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業經濟的車轱轆話
關于旅游業的意義，我們的輿論場中長期存在著太多車轱轆話式的爭論。要么把旅游業的經濟效益夸大到產業支柱的級別，要么又說的一錢不值，要么又陷入各種升級降級之類的消費主義話術中。
比如，在淄博，哈爾濱，天水等地爆火過程中反復出現的“除了旅游你有實體經濟嗎？”、“為什么不發展私企和制造業”、“產業升級被甩開了才不得不搞旅游”、“最后一地雞毛”等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者式言論。
比如，在144小時免簽之前，西媒和國內一些人拼命炒作“外國人都不來中國了”。
比如，在出游人次總數和消費額都新高的情況下，說“出游平均消費低了是因為消費降級大家沒錢了”。
對大型經濟體來說旅游業確實當不了支柱產業，只能是一個不錯的經濟補償。國內旅游業強如云南省，其產值在一省GDP中也只占小部分。就算隔壁日本，光靠旅游業也要餓死人。泰國這種中等經濟體，發達的旅游業也才占了GDP10%左右。
但對經濟效益的作用不能只看絕對的收入數值。比如淄博燒烤這類主打市井飲食文化的旅游產業，可以看作很有效的一次分配路徑，能將收入直接帶給欠發達地區，帶給基層群眾。反過來說，迪士尼里的可樂賣得再貴，其收入跟普通人也沒一毛錢關系。
再者，旅游業對一個地方的意義往往不只在經濟層面。如日本，韓國，大阪，漢城兩次奧運會都對國家形象起了極大的提升作用，對國內國外都具備巨大的時代象征意義。在21世紀日本經濟長期陷入停滯后，“觀光立國”政策對日本底層的收入維持和社會治安的穩定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我國來說，旅游又常常成為對地方社會治理能力的一種檢閱，在巨大的人流下地方政府不得不想盡辦法提升接待能力，應對速度和服務質量。
這又與純粹的GDP追求相悖。如果按照哈耶克大手的邏輯，市井餐飲就不該成為旅游項目，淄博的燒烤和天水的麻辣燙賣得再多，又怎么會有北上廣的天價米其林賺錢快呢？免費的古村古鎮，又怎么能跟霸道的迪士尼相比呢？
為了改善很多冷門旅游目的地的交通和服務環境，這些年各地又進行了大量基建工作。就像去年大火的小西天，從市場經濟價值的角度看，游客帶去的收入和當地承擔的壓力相比到底值不值還真不好說。如果按照哈耶克大手的邏輯，對這些地方的投入完全是不值得的。
但中國社會是不可能這么功利的。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地區引領中國經濟整體增長外，也需要有很多內陸地方，去提供一片能夠中和一二線城市高度資本化市場化生活的空間，給很多不那么想或沒辦法拼命努力的人喘息的機會和退路，去時常對發達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提出一些反思。
盤活各地旅游業的過程，也是讓更多后發地區的正面形象和貢獻被看見，聲音被聽見的過程，讓發達地區在高速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不至于忘了初心，不至于飛得太遠，甚至飛到天外，飛到脫離了自己的同胞。
旅游“消費升級”悖論
從更根本的社會和制度差異來說，如同在醫療，教育等領域一樣，我國旅游業想去追求“消費升級”確實比國外要困難不少。
最簡單的問題，大家出門旅游，是希望自己交通費和住宿越便宜越好，吃的東西越有性價比越好，還是統統越貴越好？
正常人肯定是選前者。過往我們的輿論也總是在抨擊天價住宿和餐飲宰客，然而等環境真的好了，不宰了，輿論又開始鼓噪消費降級了。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不少熱門時段酒店普遍沒太漲價，明明是這兩年風氣開始改善了，結果有些人又把這說成是大家沒錢了不出來旅游了，問題是再看看24年旅游人次的增長呢？在既要又要的邏輯導向下，輿論就很容易陷入“一美元炸雞悖論“。
“一美元炸雞悖論”是對前幾年知乎殖人經典矛盾言論的概括。當時一些高華和殖人，一邊鼓吹在美國吃炸雞只要一美元，一邊鼓吹在美國餐飲店打工收入高，刷幾年盤子就能買上大HOUSE。那么，一個老板既要保持炸雞只賣一美元，又要付出能讓員工幾年買上大HOUSE的工資，請問他一天要賣出多少炸雞？
作為以生產力而非金融資本立國的我國來說，社會基礎服務越來越實惠既是群眾的呼聲，也是發展的應有方向。對旅游業來說也是如此，搞貴就是好那一套最終只會背離社會發展目標，不能指望不斷拔高基礎服務價格來實現旅游業的收入增長。或者說，隨著我們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事業都需要脫離以片面的經濟效率為衡量指標。
另外就是旅游消費項目種類的問題。144小時免簽后，無數老外當起了中國旅游博主；200小時免簽后，上海街頭的韓國歐巴鍋蓋頭多到隨處可見。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不斷增強，未來來中國旅游的外國人數量還會不斷增加。
看起來，這確實是中國旅游業”產業升級“，提升收入的機遇。以前中國制造沒那么發達的時候，我國沒有日本那樣的在電子電器，服裝美妝等方面的購物優勢，文化項目和一些中高端旅游項目也不夠豐富。今時不同往日，當下的中國對老外來說，只要能放下成見，絕對可以算是購物，美食和風景人文體驗的絕佳性價比選擇。
然而，中國始終是一個充滿清教徒氛圍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大陸地區既搞不了黃賭毒旅游，也學不來東南亞那種怪力亂神獵奇項目和人上人貴族體驗項目。而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黃賭毒式旅游越來越成為旅游業的重要支柱。這種趨勢已經明顯反映在周邊國家的旅游政策變化中。
蒙古，已然成為日韓紅燈區。
日本，在觀光立國政策歷經二十余年，傳統旅游收入規模已經見頂，日本制造光環不斷消退的情況下，一方面日本合法與非法的風俗業規模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開始盯上了博彩這塊大蛋糕。以2025世博會為契機，大阪要建設成為新的“亞洲賭城”，去年與大阪相關的“金融資產運用特區”政策本質目標上是為“賭城”建設目標的配套服務。
泰國，本就是傳統色情業和獵奇項目大國和毒品交易重災區，前兩年又對大麻進行合法化。本月又批準了賭場賭博合法化相關草案，尋求通過博彩業促進經濟與旅游發展。
越南，雖然同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色情問題上也長期是西方后花園。在胡志明，河內和旅游勝地惠安都有公開的賭場，對本國人非法對外國人合法。隨著新政府上臺開始了讓國內殖人鼓吹的“改革”，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很難說。可以說中國周邊這些主要國家，在灰色旅游方面各有各的絕活。
至于屬于中國范圍的港臺，社會環境也是一言難盡。
開放、抵御與堅持，中國的不分說之路
很無奈的說，當代中國在文化上就是孤立的，我們的周邊全都是各種充滿封建殘余怪力亂神西方侵蝕宗教主導的國家。隨著全球經濟動蕩下行，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之路在現行經濟秩序下走到盡頭，以及日韓這些國家的工業進一步被中國擠出，中國大陸可能會越來越被“黃賭毒”所包圍。
外部來說，這種周邊“旅游環境”對境外游日益增長的我國勢必會造成某種影響。內部來說，隨著中國重新回到中心地位，大陸對港臺及周邊國家的虹吸效應還會更加強烈，外國來華旅游，工作定居，以及中外婚姻會越來越多。去年緬北軍閥亂戰，大家才知道很多緬北軍閥頭目喜歡定居在昆明。無它，昆明相較周邊東南亞窮國來說，確實是發達世界。
目前，香港北上消費越來越多，臺灣據說有幾百萬人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在大陸工作或定居。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韓國人選擇通過婚姻等方式留在中國。相應的，以自身國家和地區文化習俗在大陸發聲提出訴求的非大陸人士也會越來越多。這兩天小紅書上大規模的“美國用戶入侵潮”如果持續時間能長一些，就可以成為這種外來文化認知和訴求碰撞的絕佳觀察樣本。
眼前，看看東南的臺灣，如何改造邪教，色情，毒品等社會風氣的侵蝕，就已經是擺在中國日后頭上的一大難題。
從更根源上看，從打資本主義制度進入世界分工時代，以及工業產業壓過農業產業后，“充分就業”問題就始終沒有得到真正解決過。雖然聽起來不太美麗，但過往這方面的問題都是靠著靠戰爭，黑灰犯罪產業，黃賭毒產業等在“緩解”這個問題。即使是我國，也經歷長期同黑灰地帶進行斗爭。
如這兩年被極為詬病的電詐產業，混合了臺灣本土電詐產業、技術和人員的”新南向輸出“，我國之前固有的黑灰產，P2P風潮的轉移資本和人員，東南亞地區錯綜復雜的黑灰勢力等等。這些灰色資本并非只搞電詐，流到新加坡這種地方也可以光鮮亮麗。更大的視野中，還有面向全球不同地域的印度，迪拜，土耳其，阿根廷等新興電詐中心。某種悲觀的角度說，世界正在成為一個巨大的灰產樂園。
中國想要成為未來人類共同體新秩序的領頭者，不說對西方，起碼對亞洲，對東南亞，都沒法不相當程度的雙向趟開國門。
但在雙向敞開的過程中，一方面，面對周圍”黃賭毒“的包圍，以及今后外來人員可能出現的本土性訴求，我們如何能保證未來能很好的抵御這些現象，以及妥善處置這種外來訴求，而不是反過來被侵蝕？
另一方面，外部環境的惡化，又會激發國人面對外部世界時的恐懼心理和非理性情緒，就像這幾天在王星事件后，國內網絡上大量用戶將撤僑行動與打擊電詐混為一談那樣。
如何讓更多的眼睛看到最真實的中國？如何在團結外部力量的同時，又不被外部力量“侵蝕”？如何堅定走好自己的路？對于中國這個影響力越來越靠近中心，但在文化上屬于絕對少數派的大國來說， 這都是我們需要長久思考與警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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