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基層治理研究中，一個被十分頻繁運用的經典概念之一就是“內卷化”（involution）。為了廓清人們對這一經典概念的諸多誤讀誤用，通過研究性閱讀的知識社會學考察，對內卷化的學術演化脈絡作了系統梳理和論述。戈登威瑟基于對文化模式的分析所構建的內卷化概念，核心特征是高水平重復的文化內卷化。相反，吉爾茨對內卷化的傳承和轉化運用則反映了農業內卷化中的低水平重復特征。吉爾茨的農業內卷化概念中的適得其反或事與愿違的理論邏輯為黃宗智、杜贊奇和當下學界的基層治理研究所傳承和擴展深化。因為農業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的目標向度導引，黃宗智發展出了邊際勞動報酬遞減的有增長無發展的“內卷化增長”的概念，而杜贊奇則從事與愿違的理論邏輯發展出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概念。在當前基層治理實踐中，“內卷化”或將是基層治理面臨的常態。在不同時期，因時空約束條件的不同，基層治理內卷化的類型也不同。基于治理過程的區分，當下基層治理中主要存在汲取型內卷化與分配型內卷化兩種主要類型。未來基層治理研究應重視內卷化和去內卷化兩者長期并存的趨勢，不斷突破內卷化困境，朝著實現基層社會發展與善治的方向持續邁進。
關鍵詞：內卷化；基層治理；知識社會學
原文出處：劉燕舞.內卷化：一個基層治理研究概念的知識社會學再考察[J]求索,2024(6):72-82.
一、引言
在基層治理研究中，一個被十分頻繁運用且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經典概念，就是“內卷化”（involution）。這一概念隨著學者們各自研究場景和研究議題的切換被不斷擴展深化。到底何為本源意義上的“內卷化”？它又是在何種程度上被轉化使用和在當下基層治理研究中被擴展深化的？作為經典概念，其“范式”性的理論邏輯又體現在哪里？本文試圖厘清和回答這些問題。
因為“內卷化”這一概念本身的經典性，學界已有一些文獻對之作了評述。較早的一篇經典文獻指出，“內卷化”作為在中國社會研究領域中為數不多的幾個代表性概念之一，學界卻長期對其基本內涵存在著誤讀。因此，有必要從概念本身的由來對之進行梳理和說明。研究認為，黃宗智從邊際效用遞減的角度使用“內卷化”是對最早提出這一概念者亞歷山大·戈登威瑟（Alexander A.Goldenweiser）的誤讀，但這一誤讀改變了學界后來關于“內卷化”概念的使用方向。有學者指出，“內卷化”是對經濟主體特別是家庭農場或農戶自我戰勝、自我鎖定機理的一種概括。一些研究則表明，在基層治理過程中，一些“改而不變”的現象揭示，隨意運用“內卷化”的概念對之進行分析可能存在濫用之嫌，為了解釋概念轉換和濫用的情況，這些研究還特地將內卷化概念的發展劃分為有明顯時間順序的以戈登威瑟、克利福德·吉爾茨（Clifford Geertz）、黃宗智（PhilipC. C. Huang）和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為代表的依次遞進的四個階段。對于前述研究，也有學者持系統性的批評態度，認為這些辨析與評述存在謬用、濫用以及泛化使用的情況，并認為從哲學層面來看，“內卷化”本質上只是一個描述性概念而非分析性概念。此外，最有影響的辨析與評述則是黃宗智本人對“內卷化”概念使用的梳理，他認為這一概念實質上是在兩個層面使用，即農業體系中的內卷化和官僚體系中的內卷化。
通過檢索和研讀原始文獻可以發現，無論是在對內卷化概念的直接運用方面，還是上述評述性研究對內卷化概念的梳理方面，均存在著一定偏差。對于既有研究，我們也不應抱著苛責的態度。例如，在文獻的獲得上，受時空條件的限制以及一些復雜因素的約束，找到最初的原始文獻進行比對并非易事。在本文文獻爬梳過程中，筆者深感其中之不易和艱辛。畢竟在今天搜索技術相當發達的情況下尚且如此，那么當年的一些文本存在一定偏差也就情有可原了。因此，本文試圖在學界前期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對這一經典概念的學術脈絡開展溯源式掃描，并就其在當下的基層治理研究中如何在類型化基礎上持續擴展和深化繼續向前推進展開討論。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所做的工作，可以看作是學術意義上的對“內卷化”研究之“去內卷化”的探索性工作。即便如此，筆者在某些方面的認識仍可能受閱讀無法窮盡之所限，所以，本文將從開放性視角，對一些既有判斷持積極的保留態度，并期待學界共同為準確理解和運用這一經典概念開辟更多空間。
二、高水平重復的文化內卷化：戈登威瑟的原創性貢獻
“內卷化”最早是用作文化分析的概念，由美國人類學家亞歷山大·戈登威瑟于1936年提出。起初，這一概念的構建者對于概念的能指（signified）和所指（signifier）是匹配的。但是，國內在引述和運用“內卷化”這個概念時，或語焉不詳，或經再次轉引之后的多次轉引，導致相關語義信息在一再轉引的過程中慢慢失真，對概念的誤解、誤用也就因此逐漸產生了。所以，有必要從溯源的角度對其作比較準確的爬梳，以期從源頭上找準這一概念能為當下基層治理研究帶來什么樣的理論啟迪。
戈登威瑟主要研究領域是社會人類學。1936年，戈登威瑟發表了一篇對學術界產生深遠影響的文章—“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in Primitive Society”。這篇短文中“involution”概念的提出，讓他在學術史上留下了重要影響。
目力所及，較少有中文學者找到或研讀戈登威瑟的這篇原文并將之如實呈現，這從各篇文獻的引用出處便可知一二。即使是吉爾茨的《農業內卷化》一書，因為該書沒有被翻譯成中文版，所以國內大多數研究者似乎也沒有閱讀這本書的原著。他們在轉引時的源頭主要有三個：一是黃宗智的研究，二是杜贊奇的研究，三是《“內卷化”概念辨析》一文（以下簡稱“《辨析》文”）。黃、杜二人所用“內卷化”概念是從吉爾茨處借用而來，因為他們當時面對的主要是西方讀者，而在西方學術譜系中，他們大概是能夠做到不言自明的“明白”，因而在其著作中對相關知識信息的介紹均比較簡化，反而是他們發表的論文對此有較為細致的表述。《辨析》文則是從吉爾茨引述戈登威瑟的內容中翻譯而來，主要內容集中在吉爾茨《農業內卷化》一書第80—82頁，特別是第81頁中關于戈登威瑟觀點直引部分的轉引和翻譯。其后一些文獻受《辨析》文的影響，就直接援引了《辨析》文中的內容。那么，問題可能也就隨之而來了。這個問題就出現在《辨析》文的處理方式上。這一處理方式或許存在兩個偏差：其一，吉爾茨在引述時是有所省略的，即除了省略了其中的部分內容外，他還省略了腳注中一些特別重要的內容。由于同屬一種文化體系，這種省略對吉爾茨的理解并不構成障礙，但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則不盡然。其二，對于一些關鍵的英語詞句的理解有偏差。
吉爾茨在引述戈登威瑟的相關論述之前和之后，均對戈登威瑟所使用的“內卷化”概念有一個總結性表述。他認為，戈登威瑟是用這個概念來描述一類文化模式的，這類文化模式在達到看起來將是它們最終的確定形態時，要么無法穩定下來，要么無法將它們自己轉變成一種新的模式，相反卻是通過使它們內部不斷變得更加復雜而得以繼續運行下去。他以部分省略的方式直接引述了戈登威瑟論文“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in Primitive Society”中關于“involution”的部分，特別是戈登威瑟用毛利人雕刻裝飾藝術與晚期哥特式建筑藝術的特征舉例，用以說明什么是“內卷化”。引述完后，吉爾茨總結認為，盡管對這一概念在具體層面上存在誤用，但是從一般性理論角度來說，這個概念僅僅是被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來使用的。這個概念的意涵是指，人們通過在細節內部的過度復雜化而使一種業已建立的文化形態變得更加死板僵化。
例如，就毛利人的裝飾藝術（如雕刻）來說，它本來就是以其復雜性、精致性以及裝飾圖案充分地滲透到整個裝飾物為顯著特征的。通過分析發現，這種裝飾藝術設計中的要素數量其實很少。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復雜的設計是通過對一個要素以及同一要素內部空間的排列組合的多樣性來實現的，表現為一種持續發展的模式。這種模式排除了另外的一個或多個要素的作用。當在一個或多個要素內部操作卻并沒有產生什么不好的后果時，其必然結果就是（這種模式）持續重復累進的復雜化（即越來越復雜）。這種幾乎沒有變化的單調的多樣化，以及單調乏味的技術嫻熟化，就是所謂的“內卷化”。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可以用藝術中所謂的“華麗精致”進一步說明。就像晚期的哥特式藝術一樣，雖然藝術的基本形態已經達到了不可改變的極限狀態，其結構特征被固化得無法改變，有新意的獨創也耗盡枯竭了，但藝術本身的變化仍在繼續。盡管它用精美的圖案給藝術品的四周鑲邊—這就是其引以為傲的“精致化”，但是豐富的創造力卻已經從源頭上枯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特別的技術嫻熟。這種技術嫻熟可以說達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可能擔心人們透過他所列舉的例子還不能準確地理解“內卷化”的內涵，于是他又在腳注中對之作了更精煉、直白的概括：“復雜化，然后精致化、重復化，這些就是內卷化的特征。”
可以看出，戈登威瑟所言之“內卷化”，是指一種文化形態發展到頂峰后因為無法繼續突破自我而發生新的質變，因而需要依賴這種文化形態內部細節的不斷復雜化和精致化來持續地運轉下去。從上述戈登威瑟對“內卷化”這一概念的舉例式界定來看，如果擇要總結其核心含義，“高水平重復”應該是較為貼切的概括，或者概括得更復雜一些，即是“高水平的內部的持續不斷的復雜化、精致化和重復化”。它類似于中文語境里經常講的“繁瑣哲學”或者“疊床架屋”，也與當下基層治理過程中的“形式主義”神似。我國學界在運用“內卷化”概念時，其所指的內涵有時候恰恰是指“低水平重復”“低水平精細”或“低水平復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不僅剛好把其原本意思理解反了，而且也存在隨著研究議題轉換而將原本應該成為一體的“復雜化、精致化，然后在此基礎上的不斷的重復化”割裂開來的問題。造成這種理解困境的原因，主要還是學界在多次轉引時存在語義信息過濾或翻譯偏差所致。
三、低水平重復的農業內卷化：吉爾茨與黃宗智的兩次轉化運用
（一）吉爾茨對內卷化的首次轉化
“內卷化”概念自1936年被戈登威瑟提出后，在其后20多年的時間里并未引起學界的重視。直到1963年吉爾茨出版的《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生態變遷的過程》一書借用“內卷化”一詞來分析印尼爪哇地區的農業，其才開始煥發出理論的生命力。但是，吉爾茨并非照搬照抄戈登威瑟的概念內涵，畢竟原始文化和水稻農業生態是完全不同的領域，兩者本就沒有可比性。因此，吉爾茨的借用，其實只是從分析邏輯或理論邏輯上對內卷化的轉化運用，這也是對“內卷化”概念第一次有重要影響的轉化運用。
吉爾茨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對于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地區而言，在缺乏資本、缺乏技術、因政府的行政限制而不被允許轉移到其他地方（如荒地或外島）耕作的情況下，大量的農業人口面臨如何在狹小的水田里謀生的問題。最終的結果就是，農民不計成本地、無限地、持續地、穩定地向水稻生產投入多余的勞動力并精耕細作，從而維持產出總量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按照一般規律，因為狹小的耕地面積無法承載急劇增加的人口，且這些人口又無法轉移到外島等地工作，農民的收入水平本有很大可能會降低。但相反的是，得益于上述水稻種植勞動力投入的耕作模式，農民的生活水平反而維持了較大的穩定，甚至還略有提高，盡管這種提高非常緩慢。這種模式就是在確保人均收入不發生嚴重下降的情況下，想方設法地往水稻耕作中盡可能多地投入勞動力，從而保持邊際勞動生產率水平。吉爾茨把這種結果與預期反轉的過程（農業生態模式）稱為“農業內卷化”。
吉爾茨提出的“農業內卷化”，其分析指向不再是單純文化意義上的內卷化，與戈登威瑟的“內卷化”概念同中有異。二者有兩個相同之處：其一，吉爾茨所強調的水稻種植生產中精耕細作的投入與戈登威瑟所說的文化內部的精致化、復雜化和重復化在邏輯上具有一致性。其二，從結果來看，均沒有出現后來學者轉化運用發展到一定程度，從高點轉折向下的邊際效用遞減過程。這兩點是吉爾茨在理論邏輯上對戈登威瑟“內卷化”概念最為明顯的繼承。二者的不同之處有二：其一，兩者在精致化、復雜化和重復化方面的約束條件不同。戈登威瑟所說的是一種文化發展達到頂峰無法再發生質變式轉換時，以內部空間各要素的復雜化組合來保持其繼續運行或變化下去的模式。而吉爾茨所說的則是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即在無法有效轉移到農業生產部門以及爪哇島以外地區的限制條件下，只能不斷將其疊加投入到水稻生產中，這屬于一種勞動力投入過度密集的類型。其二，精致化、復雜化和重復化的水平程度不同。如前文所述，戈登威瑟所指涉的水平與重復關系是“高水平重復”，而吉爾茨所指涉的其實是“低水平重復”。這兩個相異點恰是吉爾茨對戈登威瑟“內卷化”概念轉化運用的奧妙所在。
（二）邊際報酬遞減的有增長無發展：黃宗智的再次轉化
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與《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下簡稱《長江》）兩書中討論的核心議題均指涉同一個概念—內卷化。在《華北》中，他試圖用此來解釋為什么華北農村沒有出現像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馬克思筆下英國那種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質變式的社會變遷，而是頑固地停留在小農社會階段的日益內卷化。《長江》一書亦是相同旨趣。他試圖解釋，商品化并不總是如斯密和馬克思所說的英國那樣為資本主義利潤所驅動；在人口壓力下，中國的小農是為生存所驅動的。中國農民轉向商業化的作物生產和手工業，需要比糧食生產更密集的勞動力投入，特別是更充分的家庭勞動力，如婦女、兒童、老人以及成年男子閑暇時間的勞動力，以擴大總產值（即家庭年收入的增長）。但其代價是單位工作日的邊際報酬遞減，這樣就出現了一種有增長無發展的（growth in output without development in labor productivity）、沒有發生結構性質變的“過密化”或“內卷化”狀況。反過來說，所謂“發展”，也即沒有“過密化”或“內卷化”狀態的農業現代化，其特征就是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工作日收入的改進，使得極少的農業從業人口可以養活全體人口。
從黃宗智關于“內卷化”的定義和解釋來看，他實際上仍是在低水平重復的農業內卷化基礎上，對吉爾茨的定義進行了第二次轉化運用，但他的轉化運用與其所解釋的細節略有偏差。他認為，更充分地利用家庭勞動力帶來的是盡管有限但真正增加的家庭年收入，即他所講的“過密型增長”。他指出，這是吉爾茨的原始概念中所未提及的。而他所運用的“內卷化”，內含吉爾茨關于“農業內卷化”定義中爪哇地區水稻生產從集約化到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如果用圖來表示，就是垂直軸線代表產量、水平軸線代表投入的勞力，產量與勞力之間的關系曲線向右延伸到勞動力邊際產量開始遞減之后的過程，就是內卷化。顯然，根據本文前述對吉爾茨定義原文的研究性閱讀可以看出，黃宗智說吉爾茨沒有指出的現象恰是吉爾茨所認為的，而他說的吉爾茨所認為的恰是吉爾茨沒有指出的。對于黃宗智這一偏差的判斷，劉世定和邱澤奇二位學者的評論應該是準確的。當然，這并不影響黃宗智對吉爾茨“農業內卷化”理論所作的杰出的轉化推進工作。吉爾茨大致仍在戈登威瑟的概念上強調，無限勞動力被水稻生產吸納后，并沒有導致農民家庭年收入出現明顯下降，甚至還略有增長。他強調的是到了某個終點或峰值之后的內部自我復雜化、精致化和重復化，并不涉及黃宗智所論的“拐點”向下的狀態。這恰恰是黃宗智轉化運用和推進的部分。此外，黃宗智用這一概念分析水稻以外的其他農作物種植和農業商品化現象，在適用領域上也是轉化運用的拓展。在理論思維方面，筆者認為他們可能都巧合地注意到了“self-defeating”這一帶有反轉特征的結果。可以看到，兩者均強調“變化”：如果發生了結構性質變，就屬于“發展”（development）的狀態，否則就是量變意義上的“低水平重復”，也即“沒有發展”（underdevelopment）的狀態。同樣，他們都關注到了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問題。人口壓力與土地稀少間的張力，都成為他們分析“內卷化”問題的共同焦點之一。中國歷來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自不必言。在吉爾茨看來，印度尼西亞爪哇地區不僅同樣存在人口稠密的問題，而且其內部的人口分布也是嚴重失衡的。以1961年的數據為例，當時的爪哇地區僅有約9%的土地面積，但卻聚集了近2/3的人口。因此，最終出現了他所說的農業內卷化問題。
四、國家政權建設：杜贊奇對于基層治理研究的拓展
基層治理研究中的“內卷化”概念，應該大致是與“農業內卷化”的轉換運用同時發生的。從知識的發生學來看，很難有證據證明，基層治理內卷化是發生于“農業內卷化”概念轉換運用之后的另外一個新的階段。極而言之，即使二者的發生有時間上的先后順序，那也只是物理時間意義上的短暫差別，而非一個學術理論發展過程中帶有里程碑或標志性意義的階段性轉換。
在基層治理內卷化研究方面，我國學界引述最多的就是杜贊奇所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以下簡稱《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的有關觀點。他在這本書中文版序言第1頁就提到“通過分析‘國家政權內卷化’”，并在該頁的腳注中提及這一概念的定義。他還介紹了其用“國家政權內卷化”這一概念來說明20世紀前半期中國國家政權建設及其現代化過程。他明確說明，“國家政權內卷化”概念借用了吉爾茨關于農業內卷化的分析。他將吉爾茨概念的核心內涵界定為，后殖民時代的爪哇農業生產長期以來只是無發展的、不斷的重復簡單再生產。盡管這種模式并未造成人均收入急劇降低，但卻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即并未提高人均產值。因此，杜贊奇引申指出，國家政權建設應建立在效益提高的基礎上，否則其建設過程便會成為吉爾茨所描述的那種“內卷化”。他圍繞財政狀況展開研究后認為，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都伴隨著非正式結構收入的增加，而國家卻對這些結構缺乏強有力的控制，其可能的后果便是，有效的正式機構未能在國家政權建設過程中成功設立，而附著于其上的非正式機構卻可能借此擴張。
杜贊奇用國家與社會關系中的“經紀體制”或“代理人體制”對此作了更充分的論證和說明。在他看來，有兩種經紀類型，一種為保護型經紀，另一種為掠奪型或營利型經紀。前者可以有效平衡國家與基層的關系，后者則利用國家依托代理人向基層收稅的機制，將自己生存所需的費用（杜贊奇直接援引了中文詞的拼音“tan kuan”，即“攤款”，這恰恰也是他所認為的國家政權深入的標志）層層加碼攤派到底層農戶身上，阻礙了國家政權建設，導致基層治理中的“政權內卷化”：國家捐稅的增加造成營利型經紀的增生，而營利型經紀的增生又反過來要求更多的捐稅。這種營利型經紀或許就是村民眼中的“土豪”“劣紳”“無賴”“惡霸”，影響極壞。當然，他們最終也成為了基層社會中農民革命的對象。對他們的革命某種程度上也是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內，國家政權建設成功的標志之一。
上述內容是我國學界在研究過程中引述最多的內容，其要義高度符合吉爾茨所言的“適得其反”（self-defeating）的內涵，其結果當然是事與愿違。即本意是想通過國家權力擴張而實現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卻因為擴張所需要的財政收入，要依賴基層的掠奪型或營利型代理人收取來完成，而掠奪型或營利型代理人收取費用時卻層層加碼，以致基層社會無法承受而遭至反感，最終的結果，當然是國家權力擴張的無效和失敗。因此，無論是黃宗智關于農業的分析，還是杜贊奇關于基層治理的分析，從理論邏輯來看，顯然都繼承了吉爾茨關于“內卷化”概念界定的精髓。
有必要作進一步說明的是，盡管我國學界普遍認為，杜贊奇關于基層治理研究中“國家政權內卷化”的概念集中體現在他的《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但事實上，除了在該書第54頁腳注中用數學公式來表述“內卷化”的實質邏輯外，他在其中引述的自己的兩篇早期文獻對此亦有更為精確的表達。其中，一篇是其1983年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在該論文的第6章“The State and the Village”中，他已經比較充分地論述了經紀模型與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其核心內容與后來出版的《文化、權力與國家》的第2、3章是比較一致的。雖然他并沒有在那篇論文中提出“國家政權內卷化”這個“詞”（能指）意義上的概念，但實質上在“物”（所指）的層面也即“事實”層面論述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內涵。而其于198７年發表的“State Involution: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1911—1935”一文的“The Concept of State Involution”部分所論述的內容與《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第54頁的腳注是基本類似的。結合杜贊奇在該書中提出的尤其要重視黃宗智《華北》第2章內容及杜本人1986年訪問南開大學時與該校農業經濟學家的談話等信息可以看出，基層治理研究中“國家政權內卷化”概念的提出與黃宗智在“農業內卷化”概念的第二次轉換運用除了有異曲同工之妙外，似乎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二者間有先后順序，尤其是那種認為二者分屬不同階段、具有繼承順序的論斷，是缺乏依據的。
五、“內卷化”在學術發展脈絡中轉化運用的異同及其理論啟發
當前，學者們對“內卷化”這一經典概念的擴展運用越來越頻繁，但在使用時對其內涵和外延的理解差別卻還較大。這可能與這一概念在前述學術史脈絡中不同的轉化運用有關。
在“內卷化”概念的學術發展脈絡中，普遍認同的觀點是，一種類似于超飽和的狀態其實就是“內卷化”的典型特征。無論是從字面意思來看，還是就實際狀態而言，任何東西過度密集的疊加都會呈現一種超飽和狀態。這種密集可以是某種技術細節的密集，也可以是勞動力投入的密集，還可以是其他各種要素的密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黃宗智在《長江》一書中沒有沿用《華北》中對于“內卷化”的翻譯，而是選擇了“過密化”這一新詞來表述。這是一種更為準確的表述方式。但是，由于學界普遍較為接受“內卷化”這個概念，所以他在其后的論文或著作中，又選擇沿用此前的“內卷化”一詞。
更進一步來說，從共識聚集的方面來看，上述學者所言的“內卷化”都指事物難以發生結構性質變的發展過程，但其適用邏輯卻各有差異。
一是戈登威瑟指稱的文化內卷化的“高水平重復”狀態。這個“重復”在中文語境里其實涵蓋了內部的精致化和復雜化，尤其是在精致化和復雜化基礎上的循環往復的重復化。無論是他所列舉的哥特式建筑藝術的發展，還是毛利人的雕刻水平，都已經發展到了“finality”和“definite pattern”這樣比較固定的、處于峰值狀態的階段。這不是某個事物或文化藝術發展的低端狀態，而是一種在高階位序中無法再繼續前進并發生質變性的轉換，卻又要繼續變化和運轉下去的高端狀態。
二是吉爾茨指稱的農業內卷化的“低水平重復”狀態。與戈登威瑟暗喻農業技術發展到高階狀態而無法繼續轉化的情況相反，吉爾茨指向的僅僅是爆炸性的人口增長和有限的土地之間的張力如何被農民克服的問題。勞動力的無限投入和對水稻生產的精耕細作就是應對策略之一。這種策略保障了農業人口在空間和產業均無法轉移的情況下，仍然能夠發揮最大效用，從而使得農民生活水平不會明顯下降。如果以發展農業技術作為應對策略，并將諸如水稻一類的農業生產導向農業現代化的話，那么吉爾茨意義上的農業內卷化就不復存在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將他的“內卷化”概念的核心特點總結為“低水平重復”。吉爾茨的“內卷化”的精髓在于反轉或出人意料的特點，即“self-defeating”。之所以要反復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他所描述的“內卷化”，是從出人意料的結果而言的，類似于社會行動理論中的“行動的未預結局”（unintended consequence）。其意即指，本來突然暴增的人口和爪哇地區有限的土地面積，會產生人地關系的急劇沖突并導致農民生活水平明顯下降，但該地區不計成本和代價往水稻生產無限投入富余勞動力，反而使得這一困境在維持生存的層面得以被克服。
三是現代化過程和結果錯配的“內卷化”。除了黃宗智在轉化運用時傳承了吉爾茨農業內卷化概念中的“低水平重復”特征外，與戈登威瑟和吉爾茨的人類學主位視角分析特點有根本差異的是，黃宗智和杜贊奇指向的并不是地域本位式的試圖理解某種存在即合理的狀態。相反，他們的視野當中都有一個“現代化過程”的向度。黃宗智所指向的是農業現代化，杜贊奇所指向的是國家政權現代化。如果用拋物線或倒U型曲線來描述內卷化模型的話，戈登威瑟和吉爾茨的論述都僅指向拋物線或倒U型曲線的頂端及頂端之前的部分。而黃宗智和杜贊奇的思路則是，在現代化邏輯下，無論是農業現代化中的邊際效用遞增邏輯，還是國家政權建設中財稅體制的合理化，都意味著拋物線或倒U型曲線在達到頂點時，應該繼續往上發生結構性突變或增長。他們其實都遵循了一個共同的理論邏輯，即歐洲尤其是英國經驗中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為特征的農業現代化和以民族國家發展為特征的政治現代化。前者就是黃宗智所說的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筆下的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經驗，后者就是杜贊奇所說的歐洲政治現代化過程。但是，歷史表明，無論是在農業現代化還是政治現代化過程中，晚清和民國時期的中國均沒有出現黃宗智和杜贊奇所設想到的應然層面的結果。相反，在農業領域，同樣是因為大量剩余勞動力無法轉移，而不斷將剩余勞動力投入到有限的農業生產中，以期維持農業生產的持續運行和農民家庭生計的基本穩定，其結果卻是，沒有發生黃宗智所言的經濟現代化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國家建設層面，本意是希望通過現代財稅體系的建立和運轉推動現代國家建設，但因這一目標需要依賴代理人或經紀人機制來完成，加之對這種營利型或掠奪型代理人機制的控制力不強，其結局就是現代國家建設的失敗。
六、作為類型化的“內卷化”在當前基層治理研究中的擴展與深化
上述三種“內卷化”類型，在當下基層治理研究語境中，都傾向于過程和結果的錯配問題。通俗來說，就是在吉爾茨的理論邏輯下產生的反轉結果，即過程與結果相悖的非理想狀態。因此，當前基層治理研究中關于“內卷化”的討論，本質上是對原有學術脈絡的擴展和深化，或者說是在轉化運用基礎上的再度轉化運用。基層治理研究中看似沖突或矛盾的“內卷化”敘述，實質上只是“內卷化”的類型化擴展表達。
作為類型化的“內卷化”，在當前基層治理研究中，其擴展深化實際上主要體現在“內卷化”過程方面。從范式性的理論邏輯來看，相關研究繼承了吉爾茨在對“內卷化”概念轉換運用時的反轉式未預結局這一精髓。不過，在這個基本邏輯下，仍然很難區分或割裂過程與結果的關系。無論采用何種敘事方式，從本質上說，過程與結果本來就是一個系統里面的兩個步驟，并非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框架。因此，對于內卷化的研究，筆者更傾向于在類型化的層面上展開討論。
從基層治理過程來說，基層治理“內卷化”主要是指運用的手段與追求的結果之間的錯配問題。如果從過程和手段進一步細分，基層治理內卷化包括汲取型內卷化和分配型內卷化。這種分類的標準是從資源向下汲取或從下分配的方向不同來設定的。簡單地說，同樣都是為了將基層社會治理好，前者是國家向基層汲取資源，而后者是國家向基層分配資源。在取消農業稅以前，隨著附著于農業稅之上的以“三提五統”為主所收取的“費”急劇增長，尤其是，一些鄉村灰色勢力介入幫助收取稅費的行為，間接地引起了當時的國家與農民關系的緊張，基層治理因而陷入了內卷化。筆者將這種內卷化稱為“汲取型內卷化”。另一種情況是，國家向鄉村基層分配大量資源以建設鄉村，但囿于鄉村基層社會中的既有分利秩序，這些資源有被侵占或分散的風險，鄉村基層就可能陷入另一種“內卷化”的風險。筆者將這種內卷化稱為“分配型內卷化”。
無論是汲取型內卷化，還是分配型內卷化，最終都可能導致治理結果與治理過程的錯位。所以，總結上述兩個時期的內卷化，實質上正是在理論邏輯上繼承了“內卷化”學術脈絡中強調的“反轉”要義。從內卷化的內容來看，“資源汲取”和“資源分配”本是一對悖論，按照一般原理，既然汲取資源產生了內卷化，那么分配資源就應該是去內卷化的。而事實上，內卷化這一結果的產生，并不取決于資源的流向。雖然內卷化問題可能會在基層治理中長期存在，但應看到，經過幾個時期的調整，基層治理秩序已經向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兜底保障體系愈加完善。
七、結語
通過對“內卷化”這一概念的研究性閱讀、梳理與論述，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其一，戈登威瑟所謂的“內卷化”，是指一種文化形態發展到頂峰后因為無法繼續突破自我發生新的質變，因而需要依賴這種文化形態內部的量變來持續運行下去的狀態。這種量變本質上是對該種文化形態內部細節吹毛求疵式的不斷復雜化和精致化，然后在復雜化和精致化基礎上的不斷重復化，即“累進式的持續的重復化”，其核心含義可以概括為“高水平重復”或者說“高水平的量變式的文化內部持續不斷的復雜化、精致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持續的重復化”。無論其后的學者在轉化運用“內卷化”概念時如何擴展和延伸，“復雜化”“精致化”“重復化”以及盡管對這三者達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卻仍然只能在量變水平持續運行而無法發生質變，始終是學者們所認同的“內卷化”的核心要義。
其二，吉爾茨的“農業內卷化”可以看作是對戈登威瑟“內卷化”概念的第一次有重要影響的轉化運用。其核心含義是指，在水稻種植這類農業生態系統中，在稀缺的土地與富余的人口矛盾張力下，因為受政府與產業發展的限制，在富余勞動力無法向其他產業和地區轉移的情況下，只能不計成本地向有限土地投入無限勞動力，通過精耕細作的方式維持邊際勞動生產率水平，以確保農戶家庭收入水平不發生明顯下降，農民家庭的基本生計得以維系。
其三，吉爾茨所論的人地矛盾極度緊張看似無法調和的情況，卻以農業內卷化的方式達到了調和，這是始料未及的“反轉”。黃宗智和杜贊奇繼承了這種反轉的理論邏輯，并在此基礎上對“內卷化”進行了第二次具有重要影響的轉化運用。與戈登威瑟和吉爾茨僅從原始的文化角度與農業生態角度運用“內卷化”不同，黃宗智和杜贊奇都是在現代化發展邏輯下思考這一問題的。黃宗智以歐洲尤其是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為參照，對中國農業內卷化狀態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其單位工作日勞動報酬的邊際遞減所帶來的有增長無發展的結果，其理論旨趣是從內卷化的角度解釋了為何近代中國沒有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杜贊奇則以歐洲的資本主義政治為參照，從政權內卷化的角度解釋了為何現代國家建設在依托營利型代理人收取財政稅收時反而會因為代理人制度而遭遇失敗。
其四，在當下的基層治理研究中，面對紛繁復雜的基層治理事務，如同杜贊奇所坦言的找不到一個比“內卷化”更好的詞來表達他所想要表達的那樣，基層治理研究學界對“內卷化”的使用實質上是在類型化層次上的擴展深化。因此，在具體研究對象所處的時間、空間不同時，“內卷化”的概念亦因之被切換。就治理過程而言，作為類型化的“內卷化”，主要包括汲取型內卷化和分配型內卷化。在內卷化與去內卷化仍將長期共存于基層治理中的現實下，通過在類型化層次上的擴展和深化，“內卷化”無疑仍將是未來基層治理研究中一個富有生命力的經典理論概念。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