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原
“馬克思主義團結小組”的縮寫正好是MUG（馬克杯）
截至2025年1月25日，針對DSA全國聯席主席梅根·羅默訪談推送已經登頂本號歷史閱讀量榜首。在做完對Megan的訪談之后，我們收到了許多反饋。同時也有美國朋友在小紅書提醒我們，DSA內部不同黨團的觀點，應該以黨團成員自己的說法為準：例如“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以及“在美國發動資產階級革命”只能被視為Megan的個人看法。為此，我們通過小紅書上DSA成員的介紹，邀請到了“馬克思主義團結小組”（Marxist Unity Group，后文簡稱MUG）的成員Jean Allen（同時也是黨團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Allen從MUG黨團成員的角度談了談自己對美國左翼現狀的一系列看法。
Jean Allen給自己起了一個中文筆名：“槳手”（后文簡稱“槳手”）。在與槳手同志的聊天當中，我們聊到了個人經歷，DSA地方分會組織工作，以及MUG黨團內部的基本共識與策略。通過對“最低綱領-最高綱領”的確立，對“民主集中制”的堅持，以及對當選官員、工人運動的政治整合，MUG試圖將DSA整合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群眾政黨。不消說，這必然是一條艱難的道路。
PS：點擊“閱讀原文”可跳轉MUG官方網站。同時，訪談海外左翼不是本號常設項目。本篇或為DSA成員訪談系列的最后一篇。
受訪者| Jean Allen-槳手（DSA黨團“馬克思主義團結小組”成員）
編按| 丸久須、譚普羅
307：您好，能講一下您的經歷嗎？您是什么時候加入的DSA的？
槳手：我在2013年成為了一名社會主義者。當時，我是一名充滿理想主義的學生，搬到國會山去學習公共政策，那一年我目睹了聯邦政府停擺。隨后，當地經濟崩潰，這讓我只能在當地找到一些低薪工作。我曾經做過一個關于提高最低工資的經濟研究的匯報，但我的教授們卻對此極力貶低。我之前總是抱有一種書呆子般的心態：“今天你對我愛答不理，但總有一天我成功了，可以讓你高攀不起。”但這次事件使我改變了這種想法。隨后，我搬回了家鄉，先后成為了一名酒保、代課老師和咖啡廳員工。在兩年后，就是2016年，我搬到了羅切斯特（編者注：Rochester，位于紐約州，安大略湖的南岸，屬于門羅郡，也是郡政府所在。2004年市民人口為212,481人，是紐約州第三大城市）。
我當時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但主要是一個網左，完全獨立于任何左翼組織。讓我加入DSA的原因是夏洛茨維爾的抗議活動，當時支持川普的法西斯主義者在那所大學游行。我想，如果法西斯主義者可以公開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那么我也必須這樣做。（譯者注：2017年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出現新納粹主義集會，在當地爆發了反對新納粹和白人至上主義的游行集會，在集會過程中一位激進右翼肇事者駕駛一輛汽車向人群沖去，造成希瑟·海耶爾搶救無效死亡，另有數十人受傷。）
我申請了一份聯邦政府的工作，但他們花了一年時間來處理政審(Top Secret classification)問題。他們發現我有一個親戚在法國共產黨工作，并表示需要進一步調查。我說沒關系，我不想要這個工作。那份工作是查看間諜飛機拍攝的中國港口圖像，然后圈出船只。那是一份令人厭惡的苦差事(EVIL drudgery)，到了（他們通知我要進一步調查我的）那個時候，我已經自認為是極左派了，所以我不想與這種工作有任何關系。
307：您能講一下您對DSA乃至美國左派的設想嗎？
槳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把DSA視為一個可能最終將我們引向某種類似于群眾政黨的組織，但我并不相信DSA本身，我只相信我自己所在的地方組織。
這里有一個小插曲。我記得在2019年，一位美國的毛派讓我離開DSA。我問道：我已經當選為我所在地方組織的主席了，我可以嘗試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如果要我另立一個新的組織，目的是什么？他們說，讀毛主席的書。但當時對于我來說在DSA內部組織起一個毛主席的讀書小組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MUG使我開始相信DSA是一個整體。我們的理念是，要建立一個群眾政黨，我們必須用一個原則性的最低-最高綱領實現不同左翼團體的團結。
307：讀毛主席的著作能給你們什么實際幫助嗎？
槳手：我很喜歡《矛盾論》，人們開玩笑說這個文本非常有我們黨團MUG的風格，因為我們也會在黨代會上討論經驗知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
307：哈哈，怎么說？
槳手：他們這么說可能不是因為內容，而是因為風格的緣故。人們會拿MUG打趣，說MUG里全是那種讀左經讀了一百萬本書的人。
如何做基層組織工作
307：來講講您做地方分會主席的經歷吧？您從這段經歷當中學到了什么？
槳手：我所在的本地分會運轉得非常不錯，他們使自己成為羅切斯特左翼的中心，我們可能會在今年的市議會選舉中爭取獲得多數席位。由于我的城市歷史上是以高技術勞動力為基礎的，我們在與工人運動建立聯系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難。我們參與了2020年的抗議活動，并且是去年為聲援巴勒斯坦加沙地區而舉行的和平抗議活動的領導者之一。我們這個分會有時可能顯得有些不太理論化，最近有另一位MUG同志搬到了這里，我很感激他時常問我這樣的問題：“是什么書讓你得出了這個結論？”
DSA羅切斯特分會宣傳海報
根據我的經驗，社會主義組織的核心在于普適化。我不希望我成為一個在他人之上的，自以為是的專家，那個能做別人做不了的事情的人。這樣的情況幾乎總是會導致小規模的專制。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使自己變得可替代，確保沒了你，組織一樣可以運作得很好。與此同時，我們要將每一個新來的成員視為與自己同樣重要的人。
另外，擔任分會主席的經歷大大提升了我的自尊心和公共演講能力。在一個幾乎沒有其他會員制組織的城市里，我成為了數百名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社會主義者的領袖。
307：我覺得強調“讓自己變得可替代”是很棒的想法！你能給我們一些例子嗎？
槳手：在2020年，我和一些對現狀不滿的同志，以及各種無政府主義者成立了一個互助組織。我們采取了直接民主的方式，但有一個人負責網站，另一個人（他的姐姐）負責管理組織的銀行賬戶。最終，他們出走建立了另一個組織，因為他們不愿意受到DSA羅切斯特分會紀律的約束。五年后，他們的組織規模變小了許多，那姐弟倆依然在掌控著這個新組織的一切，唯一區別在于，從名頭上說他們不管自己叫“領導”。
而在這五年內，我們羅切斯特分會的領導層已經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輪替了。
不過，我想補充的是，對于這些同志個人，我沒有任何反感的意思。但是這里的問題在于，一個組織應當如何對待它內部成員的才能？是有效地利用它們，還是反過來被它們所利用？
307：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想全球各地的左翼組織其實多多少少都會遇到類似的事情。我也見過一些情況，一些年輕的左翼朋友，他們在主觀上很反對官僚專權或小集團內部的專制。但是當許多人自己開始拉起一個小團隊之后，往往又很難維持一個良好的民主氛圍。我不是說他們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追求是不真誠的，但是真的“實踐”起來之后，大家往往立刻就會發現，總有那么一兩個人是不可替代的。一般來說，你會怎么處理這樣的問題呢？
槳手：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真正“不可替代”的往往是民主管理的經驗。因為在一開始，你總會對各種未知與不確定性感到心里沒底，這就會讓你下意識地依賴具體的一個或幾個人。你會不信任你自己的判斷，不信任你的同志能否做出正確的選擇，甚至會進而懷疑整個集體通過民主程序共同做出的決定是不是正確的。而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不斷地經歷這種“心里沒底”的過程，并從這些過程當中積累經驗。
補充一點，我現在更傾向于代議制民主。這是因為你沒有辦法回避一些崗位需要專業知識或技能的情況，同時你還需要接受科層制的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無論你所在的集體在主觀上如何看待這些問題。而從我個人的經驗上說，直接民主往往使得那些具備一定專業知識、技能或特質的人成為事實上的領袖，無論他們是否擁有這個頭銜。
307：沒錯，我們需要一個可見的民主架構。我依然認為“無架構的暴政”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一個純粹依賴自發性的直接民主組織往往會讓新成員感到困惑，因為他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組織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槳手：確實如此！另外，我剛從我們黨團的代表大會回來，實際上我是2025年MUG中央委員會的候選人，并且在過去一年里編輯了我們的公報。
307：聽起來很棒！能講講你自己競選綱領嗎？
槳手：我在擔任分會主席方面有很多經驗，雖然我是一名優秀的行政管理人員，熟悉如何在組織結構中工作。但我在作為一名“寵物狗”式的領導者方面有更多的經驗。也就是說，不同于那些更專注于日常行政管理事務的同志，我更擅長鼓舞人心，激發同志們的工作熱情。我認為黨團需要一種領導人，他們會試圖將我們的對話傳達給普通成員。我也有管理我們的出版物的經驗，并希望將其作為一個派別工具——我認為我們能夠在理論層面提出足夠的論據，來論證我們的團結要點和綱領性目標的正當性，而其他派系則很難做到這一點。
我也是參與DSA歷程最久、歷史背景最豐富的老成員之一，但我不想過于依賴經驗來參選。
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
307：我們繼續談談MUG吧！我注意到你們會強調你們同時需要“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能簡單介紹一下嗎？
槳手：我們剛剛為我們給DSA提出的綱領辯論了整整一天，所以這些內容這仍然鮮明地記在我的腦海里。關于最低綱領-最高綱領的問題是，要讓工人階級掌握政權，我們首先需要哪些條件？這看起來可能很抽象，但事實上并非如此。
我們的最高綱領將會是終結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而最低綱領則從普遍選舉權開始（在美國居住的移民和囚犯也應當擁有選舉權）、確立一院制的立法機構、全美范圍內的民族自決（此次大會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討論）、消除債務、免費醫療、退出北約等。基本上就是要消除所有削弱工人治理能力的因素。
307：我不太理解“全美范圍內的民族自決”是什么意思，您能解釋一下嗎？在中國語境下，給移民與囚犯選舉權可能也需要進一步解釋。請問提出這一訴求的原因是什么？
槳手：我想我可以澄清一下我們的觀點。在談“民族自決”的時候，我指的是美國對非裔美國人和其他幾個族裔的民族壓迫。由于這些壓迫——具體來說，是對那些拉美移民和美洲原住民的壓迫，美國政府實際上在把民族認同強加給他們。我認為我們對此的補充在于，這需要通過爭取民主的斗爭來解決，爭取給予囚犯和移民盡可能接近其他人的權利，這將會消除監獄問題并解決所謂的“移民問題”。
“監獄修理”（Prison fix）是黑人民族主義圈子中用來描述大規模監禁如何被用來通過永久剝奪重罪犯的選舉權來摧毀黑人抵抗，以及囚犯被用作某種形式的奴工。我認為這是美國政治經濟學中一個關鍵但未被充分研究的部分。
307：我覺得，擁有一個明確且現實的綱領是很重要的。對具體綱領和策略的爭論很有價值，但是基于宗派主義的爭論讓人頭疼。這也是我對MUG感興趣的地方，你們試圖提出明確的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并把它視為一個團結不同左翼派別，建立群眾政黨的手段。
槳手：一位在MUG的土耳其同志告訴我，我們相對獨特的一點是，我們真的相信團結和協商。
我們將現有的政黨和團體視為一個更大政黨的內部派別，而宗派主義則會封鎖派系間的辯論，并把各派組織變成一個個封閉的小圈子。這些都將會阻礙較小的黨派成為統一的力量的一部分的可能性。
民主集中制
307：我注意到你們公開支持民主集中制，能聊聊你們如何理解民主集中制嗎？
槳手：實際上，在綱領中談到“我們的任務”與“我們的觀點”等部分，我為MUG撰寫了一些內容。在具體的工作當中，“民主集中制”要求我們做到以下兩點：首先，我們的決策必須在審議性的黨團成員會議上進行，接受大家的審議，監督與充分討論。其次，所有委員會都必須明確，他們是作為成員的代表在工作。在DSA，我們存在“獨立王國”（編者注：fiefs，可以直譯為“封地”）的問題，這意味著許多委員會希望達到一個相當的規模（7-10人），他們覺得只要這個委員會的規模足夠大，就可以做出任何他們想要的決定。但事實上，這可能導致組織成員內部的沖突，同時也會造成組織的低效。（需要明確的一點是，這通常不是人們有意識地在做的事情。）
在MUG，即使是只有3人的委員會也能運轉得很好，因為我們會向成員展示我們的工作成果，并且知道會員可以撰寫決議來變更我們的行動方向。整個綱領、任務與觀點文件分別由方案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創建。不過，在代表大會（參會者達到了100人）的第一天，我們花了整整一天對此進行逐條編輯。
307：那很棒啊！但是一百多個人一定會有非常多不同的想法。如果成員之間在具體文本上有矛盾，最終誰來決定應當如何修訂文本呢？
槳手：我們采用了羅伯特議事規則，你熟悉這套規則嗎？
307：我了解過。所以我可以認為，你們的綱領修訂是以動議為中心，充分討論，然后大家表決。是這樣嗎？
槳手：沒錯，可以這么說。
我會認為，整體來看，這次代表大會是一個關鍵時刻，黨團采納了我的許多建議。我認為，這些建議可以使我們成為一個群眾政黨的中心——在美國的民族問題上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即爭取民主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是美國國內多個不同的民族斗爭問題的普遍化，這些問題具體表現為反對警察暴力、反對移民執法以及反對對原住民土地資源濫采等斗爭），改變針對工會運動的既有“平行主義策略”，而轉向“內部變革”(boring from within)，以及對當選官員施加紀律約束，這一點是來自組織的民主，同時也要保障成員批評（組織內）當選官員的權利。
我們的黨團組織也經歷著許多“成長的煩惱”。在2021年MUG剛剛成立時，我們的黨團只有6名成員，在四年內，成員增長到150名。在參與決策時，一些成員表現出許多對自己能力不自信的跡象，很多被優先討論的議案中都有附加條款，授權中央委員會可以決定我們是否要執行這些決議。
307：我想對于組織的新成員來說，這種心態是很常見的。作為一個有過黨團與基層分會管理經驗的組織者，你怎么處理這樣的問題？
槳手：我覺得，這種現象往往是因為新成員對老成員的尊重，但這仍然是一個問題。 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答案，就是至少確保會議中的一部分議題是由普通成員主導的。在一開始，你依然會看到這種尊重可能帶來潛在地壓制討論的問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困境會逐漸減弱。或者說，至少在一部分群體當中減弱，在參與的過程當中，這部分人逐步熟悉了這套民主討論規則，逐步成為“老成員”的一份子。
307：你們黨團成員規約中的第六條提到：上級委員會有權指派代表出席下級機構的會議，并與其成員建立聯系。我想知道，你們在中央委員會與地方級別的委員會之間，存在中層機制嗎？
槳手：啊！好的！我們有一個中央委員會，這是整個黨團選舉產生的領導機構。我們還有一些負責各種行政事務的委員會。比如有一個委員會負責我們出版方面的所有工作、一個委員會負責具體的公報、我們還有一個入會委員會(onboarding committee)，以及管理我們與DSA的全國政治委員會關系的內閣，這是少數幾個常設的委員會。
去年我們說過會制定自己的草案綱領，這導致了方案委員會的成立。我想在DSA代表大會上，我們會有一個負責推動我們支持的決議通過的委員會。但這些都是由志愿者負責的。MUG的大多數成員參與他們的地方組織，我們開玩笑說，我們是自己的地方分會的行政管理黨團（編者注：這一概念源于美國左翼對“商業工會主義”的批評，往往意味著工會官員只關注自己“分內的事”而不在意會員或工會的目標）。當然，也有人會參與全國范圍內組織工作，或投身工人運動，等等。
307：哈哈，為什么你們要自嘲為“行政管理黨團”？
槳手：哦，因為我們的主張得到了許多基層干部的好評，所以在全國各地（主要是新英格蘭和中西部）的一些較小的分會當中，MUG甚至在領導層當中占據了多數席位。我們開這樣的玩笑，是因為我們想成為一個專注于我們自己的政治目標，不希望讓那些只想干自己“分內的事”的人掌握黨團的主導權。
選舉與社會運動
307：我注意到，MUG謀求對勝選官員施加一些紀律約束，是這樣嗎？我好奇你們打算用什么方式約束他們？
槳手：我們在黨團內部對這個議題進行了辯論。因為歷史上，由于DSA黨內右翼與一些地區，例如紐約市的當選官員走得非常近，他們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組織的紀律，因此左派通常試圖向他們提出最后通牒。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一致認為，紀律可以通過最后通牒來執行，但并不能依賴于最后通牒。相反，紀律來自于成員享受的民主，以及成員們對當選官員的批評權。
307：對我來說，我會擔心，DSA的支持對那些當選的政治家來是不可替代的嗎？
槳手：好問題！我們與AOC和其他全國層面的國會議員經常會在一些議題上產生沖突。如果我們細究其原因，我們會發現關鍵在于我們往往會在這個問題上得出否定的答案。（編者注：也就是說，他們不依賴DSA也可以當選）
307：我之前也聽過一些案例，在一些地方選舉當中，一個被DSA支持的候選人當選之后，立刻切斷了與DSA的聯系。
槳手：這也是可能發生的事情。不過我認為我們在參與地方選舉，甚至在提名我們的干部參選方面已經非常熟練。
307：考慮到，主要的資產階級政黨在資金和媒體以及基層社會組織方面有更大的優勢。在這種背景下，可能當選官員背棄DSA轉投民主黨是一個很現實的威脅。
槳手：好吧。我會說，民主黨和共和黨并沒有那么像一個政黨，它們更像是兩個由資本家、媒體巨頭和非政府組織組成的網絡。但你說的也是對的，許多進步派甚至社會主義官員仍依賴于民主黨內部的資金和媒體的支持。
不過我們也有自己的優勢。比如我和你講講我們羅切斯特分會的情況吧。在這里，自由派或反動派社會團體幾乎沒有什么群眾基礎，它們通常只有寥寥數人的工作人員和一些支持者，而我們現在有大約70名活躍成員，這使我們擁有遠遠超過任何自由派團體的群眾基礎。許多自由派團體的成員不足10人，他們可能有一些支持者，但并沒有對他們進行培訓。
307：聽起來很不錯！那么這些積極成員會如何被動員起來做助選工作呢？
槳手：哦！有時候我們會這么做。通常我們會提名那些參與了某些抗議運動的人，比如我們提名了2020年羅切斯特抗議活動的領導者。
307：在地方選舉當中，這種策略有用嗎？
槳手：有時候很有用！
307：另外，你們也提到，你們計劃對工人運動采取“內部變革策略(boring from within strategy)”，你能解釋一下嗎？這個策略是否同時適用于租戶運動與工會組織工作？你們具體打算怎么做？
槳手：好的。在2010年代末，試圖組織租戶，建立租戶工會的活動有所增加，這些活動是作為對工人階級組織力量薄弱的現實的“次佳”解決方案被提上日程的。有一個名為《脆弱的巨獸》(Fragile Juggernaut)的播客，這個播客很出色，它講述了CIO（譯者注：CIO即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成立于1936年11月，由美國勞工活動家，共和黨人約翰·劉易斯成立。雖然劉易斯本人持反共立場，但是在建立CIO的過程當中，劉易斯依然與許多美國社會主義者，乃至美共黨員合作。在戰后的麥卡錫主義反共浪潮當中，美國的左翼組織者被清除出CIO。在1955年，CIO與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合并，建立了美國最大的工會聯合會AFL-CIO。在21世紀，以美共黨員為代表的美國左翼工會組織者在CIO時代總結出的組織方法論，成為了當代美國左翼進行工會組織工作的重要參照。）的歷史，認為CIO基本解決了組織產業工人的方法論問題。如果談及工會組織的話，從眼下的情況看，雖然我們在組織餐飲服務業工人的活動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這仍是在勞工運動極為虛弱的背景下進行的。
關于 “內部變革策略”，我們認為，在工會內部建立社會主義黨團被提上日程之前，我們就需要有一些有效的、由基層工人民主管理的工會，而不是打算創建與現有工會體系分離的紅色工會。
307：如果我理解錯了，你可以糾正我。所以你們想做的事情是把各個工會內的DSA會員組織起來，然后努力爭取工會的領導權，然后用工人民主的原則改造它們?
槳手：對，可以這么理解。
宣傳工作與理論學習
307：能聊聊你們的黨團出版物嗎？在中國，與DSA相關的左翼媒體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雅各賓》(Jacobin)。但是你們提到你們有自己的出版物？
槳手：MUG起源于《Cosmonaut》，一本比《雅各賓》的水平稍高的雜志，專注于第二國際的政治。我們將在下個月初出版自己的理論期刊，我們現在也有一個黨團主導的出版系統。共產主義黨團有《Long-Haul》，一本關于勞工組織工作的刊物。這是一本很棒的雜志，你看我剛剛搞到一本。
面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黨團（他們是從《雅各賓》雜志發展而來）有雜志《The Call》，而“改良與革命”(Reform and Revolution)黨團（其前身是“社會主義新選擇”(Socialist Alternative)）也有他們自己的出版刊物，等等。
307：你是說，面包與玫瑰黨團最早是由雅各賓的編輯建立的嗎？
槳手：可以這么說。或者說這個黨團是2010年代中期將DSA打造成社會主義左翼中心的一個項目的一部分。不過這一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變化，現在黨團刊物《the Call》和《雅各賓》已經完全分開了。
307：你們的雜志有網站嗎？
槳手：有！ 這是地址：https://cosmonautmag.com/
307：太棒了！還有一個問題，你知道每個黨團大概有多少人嗎？
槳手：我沒有具體數據，但是對每個黨團的人數有一些大致概念。如果讓我猜一下的話，面包與玫瑰(https://breadandrosesdsa.org/)是最大的黨團，大概有300人，共產主義黨團(https://communistcaucus.com/)和我們差不多，大約有150人，改良與革命(https://reformandrevolution.org/)的人數應該不到100個，然后紅星(https://redstarcaucus.org/)的話，大概50個吧（但是他們是一個由紀律嚴明的干部團隊組成的黨團）。
307：好的，謝謝！所以絕大部分DSA會員其實并沒有加入任何黨團？
槳手：沒錯。總得來說，大部分成員是地方主義者(localist)，他們最關心的是他們自己地方分會的事務。但是在全國層面的事務上，他們可能會同意某個黨團的主張。
307：所以會員未必會正式加入某個黨團，但是在全國層面上，他們可能會與某個黨團保持一致？
槳手：是這樣。也就是說，隨著我們組織的成長，地方主義已經越來越不再被視為一種合理的處世哲學。而“地方政治”這個范疇的邊界也逐步發生著變化。對很多分會來說，本地工作已經基本上飽和了，而且在過去幾年內，事實上是全國乃至國際事務在決定著本地事務的發展方向。比如房租的上漲，比如發生在烏克蘭和巴勒斯坦的戰爭，等等。
307：最后一個問題是關于你們的干部培訓課程的。DSA的每個黨團都有類似的課程書單，通過書單，我們可以評估每個黨團的理論偏好與基本立場。對我來說，你們的課程讀物很有意思，比如我看到了Lars T. Lih和許多關于第二國際的著作。我想這個書單可以被視為對MUG成員的基礎理論訓練。我好奇的是，通過課程閱讀書單，你們希望你們的成員得到怎樣的理論共識呢？
槳手：我們對共產主義運動有一個非常特殊的解讀，這種解讀會與關于這一問題的許多常識相悖。例如，我們希望為民主而斗爭，我們還會反對憲法。這對某些同志來說看起來很奇怪（比如梅根·羅默說我們想要的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但事實上，這個主張得到了第二國際和布爾什維克黨史的支持，他們確實為民主而斗爭，反對沙皇制度。我們并不指望讀者們的所有內容上達成完全一致，但我們希望所有成員都能夠用相同的理論話語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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