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肥胖焦慮”和“肥胖羞恥”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普遍存在的心理狀態。肥胖不僅被視為一種審美上的缺陷，被視為很多健康問題產生的原因，而且被視為一種缺乏自律精神和自控能力的表現，成為道德上被歧視和貶低的對象。那么，這種“肥胖羞恥”的觀念是如何產生的？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種“肥胖羞恥”的觀念？
英國格林威治大學Tanisha Spratt教授發表在《Feminist Theory》期刊上的文章“Understanding ‘fat shaming’ in a neoliberal era: Performativity, healthism and the UK’s ‘obesity epidemic’”，揭示了“肥胖羞恥”觀念與新自由主義體系的關聯。作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政策通過強調在生活方式、行為和健康方面自我依賴和自我控制的重要性，將責任的重擔重新放在了個人身上。在英國等西方新自由主義社會中，超重和肥胖癥患者通常會被指責為他們所面臨的所有醫療問題的罪魁禍首，因為他們被認為是通過“糟糕的生活方式選擇”直接導致了這些病癥。“這種說法蘊含著一種控制假設，即所有個人都被認為能夠選擇自己每天可以吃哪些食物以及可以做多少運動。”但實際上，并非所有消費者在選擇食物或運動方面都有相同的選擇權。“低收入和/或因工作時間有限而無法準備健康膳食的消費者通常會選擇價格相對低廉、營養價值較低的現成膳食，因為這些膳食最適合他們的經濟預算和時間限制。”而且，當消費者的經濟預算有限時，“往往無法購買昂貴的健身房會員卡，這意味著許多人不得不依靠步行和跑步等免費的本地運動方式來保持活力”。與此同時，“肥胖羞辱”給身體肥胖者帶來了嚴重的羞恥感和身體焦慮，反而往往激發他們的自我毀滅心態和行為，從而增加體重增加的可能性。“研究表明，負面評論一個人的超重往往會適得其反，因為這些評論所帶來的羞恥感往往會導致諸如安慰性飲食等行為的增加，從而促進體重的進一步增加。”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后，這種“肥胖羞恥”觀念在社交媒體上得到進一步放大。“這主要是由于人們反復接觸經過過濾的圖片，這些圖片展示了不切實際的理想化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在很多情況下，這些都是無法實現的。”這種問題在女性身上表現地尤為嚴重，“她們不成比例地受到伴隨肥胖言論而來的‘強大的厭惡和恐懼的監管政治’的影響，并且比男性更有可能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模仿年輕和瘦削的理想身材。”
作者認為，與新自由主義治理模式相匹配的是“理想的新自由主義公民”，這種“理想的新自由主義公民”是一種“理性、自我決定的主體”，其“身份由自主和選擇來保障”。“理想的新自由主義公民”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身材苗條，通過這種自律和自我控制來保持健康，并減少對國家醫療體系的所造成的“負擔”。“他們也常常感到有壓力來調節體重，以盡量減少可能給當地和/或國家醫療保健系統帶來的‘負擔’。”而“糟糕的新自由主義公民”則是那些身材明顯超重或肥胖的人，他們的超重被視為一種外部標記和/或標志，“表明他們在食物攝入和鍛煉方面缺乏自控和自律”。“在英國，贊同個人責任模式的人對超重和肥胖成年人的一個常見批評是，他們‘不負責任’的生活方式不僅對他們和他們個人的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而且還對國家醫療保健系統產生了負面影響，因為他們的超重可能會帶來額外的經濟負擔。”
作者認為，“肥胖羞恥”將肥胖問題的產生完全歸咎于個人，認為只要通過個人努力的飲食調整和運動就能實現身材控制的觀念，忽視了肥胖問題背后的系統性社會不平等問題。作者最后的結論是：“由于那些在社會和經濟上處于不利地位的人往往無法獲得與那些在社會和經濟上處于優越地位的人一樣的健康食品和鍛煉機會，因此不應該用同樣的標準來要求他們，然后詆毀他們患上肥胖癥。這樣做忽視了他們無法完全控制自己日常生活和選擇的根本原因，也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英國等國肥胖率不斷上升的問題。”
翻譯：趙丁琪
內容摘要
本文探討了“肥胖羞辱”作為一種鼓勵公開蔑視胖子的做法，是如何作為一種道德化工具來規范和管理那些被視為“壞公民”的人的。文章首先概述了“肥胖羞辱”語言的使用問題，這種語言經常被一些人用作推廣“健康”生活方式選擇的工具，他們認為這種語言不僅是傳達與肥胖相關的健康風險的一種可接受的方式，也是激勵超重和肥胖者減肥的一種有效方式。 接下來，我將討論與身體形象和體重超標有關的羞恥感是如何通過客觀的偏差概念和對體重超標者道德品質的主觀判斷在文化上產生的。本文采用女性主義理論視角，進一步考慮了“肥胖羞辱”的互惠性質，呼吁人們關注羞恥感作為一種可感情緒是如何依賴于對自身與他人關系的理解，以及自身與他人形成的關系。因此，我認為羞恥感，尤其是對肥胖的羞恥感，具有表演性，因為它是一種關系建構，通過賦予其意義的語言和行動反復產生。
導言
布朗（B.J. Brown）和貝克（Sally Baker）在研究新自由主義對健康、政策和社會的影響時指出，“新自由主義曾經可能是以經濟學為基礎，以‘小政府’的精神和企業家與投資者的自由化機會為前提，但最近，它已開始接受積極進取、自我負責的公民所期望的行為模式”。通過這樣描述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開始和實施，兩位作者展示了采用這種治理模式的西方國家如何也采用了關于身體形象、自我調節和自我控制的新思維方式。在英國，國民健康服務（NHS）目前確保所有居民都能免費獲得醫療保健服務，無論其社會影響力或經濟資本如何。在 1948 年建立之前，居住在英國的人需要通過私人途徑自行承擔醫療費用，這意味著那些負擔不起醫療費用的人往往容易生病，在很多情況下還會過早死亡。
英國從私人醫療保健系統轉向公共醫療保健系統，標志著將個人健康重新定義為公共健康問題，從而將責任從個人轉移到國家。隨著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引入和實施，這種轉變發生了逆轉，新自由主義政策通過強調在生活方式、行為和健康方面自我依賴和自我控制的重要性，將責任的重擔重新放在了個人身上。此外，由于公共援助計劃的財政支持隨之減少——這些計劃的初衷是幫助那些在社會和經濟上處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因此對于那些不能再依賴國家支持的人來說，自給自足和經濟獨立的壓力變得更大。“理想的新自由主義公民”一詞源于這種新治理形式的意識形態基礎，目前被用來描述一個“理性、自我決定的主體”，其“身份由自主和選擇來保障”。許多人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積極鼓勵過度消費和浪費。因此，主體作為 “理想的新自由主義公民”的地位不僅取決于他們自我調節和自我控制的能力，還取決于他們是否支持一個鼓勵他們消費超過自身需要的商品的經濟體系。這種經濟體系反過來又使人們更容易以可承受的價格和更大的數量獲得飽和脂肪和糖含量較高的食品，尤其是在社會經濟條件較差、獲得新鮮農產品的機會有限、且主要由有色人種居住的社區（通常被稱為“食物沙漠”）。雖然有關“食物荒漠”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美國背景下，但研究表明，這在英國也是一個問題，許多種族和少數民族群體過多地接觸營養價值低的食物，并且無法在其周圍環境中獲得更健康的選擇。
在本文中，我將探討“肥胖羞辱”作為一種鼓勵公開蔑視肥胖人群的做法，是如何作為一種道德化工具來規范和管理那些被視為“新自由主義壞公民”的人的。我首先概述了“肥胖羞辱”語言的使用存在的問題，這種語言經常被一些人用作推廣“健康”生活方式選擇的工具，他們認為這種語言不僅是傳達與肥胖相關的健康風險的一種可接受的方式，也是激勵超重和肥胖者減肥的一種有效方式。接下來，我將討論與身體形象和體重超標有關的羞恥感是如何通過客觀的偏差概念和對體重超標者道德品質的主觀判斷在文化上產生的。我從女性主義理論的角度出發，探討了“肥胖羞辱”的互惠性質，呼吁人們關注羞恥感作為一種感受到的情緒是如何依賴于對自身與他人的關系的理解，以及自身與他人形成的關系。因此，我認為羞恥感，尤其是對肥胖的羞恥感，具有表演性，因為它作為一種關系建構而存在，并通過賦予其意義的語言和行動反復產生。我將這一論點置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表演性理論的背景下，巴特勒認為性別是表演性的，因為它依賴于關于男性或女性的建構觀念。
我進一步考慮了新自由主義對自我調節和個人責任的期望是如何在食物消費和運動制度方面發揮作用的，這種期望往往忽視了許多人對自己在這兩方面能力的有限控制（Marmot，2015）。我認為，在試圖通過“以胖為恥”的方式鼓勵減肥時，這又帶來了一個問題，因為 “以胖為恥”的人針對的是個人，而不是使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出現超重和肥胖的系統性不平等問題，這使得通過飲食和運動減肥似乎只是一個簡單的改變行為的問題，而對許多人來說，這種行為是由于缺乏選擇而形成的，最終是由他們無法控制的條件造成的。我認為，社交媒體加劇了這種情緒，因為在社交媒體上反復看到同齡人實現某些目標和期望的圖片，會導致個人失敗感和成就感不足，從而引發自我批判。
最后，本文探討了健康主義（一種將“良好健康”的責任歸咎于個人的醫療形式）如何使“良好公民”的表現符合當地對超重和肥胖的主觀定義。對健康主義的現代詮釋產生于新自由主義的言論，這種言論在討論身體外觀、肥胖和體重管理時強調自我管理和個人責任的必要性。作為新自由主義治理的一種形式，健康主義及其對個人責任的強調未能切實考慮到許多弱勢群體在嘗試減肥時所面臨的無力環境。因此，健康主義在鼓勵人們采取行動的同時，又不承認減肥對某些人來說比對其他人更困難的情況，這就有可能使肥胖癥患者產生羞恥感。我提請大家注意健康主義話語中健康狀況與體重狀況直接相關的方式，并討論了對許多人來說，任何與健康相關的關于超重的討論是如何構成一種“肥胖羞辱”的，因為這些討論涉及一個將“非醫學”問題“醫學化”的問題。通過嘗試調和肥胖癥的醫學模式和政治模式，研究人員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發現一種模式，既能同時承認改變生活方式的必要性，以降低肥胖率及其相關的健康風險，同時還承認身體自主性和自我接納對于促進整體健康至關重要。
在新自由主義框架內構思“肥胖羞辱”語言
肥胖羞辱是指超重或肥胖者因其體型而被故意丑化并感到羞恥的一種做法。在英國等西方新自由主義社會中，超重和肥胖癥患者通常會被指責為他們的病癥以及由此引發的任何醫療問題的罪魁禍首，因為他們被認為是通過“糟糕的生活方式選擇”直接導致了這些病癥。這種說法蘊含著一種控制假設，即所有個人都被認為能夠選擇自己每天可以吃哪些食物以及可以做多少運動。
此外，“肥胖羞辱”的支持者通常會提到選擇自由，以此來證明他們的詆毀言論是合理的，他們認為消費者可以選擇在超市購買哪些食品，也可以選擇是否鍛煉，他們只是“選擇錯誤”而已。這一論點被用來支持這樣的說法，即超重和肥胖癥患者對自己的超重負有直接責任，并經常被用來支持這樣的論點，即對超重患者進行肥胖羞辱是有益的，因為這可以促使他們改變“不良行為”。正如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比爾·馬赫（Bill Maher）在2019年指出的那樣，“一定程度的羞辱是好的。我們讓人們不再吸煙，不再不系安全帶。我們讓人們不再亂扔垃圾，讓大多數人不再有種族主義。恥辱是改變的第一步”。雖然馬希爾的言論受到了電視名人、患者權益組織和各種媒體的廣泛批評，但他的觀點得到了那些將體重超標歸結為飲食和運動方面自律性和自控力差的人的普遍認同。
肥胖羞辱的支持者利用肥胖癥的生物醫學模式，將體重超標定位為健康問題而非外表問題，他們通常以在關注健康問題時“事實重于感覺”的相對重要性為由，否定這種做法通常會對接受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響的說法。通過使用“肥胖”一詞來羞辱、激勵人們減肥，支持者旨在通過呼吁人們關注超重作為某些疾病風險因素的各種方式來改善整體健康。認為 “以胖為恥”可以作為鼓勵減肥的有效工具的認識存在缺陷，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并非所有消費者在選擇食物和/或運動方面都有相同的選擇權。低收入和/或因工作時間有限而無法準備健康膳食的消費者通常會選擇價格相對低廉、營養價值較低的現成膳食，因為這些膳食最適合他們的經濟預算和時間限制。對于單親家庭來說，這往往意味著他們的孩子也會食用因營養價值相對較低而增加患肥胖癥可能性的食物。此外，當消費者的經濟預算有限時，往往無法購買昂貴的健身房會員卡，這意味著許多人不得不依靠步行和跑步等免費的本地運動方式來保持活力。對于那些生活在犯罪率較高的不安全街區的人來說，這并不總是可行或可取的，因此限制了他們及其子女能夠進行的體育活動量。
其次，“肥胖羞辱”非但不會帶來積極的行為改變，反而往往會鼓勵人們發展自我毀滅的行為，從而增加體重增加的可能性。研究表明，負面評論一個人的超重往往會適得其反，因為這些評論所帶來的羞恥感往往會導致諸如安慰性飲食等行為的增加，從而促進體重的進一步增加。反對使用“肥胖羞辱”的方法來鼓勵減肥的批評者通常指出，首先需要提高人們的自尊心，才能促使他們減少導致體重增加的行為，從而“照顧”好自己的身體。他們認為，只有當這些人感到自己受到當地社區和社會網絡的支持并融入其中時，才能實現這種改變，而如果使用肥胖羞辱的策略將他們排除在外，這兩者都會受到削弱。
第三，使用“肥胖羞辱”的語言和策略的人所宣揚的有關肥胖對健康的負面影響的信息往往無法與“身體積極性”（body positive）團體和“胖子活動家”（fat activist）團體的意識形態基礎產生共鳴，這兩個團體正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平臺獲得越來越多的在線支持。兩者都認為體重超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審美問題，充其量只是與健康密切相關。此外，兩者都聲稱，醫學界對體重超標的生理影響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體重超標對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以及與體重相關的羞辱。他們認為，通過將身體健康置于心理健康之上，那些認同醫學模式的人不僅忽視了與精神疾病和日常生活相關的肥胖羞辱的嚴重性，還忽視了精神疾病是如何導致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的，這對他們的總體目標是適得其反的。對于持這種觀點的人來說，肥胖羞辱的言論被一致解釋為一種欺凌，目的是羞辱人們，讓他們對自己的外表感到羞恥，因為他們沒有達到苗條身材的理想。
由于“理想的新自由主義公民”既要自我克制，又要過度消費以支持經濟發展，因此他們經常面臨消費更多還是更少的窘境，德博拉·魯普頓將這種現象稱為“新自由主義悖論”。在食品消費方面，人們普遍認為，個人能夠保持苗條的體型，同時又被鼓勵攝入過量的食物，這表明他們具有自我克制的能力。正如魯普頓在研究“胖”的社會文化含義時所指出的，“理想的消費者/公民……能夠在大量誘人食物的背景下繼續消費，但同時也限制自己的消費，以顯示他們的自律能力”。因此，“理想的新自由主義公民”被視為明顯消瘦，而“糟糕的新自由主義公民”則被視為明顯超重或肥胖，他們的超重被視為一種外部標記和/或標志，表明他們在食物攝入和鍛煉方面缺乏自控和自律。
人們期望“理想的新自由主義公民”調節體重以有益于自身健康，同時，他們也常常感到有壓力來調節體重，以盡量減少可能給當地和/或國家醫療保健系統帶來的“負擔”。在英國，贊同個人責任模式的人對超重和肥胖成年人的一個常見批評是，他們“不負責任”的生活方式不僅對他們和他們個人的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而且還對國家醫療保健系統產生了負面影響，因為他們的超重可能會帶來額外的經濟負擔。肥胖癥管理和治療所涉及的經濟成本導致這類人群中的許多人抱怨納稅人的錢被用來資助他們認為完全可以避免的“個人選擇”的負面結果。此外，持這種觀點的人還經常表示，他們擔心這些錢被用于支持肥胖等“自我造成”的疾病，而不是癌癥等不可避免的健康問題。這樣一來，超重和肥胖癥患者不僅被視為自毀和貪吃，而且還被視為自私，因為他們似乎將自己和自己的快樂置于他人之上，而他人卻要面對并非由他們造成的病癥。
這種假設不僅忽視了許多人由于社會、經濟和環境因素而無法保持“健康”體重的情況，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他們的控制范圍，而且也沒有考慮到許多本質上并不被視為 “不負責任”的選擇、生活方式和行為往往需要得到醫療救助，卻沒有受到同樣的道德審查。跳傘者、滑雪者、摩托車駕駛員和騎馬者等人，在其一生中的某個階段，特別有可能因為自己選擇的某種行為導致的傷害而需要醫療護理，但當他們入院或接受傷害治療時，卻很少被認為是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的經濟負擔。許多胖子活動家利用這一點來支持他們的主張，即對自身健康的外在擔憂只是掩蓋了對體重超標者的負面情緒，而這種情緒的根源在于對“瘦”的欣賞和對“胖”的厭惡。
針對他們所認為的將超重病理化的現象，許多胖子活動家和“身體積極性”活動家拒絕接受“超重”和“肥胖”等醫學術語，而傾向于使用“胖”這個詞，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中性的描述詞，是與眼睛顏色、頭發顏色或膚色等身體特征相似的一種可見的差異標志。此外，通過將“胖”作為一個中性描述詞，他們表明了自己試圖收回一個在歷史上被貶義使用的詞，以便將其重新定義為一個本質上不具攻擊性的詞。這一嘗試受到了肥胖癥患者的大量批評和反彈，他們并不認同超重的政治模式，而且在被稱為“胖子”時仍然會感到不快。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胖”這個詞本身就具有攻擊性，它構成了一種羞辱，阻礙了他們接受自己的身體而不覺得有必要減肥，或者培養對自己身體的欣賞，促使他們減肥以改善整體健康。因此，胖子活動家和身體積極性團體試圖重新使用“胖”這個字，但卻遭到了本應通過主張接受自己的身體而無需改變來獲得解放的人們的質疑。
然而，盡管重新使用“胖”這個詞的嘗試未能滿足其目標受眾中一部分人的認可，但這種重新使用“胖”這個詞的方式在促進“身體積極性”團體和“胖子活動家”群體對身體的接受方面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不容忽視。對于許多“身體積極性”團體和“胖子活動家”來說，接受“胖”這個詞作為對自己體型的中性描述，是一種從與體重相關的恥辱、羞恥和社會排斥的破壞性影響中恢復情感的方式，因此對于建立自我接納和自尊具有內在價值，在許多情況下甚至至關重要。在許多情況下，“肥胖”一詞的出現直接導致了一些社會和政治團體的形成，這些團體利用“肥胖”一詞來招募成員。對于這些團體來說，重新使用“胖”這個詞是他們實現政治目標的一個關鍵策略，他們的政治目標是挑戰他們所認為的超重醫學化，將超重作為一種審美差異，而這種差異本身并不代表健康狀況不佳。通過這種方式，將“胖”從一個貶義詞轉變為一個中性的描述詞，是一種必要的方式來強調人們正在努力認識和糾正基于個人體型的歧視性做法。它也是一種拒絕與體重有關的羞恥感的方式，將過重的體重視為正常，從而通過鼓勵社會接受體型較大的人，為消除過重體重的污名化做出貢獻。
體重超標與羞恥感的文化生產
女性主義學者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認為，羞恥感是一個完全依賴于他人判斷的互惠過程。在概述這一點時，她指出：“作為一種情感，羞恥感需要一個見證人：即使一個主體在獨自一人的時候感到羞恥，它也是一個主體對自己所想象的他人的看法……在羞恥感中，我是客體，我們也是客體；作為感覺的主體。這種論證的關鍵在于，羞恥感要求認同他者，而他者作為見證者，使主體回歸自身。這個他者的觀點就是我對自己的觀點；我把自己看成是這個他者。因此，我在他人面前的失敗，從根本上說是我對自己的失敗。在羞恥感中，我通過理想他人的凝視暴露了自己的失敗。”
艾哈邁德認為，羞恥感是一種由觀察者產生的感覺，這表明，只有當一個人認識到自己的羞恥感來源于他人的看法時，他才會感到羞恥。這種看法來自于社會建構的觀念，即什么樣的行為是社會可以接受的，什么樣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由于是社會建構的，這些觀念往往會隨著不同時期產生的社會觀念而改變。體重超標曾經被尊崇為極度富裕和繁榮的標志，而在英國，體重超標現在通常被視為缺乏控制、貪婪和懶惰的標志。由此可見，羞恥感是短暫的，其含義會隨著當地人對在不同背景下誰應該感到羞恥的看法而改變。
作為一種以個人與他人的關系為前提的感覺，一個人要感到羞恥，就必須認識到他人對羞恥的理解。因此，那么只有當一個人認識到自己是如何被他人視為可恥的時候，他才會感到羞恥。要按照被別人看待的方式來認識自己，就必須重新認識自己既是客體又是主體。一個人是客體，因為他被定位為被他人看到的身體；一個人是主體，因為他意識到主觀的自我，而這個自我可能是正在凝視他的人看不到的。這種自我往往隱藏在他人的假設和期望之下，他人認出一個人的身體后，會立即將其歸入預先存在的社會類別。反過來，這些預先存在的類別往往以對差異或一致性的視覺識別為前提，并且通常與種族、性別、階級和性取向等一系列身份標記相關。
蕾切爾·桑德斯（Rachel Sanders）在研究新自由主義、肥胖、種族和種族主義之間的關系時指出，媒體將肥胖描繪成貧困有色人種社區的“地方病”，這使人們對黑人婦女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認為她們是“放縱、不守紀律的壞母親，剝削國家資金，耗盡經濟”，從而使黑人婦女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此外，她還指出，黑人婦女超重的累積效應加上她們的膚色意味著她們“比白人婦女更有可能被警察歸類為體重過重”，“黑人和拉丁裔婦女與肥胖的遞歸關聯可能會進一步將她們標記為懲罰措施的目標”。因此，黑人婦女承受著肥胖和與種族有關的污名的雙重負擔，并且更有可能因新自由主義對自我依賴和自我控制的期望而遭受歧視，這些期望伴隨著對這些身份標志的看法。這反過來又意味著，任何肥胖羞辱的經歷也都要在與種族相關的羞辱背景下加以理解，而且任何羞恥感的產生都有一個相互影響的過程，這個過程涉及到對與體重、性別和種族有關的歧視的審查。
隨著社交媒體的出現，人們常常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好，無法達到同齡人的目標和期望，從而產生個人失敗感，導致自我批評，增加了患抑郁癥或焦慮癥等心理疾病的幾率。這主要是由于人們反復接觸經過過濾的圖片，這些圖片展示了不切實際的理想化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在很多情況下，這些都是無法實現的。說到體重，保持“苗條”的社會壓力往往被理解為體重完全由個人控制。辛勤工作和堅持不懈被視為一種品質，如果加以運用，就會產生積極的結果，這就把減肥的責任完全推給了個人，如果不成功，就認為是個人不夠努力。女性的情況尤其如此，正如布雷恩·法斯（Breane Fahs）所指出的，她們不成比例地受到伴隨肥胖言論而來的“強大的厭惡和恐懼的監管政治”的影響，并且比男性更有可能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模仿年輕和瘦削的理想。男性越來越多地成為肥胖羞辱語言的目標，這些語言將“瘦”體型作為男性的理想，而女性則不成比例地受到與體重相關的羞辱，這些羞辱將她們的身體視為需要“修復”的“問題”。
Luna Dolezal 在其關于現象學和羞恥感的研究中將身體羞恥感稱為“以身體為中心的羞恥感，主體認為自己的身體不理想或沒有吸引力，與社會描述的‘正常’、理想或社會可接受的身體不符”。對于英國的超重者來說，這種羞恥感來自于他們認為自己的外表與理想化的 “瘦”身材不符，而理想化的“瘦”身材是社會公認的美麗、健康和自我約束的標志。對于一些胖子活動家來說，社交媒體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間，通過展示超重人群的美麗和自我接納的形象，他們可以挑戰將“瘦”等同于美麗的社會觀念。從親身參與到網絡社區活動的轉變不僅提高了這些群體的參與度和可見度，還促成和促進了跨國活動家的形成，從多元文化和跨學科的角度解決與體重相關的羞辱問題。
2013年，大碼模特泰絲·霍利迪（Tess Holliday）在Instagram上創建了#effyourbeautystandards 標簽，以推廣另類的美，其中包括生活在邊緣化身體中的人，尤其是體重超標的女性。在撰寫本文時，這個標簽已經發布了7000多條帖子，用戶發布了一系列照片，展示她們穿著比基尼和緊身衣，自豪地展示明顯的殘疾、皮膚狀況和超重。ffyourbeautystandards 標簽的目的是通過關注那些被認為在醫學上不健康或需要治療的身體來表明，美存在于各種不同的身體和體型中，無論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人們對美的標準，從而挑戰規范的審美標準。#effyourbeautystandards 標簽為邊緣化群體提供了一個集體抵制身體羞恥感的空間，這些羞恥感是那些生活在“非正常”身體中的人普遍感受到的，因此，通過集體認同那些因無法符合理想化的審美標準而感到羞恥的人，促進了對羞恥感的包容性解毒。
然而，體重超標的用戶經常會收到關于他們照片的評論，批評他們似乎“美化”或“宣揚”肥胖，因為他們展示自己身體的方式表明他們接受自己的現狀，并不覺得有必要通過減肥來改變。通過展示對身體的接受，用戶被指責通過贊美醫學上認為不健康的身體而忽視了與超重生活相關的健康代價。此外，通過積極抵制羞恥感，他們被指責既否認了自己導致體重超標的行為或生活方式的有害影響，又向追隨者宣傳了這些行為或生活方式，而追隨者可能會感到受到鼓勵而效仿他們的榜樣。這樣，批評者用來強調體重超標如何導致健康不良的羞辱性語言，就被用來對抗挑戰內化的羞恥感的積極嘗試。這種羞辱性的語言植根于健康主義的話語中，這種話語提倡以“事實重于感覺”的方式來對待體重超標問題，即任何積極承認醫學上認為不健康的身體的嘗試都被認為是道德錯誤和潛在有害的。
健康主義和表演性在超重討論中的作用
1980年，羅伯特·克勞福德（Robert Crawford）創造了“健康主義”（healthism）一詞，用來描述“一種以大眾信仰為模型的醫療化形式，通過將健康和疾病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置于個人層面，形成了一種非政治性的健康促進概念”。這樣，本地定義的良好健康就成了一個應通過個人投資和承諾來實現的目標，是一個需要不斷保持警惕和自我約束的持續過程。此外，實現最佳健康所需的自我監控是在強制層面上進行的，即個人被巧妙地（有時是不巧妙地）“引導”到與醫學或社會認可的行為模式相一致的方向。正如Zoë Meleo-Erwin所說，“在當代西方社會中，人們主要是通過積極參與和推薦旨在使其行為、自我和身體正常化的做法和技巧，而不是通過公開的強制手段來約束和規范自己”。這種自我調節是新自由主義自我依賴和自我管理意識形態轉變的產物，它強調在涉及個人生活方式和行為的問題上，個人需要承擔責任。如前所述，在一個支持這種思維模式的系統中，體重超標者往往被視為 “失敗者”，因此，該系統無法解釋人們在參與可能導致體重減輕的行為方面存在的諸多差異。
我認為，健康主義要求人們表現出以健康為導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通過展示他們對新自由主義關于個人主義和個人責任的思維方式的遵從和支持，將參與其中的人表現為“好公民”。這種表現通過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體平臺得到了放大，這些平臺為參與這種表現的人提供了展示自己的空間，并獲得了追隨者的支持和認可。這種支持和認可反過來又往往成為健康主義態度和行為的驅動力，并成為那些欣賞或需要他人鼓勵其努力采取和展示“健康主義”態度的人提升自尊和自我價值的一種方式。因此，社交媒體的支持可被視為鼓勵那些積極努力減肥的人減肥的有效途徑。
人們希望通過自己的行為來證明自己符合健康主義的態度，但這往往無法解釋不同的人如何看待最佳健康，以及他們認為實現最佳健康所需的不同方法。雖然健康主義通常被理解為有目的地參與改善身體健康的行為（即定期鍛煉和控制卡路里的飲食），但對許多人來說，健康主義還涉及優先考慮旨在改善心理健康的做法（即正念和冥想）。因此，健康主義具有表演性，因為它是通過賦予其意義的主觀實踐構成的。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其頗具影響力并被廣泛引用的著作《性別問題》（Gender Trouble）中描述了與性別有關的表演性，認為性別是表演性的，因為它是通過社會和文化賦予男性和女性的性別類別的迭代來實現的。巴特勒認為，性別差異的視覺符號是根據對性別表演構成要素的內在理解而產生的。因此，性別并不是一個獨立于文化規范和社會價值觀而存在的與生俱來的范疇，而是通過這些規范和價值觀，通過與地域或國家所理解的“男性”和“女性”相對應的某些行為表現而構成的。在許多方面，這些表現的定義是松散的、多變的。在英國，女性穿長褲曾一度被認為是“男性化”的，但現在已被普遍接受為一種標準的著裝方式。然而，性別二元論的存在方式仍然揭示了傳統性別差異概念的一致性。正如性別是通過對性別二元的文化理解構成的，我認為“胖”和“瘦”也是通過對這兩個詞的含義以及它們對寄居在這兩個詞中的人的假定暗示的本地概念構成的。這樣一來，這兩個詞都無法讓人普遍理解它們與身體健康的對應方式，除非它們是由那些處于體重范圍兩端的人體驗到的。正如萊斯利·歐文（Lesleigh Owen）在其關于空間歧視與肥胖身體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如果肥胖是一個在文化領域中被建構、存在和再加工的類別，那么它的存在本身就歸功于它通過媒體及在個人、群體和社會行為中的表述”。
“瘦”和“胖”這兩個詞在不同語境下的含義受到文化和社會認可的影響，同時，歷史上對這些體型的概念解釋的變化也進一步決定了“瘦”和“胖”這兩個標簽的含義。在不同的國家，根據對理想化或被視為可取的體型的不同文化認可，這兩個詞經常受到爭議。例如，在美國，研究表明非裔美國人更傾向于從正面看待體型較大的人，而從負面看待體型較瘦的人，盡管更廣泛的社會影響表明，對于大多數居住在美國的人來說，情況恰恰相反。社會和文化對“瘦”和“胖”的理解不僅反映了對可見差異的客觀認識，而且還推斷出了對這些可見差異所代表的人的認識。根據新自由主義關于“好”公民和“壞”公民的概念，“瘦”女人能夠自我控制、自我約束，而“胖”女人則貪婪、自私、不負責任。
由于超重和肥胖的社會定義具有任意性，因此沒有人能夠避免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被貼上超重或肥胖的標簽。這反過來又增加了人們的自我監督和自我監測，以防止自己變成“胖子”。由于理想化的審美標準將“瘦”身材作為理想和可實現的目標，女性受到與體重相關的羞辱尤為嚴重。正如 Hannele Harjunen 和 Katariina Kyrölä 在討論“肥胖幻象”時所指出的，“對于那些目前并不胖的人來說，肥胖幻象仍然是他們身體形象中潛在的一部分：具有威脅性的抽象肉體，如果沒有持續的排斥和管理，這種肥胖幻象就可以隨時在現實中俘獲他們”。對于那些成功進行自我監督和自我監測的人來說，他們保持健康體重的能力往往被視為“多動少吃”減肥方法可行性的“證明”。這樣一來，以他們的成功為中心的論點助長了新自由主義框架，強調個人責任和自我控制的必要性，而不承認許多社會和經濟弱勢群體在試圖減肥時所面臨的重重障礙和阻礙。
結論
本文概述了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強調個人責任和自給自足需求的意識形態實踐，通過將體重超標的責任歸咎于體型較大的人群，從而使羞辱胖子的行為合法化的主要方式。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新自由主義忽視了通常導致體重超標的眾多社會、環境和政治因素。我已經說明，作為新自由主義治理的一種形式，健康主義及其對個人責任的強調如何通過強調個人行動和毅力在實現和保持體重減輕中的作用來促進這種合法化。此外，我還討論了當那些將“肥胖羞辱”視為鼓勵人們改變行為以達到減肥目的的積極方法時，“肥胖羞辱”往往會適得其反，因為“肥胖羞辱”往往會促使體重超標的人“吃得舒服”，以回應他們內化的羞恥感，從而導致體重增加。因此，“羞辱胖子”是一種欺凌行為，它強化了新自由主義對體重的控制和管理，以成為或被視為 “理想的新自由主義公民”。這反過來又涉及到健康主義的表現，而健康主義是一個根據當地對最佳健康的概念而變化的術語，它揭示了健康主義是如何被社會和文化建構的。
由于最佳健康狀態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因此，那些堅持肥胖癥生物醫學模式，將超重或肥胖與健康狀況不佳明確聯系起來的人，應該注意當地對健康的定義和社會理解的不同方式。我還說明了“少吃多動”這一流行說法是如何被用來簡化一個復雜的問題的，而這個問題的根源往往是系統性的不平等。由于那些在社會和經濟上處于不利地位的人往往無法獲得與那些在社會和經濟上處于優越地位的人一樣的健康食品和鍛煉機會，因此不應該用同樣的標準來要求他們，然后詆毀他們患上肥胖癥。這樣做忽視了他們無法完全控制自己日常生活和選擇的根本原因，也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英國等國肥胖率不斷上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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