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工業化”論宣揚“侵略有理”、“殖民有功”，試圖激起“親日反中”輿論，扭曲臺灣民眾的家國認同，不僅數典忘祖，更是漢奸洋奴思維，無非想“挾洋自重”，以為“臺獨”張目。
20世紀80年代以來，部分“臺獨”分子借用西方現代化理論，鼓吹“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工業化有功”。這種論調無視日本對中國臺灣的殖民壓迫特別是對臺灣經濟形態的束縛裹挾，是虛無歷史、為“臺獨”鼓噪的謬論。
打斷自主的工業化進程
臺灣的工業化建設肇始于洋務運動時期，直接動因是加強海防建設、抵抗列強侵略、維護中國領土主權。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入侵臺灣，中法戰爭期間，法國也派兵大舉侵臺。考慮到臺灣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列強的勃勃野心，中國的有識之士呼吁重視臺灣、開發臺灣、建設臺灣。1885年，清政府正式在臺灣設省，任命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在臺任職期間，于原有基礎上進一步推行洋務改革。
行政民生方面，劉銘傳重劃臺灣行政區域，在臺灣省下設三府、一直隸州、十一縣、三廳，同時整理臺灣戶籍制度，編查戶口、清丈田地、鼓勵農業、招撫團結少數民族。在安定臺灣社會、理順地方秩序的基礎上，劉銘傳將當時最先進的鐵路、電信和郵政技術引入臺灣。1886年，他委派官員招股集資，為鐵路建設籌集資金。1887年，劉銘傳在臺灣設立鐵路總局，聘請技術人員負責設計和測量工作。經過四年多努力，臺灣第一條鐵路——臺北至基隆鐵路于1891年正式通車。1887—1888年，臺灣還設立三條水陸電報線路：陸路線路從基隆、淡水經臺北直達臺南，實現縱貫全島的通訊線路建設;水路線路一條通往福州，另一條則連接澎湖與安平。這些電報線不僅為臺灣省內的通訊交流提供便利，而且進一步密切兩岸聯系，為推廣普及電報技術起到示范作用。1888年，臺北設立郵政總局，斥資購置郵船，開辦臺灣、福州、上海和浙江等地間的郵政業務。此舉不僅擴大郵政服務的覆蓋范圍、提高服務質量，還為大陸與臺灣各地的通訊交流提供更加便捷的途徑。臺灣的新式教育也有初步發展。1887年，臺北西學堂于臺北大稻埕六館街開辦，聘請有留洋經歷的士人張爾誠擔任總監，丹麥人轄治臣和英國人布茂林擔任洋教習，教授外文。學堂還教授算數、測繪和理化等現代科學知識，培養了一批洋務人才。總體來看，臺灣洋務運動的發展水平，在當時是走在前列的。
正如大陸學者陳孔立所言，“經過近20年的經營，臺灣出現了全國最早自辦的電報業和新式郵政，全國最早投產的新式大煤礦，全省出現了第一條鐵路、第一臺電話、第一枚郵票、第一盞電燈、第一所新式學校，出現了自己經營并敢于與外人競爭的輪船，出現了有數以千計現代工人的礦區，也出現了最初的民族資本。許多新式事業集中于一省，成效蔚然可觀，使邊疆海島新建的行省，后來居上，成為全國洋務運動中的先進省份”。臺灣學者戴國煇引用日本軍方參謀本部1895年出版的《臺灣志》、日本民間團體肥后俱樂部1895年出版的《臺灣島實業一斑》及日本人所編《臺灣鐵道史》等資料，指出1895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時，近代化建設已經頗有基礎。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臺灣地區的工業化建設不可能取得徹底成功，它如中國其他地區的工業化進程一樣，深受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干涉和壓迫。以臺灣制茶業為例，西方商人在清末臺灣的茶葉生產和運銷中占據壟斷地位，而日本的入侵和殖民統治，更對臺灣的工業化進程造成毀滅性打擊。
服務于戰爭機器
甲午戰敗后，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日本在殖民統治期間，對臺灣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
殖民統治初期，日本實行“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政策，從臺灣掠奪蔗糖、稻米等農產品，向臺灣輸出工業品與消費品。可見早期日本殖民者根本不想“工業化”臺灣，而是把臺灣當作原材料供應地和商品傾銷市場。為此，日本殖民者大量侵占臺灣耕地，經營種植園。據統計，1939年日資控制的臺灣、大日本、明治、鹽水港和臺東五大糖業公司及三五公司源成農場、日本在臺的農業企業(臺灣拓殖會社、日本拓殖農村會社、臺灣合同鳳梨會社、南隆農場、日本拓殖會社)共占耕地145200甲，占當時臺灣耕地總面積的17.5%。在此基礎上，日本拓殖企業和財閥壟斷臺灣的茶葉、花生、煙葉、鳳梨等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以制茶業為例，日本侵占臺灣后，殖民當局扶持成立的臺灣拓殖制茶株式會社，一躍成為臺灣茶葉產銷的壟斷者。這些經濟作物絕大部分都被掠走，以供日本國內消費。
工業層面，日本殖民者在臺灣重點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最終目的是滿足日本國內的農產品需求。因此當時臺灣工業結構極度畸形，1921年，糖業產值占臺灣工業總產值的61%，即使在制造業出現“多樣化”趨勢的20世紀30年代，糖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占比仍然在50%左右。雖然日本殖民時代的臺灣是與荷屬東印度爪哇及菲律賓并稱的太平洋地區三大產糖區之一，但這些糖最終以極低的價格銷往日本國內。日本殖民統治前期的臺灣經濟，實際上是殖民地性質的農業經濟。
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日本擴軍備戰，加快對外侵略擴張步伐。由于靠近東南亞，臺灣被定位為日本軍國主義南下的“軍事基地”和“后勤保障所”。臺灣此時所謂的“工業化”完全是為日本軍國主義戰時經濟體制服務的。為掠取臺灣的礦業資源，日本財閥在臺灣投資設立十余家煤礦公司，其中基隆煤礦和臺灣礦業會社(均由三井系企業經營)的煤產量占全臺煤產總量的54%。此外，三井系企業還控制全臺60%煤炭的銷售權，成為臺灣煤礦業的壟斷者。1936年9月，預備役海軍大將小林躋造出任“臺灣總督”，實施“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政策，臺灣的軍事配套工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據統計，1931—1937年，臺灣的金屬工業年產值從435萬臺元增長到1436萬臺元;化學工業年產值從1327萬臺元增長到3675萬臺元。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為供養更大規模的戰爭，日本及臺灣殖民當局實行“由東南亞輸入原料，由臺灣輸出工業品”戰略，臺灣工業“發展”更加深陷“大東亞共榮圈”的牢籠。然而，即便與日本的其他殖民地相比，這種“工業化”的成效也極為有限。以衡量“工業化”水準的發電量數據為例，1930年，朝鮮的總發電功率為17萬千瓦，到1935年增長至43萬千瓦，而臺灣1929年的總發電功率僅為4萬千瓦，1931年重啟建設計劃的日月潭水電站的預計發電量也僅為10萬千瓦，明顯“落后”于朝鮮。
更能揭露所謂“工業化”本質的是，臺灣人民非但沒有享受到產業技術“進步”帶來的福利，反遭殖民政府進一步剝削掠奪。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以“事變處理”為由，于1935年在臺灣開征“臨時利得稅”;七七事變后開征“支那事變特別稅”;1941年11月起，日本實行以間接稅為主的大幅增稅政策，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支那事變特別稅”改為“臺灣大東亞戰爭特別稅”。此外，殖民當局開展“繳出黃金”運動，強制收買臺灣民間黃金，僅1938、1939兩年就搜刮價值6700萬日元的民間黃金。如大陸學者周翔鶴指出，20世紀30年代后日本殖民者為滿足侵略戰爭需要，在臺灣建立軍備工業，但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實際并不具備建立軍備工業的經濟和社會基礎，殖民者完全是通過對臺灣財富、物資的嚴厲統制和對臺灣人民的瘋狂壓榨，強行將其建立起來的。
由于被綁上日本軍國主義戰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后期，臺灣的軍備工業幾乎被盟軍轟炸殆盡。臺灣光復后，這些所謂“工業化成果”不僅未能貢獻于臺灣重建，反而加重臺灣的經濟危機。例如，日本殖民時期，為滿足日本軍方對燃料的需求，嘉義溶劑廠在選擇原材料和進行生產時，幾乎不考慮成本和盈利問題，臺灣光復后，該廠無法承受高昂的生產成本，被迫停產。許多殖民時期建立的工廠因失去“戰爭需求”且遭到戰爭破壞，長期無法開工，大量工人失業。
荒唐的“殖民地工業化”論
臺灣光復后，一些深受日本奴化政策影響，尤其是受殖民者“認可”和“器重”的所謂“皇民”，開始追憶、鼓吹日本殖民統治的所謂“益處”。如臺灣學者戴國煇所言，某些沒有在國家危難時挺身而出，甚至加入日本戰爭機器的臺灣“本土精英”，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產生相當程度的失落不滿情緒。自20世紀50年代起，他們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稱殖民者在“熱情和科學的驅使之下”為臺灣近代化進程作出巨大“貢獻”。如早期“臺獨”分子王育德就宣稱，“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時間內孜孜經營，把臺灣建設成幾乎十全十美的資本主義殖民地”。
20世紀90年代起，“臺獨”勢力逐漸坐大，其宣揚的“臺獨”史觀特點是“親美”、“媚日”和“去中國化”。“挾洋謀獨”是“臺獨”政客的慣技，也是“臺獨”史觀的基點。因此，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傾向進一步發酵，并混入教科書。臺灣學者潘朝陽注意到，島內歷史教科書里寫到日本殖民時期時，“絕大部分的篇章都是寫日本人來臺灣以后促進臺灣現代化，不會去提劉銘傳帶來臺灣現代化的開始”。大陸學者李細珠也指出，“臺獨”論者稱臺灣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本殖民時期，完全抹殺日本殖民前洋務運動的成果，是罔顧歷史事實的無稽之談。“殖民地工業化”論不僅完全忽視日本對臺灣的經濟剝削，而且淡化臺灣人民在反抗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中前仆后繼的努力。
臺灣人民不僅前仆后繼地反抗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而且積極投身全民族抗戰。1939年，臺灣抗日志士李友邦在浙江金華組建“臺灣義勇隊”和“臺灣少年團”，致力于“保衛祖國，收復臺灣”。圖為臺灣少年團合影新華社/供圖
殖民統治不可能給殖民地人民帶來真正的工業化。殖民者在殖民地進行的一切所謂工業建設，都是為最大化攫取經濟利益、供養本國資本主義和對外侵略戰爭、鞏固其殖民體系這一核心目標服務的。由此，殖民地“工業化”程度越高，殖民統治越趨深入，殖民地人民遭受的剝削和壓迫就越嚴酷。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背景下興起的所謂自發的民族工業，一方面時刻受到殖民者的威脅壓迫，隨時有中斷風險，另一方面又對殖民勢力有極強的依附性，并不能真正實現獨立自主的工業化。臺灣在被殖民后的“工業化”也充分說明，不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不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不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謂工業化、現代化都無從談起。
根本上說，“殖民地工業化”論宣揚“侵略有理”、“殖民有功”，試圖激起“親日反中”輿論，扭曲臺灣民眾的家國認同，不僅數典忘祖，更是漢奸洋奴思維，無非想“挾洋自重”，以為“臺獨”張目。“臺獨”史觀包裝下的“殖民地工業化”論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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