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獲得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學者，在計量歷史學領域頗有影響力，以研究所謂制度與國家發展的關系聞名。他們進一步闡釋了英美定居殖民主義所帶來產權制度是“好制度”，再次主張好的制度和民主治理能夠確保經濟增長、發展、公平和民主。
他們的研究粗看頗有意思，而且似乎很說得過去，馬克思主義不也看重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研究嗎？但是對于制度的研究有秉持唯物史觀和人民立場的，也有唯心史觀和殖民/資本立場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所推崇的是后者。著名經濟學者Jomo Kwame Sundaram對此提出了清晰有力的批判。在他的審視之下，這三位的研究實際上多是把庸俗的偏見和教條重新用所謂科學方法包裝之后的結果。
作者｜卓莫·夸梅·桑達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
翻譯 | 丁卯、Lancy
校對 | 侯隼
作者簡介
卓莫·夸梅·桑達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1952年出生于馬來西亞檳城，著名經濟學家。2007年被授予瓦西里-列昂惕夫推動經濟思想前沿獎，著作包括《私有化馬來西亞》《東南亞被誤解的奇跡》《漫長的二十世紀：霸權下的全球化》和《大分流：霸權、不平衡發展和全球不平等》等等。2005年1月至2012年6月，擔任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SA）負責經濟發展的助理秘書長。2010-2012年期間，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20國集團秘書。2012年8月至2015年12月，擔任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助理總干事兼經濟和社會發展協調員（ADG-ES）。
今年，新制度經濟學(NIE)又一次獲得了所謂的諾貝爾獎【編者注：為什么經濟學會擁有諾貝爾獎？點擊標題《許準 | 諾貝爾經濟學獎如何把新自由主義捧上神壇》可了解】，名義上是因為其再次主張好的制度和民主治理能夠確保經濟增長、發展、公平和民主。
三位獲獎者分別是達倫·阿塞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簡稱AJR，因其頗具影響力的計量歷史學【編者注：計量歷史學是指應用經濟理論和定量技術來描述和解釋歷史事件】研究而聞名。他們進一步闡釋了早期獲獎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編者注：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主要貢獻在于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來研究經濟史問題。】提出的觀點，即產權對于經濟增長和發展至關重要。
但是，他們忽視了諾斯后期更為細致和復雜的理論觀點。AJR認為，“好的制度”是歐洲英語圈的定居殖民主義帶來的。盡管其研究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創新性，但他們對經濟史的研究卻過于簡化、存在偏頗且具有誤導性。
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刻板化描繪
編者注：新制度經濟學存在一些過于簡化或扭曲的表現，往往被稱為“NIE的刻板化描繪”(NIE caricatures)。這種現象表現為將復雜的歷史、社會和制度因素過分簡化，忽視不同背景下制度演變的多樣性，進而導致理論分析變得片面和具有誤導性。
AJR崇拜產權，把產權視為經濟包容、增長和民主的關鍵。他們無視甚至否定了許多其他自由主義者提出的截然不同的經濟分析，包括約翰•斯圖爾特•密爾、達達布海•直羅吉、約翰•霍布森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等人。
補 充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9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家，代表作《論自由》。
達達布海•直羅吉Dadabhai Naoroji：印度棉花貿易商人、民族解放運動早期最著名的活動家。
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 ：英國經濟學家，代表作《帝國主義》，是第一本把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聯系起來，提供了研究帝國主義問題的系統的理論著作。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英國經濟學家，現代經濟學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主張放棄經濟自由主義，代之以國家干預的方針和政策。
相比之下，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深知經濟資產（例如可耕地）涉及的多種權利和主張，比如使用權。即使是產權本身，也具有極為多樣化和復雜的形式，不可簡單歸納或一概而論。
“知識產權”這一法律概念的發明，通過否定其他權利而獲得了壟斷權。然而，新制度經濟學所秉持的英美產權觀念忽略了思想史、知識社會學和經濟史的脈絡。這種簡化的視角無法全面反映產權發展的歷史動態和社會影響。
AJR對歷史中財產、帝國主義和全球化缺乏細致的理解，而是混為一談。這三位幾乎沒有區分通過貿易、信貸、資源開采及多種生產方式（包括奴隸制、農奴制、勞役制、契約和雇傭勞動）實現的各種類型的資本積累。這種簡化模糊了資本積累過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約翰·洛克(John Locke)，被維基百科稱為“自由主義之父”，同時也是美國兩個奴隸州——南、北卡羅萊納州憲法的起草者。AJR對文化、信仰和種族問題的處理方式，令人聯想到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人為構建的“文明沖突”理論。大多數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會對這種簡化和刻板化的分析感到反感或不滿。
補 充
文明沖突論是指由塞繆爾·亨廷頓創建的理論。在冷戰剛結束、蘇聯解體不久，美國政治家塞繆爾·亨廷頓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后來一直在許多國家的政界和學術界爭論不休的“文明沖突”理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認為“現代全球的政治，應當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與文明間的深刻沖突來理解”。該理論的觀點集中體現在其著作《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和《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AJR把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主體描繪為被動的客體，似乎他們無法主動書寫自己的歷史。同樣，后殖民國家也受到類似對待，被認為無法有效地實施投資、技術、工業和發展政策。這種觀點忽略了這些國家在復雜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下展現出的能動性和創造力。
托斯丹·凡勃侖(Thorstein Veblen)【編者注：美國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代表作《有閑階級論》】和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編者注：匈牙利裔英籍社會思想家、政治經濟學家、經濟人類學家，代表作《大轉型》】等學者早已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對制度問題展開深入討論。然而，由于方法論上的機會主義和過度簡化，新制度經濟學非但沒有推動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反而使之倒退。
二、產權是好制度還是壞制度？
AJR認為，在定居殖民地 【編者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包括美英統治區，產權產生并分配了財富。據說，這些地區的優勢得益于昂撒產權所帶來的具有“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
部分前殖民地在經濟發展上的良好表現，被歸因于制度的成功引入，以及定居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政治統治。溫帶地區人口稀少，特別是在土著人口因種族滅絕、種族清洗和流離失所而大幅減少之后，可利用的土地資源顯得尤為豐富。
千百年來，由于“承載能力”較差，這些地區的人口密度要低得多。土地的豐裕使得廣泛的土地所有權成為可能，而這種所有權被認為是實現經濟和政治包容的必要條件。因此，昂撒定居殖民者在土地資源豐富的溫帶環境中“成功地”建立了此類產權制度。
但是，熱帶地區土著人口密集，這種殖民定居的方式行不通。熱帶疾病也讓來自溫帶地區的新移民們望而卻步。因此，定居者的預期壽命既是制度移植的原因，也是其結果。
“西方”的“好制度”（包括昂撒定居殖民地）與“其他地區”的“壞制度”之間的差異，是AJR分析的核心所在。白人定居者在熱帶地區預期壽命較低，發病率較高，這些都歸咎于他們無法在當地建立好的制度。
三、殖民者的“成功”
來自于特權，而非制度
然而，正確解讀統計結果至關重要。桑杰·雷迪(Sanjay Reddy)【編者注：美國紐約新學院經濟學教授】對AJR的計量經濟分析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昂撒定居殖民者之所以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并不是因為他們的制度更優越，而是殖民時期對其有利的種族特權。因此，當丘吉爾這位帝國種族主義者，在其著作《英語民族史》中盛贊這些講英語的歐洲殖民者時，也就不足為奇了。
AJR的論據在其他方面已經被批評具有誤導性，同時也無法支持以下觀點：制度質量（等同于產權保護的實施）對經濟增長、發展和平等起著關鍵作用。
雷迪指出，有利于昂撒人的國際經濟環境形塑了經濟增長和發展。比如，英國的帝國優惠政策讓定居殖民者受到了優待，而熱帶殖民地則遭受掠奪性剝削。此外，定居殖民地還獲得了英國在海外的大部分投資。
在雷迪看來，強制執行英美式私有產權既不是維持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例如，東亞經濟體就務實地采用了其他制度安排來激勵趕超。
他指出，“這些學者顛倒了概念的使用”，混淆了“他們所支持的以產權為基礎的包容性經濟”與“以資源為中心的掠奪性經濟”之間的區別。
四、為新自由主義的合法化背書：
產權還是大眾的權利？
AJR聲稱產權能確保“包容性”經濟，這一觀點無法自證。雷迪指出，羅爾斯式財產所有權分散的民主制，和財閥寡頭政治形成鮮明對比。同樣是私有制，“包容性”大不一樣。
補 充
羅爾斯主義：是一種社會福利觀點，由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在其著作《正義論》中提出。羅爾斯主義認為，富人的一單位效用與窮人的一單位效用不是等價的，一個社會的福利水平直接由社會中情況最糟的那個人的福利水平決定。
此外，AJR關于產權如何確保政治包容性的解釋也難以令人信服。在法律的包庇下，殖民定居者常常以暴力手段保衛他們所獲得的土地，反對“敵對”的土著群體，剝奪土著的土地權利，并霸占他們的財產。
大英帝國所謂的“包容性”政治讓步僅限于定居殖民地的統治區。在其他殖民地，自治和普選權往往是在外部壓力下才勉強讓步的。
對土著權利和政治主張的先行剝奪，尤其是當幸存的“原住民”不再被視為威脅時，這種所謂的包容性得以實現。傳統的土著權益在殖民定居者的擴張下已經被大大削弱，甚至完全消除。
強化的財產權加劇了不公正和低效現象。許多主張財產權的人反對民主和其他具有包容性、參與性的、往往有助于緩解社會沖突的政治制度。
總之，諾貝爾委員會支持了新制度經濟學對財產/財富不平等以及發展不均的正當化。在新自由主義面臨前所未有的廣泛質疑與反對時，授予AJR這一獎項也旨在重新為新自由主義的合法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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