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6年初，毛主席就曾明確指出：
發展工業、商業和金融業，是我黨的重要任務。
金融之亂，堪稱百亂之首。
從大搞“旋轉門”鯨吞攫取國有資產，到運用“放貸杠桿”席卷民間群眾財富，甚至包括諸多不為人知的撬動國家命脈根基、禍擾社會公共秩序、干預中央大政方針……都可以通過金融手段實現。
不論是通過盤根錯節的資本股權控制，還是設計規避審查的腐敗路徑，金融領域的“獨立王國傾向”乃眾江湖諸侯之最，更是擴大化國民貧富差距、實質性推進工業空心化的強力推手。
同時，由于我國金融產業的后發性以及國際資本格局的基本現狀，金融領域也是最容易被域外觸手滲透、操控、策反的一汪深潭，往往呈現出殖人遍地、反共反華、抱團取暖的反動特征，是歷經反復改革之后仍舊極易滋生買辦階級即“買辦金融階層”的一個群體。
本文以一位落馬人物——王濱為例，可一窺金融領域如不嚴肅整治所帶來的后果有多嚴重。
1
王濱是在2022年1月接受審查調查的，歷時整整一年，他是2022年落馬的首只“金融虎”，也是第二只落馬的中管虎（第一只是一年前早王濱幾個小時被通報的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張永澤）。
王濱是50后，本已接近退休年紀，黑龍江哈爾濱人，南開大學金融學系金融學專業在職博士研究生，先后在政府與金融機構任職，有超過三十年的金融管理經驗。
這個人，在國內金融系統位高權重，與諸多金融財閥或涉及金融業務的傳統領域財閥勾連頗深。
王濱最初任職于政府部門而非專職金融口，1983年7月至1985年7月先后在黑龍江省商業廳和體改委工作；1985年7月至1990年9月歷任黑龍江省政府辦公廳副科長、正科級秘書、副處級秘書。
黑龍江的秘書生涯是王濱仕途關鍵一站，此后他便在銀行系統摸爬滾打近二十年。
此后，他順利進入金融系統，任職于人民銀行、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
1990年9月，他調任中國人民銀行黑龍江省分行辦公室副主任（正處級）；次年6月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秘書處正處級秘書、處長。
王濱曾作為重要成員參與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籌備和成立工作。從1993年12月開始，他歷任籌備組辦公室負責人，籌備組辦公室主任，江西省分行副行長、行長。
2000年1月，王濱加入交通銀行，歷任交通銀行北京分行副行長、天津分行行長、北京分行行長；2010年6月，王濱同時擔任交通銀行執行董事、副行長。
2012年3月，王濱正式出任中國太平保險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正式進駐保險系統——這一段太平保險的主政經歷十分重要，后文會有提及。
2018年9月，王濱轉任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中國人壽屬國家大型金融保險企業，為副部級單位，其黨委成員為中管干部，2012年3月被列為中央直管。
2021年9月時，十九屆中央第八輪巡視才對二十五家金融單位黨組織開展巡視，江湖戲稱“廿五錢莊大洗牌”；次月，中央第十一巡視組巡視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黨委工作動員會召開，巡視進駐時間兩個月有余。
動員會上，時任一把手的王濱還負責主持會議并發表講話：
要強化政治擔當，以巡視為契機推動公司高質量發展，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和實體經濟對高質量金融保險服務的需求，推動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在中國人壽落地生根見效……
結果巡視組前腳剛走，王濱即告落馬。
除人壽保險的一把手職務，王濱還是黨的十九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2021年12月21日，他在《人民政協報》發文，大談“雙碳”目標下如何激活綠色投資新潛能。
八天之后，中國人壽集團成員單位廣發銀行的全資子公司廣銀理財有限責任公司在上海舉行揭牌儀式，王濱那天也有出席，是其落馬前最后一次公開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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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濱曾經執掌下的中國太平表現不俗，他提出的所謂“三年再造一個太平”成效顯著，曾有人說：“現在想想，公司規模做大之后，確實益處頗多”——只不過此話的另一面同樣有所深意。
此前已有多位業內人士評價，王濱為人較傲，對保險業務不懂，但又急于拿業績向上作為任命回應。
作為一把手，王濱在中國人壽年報業績發布會上通常不多發言，而在外界他卻格外喜歡“結交朋友”，對內心思不在專業上，更多是放在“人事”上——大多從外部調進關系戶，平時上班一般十點左右來，下午不知去向……
這些人壽內部與金融江湖的傳聞，都能夠勾勒出一個較為清晰的王濱畫像。
早在上任太平伊始，王濱的做法就是“搞關系”。
不僅利用其在農業銀行和交通銀行任職時積累的資源，先后與交行、建行、東風汽車等十幾家大型企業簽訂總對總戰略合作。
同時，在政府關系方面，“搞關系”的辦法也得到了發揚光大。
比如說，2014年8月，同出農行系統的蔣超良，北上吉林擔任省長。王濱很快就緊隨而上，跑到吉林與蔣省長洽談生意……
“政治搭臺，經濟唱戲”，王濱金融仕途的大戲由此正式開場。
在2022年1月8日的官告出爐后，有消息稱：王濱被人舉報巨額受賄。
梳理太平在香港資本市場多條脈絡，可以發現：王濱與“山東高速系”、景百孚的“嘉年華系”、張偉的“中科創系”，以及袁海波等資本玩家多有交集，而王濱也與因嚴重受賄等罪已被判處死刑的華融集團前董事長賴小民等人過從甚密。
2018年4月賴小民案發，曾令內地市場得以窺探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在香港的運作亂局和風控崩壞。
例如以過橋貸款、股權或債權認購等不同方式向各類問題公司提供融資，關系人在“垃圾股”的狂歡里分贓。
“太平系”也蹚了這攤“渾水”，與其有關聯的“妖股”“殼股”不在少數。
翻查過往記錄，“太平系”作為投資方輸血的其他可疑公司，較為典型的案例之一是港股代碼為“412”的上市公司，它現名中國山東高速金融集團(下稱“山高金融”)，是山東大型省屬國企山東高速集團在香港的金融業務平臺。
這家上市公司30年來多次易主，且五度更名，二十余年來更是在港股坊間一直有“妖股”之稱，大比例合股與供股等影響股票價值和有損投資者利益的“財技”不斷。
在王濱執掌太平控股時期的“412”，就經歷了五年內三度更名易主，從“漢基控股”改為“中國新金融”。再改為現名“山高金融”。
歷史資料顯示，太平與“412”的公開關聯披露于“中國新金融”時期。2015年10月13日，太平控股旗下太平信托認購了該公司5000萬港元的可換股債券；2016年4月，太平和中國石化合資的太平石化金融租賃，又與中國新金融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在保險和融資租賃等領域達成優先合作關系。
雖然5000萬港元對于當時資產規模逾4000億港元的太平集團微不足道，但這筆資金到底是太平信托自己的投資，還是作為他人資金的代持方，尚不明朗。
受賄，具體受誰的賄賂，至今不得而知，但有一條顯性的信息：2018年，兼任國際刑警組織主席的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落馬，在官方發布的落馬通報中如是言：
家風敗壞，利用職務影響為其妻謀取職務，縱容其妻利用其職權搞特殊、謀私利。
孟宏偉的妻子名叫高歌，此前在多家金融機構任職，而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至2015年期間，高歌于中國太平保險集團董事會辦公室任總經理、于太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任副總經理——那段時間，正是王濱在太平保險集團擔任董事長、黨委書記時。
這是一條顯性信息，但是在王濱案的背后還有一條隱性暗線：金融反腐與螞蟻風波。
2019年，中央首次提出：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然而一年后馬云就在外灘公然飛龍騎臉......
如今看，反而是加快了中央給金融圈“洗洗身子、去去歷史污穢”的步伐。
2020年下半年，公開點名的金融領域黨員干部，橫向來看涉及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央金融企業、金融監管機構；縱向來看，既有中管干部，又有中央一級金融單位干部還有省管干部，有的甚至已退休多年，其中七人由所在單位派駐紀檢監察組參與查辦，派駐機構的監督“探頭”覆蓋金融領域的方方面面。
那輪風暴里，王濱治下的中國人壽就非常顯眼。
3
此前我已經不止一次提到，2020年秋天的螞蟻上市盛宴中，中國人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參與人，是馬云的螞蟻集團資本版圖中極為關鍵的“國家隊成員”：
中國人壽是螞蟻集團的股東之一，也是螞蟻謀求上市的重要推手。
2020年時，自7月傳出螞蟻上市風浪以來，中國人壽A股股價從14.98元/股最高上漲至20.9元/股，漲幅達39.52％；港股股價亦從14.52港元最高漲至20.9港元。
在螞蟻金服2015年A輪融資中，中國人壽戰略入股，2016年B輪融資中又追加投資。
國壽系通過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和港股的中國人壽保險股份，合計持股螞蟻集團1.3012％，位列螞蟻第七大股東，是馬云最具分量的境內金主之一。
同樣有意思的是，在上市計劃被國家強制叫停后，時任螞蟻集團原副總裁、螞蟻保險事業部的尹某，從螞蟻集團黯然離職——這位尹某，此前正是就職于中國人壽，歷任上海分公司總經理、總裁助理及副總裁，他于2015年9月加入螞蟻金服。
但直到2018年10月30日，尹某才退出中國人壽，好一個長達三年期的“腳踩兩只船”。
尹某在一年前王濱被審查時，擔任著國泰財產保險有限責任公司董事，該公司的股東，無他：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1%……
2022年年中時，這個尹某又加入了陽光保險——陽光保險其董事宋立新是螞蟻集團的股東之一，且陽光保險也曾與中國人壽共同投資控股過一家私募：中國保險投資基金。
2015至2018年間，馬云的螞蟻金服先后歷經九輪融資，共計金額超過203.5億美元，吸引了包括中國建設銀行下屬的中投海外和建信信托在內的多家保險公司。
而中國人保、中國人壽、中國太保、新華保險這四大保險的加持，更是讓碩大的螞蟻集團一度于國內資本市場“橫著走”。
2014年4月，中國人保旗下的人保資本戰略入股螞蟻；2015年7月，新華保險、人保資本、太平洋保險、中國人壽一齊參與到螞蟻A輪融資中；2016年6月中國人壽再次入股螞蟻集團B輪融資；2018年6月太平洋保險入股螞蟻集團的最后一次戰略投資。
除此之外，全國社保基金會也持有螞蟻科技集團2.97％股權，國壽系通過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和港股的中國人壽保險股份合計持股1.3012％，中國人保旗下的人保資本持股比例為0.5445％，新華人壽持股比例為0.4229％。
作為阿里巴巴旗下的超級明星，也是馬云在淘系電商帝國之后最為倚重的獨立資本王國，螞蟻集團一度在馬云的縱橫捭闔下，短短六年時間擁有了大象一般的體量，業務涉及支付、銀行、消費信貸、保險、基金、征信、評級、金融云、數據庫等。
而四家保險集團的護航，更是讓主打所謂“金融科技”實則放貸玩票、操縱“錢生錢”剪息票游戲的螞蟻集團，擁有了龐大的流量基礎與國民數據分析能力。
但是，螞蟻集團的股東，可又不僅僅只有中國大陸境內那些國家隊成員與買辦巨頭們……
螞蟻在港交所的披露算不上詳盡，但總體而言，囊括了境外最頂級的投資機構，以及人們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港島大拿。
這些外資股東，其背后的架構基本都設在維京群島等離岸天堂里，現有的工具很難穿透。
4
很多人沒有注意的一個點是，馬云2020年秋天那場在外灘金融峰會上的演講，雖然殺氣騰騰地直指銀行和監管，但卻未有涉及基金、保險、證券等其他傳統金融機構。
那年9月，也就是馬云外灘開炮的一個月前，在2012年與王濱同年進入太平保險集團的著名金融人士張可，以“旋轉人”姿態離開太平系，加盟了馬云麾下的云鋒基金。
這已然反映了螞蟻集團與傳統金融機構之間一種很微妙的競合關系，這也就是為什么保險業會與螞蟻集團茍合。
以及，2022年王濱被帶走之后，境內境外的資本市場會紛紛把目光再度投向螞蟻集團，投向馬云。
當然，這位張可，在今年年初已被查。
“別看今天鬧得歡，小心日后拉清單。”
應當說，在2022年以前，螞蟻集團在國際上事實上已找不到任何一家對標公司，《經濟學人》雜志曾將之稱為世界上“最全的金融科技平臺”，可以把它想象成Apple Pay（離線支付）、PayPal（在線支付）、Venmo（轉賬）、萬事達卡（信用卡）、摩根大通（消費金融）和iShares（投資）的結合體，外加保險緊急業務，全部整合在一款移動應用里。
但是，馬云本人彼時對于這種表述是不滿的，擅長包裝的馬云最排斥外界“說實話”。
馬云在螞蟻集團上市準備時一直對投行強調的是：
要找科技分析師而不是金融分析師，對螞蟻集團進行估值。
翻譯一下就是：
要找個會扯淡的來給螞蟻進行粉飾。
OK，從2017至2019年，螞蟻集團的營收只翻了一倍，但是市場對其估值卻狠狠翻了七倍。
2020年秋天，螞蟻集團的最終估值定格在3130億美元，這是馬云滿意的量級。
一邊享受著科技股高估值的紅利，一邊在公開場合炮轟傳統銀行是“當鋪思維”、嘲諷巴塞爾協議像“一個老年人俱樂部”，甚至指出“中國金融問題不是系統性風險，而是缺乏金融生態系統”……
然而，當晚外灘演講的臺下，坐的是央行前行長、政協副主席，以及上海市委書記。
特別是，那場晚會的風被刮到了北京。
2021年，所有人都看到了，從湖畔大學被整治，到阿里巴巴因涉嫌壟斷被敲腦袋，從社區團購被人民日報點名，直到螞蟻集團的核心業務——放貸——被徹底的戴上手銬。
以致2022年的新年過后，國家都沒有給螞蟻集團一分鐘喘息機會，動作仍續。
2022年1月13日，螞蟻財富上線僅九天的“金選投顧”業務被強制叫停；同一天，原本宣布增資螞蟻消金不足一月的中國信達，突發公告宣布退出此輪增資。
此外，螞蟻旗下的所謂網絡互助平臺“相互寶”，其時也宣布將在2022年1月28日停止運營。
當然，國家也不僅針對馬云的螞蟻，此前美團互助、輕松互助、水滴互助、悟空互助、小米互助、360互助、新浪互助等多家互助計劃機構同樣先后被關停。
更不用提早在2020年7月明天系旗下主要的幾大持牌金融機構均被接管的往事——包括天安財險、華夏人壽、天安人壽、易安財險、新時代信托、新華信托、新時代證券、國盛證券、國盛期貨。
結果未至，但格局已定。
5
除了與此前馬云控制下的螞蟻集團產生諸多詭異勾連，王濱其人更讓人無法忽視的，還包括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期間的鬼魅。
還記得前年3月末、4月初頻頻“崩盤”的上海健康云系統嗎？可以說是對當時上海疫情傳播起到了一定“推波助瀾”的效果。
直至當年4月中旬，上海的健康云系統全面被中央接管，所有數據從萬達信息（上海地方國資企業，健康云開發公司）移交給北京東軟，彼時剛剛火線進入上海市委常委班子的陳金山同志負責該項工作。
對于這個“萬達信息”，值得一嘮（先強調：和老王的萬達集團沒關系）。
好巧不巧，王濱，正是他主導了人壽2019年11月投資萬達信息。
兩家公司業務領域差別巨大，且人壽入股萬達不是用自有資金，而是用保險資金，這里面爭議頗多。
根據《保險法》規定，保險資金不能用于設立保險業以外的企業；且保險公司投資單一上市公司股票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該上市公司總股本的10%，銀保監會另有規定或經銀保監會批準的除外。
早在2018年9月王濱開始擔任中國人壽董事長的四個月后，中國人壽就接盤了萬達信息大股東的5500萬股。
而那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在2019年，中國人壽累計通過交易所集中競價、大宗交易方式共二十五次增持萬達信息，加上此前通過紓困質押專項產品“鳳凰”的投資（持股比例5.0025%），到2019年11月份時，中國人壽及其一致行動人正式取代萬豪投資和實控人史一兵，成為萬達信息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為18.3279%。
值得一提的是，期間中國人壽更是嘗試從2019年9月9號開始連續四天凈買入2.97億元，合計增持2.0464%——以至于萬達信息跳出來公告稱，中國人壽增持目的基于對行業和萬達信息長期發展潛力的信心。
但耐人尋味的是，幾天后萬達信息便再次發布公告，宣布董事會提前換屆選舉。
從結果上來看，萬達信息管理層遭到了洗牌，其董事會同意提名匡濤、胡宏偉、錢維章、李光亞、楊玲、姜鋒等六人為萬達信息第七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候選人。
等于是：中國人壽成為控股股東后向萬達信息派出了新的管理層，讓萬達信息與中國人壽產生更緊密的協同。
從2019年至2022年王濱落馬，中國人壽共計增持萬達信息1.54億股，合計21.88億元。合計持有萬達信息20.3億股，占流通股份比例為18.19%。
但并未給中國人壽帶來太多收益………截至王濱落馬當天收盤，萬達信息股價收于11.69元/股，在此前中國人壽二十八次增持中有二十四次價格高于這一價位，其中增持最高價為18.85元/股。
而且，在中國人壽的扶持下，萬達信息的基本面并未出現好轉：2020年扣非凈利潤為-13.68億元，2021年前3季度雖然扭虧，但也僅為兩千萬元。
王濱和萬達信息，這背后到底有什么鬼？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早在王濱在去中國人壽之前、在他履職太平保險集團期間，竟然就已與萬達信息有過交集。
2012年3月到2018年9月，這六年多時間里王濱擔任中國太平保險集團董事長，在此期間太平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太平資產）就曾有意參與萬達信息定增……
2015年3月31日，萬達信息對外發布公告稱，萬達信息擬以51.49元每股的價格向萬豪投資、太平洋資產、太平資產、大成基金和東吳基金等五名特定投資人，發行不超過6797萬股股份，募集不超過三十五億資金。
當時，太平資產的法人代表正是由王濱兼任。
不過，此次定向增發后續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如愿。
從2022年4月9日起，上海市所有核酸檢查采用新系統，原健康云被暫停使用（浦東已經從4月7號晚間開始試運行新核酸碼），新系統采用一體化的操作模式，一經登記有效期達三十天，不需要再重復登錄，新系統也可以通過刷身份證進行登記。
核酸采樣環節不再使用PDA，而是通過采樣點工作人員手機上安裝APP進行掃描。
除采樣環節外，在樣本轉運和檢測機構檢測的時候也通過安裝APP進行掃描，整個系統有三個終端對應登記環節、轉運環節和檢測環節，不會再有“漏陽”。
同時，中央當時還對上海市委市政府進行督察，要求其對上海各區加強培訓，組織試運行，上海的區市級媒體也在全市范圍內對市民采用新系統也進行宣傳培訓，這些全部要向中央進行階梯式匯報。
新系統啟用后，所有過程都是“中心數據化”控制，系統會倒逼工作進度和精確性，比如采樣人數的異常變動、試劑送檢的速度等，對上海市接下基層的工作組織會有更高的要求，但人力疲勞程度會得到下降。
前年滬上健康云的這番疑云，正是前文所述所憂的，金融資本對社會的滲透以及對公共秩序的干擾與布控。
跋
開篇的圖片里提及中信，僅去年一年，中信證券保薦的三十家IPO不到在十一個月內已有二十二家破發（有七家主動撤回），破發率達 73%，但其依舊作為境內“券商一哥”寶座，不得不說真的太牛……
本文談及大量阿里系資本，而阿里巴巴2014年赴美上市和螞蟻集團2020年謀求IPO，背后也都有中信的影子——阿里曾在招股說明書中披露上市后的現有股東出讓情況，除大股東日本軟銀之外，包括了雅虎、中投、國家開發銀行和中信資本。
當然，還有時下的輿論熱門單位——中金公司，2019年時，阿里巴巴完成H股上市，融資規模達到130億美元之巨，那次就是中金公司為其保舉。
也是從2020年，我們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金融反腐。
僅半年后，繼處理螞蟻之后，國家開始對全國的國有銀行展開審查，反腐風終于是刮到了金融領域，總共二十五家國屬金融機構被列在審查——列表當中，包括中信集團、中國證監會、中國人壽保險（也是螞蟻和滴滴上市背后的支持者）、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建設銀行……
有人（也包括我自己）都在問：時隔八年，今年上半年（4月）又一次對中信集團動刀子，這一次否？
尤記2016 年初，隨著“2015股災”的爆發，新時代第一次整肅金融，中信證券（中信集團核心板塊）董事長王東明被免職，宣布退休。此人與其胞弟王波明是中國證券資本市場赫赫有名的大佬，兄弟雙雙留學美國，并歷任華夏證券、南方證券等重點機構要職。
但是不過兩年后（2018 年），證監會宣告風平浪靜、對中信調查結束……
而這一次，或有不同：
一直以來，群眾對這金融業這頭吸血巨獸的超高工資、超優待遇、駭人福利早有不滿，2022年的“中金普通員工炫耀月薪八萬”的新聞還記得吧：
其實近三十年來，江湖上就有中金公司違反國有企業限薪令的爭議。
2002年的十六大后，國家曾推行過國企高管年薪制，規定其年薪不得超過職工平均工資的十二倍；2009年又推動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對中央企業發出高管“限薪令”，規定高管年薪應限制在六十萬左右。
然而，中金公司高管工資卻向來遠超國家規定的高管工資總額，這是從一開始就奠定的“企業文化基礎”，又因為中金涉及諸多央企國企、民營巨頭的上市融資舉薦擔保，說白了就是牽涉各路利益而始終“逍遙法外”……
一個國家不能依賴玩金融游戲為生，一個民族不能依賴“金融寄生”為生，特別是新中國是憑借著強大的工業化與公有制在世界資本森林中拔地而起的。
從大格局的層面看，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的人類未來生存權的爭奪，依舊在繼續。
百余年前，我們黨的革命原動力與執政合法性是旨在推翻蔣介石買辦軍事集團，而當年蔣府統治政權的本質正是其背后江浙金融財閥的權力觸手。
蔣記國府表面是一個擁兵自重、主權獨立的中央機器，但實質仍是為域外資本所控、為江南地區買辦財權所掌的傀儡式代言人。
從早期的虞洽卿（荷蘭銀行買辦）、陳光甫、錢新之，到后期的美帝國主義資本贊助，與其將蔣介石國府的統治看做政治機器，不如將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生態視為一種典型性的「資本干預政治」或「資本操控權力」的藍本。
這是一條絕對不可以再重走的回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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