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當我們展望2024年的世界時,可以看到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農業仍在不斷地發展,但同時也面臨諸多挑戰。在生態破壞、勞工待遇惡化、對人與動物的倫理忽視、分配不公以及農民困境等方面,資本主義農業的危機頻頻爆發。盡管美國的農業模式受到許多崇拜和效仿,實際上,該模式的高度商業化和集中化特征卻加劇了上述問題,推動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源掠奪和生態失衡的惡性趨勢。在此背景下,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 Magdoff)的這篇文章繼承了馬克思多年前關于農業與資本主義的思考,分析當前資本主義農業體系的邏輯與現實。
文章在現代的語境中全面而詳盡地展示了當代資本主義農業的困境,尤其是美國模式的問題,并有條理地揭示了資本主義根本上與合理的農業發展之間的矛盾,最終向讀者描繪了一個理想的、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農業的愿景。
作者|弗雷德·馬格多夫(美國佛蒙特大學植物和土壤科學榮譽教授)
翻譯&校對 | 侯泠、霏霏、苗苗、于同
圖片來源:網絡
在這次討論中,我想重點談談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中的一個著名段落:“資本主義制度同合理的農業相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雖然資本主義制度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合理的農業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農的手,要么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制。”
一、農業的目的和成果
在美國,幾乎所有農業生產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以最高利潤出售原材料。有些農民會加入小眾市場(niche market),比如在農場加工如奶酪和果醬等產品,直接向公眾銷售,以此來“增加價值”。然而,絕大多數糧食是由農民向大型區域或國家市場銷售大宗商品而生產的。利潤率(銷售價格減去生產成本)最大化的目的決定了:
1. 在特定年份和一段時間內種植哪些作物(輪作類型);
2. 農場動物的飼養種類、地點及方式;
3. 農業投入品,如化肥、農藥、機械和所需燃料;
4. 生產規模和機械化程度;
5. 雇用多少農業雇工及工人的待遇;
6. 出售產品的時機和設立期貨合約;
7. 是否與加工商簽訂直接生產合同。
二、資本主義農業:一個“有邏輯”的進程
這些問題彼此交織,一個決定可能直接導向其它方面的決定。比如,美國“玉米帶”地區的一個農民(玉米帶以愛荷華州和伊利諾伊州為中心,也包括明尼蘇達州、內布拉斯加州東部、密蘇里州、印第安納州西部和俄亥俄州西部部分地區及達科他州東部的大片地區)決定效仿玉米帶的其他農民,種植玉米和大豆。種植這些作物所需的基礎設施已經到位——供應商、市場安排、儲存,以及將作物運輸到市場。在這個例子中,你可能以為每個環節都是絕對理性的決定,農民所處的經濟體系在形式上是理性的。但關鍵問題是:從更廣泛的環境或社會角度來看,這一系列決策和實踐的結果實質上是否合理?讓我們來看看。
1、生態的沉淪
輪作缺位與大型農場機械化對種植環境的破壞
首先,決定集中種植一種或兩種作物,就意味著不可能進行生態上更合理、更豐富的作物輪作。農場作物單一(且不養牲畜)看似合理,因為農民可以像其它行業的生產線那樣,將時間花在專業化上:玉米帶的典型傳統農民主要種植玉米和大豆。缺乏多年生草皮類作物的輪作(如草和豆類作物,它們全年覆蓋土壤表面,有助于積累有機質)意味著土壤更容易被侵蝕,地下水更容易受到污染。缺乏更復雜的輪作也加劇了雜草、病蟲害等問題,需要人工干預,通常會使用農藥。
對這兩種作物的依賴也意味著,如果這些作物的價格下跌到接近或低于生產成本的水平——像2014年初秋玉米和大豆的情況——農場可能會面臨經濟困難。政府補貼,包括聯邦補貼的收入保險計劃(大農場和保險公司是真正的受益者),在收入下降時(例如價格下跌或作物歉收時)緩解了這種情況。因此,專門種植兩種作物,未能分散風險而導致的不合理的經濟體系,由于包括農民、投入行業、加工商、貸方及保險公司在內的農業游說團體的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補救。
農藥噴灑機 | 圖片來源:網絡
玉米和大豆的種植數量取決于這兩種作物的相對利潤潛力——這一點每年,甚至一年之中都在持續變化。玉米與大豆的預計價格對農民來說很重要(如果農民在播種季節開始前簽訂銷售合同,則可以鎖定價格)。但同樣重要的是種植這兩種作物的相對成本——玉米成本更高,主要是因為對氮肥的需求和在銷售前風干玉米粒的成本。
這些作物每英畝利潤很低,因此需要更多的土地來獲得足夠的農場總利潤,以便在當前的經濟標準下維系一個家庭的生計。例如,假設種植玉米或大豆的利潤約為每英畝200美元。一個有100英畝農田且所有田地都種植這些作物的農場將獲得20,000美元的利潤。辛苦工作了一整年,這收入并不算多。結果是,除非你找到一份農業之外的工作來補充收入和提供福利(許多農民都是這樣做的),否則你需要購買或租賃更多土地。隨著農場規模擴大,農民更難真正了解他們的土地。俗話說:“農民的足跡是最好的肥料。”農場規模越來越大的結果是,農民沒有涉足過這些農場的大部分土地。
更大的農場意味著需要更大的機械來覆蓋廣闊的區域。機械化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勞動效率,從而減少每英畝和每單位作物(即每蒲式耳、每磅或每公斤)使用的勞動力。然而,機械化并不一定能提高畝產量,盡管它能讓農民更快速地工作。這種更重、更昂貴的設備有一個潛在的缺點:較大的設備允許農民在土地非常濕潤時操作,導致土壤被壓實,因為土壤越濕,土壤結構越容易被破壞。雖然較小的設備也會壓實土壤,但使用功率更大的拖拉機讓農民在土壤不適宜的狀態下也能耕種。
玉米-大豆模式投放農藥炸彈:生態與水體污染
只種植玉米和大豆導致使用更多農藥。玉米和大豆都是一年生作物,因此在這種沒有多年生作物輪作的條件下,雜草會大量繁殖。一般來說,這些雜草與作物一起快速生長,并在作物收獲之前完成其生命周期,為來年埋下大量種子。
此外,病蟲害問題由于大面積種植兩種作物而激增。大豆孢囊線蟲侵染大豆根部并導致產量顯著下降,可以通過在玉米或小麥等非寄主作物中輪作兩年來控制。雖然在大豆作物之間輪作一年玉米會有幫助,但在受感染的田地中,大豆的產量仍會下降。
圖片來源:The Food Inc
依賴農藥來控制雜草、昆蟲、線蟲和疾病導致了所謂的“農藥跑步機”:一旦你踏上跑步機,就很難下來,因為害蟲會對農藥產生抗藥性。這意味著農民必須改用不同種類的農藥,有時甚至不得不使用多種農藥來解決曾經由一種農藥能解決的問題。
已有大量文獻研究證實農藥對人類和其它“非目標”物種的毒性。農藥經常污染農場工人和農場附近的居民、蔬菜、水果以及供水。例如,除草劑“莠去津”(atrazine)已被發現會損害人類和其它生物,但仍被廣泛使用,并且可以在農業地區的大部分飲用水樣本中找到殘留。許多其它農藥也常殘留于食物和供水中。
除草劑“莠去津” | 圖片來源:網絡
與采用更復雜的輪作或種養結合的綜合農場相比,玉米和大豆的專門化種植會導致更多的化肥使用。我會在下面更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在這些農場,實際發生的養分循環(即作物殘余返還土壤并分解)很少,因此每年大量的化肥投入已成必然。這類農場將所有的玉米和大豆作物出口到遙遠地區,用做飼料、加工成食物產品(麥片、植物油等)、食品添加劑,或用于生產汽車燃料乙醇。然而,這些出口的作物中所包含的營養物質全部來源于土壤,因此,土壤中的營養流失必須用化學肥料加以補充。
這種玉米-大豆的雙作物體系尤其具有“泄露效應”,導致硝酸鹽水平升高,并經常滲入到地表和地下水中。玉米在短短兩個月內會經歷異乎尋常的迅猛生長,隨著植株長高和增葉,玉米從莖葉生長的非繁殖階段轉變為玉米粒飽滿的繁殖階段,為了達到最高產量,玉米需要更快地吸取和利用氮養分,這除非土壤極其肥沃,或者是在苜蓿等多年生豆類作物后接替種植。因此,必須施用高含量氮肥才能確保植物生長需要時獲得充足的氮。現在氮肥的施用能更好地滿足作物的需求,但是在收獲季節,土壤中幾乎總是檢測到硝酸鹽含量升高。
在玉米-大豆的雙作物種植區域,水體的硝酸鹽污染很常見。這是因為硝酸鹽(NO3–)很難在土壤中保留(本身帶負電荷),很容易滲入到地下水和排水溝,流入溝渠、溪流和河水中。玉米覆蓋了如此大面積的土地,這導致地下水和排水受到高濃度的硝酸鹽污染。飲用水中硝酸鹽濃度升高,迫使許多城市使用昂貴的處理系統以降低污染濃度,將其控制在符合公共健康標準的范圍內。
去年,在花費了近一百萬美元降低浣熊河中飲用水中的硝酸鹽含量后,愛荷華州得梅因市準備起訴管理排水區的三個上游縣。中西部玉米田中的硝酸鹽被沖刷到密西西比河,通過河流匯入墨西哥灣,在那里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死亡海域”(氧氣含量極低的區域)。
墨西哥灣的“死亡海域”嚴重惡化中
圖片來源:轉角國際
2、農民一步步被套牢:轉基因技術與人工智能對農業系統的重塑
由于耕種面積不斷擴大,農民愿意接受任何能簡化系統的措施,以便能夠耕種更大的面積。這就是轉基因(GM)種子的用武之地。迄今為止,孟山都和先正達等公司向農民兜售的轉基因種子,其主要優點是通過簡化田間作業,使農民更容易種植更大面積的土地。這影響了對種子的選擇,例如,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含有抗除草劑的成分,如抗草甘膦玉米,這意味著減少田間往返和使用單一除草劑——直到雜草對已使用的除草劑產生抗性。因此,農民現在必須使用不同的除草劑并增加施用量,以控制對草甘膦產生抗藥性的雜草。
在過去的十年里,農民在耕地勞作的過程中,除了整地、種植和收割,又增加了一個新任務:移動電子信息收集。這些額外的田間設備過于昂貴,因此全套的設備一般只適用于超大型農場。正如愛荷華州一位大規模種植(20,000英畝)農民所說,以前“擁有1000英畝(玉米地)的農民就可以過上不錯的生活......我不確定這種情況能維持多久。”
這些幾乎完全自動化的專門設備——能夠收集有關產量、谷物水分含量和土壤狀況等信息,還可以在需要時在距所需位置一英寸以內精確操作,并具備自行駕駛功能等——僅適用于某些特定作物。購買此類設備可以更輕松地進行大面積耕種,將農民更加緊密地鎖定在“易于種植”、“易于收獲”和“易于銷售”的雙作物的簡化系統中。孟山都公司掌握著如此多的作物品種,同時還收購了一些公司,讓它們為各個田地和農場提供、處理和存儲農業信息。這使得孟山都公司在農業生產領域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三、非理性:資本主義農業的系統性悖論
1、一邊是豐收,一邊是饑餓
在食物豐富和浪費的情況下,仍然有很多人在挨餓。如果資本主義農業的目的是種植糧食來養活人民,那么美國就不應該出現饑餓。然而,超過4000萬美國人被認為“食物無保障”——這發生在一個糧食種植量實際超出需求的國家。即使在印度這樣的國家,糧食出口也是在人們挨餓的同時進行的。
正如2004年《華爾街日報》的頭條新聞所指出的那樣:“印度悖論:豐收和饑餓加劇。”饑餓和營養不良的災害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普遍存在。“食物權”是不存在的,盡管它像清潔的空氣和水一樣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基本權利。相反,與其它商品一樣,如果你沒有錢購買所需數量或質量的食物,那么就將不得不從慈善團體或政府項目中盡力爭取。
2、食物浪費
整個食物系統的不合理性之一是產生了巨大浪費——估計約占美國生產的食品的三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家庭層面的浪費,扔掉的食物通常最終會進入垃圾填埋場。然而,當農民種植的農作物多于他們最終售出的數量,或者當他們的產品不符合零售商要求的尺寸和各項標準時,也會出現大量的浪費。
根據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2012年的一份報告,“一位黃瓜種植大戶估計,他種植的蔬菜中實際離開農場的不到一半,而在出售前被淘汰的黃瓜中,75%是可食用的。”加工及售賣過程中還會產生額外的浪費。超市更愿意貨架上貨品豐富以表明供應充足,不愿造成供應短缺的觀感;貨架上的產品一旦變質,就會被當作垃圾扔掉。有些浪費可能無法避免,但美國的大部分食物浪費都是由于系統中的不合理性造成的。
在美國及其他地區,包括南美洲國家,對更大農場的追求還有另一個社會層面的影響,即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大規模流離失所。除了征用導致的流離失所外,人們也因為無法與低價的進口食品競爭而放棄他們的農場。因此,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全面生效時,許多墨西哥農民不得不放棄種植玉米。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要求降低或取消食品保護性關稅的“結構調整”之后,整個加勒比地區和許多其它國家的農民也面臨著同樣壓力。
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問題之一是:如果未來的農民通過高度機械化的大規模種植生產世界上所需的所有糧食,那么從事農業的數十億人將會怎樣?當流離失所的農民搬到城市貧民窟,并沒有足夠的就業機會提供給他們,于是他們試圖在“非正規經濟”中度日。因此,大型農場單位的增長正在造成社會混亂和更加嚴重的糧食不安全問題。
3、養分循環下降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城市的發展將人們與生產糧食的田地分隔開來。在二十世紀中后期,大規模動物飼養業也導致動物與出產飼料的土地分離。因此,生產糧食和動物飼料的農場需要進口大量化肥,同時大量的養分在城市和工業化養殖場堆積,經常造成污染問題。農民依賴化肥,一方面克服了農產品中營養物質持續流失的問題,但開采和生產過程中的能耗和污染都帶來了巨大的環境代價。隨著有機質水平急劇下降,土壤健康狀況也逐步惡化。
工業化養雞場 | 圖片來源:網絡
不人道地對待動物,給反芻動物喂食高淀粉飼料。大型工業化養殖場的飼養條件是不人道的,“肉雞”通常幾十萬只養在一起。飼養肉雞的目的是為了讓它們快速增重——這當然意味著更快“周轉”和更多利潤——并且出于顧客偏愛白肉而都有大雞胸。肉雞很少動,大部分能量都用于生長。在整個生長周期中,它們大部分時間都坐在地板上,即使糞便不斷堆積。由于不斷接觸糞便,它們胸部的羽毛會脫落并出現瘡口。雞舍一批雞被賣掉運走后才進行清理,但也僅在舊糞便上放置一層薄薄的墊料(如木屑),便可用于養下一批肉雞。肉雞大多在昏暗的光線下長大(公司可能禁止自然采光),在暗無天日的雞舍里度過六到八周的生命。雞飼料中加了可疑的添加劑,如促進生長的激素,但很多雞還是在擁擠的環境下死亡。養雞場工人的任務之一就是定期檢查雞舍并清除死去或殘疾的肉雞。
肉雞生長速度極快——八周內從0.002磅增至8.8磅,相當于一個出生時重6.6磅的嬰兒在兩個月內長到大約660磅——這催生了反常的雞類。毫無疑問,雞類的生長速度比人類快,但“改良”基因和催肥的飼料導致的超快生長卻造就了一種最不幸的動物。由于肉雞生長速度太快,它們的腿可能無法支撐體重,所有因跛腳無法走路的肉雞都被安樂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如此評論肉雞的遭遇:“如果你虐待了一只雞,小心被捕;那將幾十萬只雞虐待至死呢?這是所謂的農業綜合企業。”籠養蛋雞的情況可能更糟,它們一直被關在小籠子里,甚至啄不到地面。
肉雞生長速度激增 | 圖片來源:The Food Inc
這些問題不僅限于禽類養殖。比如生豬飼養——母豬被關在板條箱中,無法轉身,以便“更有效”地喂養小豬——單看照片都覺得殘忍。
牛是反芻動物,已經進化到能從草原獲取提供全部營養和能量的食物,其中纖維素(一種我們人類無法消化的植物結構元素)通過瘤胃中微生物的活動為牛提供大部分能量。但為了讓它們快速增重,飼養場里的數千頭肉牛不斷被喂食含有大量玉米粒和大豆的飼料,以提供蛋白質(種植玉米和大豆需要使用大量殺蟲劑和化肥,如果牛在牧場上,則不需要這些東西,因為害蟲問題更少,而且大部分養分會以糞便和尿液的形式直接回到土地)。
同樣,抗生素和激素已成為工業化養殖系統的一部分,以更“有效”地讓動物增重。
4、生產和加工中的勞工問題
施用殺蟲劑和收獲農作物,尤其是水果和蔬菜(這兩種作物比較難以機械化)的農場工人通常待遇很糟糕。他們的工資很低,即使雇主提供住處,通常條件也很差。農業雇工方面的法律本來就不太嚴格,且常被忽略。許多工人沒有“合法”身份,逆來順受,很少抱怨。要贏得尚可的工作條件,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如佛羅里達州伊莫卡利地區種植西紅柿的工人那樣。
屠宰場的工人工傷率很高,而且待遇“只比荷美爾屠宰場的生豬好一些”。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這樣描述這些工人:“雇主招募移民工人是為了破壞工會和降低工資。‘非法’移民生活在恐懼之中,不敢舉報違反勞動法的行為。肉類加工廠的工作充滿冷酷無情的壓力和危險。”與此同時,許多動物權利組織非常關注養殖場動物遭受的不人道待遇,但對工人的待遇卻保持沉默。
墨西哥移民被迫進行超強度勞動
圖片來源:網絡
美國從墨西哥西部和西北部進口大量食品,尤其在較冷的月份,進口每年消費量一半以上的西紅柿,這已成為美國食品供應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多數從墨西哥南部引進的原住民勞工在極惡劣的條件下工作,近乎奴隸制。《洛杉磯時報》對墨西哥這些農場狀況的報道發現:
1. 許多農場工人基本上被迫居住在老鼠出沒的營地中數月,通常沒有床,有時沒有可用的廁所或可靠的供水;
2. 一些老板非法克扣工資,以防止工人在收獲時期離開;
3. 工人們由于得為公司商店的必需品支付高價,常常負債累累。當他們的信用被切斷時,有些人只能靠撿食物來維持生計。收割結束后,工人們身無分文地回家是常事;
4. 那些想要逃離債務和苦難生活的人必須與警衛、鐵絲網、有時甚至是主管的暴力威脅作斗爭;
5. 美國大公司有義務為工人提供基本的安全保護,如清潔的住房和公平的薪酬等,但他們在這些社會責任方面無所作為。
5、生物多樣性缺失
為種植經濟作物而消滅了本地植物物種,從而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不同物種棲息地的喪失也意味著自然調節機制的喪失。由于種植很少種類的(或單一)作物導致土壤有機質耗盡,土壤中的生物多樣性也會喪失。另一種多樣性喪失是作物本身的遺傳多樣性。
2004年,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上個世紀以來,農作物的遺傳多樣性已經喪失了約四分之三。在6300個動物品種中,有1350種瀕臨滅絕。”來自商業公司的種子已經滲透到世界農業的大部分領域,甚至在物種起源地區(通常是最高遺傳多樣性的地區)也取代了本地品種。由于私營公司集中推廣很少幾種基因一致的品種,導致作物內缺乏遺傳多樣性,使得種植單一作物的田地更容易遭受病蟲害。
6、依賴大量的化石燃料
“現代化”的大規模耕作依賴巨大的能源投入,這些能源幾乎全部來自化石燃料。農業的一些特定環節尤其能源密集。提到大型農場,我們會想到龐大的機器和開動機器所需的柴油。的確,制造和使用機械非常耗費能源。此外,將大氣中的氮氣(N2)轉化為植物可以利用的形式(銨和硝酸鹽)也需要大量能源,在種植玉米所需要的能源總量中,約有三分之一僅用于生產和施用氮肥。
7、農業生產的矛盾
關于農業,有意思的一點是,產品價格變化對生產的影響與其它類型產業的情況不同。與所有產業一樣的是,“當農產品價格較高時,農民會尋求最大化生產,以實現較高的價格和總凈收入”。然而,農產品價格較低時的情況卻與傳統經濟學的規律相悖,即價格下降理論上應導致產量減少。
當農產品價格較低時,農民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產量,以降低單位生產成本,目的是盡可能多地彌補可變成本和固定成本。在其它產業中,勞動力是最高的成本,但這些勞動力是可以閑置的。與這些產業相比,農民的固定成本較高,因此,農民與中小企業面臨的挑戰截然不同。對于在低價時期耕作的農民來說,增加產量對固定成本的一丁點補償都有助于減少損失。然而,產量的增加卻會導致價格的進一步下降。
因此,農民在高價時期(理所當然地)和低價時期(反常地)都會拔高產量。每單個農民的理性經濟決策都違背了所謂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邏輯,最終造成了整個農民群體的非理性決策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農作物的高價時期,農民快速提高總產量的主要方式是將邊緣土地(通常是極易受侵蝕的土地)、保護緩沖地帶或帶狀地帶轉換為經濟作物種植用地。這種做法加深了環境破壞。
政治關系密切的大公司可以推動法律法規,改變農民的種植意愿,這同樣會影響糧食價格。例如,農業綜合企業巨頭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Archer-Daniels-Midland,以下簡稱ADM)的前負責人德韋恩·安德烈亞斯(Dwayne Andreas)與美國總統和重要的國會議員素有往來。
ADM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采購商、銷售商和加工商之一,一直在尋求農作物的新用途和可能擴大利潤的投資項目。安德烈亞斯和ADM正是美國乙醇燃料獲得授權的關鍵,他們向國會推銷時稱,要將乙醇燃料打造為“本土特產”的能源。最初,乙醇占汽油總售量的10%,而根據新的法律規定,這一比例應提高到15%。乙醇強制摻混法案實質上既是對玉米價格的支持(2012年美國約40%的玉米用于乙醇生產),也是對乙醇行業的支持。如果說以玉米為原料的乙醇產品的確能節省大量能源,該項強制規定依然存在很多問題。事實表明,種植玉米和生產乙醇(乙醇必須經過三次蒸餾才能去除所有水分)都是相當耗能的。因此,在生產和應用乙醇燃料的整個過程中,實際上可能會出現能源凈損失。
被大企業剝削的養殖小戶
圖片來源:The Food Inc
與大型綜合企業簽訂的飼養合同,也導致了養殖家禽和畜豬的農民無產化。肉雞生產集中在如德爾馬瓦半島(包括特拉華州、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的一小部分)、阿拉巴馬州北部、佐治亞州、密西西比州南部、阿肯色州部分地區和俄克拉荷馬州西部等地區。這些肉禽生產密集區的出現并非偶然。
泰森食品公司(總部位于阿肯色州,也生產豬肉和牛肉)、美國JBS(自稱是世界上最大的“蛋白質”公司,即肉類公司)和裴頓等大公司首先選擇建立工廠設施的地址,然后跟附近的農戶簽合同,規定農戶必須按照公司的標準建造雞舍,并為其提供小雞、飼料、獸藥等。除了雞舍和糞肥以外,農民不擁有任何生產資料,所獲得的報酬根據交付的雞的數量和增重率來計算。農民實際上是公司的雇員,必須聽從指示,否則就要面臨合同到期時被“解雇”,終止續簽的結果。
2015年的美國農業撥款法案中,對于那些敢于揭露該行業中的剝削行為、或尋求農民組織以謀取更多權益的簽約農民,在法律上取消了對他們的適度保護。綜合企業組建了眾多的大型加工廠,而獨立農民無法實現體量相當的動物加工。豬場的情況也很類似,在豬場高度集中的地區,同樣由養殖工按照公司的合同條約飼養動物。
四、可持續替代方案
圖片來源:網絡
資本主義制度的干涉,以及各行各業努力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固有發展方式,造就了這樣一種農業現象:
1. 雖然食物充足,但仍有人忍饑挨餓;
2. 幾乎破壞了所有自然的養分循環,增加了對化肥的依賴,同時在工廠化畜牧場和城市中積累了過剩的養分;
3. 不人道的動物飼養;
4. 不良的輪作方式;
5. 農場和屠宰場勞工普遍受到不公平(或殘酷)的待遇;
6. 常見的殺蟲劑和化肥污染,此外不計其數的問題暫且不表。
傳統農民和農業體系中其他參與者的所有常規決策和行為,只有從設法在資本主義系統中謀取利潤這一極為狹隘的視角來審視,才能找到它們的意義所在(也就是說,它們在這個框架內才是合理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特定農產品的種植對市場價格波動的依賴,以及種植計劃隨價格波動而做出相應變化——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眼前的金錢利益——這種模式與農業的本質是矛盾的,因為農業必須要滿足世世代代所需的全部永久性生活必需品。”
結論顯而易見:資本主義農業體系在現實世界中的運作方式在環境和社會方面都是不合理的。
合理的農業究竟應該是什么樣的呢?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定義:合理農業的主體是個體農民或農民協會(合作社),目的是為全體人民提供充足、優質、多樣的食物,同時以符合動物倫理、與生態系統和諧共處的方式管理農場和田地。消除對勞動力的剝削:任何在農場勞動的人都和其他人一樣,是一名農民。如果單獨工作的農民需要幫助,可以過渡為合作農場。土地上糧食的實際生產將通過順應和改善(而非支配)農業生態系統的方式來完成,由此在農場及其周邊環境中建立起無為而治的自然系統。
這樣的合理農業要求我們首先需要進行社會經濟體系的革新,讓新的體系在滿足人民需求(包括健康、繁榮的環境)、而非積累利潤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圖片來源:上下游
作者簡介
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 Magdoff),美國佛蒙特大學植物和土壤科學榮譽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農業與食品、環境和美國經濟。著有《種植作物以獲得優良土壤:可持續土壤管理》《每個環保主義者都需要了解的資本主義》等有關農業和美國經濟的書籍。此外,他還發表了大量關于環境問題的文章,囊括生態農業、生物燃料的生產和使用、生態文明、人口和全球資源枯竭以及資本主義農業的環境和社會問題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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