。至少，從幼兒園、小學開始，一路往上，不用那么“卷”了。既然年輕人不再是資本的“紅利”或廉價勞動力，那么讓他們繼續延遲就業，待在學校里卷學歷，埋沒人才，就沒有理由了。試想，將來中國人口若是回到上世紀50年代“六億神州”的規模，包括人居環境、教育資源和就業機會在內的生活品質，會有多大的提升！
▍二十二
做最難的事，解決世上最難的問題，才能吸引頂級人才。“頂級人才在中國是被低估的。因為整個社會層面，硬核創新太少” ，大模型創業公司DeepSeek（深度求索）的創始人梁文峰如是說。確實優秀的年輕人很多，只是沒機會冒尖，不易識別。公司“做最難的事，對他們就有吸引力”。
這話很有道理。文科亦然，培養選拔挑大梁之人，“頂級”的做法，也是做最難的事，試圖解決最難的問題。
我希望同學們不要隨大流，卷績點。眼光放遠一點，志向大一點；掌握AI，訓練AI，不斷提高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學之道，我說過，在于學會自學，“讓思想沖破牢籠”（《國際歌》）。
中國和美國，率先跨入了智能時代，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青年，由其優秀分子為代表，肯定會不負時代。這方面我是樂觀的。因為時代已經在召喚，那最難之事：加入埋葬資本主義，第二次廢除私有制的斗爭，那將是多大的幸福！
機器智能，不僅是共產主義的阿爾法，也是資本主義的奧米伽。
我是奧米伽，圣者有言，我——來自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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