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向何處去？
Whither the west?
2024年12月6日晚，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討第40講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文研講座”第360講在北京大學二教107舉行，主題為“西方向何處去？（Whither the west?）”。本次講座由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和社會學教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主講，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殷之光、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長聘副教授田耕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長聘副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段德敏與談。講座由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章永樂主持研討，數百名師生在場聆聽了研討。
簡介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生于1938年，英國歷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思想家，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和社會學教授，長期擔任《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主編。著有《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新的舊世界》《思想的譜系》《印度意識形態》《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等多本專著。2016年，安德森曾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之邀，在北京大學發表四場演講，演講內容收入《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首先，安德森教授界定了“西方”的概念。“西方”通常指所有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講座中使用的“西方”僅指的是資本主義的“大西洋區域”（Atlantic zone of capitalism），包括北美和歐洲。
要理解西方，需要理解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自20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的主導經濟秩序。新自由主義通常包括對金融和貿易的放松管制、公共服務私有化、縮減社會支出等。新自由主義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英美，在80年代迅速發展并獲得了成功。然而，新自由主義的成功是建立在信貸的大幅擴張之上的，最終，債務金字塔崩塌帶來2008年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的規模可與1929年的華爾街崩盤相提并論。但不同的是，2008年之后并沒有出現另一場“大蕭條”，而是迅速迎來了復蘇。
安德森教授指出，“大蕭條”是理解當今西方政治局勢的起點。1929年11月，美國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五”時，美國、法國和瑞典都是保守派執政，英國和德國則是社會民主黨執政，但這些政府都信奉當時主流經濟理論，實行金本位制度和平衡預算的政策，反而加劇了經濟危機。直到1932年末1933年初，非傳統的經濟政策才先后在瑞典、德國和美國得以應用。雖然這些國家使用的經濟手段背后的思想理論不同，但核心都是加強國家在市場中的作用。二戰結束了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并使其打破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的做法得以體系化，這一體系被稱為“嵌入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其結合了美元與黃金掛鉤的金本位制度，逆周期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及高且穩定的就業水平和福利保障，成功地促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20世紀70年代，這一體系因經濟陷入滯脹而衰退，隨之而來的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1931年2月，失業者在芝加哥開設的施食外排隊
新自由主義一路高歌猛進，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但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情形與1929年完全不同。在美國，奧巴馬政府立刻投入巨額公共資金挽救銀行、保險公司和瀕臨破產的企業，而這些資金從未用于改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美聯儲實行了“量化寬松”的政策，大規模秘密印鈔以拯救股市。安德森教授指出，這些措施看似不符合新自由主義的原則，但其實是新自由主義的擴展，核心仍然是遠遠超過經濟增長的信貸的持續擴張。因此，金融危機被解決之后，新自由主義又重新運轉了起來。
新自由主義為何在經歷金融危機的劇烈沖擊后仍能恢復如初？安德森教授認為，有兩個關鍵條件。首先，沒有其他理論范式出現以取代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正如波蘭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茨基（Micha? Kalecki）所預見的，經濟學長期以來被數學所“麻痹”，極大地抑制了任何形式的原創性思考。其次，任何重大的政治運動，無論是要求廢除資本主義還是要對其進行改良的運動，在本世紀初幾乎已經消失殆盡。西方社會民主黨不再對資本表現出任何反抗，轉而與新自由主義站在同一陣線。
但這并不意味著新自由主義沒有了反對者。在2008年之后，新自由主義的負面影響逐漸浮現。社會層面，不平等問題急劇上升，工資長期停滯；政治層面，有意義的選舉選擇逐漸消失，選民政治參與度下降，日益強化的寡頭政治取代了民意的表達。這一體系也開始產生對抗力量——民粹主義（populism）。
安德森教授指出，不同類型的民粹主義有一個共同點，即拒絕八十年代以來西方所確立的國際體系，它們反對的不是資本主義本身，而是其當前的社會經濟形態。民粹主義的共同敵人是當前的政治體制及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集團主導了新自由主義秩序，并由中右翼和中左翼政黨輪番執掌政府。新自由主義秩序帶來的影響——不平等、寡頭政治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包括勞動力的流動），正是民粹主義運動的三個核心攻擊目標。不同民粹主義運動的分歧就在于它們賦予各目標的權重。右翼民粹主義主要聚焦于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利用民眾的排外心理和種族主義情緒進行反擊，移民問題成為右翼民粹主義爭取弱勢群體支持的主要手段。左翼民粹主義則將不平等視為最大敵人。
國際占領運動以“ 99％”（人民）反對“ 1％”（精英）的言論
成為左翼民粹主義社會運動的一個典型例子
接下來，安德森教授回顧了西方民粹主義的發展歷程。歐洲是當代民粹主義的起源地，至今也仍然是民粹主義運動分布最廣泛、形式最多樣的地區。歐洲民粹主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初的斯堪的納維亞地區，1972年丹麥和挪威的進步黨成立，隨即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瑞典民主黨（Swedish Democrats）、意大利北方聯盟（Northern League）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等右翼民粹政黨紛紛崛起。這些右翼政黨都強烈批判國家政治體制的腐敗和封閉，同時反對歐盟的決策。左翼民粹主義力量則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才開始出現，如意大利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等。這表明，左翼民粹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經濟不平等，而非民族邊界的弱化，這是左右翼民粹主義的基本區別。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整整七年里，民粹主義的政治影響相對有限，與20世紀30年代席卷歐美的政治風暴完全不可相提并論。
然而，2016年，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發生使得西方民粹主義運動迎來重要時刻，進一步影響了全球政治格局。面對黨內壓力和選票流失至英國獨立黨的威脅，執政的保守黨決定就英國是否脫歐進行公投。保守黨領導人原以為大多數民眾會反對脫歐，因為英國的精英階層大多支持留在歐盟。然而，公投結果出乎意料，大多數民眾支持脫歐。這反映了被邊緣化地區和階級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也是歷史上首次民粹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民意，從而改變了國家的歷史進程。緊接著，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獲勝，他的競選風格完全符合右翼民粹主義。特朗普支持者中工人階級的比例比英國脫歐支持者還要高，約70%的支持者沒有受過大學教育。此外，美國還出現了另一波民粹主義浪潮，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在初選中成為強有力的挑戰者。估計2016年美國選民中約四分之一傾向于右翼民粹主義，約五分之一傾向于左翼民粹主義。這顯示出民粹主義在美國選民中的廣泛存在和深遠影響。民粹主義在歐洲進一步擴張。2017年，科爾賓領導下的英國工黨奪得議會多數席位，大量年輕人涌入黨內，工黨逐漸往左翼民粹主義的方向發展。2018年，意大利兩個民粹主義黨派共同獲得了超過50%的選票。2019年右翼民粹主義的代表鮑里斯·約翰遜擊敗科爾賓贏得選舉。
安德森教授在演講中
安德森教授指出，右翼民粹主義比左翼民粹主義更具優勢。因為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義都強烈批評不平等和寡頭政治，但只有右翼民粹主義能夠毫無顧忌地對移民問題展開攻擊，對移民的排外情緒成為了特朗普的標志之一。左翼群體無法輕易追隨這一立場。目前，左翼民粹主義尚未就移民問題給出一個明確的態度，如果這一狀況持續下去，右翼民粹主義很可能會在民粹主義的較量中繼續占據上風。但無論是右翼民粹主義還是左翼民粹主義，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提出有效的方案來解決它們所譴責的社會問題。民粹主義缺乏體系化的綱領和解決方案，即使民粹主義政黨執政也無法做出系統有效的改革，無法威脅新自由主義的地位。
2020年，新冠疫情襲來，迫使全球進入封鎖狀態，特朗普連任失敗，約翰遜也于2022年被黨內推翻。與此同時，在疫情的沖擊下，國際貿易暴跌，美國股市崩盤，OECD國家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大幅上升。拜登上臺后，美國政府推出大規模的干預政策以穩定美國經濟，拜登的支持者驕傲地將這一系列政策稱為21世紀版的“羅斯福新政”。另一些人則贊揚拜登重拾冷戰時期策略——構建對外聯盟，應對“危險敵人”。拜登政府后疫情時期的經濟活力再次讓其他發達國家望塵莫及，媒體贊揚美國政府遏制通脹的能力，對少數群體的關懷以及公平且包容的社會政策，但美國選民似乎對這些成就不以為意。今年夏天拜登被迫放棄連任競選，接替拜登參選的哈里斯則在與特朗普的大選對決中慘敗。
在安德森教授看來，目前特朗普二次上任總統對美國和世界意味著什么尚不明確。2025年美國國內形勢可能發生變化，他可能不會履行競選承諾，比如對來自中國的所有商品征收50%的關稅，或驅逐美國境內的1100萬非法移民。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特朗普擁有比2016年更大的權力，因此他也可能履行承諾，尤其是在外交上，特朗普可能通過切斷對烏克蘭的援助來結束沖突，如果俄羅斯拒絕他提出的停戰條件，他也可能加劇戰爭。特朗普相信不可預測性是一種優勢，即使歐盟和英國不喜歡他的做法，它們也肯定會跟隨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的前兩天，德國發生了政府垮臺事件，時任總理舒爾茨罷免了財政部長，隨即失去了依賴其維持基本多數的自由主義第三黨的支持，不得不在春季舉行新的選舉，而其所在的社會民主黨及其盟友獲勝的概率極低。在法國，馬克龍總統任命的政府也因為一項預算緊縮政策被左右翼民粹主義聯合推翻。
講座現場
因此，安德森教授認為，“西方向何處去？”這個問題，自80年代新自由主義體系確立以來，從未如此難以回答。政治上，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正要在美國占據主導地位。與此同時，法國和德國正處于權力真空的狀態中，無論哪個國家，局勢都是不穩定、不安全、無法預測的。經濟上，即使2008年后美國經濟恢復了增長，但增長水平仍然低于中國。西方社會經濟不平等持續擴大，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產生的債務問題非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更加嚴重。在此情形下，本世紀初以來主導西方政治舞臺的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的沖突愈發劇烈。盡管自由主義遭受過挫折、做出了妥協，但通過不斷調整策略，依然保持著主導地位；而民粹主義雖然在政治規模上有所擴大，但缺乏長期有效的戰略。安德森教授指出，這正如葛蘭西近百年前在監獄中所寫的那樣：危機在于舊的已死，而新的無法誕生。在這一過渡時期，各種病態的現象會不斷出現。如今，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這種過渡期，只有經歷更為深刻的危機，才能從中找到轉變的出路。
安德森教授在演講中
討論環節，三位與談人與佩里·安德森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殷之光圍繞國際主義在西方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背景，以及中國主導的全球南方的崛起是否為可能的替代方案三個問題提問。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長聘副教授田耕圍繞針對新自由主義危機感知與應對措施的傳承以及可能的國際主義回應提問。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段德敏就右翼民粹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共同性、中國對全球平等的貢獻、以及中國在當代地緣政治中的位置提問。安德森教授回應認為，雖然遭遇許多挫折，國際主義的潛力依然存在，關鍵是要在挑戰中找到解決路徑。近年來，左翼思想領域也有許多非常重要的理論成果，如托馬斯·皮凱蒂的《資本與意識形態》，在美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是他的方案在實踐中顯得非常脆弱。目前還并沒有一個全面且有用的框架，能夠涵蓋所有被認為有潛力帶來激進或顛覆性影響的思想和人物。右翼民粹主義的一個共同特征是懷疑和漠視氣候問題，對全球南方國家，這帶來了阻礙全球合作、加劇不平等和環境惡化的負面影響。至于中國問題，西方國家將中國視為敵人，其對中國的敵意引發了“新冷戰”是否已經開始的討論，當前的對立不僅是美國與俄羅斯的傳統冷戰模式，更多的是美國與中國之間日益加劇的對抗。
與談人和在場學生提問
接下來，安德森教授與現場觀眾就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DEI政策與美國制度變革等議題等展開了深入討論。最后，主持人章永樂老師對本次研討會進行了總結，感謝安德森教授帶來的思想啟發，并對比2016年安德森教授訪問北大與本次來訪的不同全球時勢，希望在座師生繼續與安德森教授一起思考全球形勢與人類的未來。本次講座在熱烈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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