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模式即精英模式。在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最早在中國推行拉美模式的人。拉美模式的特點是依賴外國資本，通過官僚體制把外國資本引入國內，然后犧牲工農的利益滿足已給國際資本讓渡了巨額利益的國內資本，發展官僚階層和所謂的精英階層，使他們從買辦利益中獲得財富，其結果是越發展國家越貧困，工農損失越大，最后工農紛紛破產，許多人走向格瓦拉式的革命道路。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都重視農民問題，但蔣介石后來在農民問題上反水了，他突然支持地主和官僚買辦階層，原因是他的政權建立在鄉紳的基礎上，還有另外一些基礎是海外資本。自從蔣介石背叛工農，他就失去了北伐時那種揮灑自如的戰略能力。
除印度外，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是亞洲較早的、但是規模最大的拉美道路的試驗國。蔣介石建立的政權屬于討好國外資本、高額剝削國內工農的拉美式政權。結果，中國發展成了惡性循環：為了發展就必須大量引進外資，“依靠外國輸血”，越發展工農破產越厲害。因“發展”而衰退，是蔣介石政權垮臺的真實原因。
蔣介石跑到臺灣前，陳儀在臺灣推行只照顧精英利益的治臺政策，結果，與他在治理大陸時的政策的結果一樣，搞出個聲勢浩大的“二二八起義”[1]。所以說，那時的“星星之火”主要是蔣介石播下并點燃的，而國內的精英主義和依賴外資的買辦政策對此更是火上澆油。與印度不同，中國有長期的革命傳統，因此，在中國政治中，誰都能得罪，就是不能得罪作為“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和農民，他們的根本利益就是中國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領導并為他們的根本利益奮斗，蔣介石領導精英并為地主買辦的利益奮斗，結果后者失去了江山。從這個意義上說，“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2]。
在今天又有人提倡精英主義——這是國民黨文化的精髓，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就是表達了他要為了人民決心與精英主義斗爭到底的決心。他知道，有精英就會拉大階層差距，有階層差距就有“垃圾人口”的說法；有地主，就有“李自成”，有“李自成”就有人民革命，結果歷史又進入改革已不能而只能用革命來消除由階級差距產生的階級壓迫的惡循環——毛澤東說這與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3]而一旦中國進入階級間的內戰，那中國就成了國際壟斷資本的饕餮盛宴，再翻身就難了。蔣介石國民黨已是前車之鑒.所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要繼續搞社會主義革命，目的希望黨的干部不要吃民主革命的老本，要再為社會主義立新功。毛澤東晚年想得最多了恐怕就是這個。
身為學者，我在想，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活著十三億人，其中只有百分之零點幾的人可以移居國外，而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都必須與自己祖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有人才可能有規律，規律的本質是由絕多數人的生活方式規定的。因此，中國學者的學術活動只有與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命運息息相關，只有為必須在自己土地上奮斗的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可以隨時抽身的精英服務。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的改革及其學術才能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從而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不朽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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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7年2月28日，一場反對國民黨當局專制統治、要求民主自治的群眾運動在臺灣發生，史稱“二·二八”事件。
[2]《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載《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
[3]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對在長沙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說“總而言之，中國現在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以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這段話，在1975年2月18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發出的毛澤東關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中，修改為：“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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