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沒吃早飯啊？！”
“我早上是沒吃飯啊！是沒吃飯啊！”
M咖啡員工瞬間破防暴怒的這句嘶吼，讓我想起了雷軍不久前拍攝一條故作親民的汽車宣傳片時遭受的評論區“翻車”……
1863年的《恩格斯致馬克思》中有語：
人民被侮辱了，這就是不幸。
而列寧在《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中的話則更加辛辣：
飽食者對一小塊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關心”，而饑餓者在關于一小塊面包的問題上永遠是“有黨性的”。
對一小塊面包“冷淡和漠不關心”，并不是說這個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說這個人已經永遠不愁面包、永遠不缺少面包，他牢牢地依附于飽食者的“政黨”。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無黨性不過是依附于飽食者的政黨、統治者的政黨、剝削者的政黨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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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咖啡事件的沖突本質，實際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矛盾，即馬克思指出的：
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僅是商品，其本質上生產了剩余價值。工人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資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義上的生產是不夠的，他必須生產剩余價值。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為資本自行增殖服務的人，才是生產工人。
因而作為國內有著“咖啡血汗工廠”、“咖啡界富士康”之稱的M咖啡，當我們洞悉了其能夠在不到十年時間內快速擴張逼近2000家門店的「經營密碼」時，也應當不會對如此詭譎亂象感到疑惑。
不僅在“咖啡門店數量世界之最”的上海，全國多地的M咖啡實質都存在著變態級別的管理制度：早7點之前員工必須要趕到門店，一次遲到即失去千元滿勤獎，三次被投訴則直接解雇。
同時，即使是上海靜安區最忙碌的M咖啡門店，高峰時段也僅配備一兩名員工——如此人員成本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本次“潑粉女工”的那句破防嘶吼，即本文開篇的“我早上是沒吃飯啊！是沒吃飯啊！”
然而即便是加班加點，這些M咖啡的員工在如上海這樣的頭部城市也只能拿到5000-6000元的月薪，且面臨著花樣繁多的克扣標準——這一切，都在M咖啡門店“全方位、無死角”的監控探頭之下。
宛若卓別林于諷刺電影《摩登時代》控訴資本家的形象演繹：
恩格斯曾這樣描述過19世紀英國的工廠：
工人是禁止攜帶自己的鐘表的，對于時間的定義也成為了資本家的特權。工人的工作時間要以工廠的時鐘為準，而資本家和他的監工們往往會常常在時鐘上做手腳：上班時先把時鐘撥早一些，下班時又把時鐘撥晚一些，通過增加工作時長剝削過多的剩余價值。
與去年年底青島發生的“保安捅死外賣員”惡性事件雷同，M咖啡事件的核心矛盾依舊是資本在確保利潤無損的情況下，大肆將利益損失的風險轉嫁給員工與消費者、從而釀成了“底層互搏”式的悲劇。
而且，M咖啡本身幾乎不會付出代價，它甚至可以以“破壞企業形象”為由將涉事員工開除，然后繼續招募新人、將源源不斷的“牛馬”納入進血汗工廠的系統里——在一個無產者始終難以團結起來的環境里，所謂“就業競爭”的內核也是一種變相的“底層互搏”，它造福的當然是坐收漁利的資本。
M咖啡自然不是這種模式的發明者，業內最典型的即是世界汽車巨頭福特公司。
福特曾經有過內部計算，沒有投入安全設備的話，公司因為賠償事故遇難的損失為$49.5 million，而投入安全設備、修復安全隱患的總成本則為$137 million——資本果斷選擇了前者。
同理，今天的快遞平臺、外賣平臺等資本方同樣不會“傻了吧唧”地多招快遞員、外賣騎手、多發獎金、多繳社保……
它們必須把快遞員/外賣騎手的數量控制在一個具象的成本量級內，既能讓騎手不得不瘋狂闖紅燈，又能讓闖紅燈帶來的死人風險被降到一個資本可接受的范圍。
這就是去年底青島“保安捅死外賣員”命案的沖突內理，也是如今M咖啡“咖啡師vs消費者”事件的底層邏輯。
資本，總是雙向盤剝索利。
像電影《年會不能停》里講述的“先進公司”所謂的“先進管理模式”即大量使用外包人員，也照盤被M咖啡復刻進現實：
這就是今天打工人的困境。
加班，也就是“無償貢獻剩余價值”的本質，是一種資本對勞動力效益所做的打破勞動契約的強征強收，它在本就處于生產資料不公平的私有制環境里進一步壓榨了工人階級的血汗成果，造福了資本家階群，亦拉大了勞資雙方的差距，從而使得話語權、議價權等也在潛移默化中日復一日地形成階級之間的鴻溝。
從19世紀到20世紀，從英國的工廠到美國的“泰勒制”，乃至21世紀的全世界（包括中國），紛紛搖身一變成了“科學管理”、“優化資源”等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之美名。
如今，這種企業文化早已蔓延至中國資本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中國的資本家領袖膽敢公然侃侃而談“996是福報”。
然而，正是在這種境遇下，居然依舊能蹦出粉飾資本家階級而控訴工人“做牛馬做的不夠格”的言論，真乃魔幻：
我實在忍不住提醒胡錫進一句：一個鐵一般的事實早已無需爭論，那就是今天中國的“企業家”其社會地位早已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家。
即便是在所謂“資本至上”的西方，也絕對不可能如今天中國官方輿論場這般屢屢以官員之口說出諸如“我們是店小二”、“企業家是親人”、“能不捕則不捕”等驚世言語，更不可能實質性默許996等加班文化盛行蔓延，以及在面對民間勞資矛盾時“拉偏架”、特別是令工會完全消失等駭人奇景一再出現。
胡錫進大可以去問問法國上街游行如家常便飯的工人，去問問美國動輒罷工停運的鐵路員工，去問問韓國每年在全泰壹祭日當天聚集吶喊的青年，以及西方國家那些議價權力高聳的工會組織——咱中國的“企業”與“企業家”真的很苦嗎？真的“比不過”西方的資本家嗎？
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迅速進展》里的話可謂一針見血：
現在也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從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鼓吹一種凌駕于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之上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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