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十三點零七分，“雜交水稻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南長沙因器官衰竭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一歲。袁隆平的巨大功績早已通過媒體報道廣為人知，但相對于同時代科學界的另兩位代表性人物，屠呦呦，陳景潤，袁隆平還有獨特的一面。
袁隆平的獨特之處，在于他不僅在毛澤東時代取得了舉世罕見的重大科學發現，還在改革開放后，通過科技市場化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以袁隆平命名的隆平高科，成為上市公司，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推動了雜交水稻的商業化。
回顧袁隆平的一生，他的早期經歷映射出典型的毛澤東時代特征。一九五三年八月，袁隆平畢業于西南農學院（現西南大學）農學系。作為新時代深入工農的知識分子，服從全國統一分配，到湖南省懷化地區任教，在偏遠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農校教書。從畢業后到一九七一年一月，袁隆平任農業學校教員，長期與一線農民打成一片。
據袁隆平自述，在大學讀書時去農村實習，他有過食不果腹的經歷。歷經幾十年戰亂后，新中國建國之初，各方面條件非常艱苦。在一九六零年前后，一度發生饑荒，袁隆平曾親眼看見五個人倒在路邊、田埂邊和橋底下。在求學時代，百廢待興和難以消除的饑餓感，促成袁隆平認識到糧食問題的重要性，投身于水稻育種。
與此同時，毛澤東激勵廣大人民“站起來”，自主創新，自力更生。新中國吹響的科技號角和鼓勵學術探索的氣氛，也讓袁隆平敢于質疑學術權威，挑戰當時國內學界由國外輿論主導的生物遺傳學理論，這為此后的科學發現提供了精神基礎。
一九六零年七月，袁隆平在農校試驗田中意外發現一株特殊性狀的水稻。他利用該株水稻試種，發現其子代有不同性質。因水稻是自花授粉，不會出現性狀分離，所以他推論其為天然雜交水稻。隨后袁隆平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以另一個品種的花粉，嘗試產生雜交品種。
一九六五年秋，此前兩年的試驗顯示，天然雄性不育株的人工雜交結實率可高達80-90%以上，袁隆平把初步研究成果寫成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投稿到中國科學院主辦的《科學通報》雜志，于一九六六年二月發表在當年第四期。
袁隆平先生的論文部分截圖
這是毛澤東時代創造的人間奇跡。幾乎與農民同吃同住，初出茅廬，毫無資歷和背景，潦草的手稿甚至還帶著濃重的泥土氣息，深入基層第一線的袁隆平就取得了非常重大的科學發現，在短短時間內獲得新中國最高學術刊物的認可。
同一時期，隨著研究的拓展，采取專業工作者和廣大農民參與相結合的方式，袁隆平短時間內收集了數千個水稻品種和材料，三年時間，就迅速實現了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針對這段神奇的研發歷史，有些研究認為，源于毛澤東思想的“人海戰術”加上“群眾運動”，是當時雜交水稻項目快速取得成功的秘訣。
從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十年磨一劍，雜交水稻研究最終取得巨大成功。當時，全國團結一致，上下一盤棋，社會主義制度有效協作，促成了雜交水稻的加速突破。回顧這段歷史，雜交水稻的研究進程相當快：一九七零年，很多地區協作研究雜交水稻，一九七二年，雜交水稻被列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加入，大量科研人員和工農參與其中，形成了攻克雜交水稻的全國大協作網。
由于新中國國土遼闊，跨度大，兩年種七代，一九七三年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一九七四年就立即進行雜種優勢鑒定，到一九七五年全國試種5600多畝，一九七六年已經開始在生產上大面積應用。
然而，以往國內外很多媒體的相關報道，卻有意無意地甚至是惡意地夸大了袁隆平在這一研發階段遭遇的困難和挫折，忽略了毛澤東開啟的無產階級科創時代為袁隆平的個人成功提供的巨大精神和物質支持。有些報道，甚至無視袁隆平深入農村第一線的基層教育經歷，把他的個人成功，簡單地歸功于1949解放前的小資產階級家庭背景和國民黨為極少數人服務的精英教育模式。
一些個人的經歷，難免會遇到的各種挫折和偶然性，政治運動中的復雜曲折，無法替代大規模社會行動的整體面貌。在新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從上到下長期開展雜交水稻研究，試驗田和育種大規模鋪開，并獲得跨地域的廣泛支持，這說明研究計劃得到最高決策層認可，符合當時的路線方針。與一些觀點相反，政治路線并未阻礙創新，還激勵無產階級積極參與到各種科創活動當中。
而且，當時的相關研究項目不止于雜交水稻，同期還有很多其它類似研究在推進。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就報道了吉林省的玉米稻雜交成果，文中披露從一九六六年起，相關科研項目和對一線農民的動員早已啟動。
回顧這段傳奇般的歷史，恐怕只有新中國開啟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發計劃，由毛澤東思想支持的“無產階級科創”模式，具備這種成功條件。在當時，即使是西方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科研機構，也都難以應付這種需要動員大量農民參與其中的科研項目。
即使不看美國模式，在歐洲，日本，也都是市場先行，屬于典型的“資產階級科創”模式。在資產階級控制的私有制和市場化體系中，科研項目的功利性很強，經常脫離人民，難以從一線基層直接發掘出袁隆平這類農民科學家，更無法腦體結合、寓教于樂，無力充分發動群眾推動科學探索，更難以集中力量攻關在短時間內創造奇跡。
即使是當時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盡管在很多科研領域領先，但隨著赫魯曉夫等人上臺，修正主義者逐漸控制最高權力。嚴重的官僚化傾向難以逆轉，這也使得深入基層的群眾運動難以開展，無法推動類似的科學發現。
在毛澤東時代，袁隆平的成功模式絕不是個案。屠呦呦和陳景潤的驚人成就，同樣顯示出類似的新中國無產階級科創時代特性。屠呦呦針對青蒿素的重大發現，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通過優先確立無產階級急需的重點科研方向，再通過群眾路線和類似的社會主義協作方式得以完成。
陳景潤關于哥德巴赫猜想的“1+2”證明成果是純粹理論研究，但與袁隆平類似，陳景潤同樣以無產階級科學家身份被發掘。大學畢業后，陳景潤在中學任教遭遇挫折的不幸經歷，艱苦的生活條件，典型的無產階級身份，并沒有導致他被學術界排斥在外。在研究逐步突進的多個關鍵時刻，當時的學術界始終敢于打破權威崇拜的氣氛，另外還有決策層的高度認可，第一夫人甚至親自寫信批示，才確保陳景潤在最艱苦的條件下集中精力，長期攻關，創造奇跡。
陳景潤
在全世界其他國家，這一切恐怕都難以實現，無法產生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科創”現象。而且，上述幾人無一例外，都是新中國內生的科創案例，至今無人超越。深刻地理解上述案例，才能充分理解運十大飛機項目為何能突破重重困難，創造不可思議的科創奇跡。
1980年運十大飛機成功首飛，除發動機外飛機零部件幾乎全面實現國產化，國內形成了一整套生產線和高度復雜的產業鏈體系，堪稱新中國無產階級科創時代的天花板。這是歷史性的標志，說明共和國的民用高端制造業，無產階級科創路線的研發水平，已達到一定高度，在大飛機領域完全有能力挑戰美蘇英法。雖然此后運十大飛機因各種復雜因素最終下馬，但偉人推動的革命探索精神，早已深入人心，在各個行業開花結果。
如果對此后的改革開放時代做進一步的觀察，我們會發現上述科創案例絕非偶然，而具有一定延續性。在1978年之后，隨著黨中央的路線方針調整，雖然再也沒能產生像袁隆平這樣的世界級無產階級科學家的傳奇故事，但由于科技進步和科技成果加快市場化，長期的積累逐漸轉化為現實中的生產力，又興起了一大批勇于擔當無產階級科創理念的創業型企業家。
在共和國對外開放逐步走向世界的全新時代，任正非、雷軍等一大批科創傳奇人物，也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這一階段，隆平高科也應運而生，袁隆平不但成為杰出的無產階級科學家，也成為推動新時代無產階級科創路線的企業家，Z本家。
到改革開放后期，袁隆平的收入已經相當高，工資，稿費和咨詢費，獎項獎金，多年累積約上億。此外還有股權資產，估值驚人。盡管收入和資產不少，袁隆平仍一直保持著無產階級科創時代的樸素本色，實際用在自己身上的開銷很少，通常穿著五十塊錢的衣服，手表和鞋幾百塊錢，家里的家具更是舊的不能再舊。
但在科研事業方面，袁隆平始終保持著毛澤東時代勇于開拓創新的革命精神，該出手時毫不手軟，他的大部分收入都投在了科研上。此外，袁隆平還建立了以自己冠名永久性的“獎助基金”，用于世界各地各界代表的定期評選和獎勵。
有媒體報道，李昌平當日在手機上讀到袁隆平去世的消息后，淚水奪眶而出。在二零一一年一封公開信中，他曾致信袁隆平表達罕見的異議，擔憂農民將慢慢失去購買種子時的議價權。如果農民種植常規水稻，可收取種子留待下年再種。但雜交水稻的種子只能種一季，農民不得不一直向種業公司購買種子。
李昌平很擔心：長期持續下去，農民會被鎖定于弱勢地位。當無產階級的種子出了問題，無產階級何以生根發芽？無產階級科創和無產階級企業家，究竟何以可能？但盡管對雜交水稻的市場化有所質疑，李昌平對袁隆平始終充滿崇敬之心。
公開信指出的農民處境，折射出當今時代的新問題：新中國的當代無產階級群體跟全球化時代由跨國資本和各種日漸龐大的官僚資本集團主導的市場化科技進步形態之間，仍存在巨大的張力和分歧。
然而，回顧新中國由毛澤東開辟的這段無產階級不斷創造出科創夢想的歷史，當初袁隆平等人創造奇跡的起點和可能性，正是無產階級終于擺脫了跨國資本的束縛，不再畏懼官僚資本集團的壟斷法則，獲得普遍解放的契機。這正是毛澤東所說的人民“站起來”的深刻含義，也是人民群眾普遍覺醒，真正開始掌握自身命運后所迸發的驚人潛能。
袁隆平的離去，留下了一個重要的懸念：新中國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科創時代，毛澤東時代引領的無產階級科創理念，究竟是方興未艾，開花結果，還是隨著偉人背影的漸漸遠去而謝幕？
作為橫跨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大時代的重要象征，同時作為無產階級科學家和Z本家雙重角色的特殊代表，袁隆平等人具有非常鮮明的時代含義。他們的物質遺產無疑將會完整地留給后人。但他們的獨特精神遺產，毛澤東時代前所未有的眾多無產階級科創奇跡，以及人民群眾獲得解放后所蘊含的無限潛能，是否還會不斷延續下去？
通過巨大的跨國資本集團的支持和具有形式合理性的市場化機制的引導，一旦進入由日益脫離無產階級的新興企業家和Z本家所締造的利潤先行漸漸趨于固化的科技資本新時代，我們究竟會繼續沿著由毛澤東開啟的新中國無產階級科創夢想不斷前行，還是重演我們可以在美國看到的那熟悉一幕？
盡管外表仍光鮮靚麗，但由資產階級操控的科創壟斷神話，卻日趨勢利，麻木，再也不知好壞，不問是非對錯。娛樂至死的狂歡群體，在利潤至上的驅動力和不惜集體墮落的功利原則誘導下，正趨于衰敗，腐朽，內卷。當各種形式上的政治正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迷人蠱惑，高高在上，隨處可見，毋庸置疑，卻再也無法解決實質上的利益沖突和階級分歧。于是，人們漸漸走上又一條歷史輪回的道路？
隨著大亂大治的歷史因循，待到山窮水盡之時，一切終于柳暗花明。歷經百轉千回，人們又會回想起毛澤東和新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創時代。這正是偉人的遠見，這是共和國的幸運，這也是現代世界和人類文明的最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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