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人類歷史上前有未有的戰略成長。推動實現這樣的戰略成長，需要全向發力、全般發力，并非“經濟萬能”，即并不是只要經濟搞上去，就一切迎刃而解。
前蘇聯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就經濟技術而論，前蘇聯的發展壯大可謂史所未有，這個社會主義政權不但建立了空前完整和強大的現代經濟體系，而且在現代化高科技的很多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超過美國而躍居全球第一的位置。那時，不要說在科學技術上中國難望其項背，即便在社會經濟生活方面也差距極大，對蘇聯人的富裕水平，中國老百姓是羨慕不已的。但是，即使這樣輝煌的成就，仍然難免于被扳倒顛覆的厄運，演繹出人類歷史空前的中道崩殂、半路夭折的悲劇。
中國歷史上的大宋王朝也是這樣。現在大多數專家學者都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富裕的王朝，經濟技術十分發達，比周邊的各少數民族政權先進很多。如果就經濟水平而論，與之敵對的契丹政權、西夏政權以及后來的完顏氏政權、蒙古政權，根本無法同大宋相比擬。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經濟高度發達并實力強勁的煌煌大國，卻在幾個少數民族政權的攻擊之下接連敗退，每每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山河破碎，也每每都只能妥協綏靖、納貢投降來解決危機，以此維系自己的茍延殘喘。當此之時，可憐一些仁人志士還北望江山，指望能收復中原、一掃華夏，惜乎最后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悲壯的陸秀夫只有背負著小皇帝跳海自殺了之。
歷史與現實的經驗教訓都反復證明，經濟增長只是給戰略成長提供物質的基礎和條件，卻完全代替不了戰略成長，更無法等同于國家與民族的發展壯大。有句話“經濟決定貧富，政治決定生死”，此說雖過于簡單，但至少說明，經濟絕非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靈藥。
但當今中國有些人卻不這樣看，他們把經濟增長當成壓倒一切的任務，也當成解決一切問題的藥方。“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經濟增長”，這儼然成了一些人的信條。正如有人所宣告的那樣，中國經濟就像自行車，快了什么都好說。這種只能快、不能慢的“經濟增長論”綁架了中國對內對外的許多事情，綁架了中國的國家戰略，大有一切事情都必須服從之的架勢。以至于現如今，似乎中國經濟弱不禁風，成了全民呵護保衛的對象。
我們說，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空前扭曲的不正常的狀態。從基本的戰略邏輯出發，發展經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要通過發展經濟來解決國家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包括戰略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科學技術問題等，而不是倒過來讓國家戰略、政治社會活動等服從經濟發展，當經濟的仆人。對于一個推動實現戰略成長的社會而言，僅有經濟增長一個方面遠遠不夠，經濟增長不能也無法一俊遮百丑，并不是只要經濟搞上去了，一切問題與困難就都可迎刃而解。
具體到現實的中國，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還必須同時解決好共同富裕的問題。這項事業不搞不行，緩步不前也不行，因為這已經涉及到當下中國的根本內憂。面對空前加劇且已位列世界前茅的社會收入兩極分化狀況，若不能抓緊解決、在共同富裕上取得實質性進展，相反，依然為著所謂的經濟增長而讓貧富差距繼續拉大，則不但會讓前些年扶貧攻堅的勝利成果和進程半途而廢，而且也會讓經濟發展陷入資本生產力過剩與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矛盾而難以自拔，甚至有可能釀成激烈的社會沖突與裂變，再次使中國陷入驚人而可怕的動蕩與內耗之中。中國歷史上這樣的教訓太多、太深刻了，世界上相關國家的教訓也觸目驚心。
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還必須解決中國國家統一的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等待經濟發展足夠到位了，再回過頭來解決統一問題，這樣做事實上等于把推動經濟發展同捍衛國家主權分割對立了起來，這是嚴重的歷史、政治和戰略悖論。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都需要知道，從來沒有分裂狀態下的復興，也從來沒有復興狀態下的分裂，當代中國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歷史上大宋的悲劇重演。
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還必須比較徹底地解決腐敗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腐敗越反越多、愈演愈烈，必然導致政治垮臺與崩潰，對此切不可抱任何僥幸的心理。在進入新時代以前，中國社會曾經出現對腐敗容忍讓步的傾向，有人說什么“腐敗是發展經濟難以避免的政治成本與社會代價，不能因為反腐敗而影響經濟”。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從經濟角度看，如果為著經濟發展而讓腐敗蔓延，那么這樣的經濟就是害黨、害國、害人民的罪惡經濟；從政治角度說，不解決腐敗問題，中國的歷史軌跡就要重蹈歷史循環周期率，就要發生由盛轉衰的變化。如此這般地去發展經濟，必將導致歷史的大倒退。
這就要求在發展經濟促進增長的同時，不能姑息養奸，必須實行強有力的社會治理與自我革命，不能因為發展經濟的需要就做政治上原則上的讓步；必須強有力地抗擊外來的挑釁、打壓與遏制，不能為了點蠅頭小利就屈辱地妥協退讓。經濟上該付出就得付出，該犧牲就得犧牲，應該敢于為必須的政治目標與戰略行動支出必要的經濟成本與代價。生活上守財奴的心態與行徑要不得，戰略上守財奴的心態與行徑更加要不得。
因此，中國經濟就不能弱不禁風，要能經受外部敵對力量制裁、打壓所帶來的破壞，甚至還要能經受戰爭的強烈沖擊。任何一個國家與民族，其所建立的經濟體系如果不能為自己強身壯骨，反而越有錢越膽怯害怕的話，那么這樣的經濟就不是民族的福份，反倒成了國家的包袱與災害。
中國經濟還必須經受住內部反對勢力、離心勢力的干擾、阻擾與破壞，不能因為那些商業金融帝國的抵制或不合作就慌張起來，也不能因為一些人跑路就失血失能。這種政治與經濟免疫力必須抓緊培養起來，必要的應對措施必須盡快采取起來，否則將極大地動搖執政黨的執政基礎。
在現階段發展中國經濟，當然需要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但決不能只講鼓勵和支持，放棄管控和引導，不能不顧國家和人民利益，去無原則地遷就一些人沒有止境的發財欲望。事實已經充分證明，在發財的道路上沒有盡頭，先富起來的人在這條道路上越跑越快，作為資本的人格化，他們本質上不會理會普通大眾是否跟上或者能否跟上，也根本談不上什么民生情懷。那些人動輒就以所謂“民生”的借口來綁架政策，其實不過為自己更大的發財訴求張目。對此，黨和國家在政策上當然不能一味遷就，不能因為一些人發財空間逼仄就妥協讓步，而應該繼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把推動共同富裕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
正走在戰略成長之路上的中華民族，注定要遭遇許多挑戰與干擾，在這個時期，尤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中就包括經濟方面的各種迷信。坦率地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被躉來的經濟迷信、市場迷信、資本迷信太多太嚴重了，對此亟須加以深度的戰略抉擇與管理。如果這方面的抉擇失誤、管理失控，那么不管有怎樣的經濟成就，我們的事業都可能毀于一旦或者付之一炬。切不要以為這是在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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