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政治動員中的媒體

　　“媒體”一詞在字面上指傳遞信息的媒介，但這一概念的建構則是在對社會中傳播、公布信息的主體進行描述時完成的。傳統(tǒng)意義上的媒體包括書籍、報紙、期刊、雜志、廣播、電視、電影等，而信息時代的到來使媒體的范疇進一步擴大。隨著現(xiàn)代社會的建構與大眾政治的勃興，媒體自由在現(xiàn)代國家的憲法條文中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得到普遍認可的原則，媒體在越來越多的國家仿佛已經(jīng)成為了政治權力格局中新的一極，成為了在傳統(tǒng)憲法學說中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三者之外的“第四權力”。

　　空前發(fā)達的移動終端和社交媒體將每一個生活在社會中的人連接在龐大的自媒體網(wǎng)絡上，使媒體的觸手伸到了曾經(jīng)能夠或多或少獨善其身的每一個角落，將大眾政治的議程輸出到每一個個體的日常生活，使每一個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政治進程的一分子。十分諷刺的是，作為這一進程的結果，人們反而在現(xiàn)代媒體圍繞政治動員進行的擴張中潛移默化地建立起了對其專業(yè)性與公共性的信任，卻遺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媒體在根本上仍然是各路政治力量在大眾政治中實施動員的武器。

　　同人類社會中其他的一切事物一樣，媒體既不是人類社會與生俱來的事物，也絕非憑空出現(xiàn)，而是在人類社會結構的演變中逐步產(chǎn)生的。媒體最初的雛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至歷史上形形色色的早期宗教，不同于現(xiàn)代媒體以人自身福祉的名義動員大眾，以教義為主要內(nèi)容、以教士為現(xiàn)實載體的宗教傳播通過為神代言樹立民眾的認同與信仰。不管是宗教典籍的交流擴散還是傳教士們的口口相傳，在本質(zhì)上都同王侯和教會的權力密不可分。

　　基督教在歐洲的廣泛傳播并非由于其教義本身具有多么超然、先驗的正義性，而是出于羅馬帝國為境內(nèi)各個民族提供信仰和認同的需要。在人類政治文明的早期，依托于宗教的媒體雛形由少數(shù)人壟斷，動員群眾的權力也僅僅屬于少數(shù)人，這一態(tài)勢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持續(xù)了上千年，直至歐洲的中世紀和我國的晚清才在西方和東方分別得到了改變，屬于少數(shù)剝削者的政治動員在大眾政治取代宮廷政治的歷程中變?yōu)橐悦褡鍑覟榧~帶的大眾政治動員，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近代媒體向現(xiàn)代媒體的轉型更是徹底重塑了媒體實施政治動員的方法論。

　　1917年的俄羅斯陷入了混亂的革命浪潮，沙皇在3月的退位使俄羅斯迎來了突飛猛進的政治進程。在臨時政府頒布了解除軍官對士兵管轄權的一號法令后，俄羅斯軍隊陷入瓦解，導致了克倫斯基攻勢的失敗，也使舊軍人拉·格·科爾尼洛夫成為俄羅斯陸軍總司令，對臨時政府十分不滿的科爾尼洛夫于8月25日發(fā)動兵變，試圖攻占彼得格勒建立軍政府。兵變期間，布爾什維克成為了組織彼得格勒防御的主要力量，布爾什維克組織了彼得格勒市區(qū)的防御，癱瘓了兵變部隊從前線去往彼得格勒的交通，并派出大量黨員向兵變部隊進行反對兵變的宣傳，使兵變部隊在科爾尼洛夫下達指令前就放下了武器，在事實上粉碎了兵變。

　　在挫敗科爾尼洛夫兵變后，布爾什維克在9月末和10月通過廣泛的政治宣傳爭取了絕大多數(shù)彼得格勒衛(wèi)戍部隊，使11月7日凌晨武裝起義發(fā)動時彼得格勒市內(nèi)站在臨時政府一邊同布爾什維克敵對的武裝力量僅剩數(shù)百名士官生，彼得格勒的起義幾乎兵不血刃地取得了勝利。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間的半年多時間里，尤其是粉碎科爾尼洛夫兵變后，攜帶《真理報》和傳單的布爾什維克宣傳員成為了俄羅斯的一大政治符號。

　　就俄國革命期間布爾什維克及其政治媒體對俄羅斯工人、農(nóng)民、士兵、少數(shù)民族實施的政治動員而言，我們不難意識到，在革命與反革命激烈斗爭的“政治決戰(zhàn)”期間，由強大的媒體實施的大眾政治動員往往能夠起到?jīng)Q定性的作用，布爾什維克通過政治鼓動瓦解科爾尼洛夫兵變正是十分重要的例證——以對基層官兵的宣傳鼓動為主要手段，未經(jīng)交戰(zhàn)地直接瓦解一支由舊軍人掌握的大規(guī)模部隊而非憑借革命武裝對反革命武裝的軍事勝利使其投降或倒戈，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

　　在政治動蕩十分激烈的前提下，依托媒體實施的大眾政治動員并非革命與進步力量的“專利”，政治反動主義的大眾動員同樣依賴媒體，而其技術手段與其對立面相比反而往往更加多元豐富。在1933年到1945年的德國法西斯專政時期，NSDAP就廣泛地通過各類新興媒體全方位地向德國國民灌輸對希特勒獨裁與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認同。

　　在魏瑪共和國尚未覆滅的1932年總統(tǒng)大選期間，戈培爾就操盤了NSDAP的競選宣傳，并將廣播作為其中最重要的手段；自1933年起，NSDAP就以控制帝國廣播公司、建立“帝國收音機協(xié)會”等方式將德國廣播體系全盤納入其控制，至1939年，70%的德國家庭擁有了家用收音機。廣播的大規(guī)模普及使NSDAP精心制作的政治宣傳下沉到了德國社會的幾乎每一個角落，通過24小時播放希特勒講話、在公共場合安裝高音喇叭定時播放廣播節(jié)目、蓋世太保強迫公眾收聽廣播等手段，德國廣播實現(xiàn)了全面的“納粹化”，廣播成為了NSDAP大眾政治動員體系中覆蓋面最廣的一部分。

　　20世紀30年代方興未艾的電影同樣是戈培爾的“寵兒”，為宣傳NSDAP紐倫堡黨代表大會制作的《意志的勝利》、為鼓動德國國民投入戰(zhàn)爭服務前線創(chuàng)作的《偉大的國王》、反猶主義影片《永恒的猶太人》等片目往往動用數(shù)以萬計的演員和大量戰(zhàn)略物資，并全國公映。軍服設計與建筑設計更是全面地貫徹了NSDAP的美學理念和政治動員方法論，并取得了希特勒預想中的效果。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國防軍軍服與黨衛(wèi)軍軍服均有希特勒本人參與設計，其設計風格即使時至今日仍然并非過時，使許多本來對政治并無興趣的德國青年因受到士兵形象的吸引而從軍入伍；由希特勒和施佩爾主導的建筑設計秉持新古典主義美學理念，這一理念不僅強調(diào)建筑本身存在時的力量感與美感，同樣注重建筑在崩塌之后成為廢墟時對力量感與美感的保留。

《意志的勝利》是萊尼·里芬斯塔爾指導的一部記錄納粹黨六大的影片。動用了16臺攝影機、100多名人員、60個小時膠卷，使用了新技術，如移動攝像機、長焦鏡頭等。其在政治和道德上是一部有爭議的電影，但在電影史和美學方面卻具有重要意義。

　　在NSDAP的政治動員體系中，任何能夠向公眾傳達信息、意識形態(tài)與美學理念的主題都必須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其政治功用，從而建立起無孔不入的政治動員場域。傳統(tǒng)的政治動員主要在特定重大問題上實施鼓動而不主動地將社會生活方式的建構全盤納入動員體系，而NSDAP則將德國人的生活完全地置于其宣傳機器的控制與引導下，即使是娛樂方式上最細微的角落也無法脫離NSDAP提供的公共品。可以說，基于對左翼群眾運動的模仿與尼采哲學的邏輯，NSDAP建立了一套以建構政治性的“德國人”形象為中心目標的動員宣傳體系，并取得了相當?shù)某晒ΑSDAP基于極權主義的宣傳方法論在戰(zhàn)后被世界各大國效仿，直接促使大眾政治動員中的媒體宣傳從此前的“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轉向了通過全面控制文化產(chǎn)品的供給建構獨立的政治輿論場域。

　　在大眾政治的普遍動員中，媒體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huán)，由大眾媒體充當?shù)囊庾R形態(tài)國家機器填補了政治國家與非政治社會之間的空白，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與中世紀封建邦國的強制征召不同，大眾政治動員的目標是使民眾自發(fā)、自覺地投入規(guī)模浩大的政治斗爭，建立民眾的政治認同也就成為了大眾媒體在政治上最為重要的任務。政治認同建構中的灌輸無法全然通過物質(zhì)性、強制性、科層制的國家機器本身完成，而葛蘭西和阿爾都塞所言的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在建制上獨立或半獨立于國家機器，但在政治立場上支持國家的一切社會主體與機構）則是現(xiàn)代政治中向民眾灌輸政治信仰的主要力量。

　　大眾媒體對民眾的政治灌輸不同于任何強制性的征發(fā)與管制，它的核心并非在不觸動一個國家與民族“傳統(tǒng)生活方式”的基礎上圍繞“點狀”的政治議題“聚集（被動聽命的）資源”，而是前文所提到的“場域”建構——從心理層面根本地將傳統(tǒng)的、非政治性的人改造為現(xiàn)代的、政治性的人。通過向民眾提供公共性的文化產(chǎn)品，大眾媒體系統(tǒng)地塑造了作為歷史與政治共同體的民族與國家進行討論的概念場，并在這一概念場基礎上建立了整體性的、獨立的公共政治輿論場域。

　　伊朗伊斯蘭革命后的伊朗什葉派教士階層將共產(chǎn)黨人視為“反真主的無神論者”而冷戰(zhàn)晚期的美國人將共產(chǎn)黨人視為“極權主義分子”，兩者的世界觀基礎、概念出發(fā)點與邏輯徑路全然不同，無法直接從伊朗或美國中的一者移植到另一者的政治場域中。正是各類大眾媒體的這一合力建構了現(xiàn)代國家與現(xiàn)代公民，在19世紀建構了民族國家、在20世紀建構了多民族國家與世界共同體，在21世紀則成為了世界主義與本土主義兩種政治思潮共同的來源。

　　那么，媒體在政治國家與非政治社會之間掌握的巨大社會權力能否使其真正成為與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分庭抗禮的“第四權力”呢？這一問題的“答案”迄今為止仍是否定的。

　　魏瑪共和國時期，右翼人士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曾經(jīng)掌握龐大的媒體帝國。自1916年起，胡根貝格收購了德國第一份大眾報刊《園藝》（Die Gartenlaube）和電報聯(lián)盟（Telegraphen Union）并將兩者改組為右翼民族主義媒體，隨后其媒體帝國迅速擴張，胡根貝格又在1927年收購了烏發(fā)電影公司（Universum Film AG，迄今為止仍是德國電影巨頭之一），成為了橫跨報刊、電報、廣播、電視、電影等各大傳媒領域的媒體大亨。憑借巨量的媒體資源，胡根貝格成為了一戰(zhàn)后初期德國右翼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在右翼陣營的地位直至1929年都遠高于希特勒。

　　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1865.6—1951.3）

　　在1929年，胡根貝格領導了反對《凡爾賽和約》的政治運動，在德國內(nèi)部造成了政府的不穩(wěn)，一時之間成為了右翼反對派的領軍人物。但隨著他組建的德國國家人民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DNVP）陷入分裂以及胡根貝格本人同魏瑪共和國建制內(nèi)右翼力量關系惡化，他在1929年后迅速陷入了無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1932年總統(tǒng)大選、國會選舉還是在1933年的希特勒內(nèi)閣中，胡根貝格及其政黨都淪為了次要角色，最終他的媒體帝國被NSDAP收購，由戈培爾接手。胡根貝格在1933年的希特勒內(nèi)閣擔任德國和普魯士邦的經(jīng)濟部長和農(nóng)業(yè)部長，但在同年6月黯然辭職，并解散了DNVP，其黨員集體加入NSDAP，胡根貝格的政治生涯正式結束。

　　胡根貝格的政治生涯充分地說明了，媒體無法真正成為完全的“第四權力”。首先，盡管大眾媒體在政治動員的進程中往往能夠引導民眾實施激進的行為并借此掌握巨大的社會權力，但這種社會權力并非具有強制性的國家權力，而是一種間接的、非強制的“柔性權力”，這種“柔性權力”使媒體難以集中其支持者在重大問題上長期保持有力、穩(wěn)定的姿態(tài)，因此媒體的權力來源本身就是不穩(wěn)定的，媒體的社會權力十分易于隨著其支持者立場的變化而萎縮甚至崩潰，這一點同具有強制力與穩(wěn)定性的國家權力是不同的。其次，媒體在行為層面同樣無法獨立地建構起穩(wěn)定的政治權力結構。

　　近現(xiàn)代媒體的從業(yè)者主要是“中產(chǎn)階級”市民，這一群體本身并不具備統(tǒng)一的政治立場，而是分化為多種政見的支持者，這使得媒體無法建構起以其企業(yè)框架為核心的政治權力結構；媒體的所有者同樣難以直接依托媒體本身穩(wěn)定地涉足政治，媒體所有者在同各路政治力量互動時往往被視為不穩(wěn)定的盟友或者附庸，而非與其他政治力量獨立、對等的一員，因此媒體所有者往往通過建立政黨或者投靠他人的方式參政，可以說媒體所有者的社會權力并不能直接在權力政治中產(chǎn)生作用，任何一名媒體大亨都必須將自己掌握的社會權力“變現(xiàn)”為硬性的政治權力才能真正參與建制內(nèi)外的權力政治。

　　值得一提的是，政黨和其他政治派別的立場往往并不會因?qū)ν夂献鞫l(fā)生根本性變化，但媒體在這一問題上則往往易于因收購等行為根本性地改變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的立場。推特在被埃隆·馬斯克收購后，即改變了進行推送的傾向與算法，使其用戶中的共和黨支持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獲得了更大范圍的言論自由。

　　美國記者斯圖亞特·阿爾索普曾經(jīng)以“媒體必須有暢所欲言的自由，這樣少數(shù)人才不會有為所欲為的自由”概括媒體自由的重要性，但在無處不在的大眾政治中，媒體自由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社會的公正。即使媒體提供的文化產(chǎn)品表面上愈發(fā)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tài)化，但它們共同建構了對政治議題去政治化、對意識形態(tài)去意識形態(tài)化以維護現(xiàn)有政治權力結構的公共輿論場域，這一公共輿論場域的形成反而以一種娛樂化的、消費主義的方式實現(xiàn)了更為廣泛的政治動員。

　　媒體必須有暢所欲言的自由，這樣少數(shù)人才不會有為所欲為的自由

　　可以說，在現(xiàn)代社會，媒體自由的擴大最終意味著政治動員的擴大，無論是在多元化的政治權力結構中，還是在一元化的政治結構中，這一點都是一致的，區(qū)別僅僅在于，媒體自由帶來的普遍多元政治動員在前者中必然進一步加劇結構性的政治對立，而在后者中則更多地促成微觀政治議題上的分立和整體結構向前者過渡的傾向。

　　隨著社會結構的多元化與后現(xiàn)代轉型的到來，當代大眾政治對媒體的依賴日漸加深，這一趨勢不得不使我們在思考公共政治中的媒體問題時脫離傳統(tǒng)的“媒體自由—國家權力”視角，重新審視媒體的政治性，將媒體在公共政治中的特殊地位納入建構社會與政治制度的考慮范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免于陷入對“媒體自由”這一抽象概念與政治符號的盲目崇拜，而是真正地從實證基礎出發(fā)慎重地考察如何在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建構與實踐中配置媒體權力與權利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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