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集中統一領導，也就沒有中國作為多民族大一統國家的集中與統一。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共產黨領導一切這種核心關鍵性的政治安排就只能進一步強化、深化，而不可出現任何動搖。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同樣是主觀愿望代替不了客觀現實。實際的情況是，在強化共產黨全面領導這個問題上，挑戰時刻存在，威脅層出不窮，特別是面臨著幾個無法回避且又難以解決的“釘子”問題，值得高度重視。
第一根“釘子”：公知群體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隊伍中滋生出了“公知”。“公知”的突出特征就是站在中國的對立面，凡事都同中國唱對臺戲。在他們的敘述中，中國怎么做都不對，中國什么事也沒有做好，完全是走進了歧途、走入了誤區。在他們的描述下，自從1949年以來的中國總體上都是一片黑暗，改開前30年不堪回首，改開后的中國也慘不忍睹。如果說還有些許成績與亮點的話，那也完全是拜西方之所賜。中國的“公知”們表現出典型的“逢中必反”的集體性政治特征（參閱筆者2014年文章《中國公知的政治本色》）。
上述事實表明，這個群體實際上完全是站在共產黨的對立面，他們種種思想輿論攻勢與攻訐盡管花樣百出，但所指目標和焦點就是共產黨。因此，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根本就領導不了他們。所謂“黨的領導”，到了公知這里完全就是子虛烏有，甚至連稍許偽裝或者一點遮羞布都不存在。正如大家所見，“黨講黨的，他講他的”，“在黨反黨”由來已久，“用小說反黨”“用影視反黨”“用講臺反黨”“用網媒反黨”不僅不受約束，還能獲獎受捧當名人。因此，公知群體是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所碰到的一根最無賴的“臭釘子”，似乎誰也批判不得，組織也管不了。
第二根“釘子”：親美勢力
當代中國存在強大的親美勢力，這是不爭的事實；每當中美或中西方發生爭執糾紛的時候，這些人毫無例外都選邊站隊在美西方一邊，這也是當今中國的政治常態。這個勢力崇拜美西方、向往美西方，把美西方視作理想的彼岸，當成心目中的天國。對于自己的祖國，則缺少親近感、信任感，更沒有多少責任感，具有相當明顯的排斥心態。無論中國受到霸權什么樣的打壓，也無論中國具有什么樣的反制能力，他們都一概無條件地要求中國向美西方妥協投降，否則就是壞了“規矩”，就是“政治錯誤”。
可見，服從美西方霸權領導是他們的基本原則。在這種原則支配下，他們當然要排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認為服從共產黨領導就等于屈從“專制”，那他們“自由世界”的主子是決不會答應的，所以他們對共產黨的領導只能漠然置之，沒有任何積極的支持或服從，總體上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態度。問題是，他們拒絕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迄今為止共產黨是領導不了也對付不了這部分人。因為親美勢力的形成不是一天兩天，他們是在改開后中美國親密發展的特殊環境下形成的；這些人背景深得很、后臺硬得很，國內有撐腰、國外有護佑；他們可以公開地辦學會、開論壇、發言論、批政府，可以公開出入美西方使領館、與美西方官員交往密談、接受指示或領受獎勵；他們不僅可以接受美西方資金資助建立組織開展活動，而且還向各省市發展組織，有的還明目張膽宣稱要由“倡導型智庫轉型為行動型智庫”。但他們越大膽，共產黨好像越拿他們沒辦法，看來他們名義上是中國人，實際上已是受美西方外交保護的“二鬼子”。可以說，親美勢力是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所碰到的干著急、動不得的“硬釘子”。
第三根“釘子”：富豪集團
當代中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富豪集團，這個集團是在共產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誕生崛起的，目前已經在中國創建了林林總總各種形式的金融資本帝國，躋身于全球同儕的上游甚至頂尖行列。因此，這個集團既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同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各種政治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出于自己特殊的資本集團利益要求，不但同上述公知群體、親美勢力聯系密切、互動配合，而且同執政的共產黨也聯系密切，努力做到左右逢源、腳踏兩只船。對于來自共產黨的領導，這個集團采取半推半就、欲拒還迎的姿態，表現出表里不一的顯著特征。他們不敢明確拒斥來自執政黨的領導要求及施加的各種干預或影響，但同時又要努力去搞定甚至馴服相關權力為己所用。于是，他們就反向地對執政黨施加各種壓力，進行各種形式拉攏、收買與腐蝕，彼此之間進行大量有形與無形的利益交換，積極塑造彼此之間既對立又勾連的復雜關系。
概言之，對于當代中國的富豪集團，所謂服從共產黨領導只不過是表面現象，總體上有其名而無其實，因此，這個集團可以算做是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所碰到的一根割不斷、離不開的 “軟釘子”。
第四根“釘子”：私資外資
大量存在于中國的私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包括中小型私營企業，已經成汪洋大海之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框架下，這些本質上屬于資本主義私有資本的企業目前大多也都建有共產黨組織，但這些組織的存在并不能改變這些資本所固有的屬性。因此，私有制企業中的黨組織充其量也只能敲敲邊鼓，扮演一個跑龍套的角色（參閱筆者文章《民營企業黨組織畸變問題不容忽視》）。這種形式本質上只具有象征意義，無非是填補一些政治空白，對企業實際上沒有領導力。當然，對于加強執政黨對私營企業的影響力，有黨組織總比沒有黨組織好，只是企業性質決定了黨組織對外資私資無法直接干預，更談不上領導權。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如今汪洋大海般的私資企業和外資企業雖然還未直接挑戰執政黨的領導權，但執政黨對他們的領導也只能停留在表面上、形式上，可以說，這對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一根隱藏著的風險難測的“暗釘子”。
當然，在上述“釘子”之外，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所遭遇的挑戰還有很多，譬如分裂、恐怖、邪教勢力等，那都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貨真價實的敵人，他們同共產黨之間的斗爭你死我活，這已經不是什么“釘子”之類問題了。另外還有新業態組織、新從業人群等，在這些領域這些人群中，共產黨領導出現有一定程度的散化與空白，但也難稱得上是“釘子”問題，而具有另外的屬性與特征。
上述這幾個主要“釘子”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黨的高度重視和警覺。
全面加強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政權的根本保證，而這幾個釘子問題的存在，如鯁在喉，有可能愈演愈烈，甚至釀成大患。譬如知識分子問題，公知群體的存在及其活動，說明共產黨領導知識分子所遭遇的新情況、新挑戰和新難題，也確鑿地證明在當今中國知識分子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而是更加突出地擺上了現實層面。一些知識分子依然不想和不愿走人民路線、中國路線，他們仍然熱衷于精英之路、附庸路線，仍然把融入美西方當做理想的前途與歸宿，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對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形成相當深遠的干擾與破壞。
黨的領導是否全面，關乎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權力的全面性能否得到落實，真正做到全覆蓋，關乎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權威。上述“釘子”的存在，嚴重損害執政黨的權力和權威，譬如富豪集團與私資外資，共產黨的領導在這里就遭遇到嚴重的虛化與消解，嚴重損害中國政治的嚴肅性，使之實際上造成相當面積的政治空白。目前這樣的政治空白已經有了由點到面的態勢，如果發展蔓延進一步連接成片，則將在相當程度上造成政治空轉局面，遠不是脫離群眾或者“無一是男兒”那么簡單。這是嚴重的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挑戰，這樣一種挑戰說明，全面加強黨的領導重點、焦點與難點都發生了嶄新的變化，同時也還面臨轉變和創新領導方式等的突出問題。正如偉人所講過的那樣，“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
全面加強黨領導存在“釘子”現象，不會僅僅停留在思想意識層面，更重要的影響在于塑造未來的社會布局和力量結構，突出問題在于如何防范越來越囂張的美西方敵對勢力對華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如何領導新興資本，怎樣約束與規范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與生長（有關問題請參閱筆者2021年文章《中國究竟有多少商業與資本帝國》），這才是真正關乎道路和方向的要害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深入開展反顛覆、反霸權、反分裂、反恐怖、反間諜“五反斗爭”，理所當然很急迫很重要，必須抓緊抓準抓實且毫不手軟地進行。但僅有應急對策是不夠的，還必須下決心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基礎變化所產生的根本性矛盾，防范根本性的政治隱患與風險。所謂“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其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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