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性別議題不斷激進化？

　　原編者按

　　性別在近些年來越發成為爭論集中爆發的議題，人們參與這一議題的激情總是伴隨著無法承認彼此處境的無力與挫敗，于是形成一種討論的僵局。在這個僵局中，人們很快發現了“激進”言論的問題。“激進”暗示著一種過度，即對日常規范性安全的溢出，以及一種情緒的非理性狀態，其在現代理性進程中難以找到安放的空間，于是像鬼魂一樣附著在日常生活卻始終無力驅除。這種非理性的暗示恐嚇著一些人撤出討論，仿佛過多地談論會變成歇斯底里的女人或怒不可遏的男人，以至于自我實現性別規范中最悲慘的結局。

　　但是，正如這篇文章所看到的，激進并不意味著討論與協商的倒退，與其相伴隨的受傷害的感覺與記憶，以及附著在經驗之上的情感的魂靈，恰恰是在頑固地指出人們的痛苦之所在。折返到被個體化的以生育為中心的異性戀規范體系中，折返到女人被性化、生育化的地方，折返到男人被禁止脆弱的地方，折返到不斷妥協、失去和被傷害的地方，折返到權力獲益而又拒絕責任的地方，人們或許可以找到重新出發的可能。

　　但同時，不同的激進背后依舊存在著不平衡，這在于“遠離男性”的主張下人們開始通過同性紐帶試圖承擔脆弱的責任，而“遠離女性”的主張卻在強調享受性的快感而不必負責。指出這種不平衡并不是為了指責誰，而是想要逼問大家：當使用社會暴力解釋生活困境時，我們在多大程度上進行了更公正的反思。

　　最后，除了生育責任社會化，我還想提一個更激進的問題，即我們有沒有真正不生育的可能？

　　PS：本文為“子蘭與征鳥”視頻：為何性別議題不斷激進化？4b運動和米格道是怎么回事？點擊“閱讀原文”可跳轉視頻鏈接

　　文| 子蘭與征鳥

　　按| 小舟

　　你是否已經感受到當下的性別議題，已經變得愈發地激進化？但是有趣的是，作為激進女權的代表的6b4t主張遠離男人，而作為激進反女權的米格道（Men Going Their Own Way）主張遠離女人。其中6b4t的理論演化自韓國激進女權主義運動中的4b理論，其中4b是指不和男人戀愛，不和男人發生性行為，不和男人結婚，不和男人生孩子。4b理論在韓國的激進女權主義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演變為更為激進的6b4t，而就在此時國內的激進女權主義者將韓國的激進女權主義主張引入到國內的互聯網論壇中，在后來甚至發展為了10bt。盡管主張愈發激進，但是“遠離男人”一直是其理論核心。

　　與6b4t相對應的米格道，同樣是演化自歐美激進反女權主義理論之一。在上世紀60到8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后，為了應對女性主義的挑戰，歐美社會掀起了保守主義的回潮運動，其中較為溫和的反女權主義運動，也就是男性權利運動（Men's rights movement）認為女性主義運動在解放性別壓迫上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過激的主張同樣也傷害了男性，要求重申作為男性的利益。然而進入互聯網時代則演變出更為激進的反女權主義運動，其理論基礎為“紅色藥丸”。在此理論下則發展出三種不同的路徑，一是通過暴力發泄自我不滿的incel，二是通過欺騙滿足自我欲望的PUA，三則是通過遠離女人規避風險的米格道。

　　米格道是MGTOW的音譯，而MGTOW則是Men Going Their Own Way的簡稱，意為：男人走自己的路。致力于告誡男人杜絕與女人發生嚴肅的戀愛關系，特別是婚姻關系，拒絕對女性負責，不生養子女等等方式避免與女性往來以防自身資源被女性利用。

　　在這里我們會發現4b運動和米格道作為對立的雙方，卻不約而同采取了類似的應對策略，也就是遠離對方，但是為什么選擇遠離對方，以及具體如何遠離對方，4b運動和米格道卻大相徑庭，為什么不同的性別會產生如此之大的沖突，而面對這種沖突各自的激進派主張又有什么不同，而這種不同最終又為何，匯聚到了一條相似的“分離主義”路徑？而作為我們個人，還能夠在當下如此激烈的性別沖突中找到新的可能性嗎？

　　女權主義與反女權主義為何都在不斷激進化？

　　在上世紀60到80年代的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中，radical feminism逐漸演變為女權主義的重要流派之一，但是由于radical feminism在被學術界引入中文世界時，采用了“激進女權主義”的翻譯，而激進這個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極端，這導致很多反女權主義者將激進女權主義認定為“只想要享受權利但是卻不想要承擔義務”的“極端女拳”，盡管在當下“極端女拳”成為很多反女權主義者攻擊性別解放運動的靶子，但是這個靶子背后的“激進女權主義”卻和“極端女拳”大相徑庭。

　　Radical的詞根是root，也就是“根”，而radical的原意則更偏向“根本上的”，因此在其他地區radical feminism也會被翻譯為“基進女性主義”，其意涵是要在根本上解決性別壓迫的女性主義主張。

　　但是要如何做到在根本上解決性別壓迫這個棘手的問題？女性在19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中的第一波女權主義浪潮中爭取到了基本的選舉權、受教育權和就業權，但是【理論上平等擁有】這些權利和【實際上平等擁有】這些權利是兩碼事，理論上在政治法律維度中，我們所有人確實都平等享有選舉權、受教育權和就業權，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總有一部分人比別人“更平等”地享有這些權利，于是在20世紀60到80年代掀起了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而激進女權主義則作為這波浪潮中的其中一股重要力量登上歷史舞臺。

　　激進女權主義者在反思，為何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沒有給女性換來真正意義上的平等這個問題時， 意識到即便女性擁有選舉權、受教育權、就業權這些基本權利，也還是會因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遭遇很多阻礙，如普遍存在的厭女文化、生養孩子的成本、照顧家庭的壓力等等，只要女性進入到傳統的性別秩序框架中，在名義上已經爭取到的政治法律權利，落地到現實中卻總是大打折扣，由此激進女性主義意識到，要么改造傳統的性別秩序，要么逃離傳統的性別秩序，但是對于個體來說，去改造一個如此龐大的、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秩序的困難可想而知，相比較之下，選擇逃離傳統性別秩序則顯得可行性更高，而如何逃離，激進女權主義者則將目光放在了“男性”身上，對于女性的直觀體驗上來說，自己被束縛在傳統性別秩序上，總會存在“男性”群體的身影，因為男性想要追尋男性共同體的認可，女性成為厭女文化被獻祭的對象，因為男性想要傳宗接代，女性成為生育的工具，因為男性的社會身份更重要而將更多的照顧家庭的負擔轉嫁給女性，最終激進女權主義者認為女性和男性的關系是阻礙女性獲得自我解放的最大障礙。

　　由此在物質和心理上“遠離男人”成為衡量女性是否脫離傳統性別秩序的重要標準之一。

　　1968年，美國活動家羅克珊·鄧巴（Roxanne Dunbar）呼吁成立“女性解放陣線”，后來這個女權組織被命名為“Cell 16”，也被認為是第一個倡導“遠離男人”的組織，她們倡導獨身主義、姐妹互助以及練習自衛防身術。

　　美國哲學家、激進女權主義理論家瑪麗蓮·弗萊（Marilyn Frye）認為“遠離男人”這樣的分離主義實踐，是女性主動發起或維持的行動，目的是為了從男性以及男性定義、男性主導、男性利益和維護男性特權而運作的機構、關系、角色和活動中分離出來。

　　這些分離行動是為了應對整個社會系統性的性別不平等的自我保護式的回避，但是分離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通過“分離”來實現獨立、自由、成長、創造力、姐妹情誼、安全等更進一步的目標。

　　也是由此在當下韓國性別解放運動中的激進女權主義者繼承了“分離主義”傳統，再次發起“遠離男人”的4b運動，但是吊詭的是美國女性為了抗議保守派政黨領袖川普的上臺，在社交平臺上發起“學習韓國女人”的4b運動，在歷史的蒙塵下，新一代的年輕美國女性早已不記得上一代美國女性曾經做過同樣的努力，而類似這樣的被斷裂、被遺失、被忘卻的女性歷史其實比我們想象中還要多。

　　然而不論是在當下還是在歷史中，女權主義運動的聲浪越來越大，反女權主義運動也會隨之水漲船高。

　　在激進女權主義者發出“4b運動”的呼聲中，作為其對立面的激進反女權主義者也發起了“米格道運動”。一般來說，作為意識形態對立的雙方，而且還是各自意識形態中的激進派，其各自的動機、主張、行動策略等都應該也是對立的。但是有趣的是，反女權主義者卻采取了和女權主義者相似的“分離主義”應對策略，只不過女權主義者的4b運動主張“遠離男人”，而反女權主義者的米格道運動則主張“遠離女人”，但是問題來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而米格道er們又為何會做出這種選擇？

　　如果說在激進女權主義者眼中這個世界是一個父權/男權社會，也就是“男本位”世界，那么在激進反女權主義者眼中這個世界反而是顛倒過來的“女本位”世界，在米格道的世界觀中，人類是一種具有先天繁殖本能的物種，女性因為擁有子宮，對人口數量的增減具有絕對的壟斷權力，男性則由于擁有體能優勢被要求扮演保護者和供養者的工具人角色，因此如同壟斷資本紅利的資本家，女性則是壟斷“子宮紅利”的“宮本家”，男性之于女性，猶如無產階級之于資產階級，但是由于男性不具備生育能力，相比較女性先天處于劣勢位置，這種劣勢位置導致男性受到女本位社會的系統性剝削。

　　而米格道認為，男性想要擺脫這種被剝削的處境，只能走“去男性責任化”之路，在以前男性之所以被“宮本家”剝削是因為被人類的繁殖本能驅動，在不知不覺中“繁殖癌”入腦，成為滿足人類繁衍目標的“耗材”，而現在男性只要拒絕履行人類的繁殖責任，那么女性就無法通過“子宮紅利”來剝削到自己，所以米格道會倡導遠離女人，但是這種遠離更多的是指不被女性的“子宮紅利”利用，但是可以和女性維持不負責任的肉體關系，因為這樣不但可以滿足自己的性欲，還有可能讓對方懷上自己的孩子，延續自己的基因，就是穩賺不賠的生意，但是至于孩子會不會生下來，以及生下來后如何照顧，米格道并不在意，因為所付出的男性責任會變成加倍的男性剝削回到自己頭上。

　　盡管米格道在暢想著男性在去責任化之后，走向自我解放之路，但是米格道沒有意識到與他對立的、擁有“子宮紅利”的群體，卻在主動放棄利用所謂壟斷的“子宮紅利”來剝削男性，甚至比米格道所倡導的“分離主義”更加徹底，米格道只主張在心理上遠離女人，但是在肉體上并不拒絕女性，而4b運動則主張在心理上和肉體上同時遠離男人。

　　盡管雙方選擇“分離主義”路徑的動機是一致的，也就是認定在傳統性別秩序中，與對方的關系造成了對自己的傷害，為了避免這種傷害，所以選擇了“遠離對方”，但是具體如何遠離，雙方卻產生了一定的差異，一個人的行為本身就預示了這個人心里到底在信奉什么樣的理念，激進女權主義者所主張的4b運動的行為背后，預示了她認為這個世界與男性有關的任何關系都會讓自己受到傷害，所以要在心理和肉體層面徹底斬斷與男性的關系，但是作為激進反女權主義者所主張的米格道行為背后，預示了他認為只有發生負責任的生育關系，才會讓自己受到傷害，所以在心理層面要斬斷與女性的關系，但是不需要拒絕和女性的肉體關系，這對自己來說反而是受益的。

　　雖然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處境，但是在雙方具體行動的對比中會發現，女性對于自己的受害程度認知要比男性對于自己的受害程度認知要更重一些。

　　但是這個視頻并不想評判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或者到底誰才是更慘的那個，我真正想討論的是，什么樣的原因導致在同樣的社會現實中，作為對立面的雙方都認為自己處于受害者處境？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

　　很多人在討論性別議題時，往往將沖突雙方的激進派聲音認定為是“情緒化的”“有害的”“無用的”，或者將激進派的聲音認定為是掩蓋其他更重要矛盾的障眼法，這兩種態度都難掩蓋其內在高高在上的傲慢感，當下的性別沖突愈發以某種激進化的方式展開，但是實際上并不是激進化本身導致了性別沖突，而是作為進入現代社會的我們，在面對這樣的性別沖突困境時，不得不采取激進化的措施以尋求解脫。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去解決性別問題，激進化的聲音不但不應該被忽視，反而應該作為解決問題的引線，通過這條線索去追尋，到底是什么讓我們遭受著痛苦，而這種痛苦又應該以何種方式來解決？

　　在前面我們梳理了女權主義和反女權主義內部的激進派各自的動機、主張與行動策略，但是雙方對于“到底是什么讓我們遭受著痛苦，而這種痛苦又應該以何種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回答卻互為鏡像：激進女權主義者認為是男性導致了自己的痛苦，而這種痛苦需要通過“遠離男人”來解決，而激進反女權主義者則認為是女性導致了自己的痛苦，而這種痛苦需要通過“遠離女人”來解決，表面上看起來，我們都在“厭惡”另一個性別，但是繼續追問這種“厭惡”情緒的更深層次的動力，其實是源自于自我在傳統性別秩序中所處的位置，可能遭遇到的風險而產生的焦慮，也就是說我們所厭惡的不僅僅是另一個性別，同時也在厭惡著自己的性別，當一個女性意識到自己會由于結婚生育導致自己的職場發展受挫，還面臨著可能一輩子都會被“賢妻良母”這個身份困在家庭中，而錯失個人發展的機會，成為4b運動的一份子，是這個女性在面臨這樣的風險時，所做出的創傷式反應，希望自己可以通過“遠離男人”來規避這些風險，同時緩解自己面對這些風險時的焦慮，所以激進女權主義者所倡導“遠離男人”的口號背后，其實是“遠離自己所恐懼的那種傳統女性身份”。

　　同樣的，當一個男性從小被要求要有陽剛之氣，要組建家庭并且要履行大家長的責任，但是總會有男性不想認同或者恐懼無法成為這種標準男性形象，男性為了應對這種風險，也采取了“遠離女人”的策略，但是激進反女權主義者的“遠離女人”口號背后，其實是恐懼于失敗的自己——一個無法達到標準“男性”形象的自己。

　　這也是為什么作為對立的雙方都會認為自己處于受害者處境之中，同時將自己的內在恐懼投射向外在于自己的他者，在性別維度，這個他者位置自然被安放上了另一個性別。

　　我們通過對于另一個性別的排斥，來表達自己拒絕成為傳統性別秩序下的“女性和男性”形象，我們都在嘗試用一種“遠離另一個性別”的迂回方式，來讓自己不去成為在傳統性別秩序下被框死的“女人”或者“男人”身份，而是努力渴求著作為“人”的自我生存可能性。

　　所以我不會去詬病激進主張是導致當下性別問題嚴峻的根源，相反我認為這些激進主張反而是推動性別問題解決的助力，因為她們的呼聲會指引我們看見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更進一步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

　　那么解決問題的路徑是什么呢？首先作為激進派的女權主義者和反女權主義者所主張的“遠離對方”，這種行為更類似于當自己處于風險處境時的自我保護行為，也是對于傳統性別秩序的消極反抗，但是我們能夠嘗試著去找到更加積極的反抗方式嗎？如果可以的話，這種反抗方式在哪里呢？

　　答案可能就藏在我們所恐懼的對象之中，那么到底是什么東西，讓不論是女性還是男性都感到恐懼？而這一共同恐懼的對象其實就是生育。

　　之所以生育會讓雙方都感到恐懼的原因在于，不論是女性還是男性都意識到生育的成本遠超個人能夠承擔的范圍，甚至生育的成本也遠超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能夠承擔的范圍，而這部分溢出的成本壓力壓到個人頭上時，個人能夠做出的選擇也非常有限，于是拒絕參與進這個體制漸漸成為大家的共識，在性別議題激化的韓國，有65.4%的女性和48.3%的男性拒絕生育。

　　因為默認生育的成本被要求由個人來承擔，這進一步加劇了女性與男性之間的博弈，而這種博弈導致性別議題進一步激化，而各自激進派的分離主義主張，再次加劇了個體對于承擔生育成本的恐懼，這導致我們所有人都被動地陷入進動彈不得的僵局中。

　　想要打破這種僵局，關鍵在于為什么要默認生育成本是需要由個人承擔的？生育難道就是一個完全的私人事務嗎，在更多時候，生育其實是一件公共事務，一個孩子生下來就已經完全脫離個人的掌控成為社會構成的一份子，而社會本身也會受益于新生命的誕生，那么這樣一件對公共有利的公共事務的成本，早已超出個人能力能夠承擔的范圍，卻還是默認要求個人來承擔這些責任，那些超過個人承擔能力范圍的成本，難道社會不應該也意識到自己也有承擔生育成本的責任么？

　　假如生育成本中的超出個人承擔范圍的溢出部分，由社會來承擔，我們可以想象生育能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個人選擇”，而不用再擔心自己由于生育而需要承擔種種額外的沉重負擔，在那個時候，生命是否可以不再是一種刑罰，而是一種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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