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0年5月，發行量超過200萬冊的《中國青年》雜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曉”、充滿青年人困惑的長信，并首次提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倫理命題，最后感嘆：“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隨即，一場持續了半年多時間的全國范圍內的“潘曉討論——人為什么要活著”就此引發，共有6萬多人來信參與討論。這個事件后來被稱之為“整整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初戀”。現在，我們離“潘曉來信”的討論已經過去了40多年。今天的青年人，不也面對和潘曉一樣的困惑嗎？在潘曉來信所催生的個人主義浪潮中，青年人的路是越走越窄，還是越走越寬呢？今天，也許我們需要一場新的人生觀世界觀大討論，需要一個新的“潘曉來信”。本公眾號歡迎各位青年人向我們投稿，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困惑，一起討論當代青年人的困境與出路。
一、“孔乙己”們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創傷
2023年，“學歷是我下不來的高臺，是孔乙己脫不掉的長衫”“如果沒有讀過書，我一定心甘情愿地去工廠里擰螺絲，可是沒有如果”等言論頻頻出圈，引發廣大中國青年的強烈共鳴。與魯迅筆下的落魄文人孔乙己（《孔乙己》）同時出圈的，還有老舍1930年代塑造的經典人力車夫形象——祥子（《駱駝祥子》）。有網友戲稱，從落魄的孔乙己，墮落的祥子，再到發瘋的“狂人”（《狂人日記》），這一人物形象序列象征性地描繪出了當代中國青年從幻滅到沉淪的全過程。學者楊慶祥曾將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陣痛密切相關的文化作品稱為“新傷痕文學”（楊慶祥《“新傷痕時代”及其文化應對》），“孔乙己文學”等相關現象顯然也屬于新傷痕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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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孔乙己高度共情的知識青年大多出生于1990、2000年代，在教育大眾化的浪潮中接受了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筆者也是這一群體的一員。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開拓著知識青年的視野，提高了我們對自我、對社會的期待，也激發著我們參與全球性消費的物質、文化欲望。但早在2016年的一篇論文中，有研究者就指出當代大學生面臨著“職業獲得低端化”“生活世界半城市化”“心理狀態不良化”“身份認同危機化”等問題（孫文中《教育流動與底層再生產——一種大學生“農民工化”現象》）。而近年來，“孔乙己文學”的生產則意味著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當代青年已逐漸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尷尬處境，不再相信僅僅通過學歷提升和自我奮斗就能改變自身命運。
當代青年，尤其是出身于社會下層家庭的青年面臨的壓力來自社會各層面。作為“學歷社會”的親歷者，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成長于“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文化氛圍，但臨近畢業/工作后，卻發現自己沒有能力滿足家人、親戚對“高材生”的期待。在進退失據的困境中，許多青年深陷情感矛盾，成為故鄉與大城市的雙重“邊緣人”，也很容易產生難以回饋家庭的道德愧疚感甚至負罪感。
對于自我，當代大學生不得不面對自我期待與實際情況的巨大落差。家庭、社會氛圍及高等教育為大學生規劃了一條狹窄的單行道，這條升學—就業的單行道既局限了我們對于“想要成為怎樣的人”“真正想要的工作/生活是什么”等問題的自主想象和探索，又與中國社會的就業需求一定程度上脫節，許多青年由此生發出“知識誤我”之感。與難以滿足的消費、物質欲望相比，無法通過學習/工作獲得人生的意義感、價值感、尊嚴感有時更加讓人難以忍受。
對于外部世界，部分青年涉世未深時的樸素理想與高等教育中的“人文關懷”相結合，使我們不斷呼喚著一個更加自由、公平、正義的社會。然而，我們又不得不面臨貧富差異不斷拉大、社會階層日益固化的殘酷現實，在自我懷疑與自我否定中適應既存秩序和規則，甚至走向樸素理想的對立面。無休止的高強度競爭不僅使自己產生焦慮、痛苦、無助等負面情緒，更可能破壞同窗、同事之間的關系，造成魯迅所謂“爬與撞”的悲劇：
“大多數人卻還只是爬，認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邊——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爬得上的機會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們，就天天替你們制造撞的機會，叫你們化些小本錢，而預約著你們名利雙收的神仙生活。所以撞得好的機會，雖然比爬得上的還要少得多，而大家都愿意來試試的。這樣，爬了來撞，撞不著再爬……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魯迅《爬與撞》）
更使人憤懣的是，在無法擺脫內卷困境、同輩“push”的同時，由于網絡傳播媒介的便利，我們又耳聞目睹著“高露”們、“易烊千璽”們、“周公子”們凌駕于既有規則之上。當某些媒體勸導“孔乙己”脫下長衫，青年們立刻想到的卻是：在少數同齡人正在高調地進行特權階級的再生產時，脫下長衫，成為“祥子”，難道就能創造別樣的未來嗎？
在老舍筆下，祥子是一個“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人，曾經是。在從鄉間“進城”并遭受多方面打擊后，祥子出賣他人，也出賣了自己的靈魂，走向了自身理想的反面。作為歷史后來者的我們在祥子身上能夠同時體察到個人奮斗的積極性與脆弱性，以及個體深陷于不平等的社會秩序、結構之中產生的乏力感和虛無感。但在對“祥子”的新一輪理解和想象中，也有一些值得追問的難題被部分青年忽略了。
二、當代“孔乙己”與“駱駝祥子”：兩種新窮人
1980年代，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被視作超越“傷痕文學”的“改革文學”佳作，兼具集體主義理想的孫少安、孫少平兄弟也曾激勵了一代代高校學生克己求學、辛勤工作。但在2024年的今天，由于社會的高度分化以及上升通道的堵塞，創作新傷痕文學的青年們很難再對國家話語、集體主義等宏大敘事作出正面意義的回應。
當某些主流媒體以青年人需要降低自我期待并從事體力勞動作為批評“孔乙己文學”的主要論點時，其居高臨下、拒絕理解的姿態顯然無法應對中國青年的現實困境與精神焦慮，而是再次暴露了“去政治化的政治”導致的社會苦果。
不難發現，青年們的不滿還來自于科層制的社會治理模式帶來的“代表性”的危機，以及上下溝通的斷裂。從事輿情監督、社會管理工作的相關人員本應是國家機器與基層社會之間的橋梁，承擔著促進信息溝通、緩和內部矛盾的溝通職能。但在自上而下的科層制支配下，部分政治覺悟不足的社會管理人員顯然只需“對上負責”，其面向基層群眾的工作尤其是情感工作做得非常粗暴、生硬，甚至客觀上起了相反作用。那些無法以“理解和同情”作為出發點的告誡不僅毫無說服性，更被年輕人稱為“爹味發言”，惹人厭倦、反感。甚至連部分倡導和解，試圖“和稀泥”的溫情主義言論，也不能再緩和青年內心的創痛。
那么，是青年們身上已不具備理想主義、犧牲精神了嗎？據我個人的觀察，答案并不如此簡單。近日恰好在讀革命作家柳青于1960年代出版的《創業史》，我忍不住想引這部巨著中的一句話來理解“孔乙己文學”等相關現象：
“生活問題和實際利益，是世界上最無情、最強硬、最有說服性的力量。”
當大多數青年加班加點也得不到物質、精神的正向反饋，累死累活也感受不到“人”的意義感、價值感和尊嚴感時，某些媒體的言論顯然無法“代表”，甚至脫離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問題和實際利益。這種宣教必然是無力的、教條主義的，甚至可能激化群眾對國家的不信任感，造成阻礙社會良性互動的反效果。
在今天的語境中，“孔乙己”和“駱駝祥子”分別象征著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與從事體力勞動的新工人群體，二者同樣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階級迅速分化，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親歷者、受害者。在消費方面，熱衷于旅游、購物、美食的知識青年對消費社會既迷戀又痛切，他們盡管從事腦力勞動，薪資水平卻與新工人群體相近甚至更低，其消費欲望與經濟能力不相匹配。在生產方面，知識青年與新工人群體從事的勞動也都具有高度重復性，使勞動者深感枯燥乏味、自我“異化”。然而，在政治領域，兩者之間卻“難以產生真正的社會團結和政治互動，從而也無從通過團結或互動產生新的政治”（汪暉《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
在文化方面，二者之間也存在（有時甚至有意相互彰顯、固化）表達方式和群體趣味的差別。在痛感于無法將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時，由于知識青年掌握了更為靈活、多變的文化生產方式，我們很容易在網絡上通過文字、音樂、視頻剪輯等形式表達不滿，既抒發“知識誤我”、社會不公的生存苦悶，也試圖探索公共表達的別樣可能。“孔乙己文學”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產生的，知識青年既生產，同時又消費著這樣的文化產品，它自然不符合權貴的口味，可是，似乎也不是為了“祥子”們準備的。當前的部分“孔乙己文學”甚至熱衷于玩梗，陷入自我娛樂、自我迷戀的陷阱，遠離了提出問題的初衷。
但如果說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無法看清自身的真實境遇，是一個典型的悲劇人物形象，那么，知識青年以再創作的形式抒憤、自嘲，卻有可能生產出一種有距離的、甚至是反思性的自我認知，或許也暗示著超越孔乙己困境的可能。我們似乎只能，有時候是不得不——在這種微弱的可能性中尋找解放的契機。2022年，當部分娛樂明星免考入編，“小鎮做題家”在各網絡平臺表達憤怒時，我曾指出：
“小鎮做題家”的訴求是反對凌駕于既有規則之上的特權階級以及過于巨大的貧富差距，反對權力與資本共謀產生的“權貴資本主義”確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訴求，但是“小鎮做題家”的視野往往只局限于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群體內部，也沒有觸及對當下經濟、政治結構的深層反思。所以不難發現，“小鎮做題家”的憤怒基本僅限于網絡輿論，并且即便是在網絡公共表達中，也并沒有說要嘗試著與其他同樣被損害的階層比如工人、農民的訴求相結合。（曾笏煊《叩問臺灣的現代性：陳映真與我們》）
與2022年的相關現象高度相似又有微妙差異的是，在疫情暫時退潮，經濟持續下行，考研/考公高度內卷的情況下，越來越多本科及以上的高學歷獲得者被迫從事送外賣、開出租車等工作，新工人群體的身影也終于借“駱駝祥子”的形象，面目模糊且略帶扭曲地出現在了知識青年的文化視野內。“孔乙己”和“祥子”之間的階級界限進一步交叉、重疊了，二者都被結構性地拋擲于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的底層。
在今天這樣的自媒體時代，知識青年掌握的文化權力依然有限，不妨把這種網絡平臺的自我調侃視作一種稍顯尖銳卻又軟弱無力的文化反抗。實際上，新工人群體也試圖創造出別樣的亞文化，那曾經風行一時，被污名化而終于銷聲匿跡的“殺馬特”現象，正殘酷地彰顯出新工人群體的文化實踐遭遇了更為粗暴的扼殺（詳見李一凡2019年的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
可悲的是，那時候的知識青年（印象中，也包括小時候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曾參與扼殺后者的過程。今天的知識青年與新工人群體之間也仍然面臨著形形色色的文化區隔和相互抵觸，部分知識青年往往在表達反抗的同時，又不斷再生產著對新工人群體的傲慢和偏見，而他們最大的生存恐懼就是“淪為”后者，也難以在階級處境相近的情況下，切身體認后者的身心感受。
直白地說，部分青年的不滿情緒和公共表達并沒有超出“五四”知識精英曾高度推崇的啟蒙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情感、價值范疇。在援引《狂人日記》《孔乙己》乃至《駱駝祥子》來理解自身，以及自我與他人、與時代之關系時，20世紀中國的另一些或許更具針對性、批判性和建設性的思想、實踐資源恰恰被遮蔽和忽略了，這同樣顯示出典型的“后革命”政治/文化癥候。
三、“孔乙己”與“駱駝祥子”的出路：“重新政治化”？
要想理解當下中國青年普遍面臨的困境，不得不首先反思使我們既受益，又受害的教育本身。家庭、學校及社會教育不斷塑造著我們的感知方式和思維模式，培育了許多以單一、西式“現代化”“城市化”為理想和圭臬的知識青年，但這樣的教育思想、體制并不適應本國的客觀國情。如果說中國的經濟結構、地域差異以及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多層性要求中國教育提供更為當地化，能夠深入不同區域社會肌理的各方面人才，那么高等教育的“全球化”、職業教育的市場化和污名化不僅使高校學生深陷考研/考編內卷、畢業即失業的危機，更導致大量職業技術從業者無法獲得應有的權益和尊重。這樣的現狀不僅加劇、固化了“孔乙己”與“駱駝祥子”之間的差別，也容易使自卑、焦慮等負面情緒郁結于中國青年的內心。
其次，今天的中國青年或許還需自覺意識到資本主義全球化帶給我們的消極影響，改變我們被資本主義、消費社會深刻形塑的行動邏輯。以網絡游戲為例，“6”和“648”是愛打游戲的我們非常熟悉的兩個數字，它是目前市場上諸多游戲一次性充值額度的最低/最高金額。蘋果公司推出App Store時設置了從0.99美元到99.99美元的上下限，2011年11月，當蘋果開始支持人民幣結算時，按照當時的匯率，0.99美元對應人民幣6元，99.99美元對應人民幣648元。而當下的網絡生態也催生了許多需要“爆肝”和“氪金”的游戲，尤其善于利用人們對于隨機獎勵易于成癮的心理機制。
有學者認為我們今天已經進入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它帶來了新的剝削形式。不難發現，很多年輕人的消費行為確實容易被諸多資本公司操控，現實中需消費648元會讓人心痛、猶豫，但“人性的弱點就是商機”，在多種獎勵機制的操縱下，我們很容易為游戲投入大量時間、精力甚至金錢。并且，在諸多IP類游戲活動中，年輕人的情感和愛好也易于被利用，成為“自愿打工”、應援的游戲“玩工”（可參考曹書樂：《作為勞動的游戲：數字游戲玩家的創造、生產與被利用》；賈云清：《網絡游戲中“玩工”的身份構建與數字勞動——以手游“王者榮耀”為例》）。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大量人口在經濟、政治結構中被“邊緣化”的情況下，游戲、短視頻等文化產品確實產生了緩和情緒、轉移注意力的“奶頭樂”效果，也造成了許多青年一面痛斥資本，一面樂于為資本買單的現狀。在此意義上，當代青年要想突破困境，或許也離不開由內而外地自我反省、改造。
最后，為了更好地理解、抵御“去政治化的政治”帶來的種種社會弊病，在深化啟蒙、人道主義思想的同時，我們或許還需繼承、轉化20世紀中國革命的正面遺產，并對中國社會進行“重新政治化”的理解和探索。那么，是怎樣的正面遺產呢？試看趙樹理1957年《“出路”雜談》中的一段自述：
我本來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從小雖然上過幾天私塾，我的父親可并未打算叫我長大了離開農業，突然在我十四周歲那一年，我的父親被一個鄰居勸得轉了念頭，才讓我上了高級小學。這位鄰居對我父親自然費了很久唇舌，不過談話的中心只有一個——“出路”。他無非說“在家種地沒出路”“念書人腿長，說上去就上去了”“為了孩子的出路，應該花點本錢”……至于“出”到哪里去，“上”到哪里去，他們好像心照不宣，一句也沒有解釋。我雖是小孩子，對他們所說的“出”和“上”好像也有點懂得——因為聽他們說的向上爬的故事太多了——只是不大具體罷了。
等到我上了師范學校，接受了一點革命道理，才理解到他們要我“出”，是要我從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中走出來；要我“上”，是要我向造苦造難的壓迫者那方面去入伙。
不難看出，趙樹理反思的問題恰好切中當今中國盛行的教育、社會邏輯。在父輩、鄰居們談論的“出路”中，讀書是為了階級躍升，從“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變成勞動人民的對立面。經受過革命鍛煉的趙樹理則進一步提出，“擺在人們眼前有兩條路”：“一條是維護原有的階級社會制度，自己在那制度的支配下或者躺下來受壓迫，或者爬上去壓迫人；另一條則是摧毀那種不合理的制度，然后建立一種人和人平等的無階級的社會制度。”自然，在當下的中國社會，學歷與階級之間的轉換并不如此簡單、直接，許多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仍是基層勞動者，但趙樹理的思索也為理解“孔乙己文學”提出了以下關鍵問題：受過高等教育、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知識青年如何認識自身在社會中的結構性位置？怎樣認識、處理與體力勞動者的關系？是伏膺于“爬與撞”的社會秩序，還是說應當在掙扎、反思之余，嘗試著探索另一種人與人關系及社會形態的可能性？這些問題并非新近的發明，而是百余年來中國無數先驅者們曾經思考過的難題。
結合中國近現代史，不難發現，中國的“左翼”思潮尤其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恰恰回應了魯迅、老舍的思考，以平等政治、尊嚴政治為目標的“消滅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腦力勞動的差別）試圖扭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經濟、政治甚至文化、教育結構，保障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底層階級的利益和尊嚴。這一理想追求及相應的社會、文化實踐構成了中國革命最令人感動、振奮也最有富爭議的部分。但由于新中國強敵環伺的國際境遇，亟需由落后農業國轉變為先進工業國的生產矛盾，社會治理的高度復雜性，以及部分措施粗暴過激等原因，中國革命對于公正、平等的追求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在1980年代以來更遭遇了報復性的反彈甚至顛倒。這種反彈和顛倒，體現在三大差別的擴大、固化，權力、利益更為不平等的再分配，中國社會長久以來對職業教育和體力勞動者的貶損、蔑視，家庭教育“讀書才能做人上人”的耳提面命等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現于電影、文學、新聞等當代文化生產的內在邏輯之中。
“物傷其類，秋鳴也悲”，我們很容易為青年人生存環境之惡劣、心靈空間之逼仄而焦慮、痛苦。但捫心自問，我們的調侃和憤懣仍較多出自對個體命運的自發性不滿，還未能更加自覺地結合過去與當下，歷史性地思考正在遭受結構性剝奪的群體共通的命運和掙扎。今日中國的高度復雜性，迫使我們對社會的觀察、分析必須與時俱進，對階級政治、尊嚴政治的重新召喚也不能完全照搬經典馬克思主義學說以及此前的思想、實踐經驗。但是，作為社會中下層的知識青年，我們又怎樣回應20世紀中國革命運動中提出的，“小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與軟弱性、妥協性”雙重特質這一經典論斷？如何重新理解社會主義遺產中的成就與局限？深受利己主義、精英思維浸潤的當代青年是否能夠作出取舍、蛻變，立足于家庭、工作等觸手可及的日常生活，從周遭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發，為社會的公平、正義各盡綿薄之力呢？
20世紀中國史早已生動地表明：個體的利益、尊嚴與其所在階級的利益、尊嚴休戚與共，離開了中國革命、政治實踐的展開，“孔乙己”與“駱駝祥子”的階級利益和階級尊嚴無法確立。如果說中國革命的成功之處在于它曾將無數的“孔乙己”與“駱駝祥子”由一盤散沙鍛造成了彼此學習、團結合作、有理想有信仰的政治主體，那么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卻幾乎再難窺見兩大群體的深層互動。受制于諸多因素，我們這一代青年，或許還未能產生真正的歷史自覺，并展開艱難的自我探尋和政治構想，但“去政治化”帶來的種種惡果早已顯露，且越來越深地刺痛著中國青年敏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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