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會生病，社會也會生病，這是鐵律。
可悲多少風流人物看出病因也無能為力。
以史為鑒，可知興替。
壹.
柳宗元看出秦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唐亂：“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洞察出唐的軍隊制度出現弊端，卻無能阻止唐亡于藩鎮割據；
王安石看出內憂外患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根源在于法度的缺失，沒有效法先王的治國方針）。用人制度也出現弊端，導致人才稀缺，人浮于事。可他搞變法最終也沒能改善，反而更加惡化；
蘇洵看出文人的軟弱，看出投降派帶來的危害。“六國破滅，非兵不利 ，戰不善，弊在賂秦。”他借古諷今，六國破滅，弊在賂秦，而大宋王朝，更不能為了一朝安寢而與契丹西夏簽訂各種妥協的城下之盟。六國尚且有機會跟秦一搏，更何況如今的大宋，為什么反而不如當初的六國？他很明白“以退讓求和平則和平亡”，如果屢次對外敵妥協，則朝廷危矣！然而北宋最后還是亡于對外敵不斷地妥協。
時間來到毛主席時代，他帶著戰友們“進京趕考”，告誡大家別做李自成。
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毛主席卻說：“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很多人都不理解毛主席當時說的話，畢竟蘇聯曾經是自己的老大哥，實力非常強大。但毛主席看出蘇聯當時已出現特權階級，看出赫魯曉夫的短視，根本不懂馬列主義。三十多年后，1991年蘇聯解體，證實了毛主席的預言。
毛主席退居二線后，慢慢發現我們也出現特權階級，發現很多戰友也不懂真正的馬列主義，他看到別人看不到的社會病因。
作為世界偉人，一向一心為國為民，他如圣醫般開出藥方，于是舍棄一生的榮譽，搞了場大實驗，大到足以讓上下有烙印。
從短期來看，毛主席早就跟大家說：“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既然預料到美國將來會和我們交往，又預料到蘇聯會“紅旗落地”，而且信奉獨立自主，要對蘇聯去依附性，要從棋子變為真正的棋手，所以他自己甘愿做“惡人”，做了場大實驗，好讓后人在轉變的時候更容易。而且讓美國主動來訪，爭取主動權，爭取更多利益，也為后人定調一些原則。
從中期來看，搞了場大實驗，讓上下都有深刻的印象，盡量避免出現赫魯曉夫，出現蘇聯那般的“紅旗落地”。大家想一想，毛主席晚年完全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可沒經歷這場大實驗，像宋江這樣的人會更多更肆無懼憚，后果會比蘇聯好多少？
從長遠來看，人會生病，社會也是如此，可社會病了會牽扯到利益集團，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利益的，所以需要繼續革命理論，給大家做了場實驗，提供各種經驗。
可惜的是當時毛主席年齡大了，有些人拿著雞毛當令箭，有些人被欺騙。
但毛主席看出社會病因，開出了藥方，依然比歷史上的無數風流人物更勝一籌。
貳.
社會病了毛主席開過藥方，民族病了也開過藥方。清末，內憂外患，天災人禍，當時上下開出過藥方，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等，均都失敗，最后毛主席與他的戰友團結起如一盤散沙的底層，煥起精神，最后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推翻“三座大山”，重塑華夏民族魂。
認為毛主席是“大救星”最開始并不是底層老百姓，而是跟他接觸過的精英人士。
楊昌濟在臨終前給章士釗寫信，評價毛主席和蔡和森是：“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重二人。”
可惜蔡和森犧牲得太早了，他是大才，而且是最支持毛主席也是最好的戰友。
詩人柳亞子在民國時任孫中山總統府秘書，他跟毛主席交流后發現毛主席的雄才大略，預言毛主席以后會成為領袖。
抗日戰爭時期，一位南洋華僑見了毛主席后對大家說：“中國有了救星，勝利有了保障，大家要更加努力！”
這故事比較少了了解，我就多說幾句！
1939年，國民政府軍費為18億元，而南洋華僑捐款就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南洋華僑陳嘉庚在1940年3月下旬，以南橋總會主席的身份，回國考察抗戰情況。
為了招待陳嘉庚帶來的團隊，蔣介石僅僅在重慶就決定花8萬元的經費。
3月25日，陳嘉庚團隊乘飛機抵達重慶。蔣介石派出200多個單位，千余人在機場熱烈歡迎。到了重慶后有著沒完沒了的宴會，陳嘉庚副手就收到一千多張名片，各種奢華的排場，覺得國民黨拿著捐款的錢享受生活，大失所望。
他考察了一圈不得不感嘆：“中國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還在學校讀書，恐怕也要三幾十年后才能出來擔當國家大事吧，國家前途深可憂慮！”
于是決定去延安看看！
當時困難，毛主席宴請陳嘉庚，菜肴很簡單，只有是白菜、咸飯、辣椒，外加一大缽子雞湯。毛主席解釋說，“我沒有錢買雞，這只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專門送給我的。”
他在《南僑回憶錄》寫到這情況：“其住居與辦事所亦是山洞，大小與余寓略同。屋內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寫字木桌比學生桌較大，系舊式鄉村民用家私，蓋甚簡單也。”
陳嘉庚在延安調研和考察了九天，他開心地說：“余觀感之下，衷心無限興奮，喜慰莫可言喻，認為別有天地，如撥云霧而見青天。前憂慮建國未有其人，茲始覺悟其人乃素蒙惡名之共產黨人物。”
同年12月21日，陳嘉庚在華僑會議上講話：“去年新加坡各社團聯合歡迎我，我的演講措詞是相當悲觀的。我曾說，中國要轉弱為強，必須再等半個世紀才有希望。經過這次回國實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話說錯了，原來拯救中國的人不但早已誕生，并且已經在那里做出許多大事了。”
回到新加坡在一次演講中還說：我在延安看到了不同的情形，在那里人人平等，所有人都在為革命做出自己的貢獻。毛主席的辦公處設在一個窯洞內，布置很簡單。
在《南僑回憶錄》中也出了這一筆：“其領袖及一般公務員，勤儉誠樸，公忠耐苦，以身作則，紀律嚴明，秩序整然。”
當時延安經過整風運動，成為革命的圣地，有理想的青年都向往，所以毛主席跟大家很自豪地說延安——“十個沒有”。
而如今社會病了，出現的是“十個如果”！
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大家需要警惕呀。
叁.
社會病了，病在精英們，他們集體地墮落，不要把責任推給底層人民。
作為“人口紅利”，讓我們在與外國的博弈中有了些話語權，還在于工廠的廉價勞動力，在于消化房地產的房子，在于降低互聯網的推廣成本，他們是真正的英雄。
而精英墮落后，還占據話語權，他們傲慢，高高在上，很自負，以所謂成功和學歷來定性和評價一個人乃至一個群體。他們瞧不起底層，嘲諷底層，有時候雖然在聚光燈下謙謙君子，但仍如野獸般在張牙舞爪，滿嘴的血腥味。
無私的陽光暫時被烏云遮擋，魑魅魍魎松了口氣，脫籠而出，開懷大笑。
從此精致利己大行其道，然后正義化。
投降軍人變為英雄，還搬上了熒幕。
曾經東莞的文明人們津津樂道。
富豪成了“爸爸”，富二代成了“國民老公”，潘金蓮、西門慶、和珅，他們放到現在，好像也并沒有多大的轟動性。
作為老實人，作為善良的底層人，有時候顯得那么地格格不入。
學校教育了你二十年做個好人，畢業到社會拼搏，卻以血淋淋的事實教育你要精致利己，想要傲骨，好像全世界都是敵人！
辛辛苦苦讀書20載，畢業后出來工業，你了解到銀行、煙草和電力里的所謂一家三代傳承與守望，你了解再怎么努力也比不過別人在直播間賣弄風騷，一些人慢慢成了穿著長衫站著喝酒的孔乙己。
當今社會病了，病在出現“新三座大山”：新殖民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新封建主義。資本異化，權力異化，封建慣性。
新三座大山下出現了新四害：
公蜘（文化買辦，堅決地站西方立場）；
蒼蠅（流氓地痞，網絡水軍，黑社會）；
惡虎（貪官污吏，官僚主義，保護傘）；
老鼠（買辦商人，讓公變私，轉財產）。
公知看到我批判外國，以為拿國內一些丑陋的現象來惡心我，其實他們不知道我批判的是西方主導的新殖民主義，同時也會批判國內的公蜘、蒼蠅、惡虎、老鼠，我不會被這些人惡心，我擔心的是整體。
這病的藥方何在？
毛主席曾寫：“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如今應往事越幾十年，井岡山、延安，“進京趕考”有遺篇。看看當年社會與民族病了偉人如何做的，正如毛主席所說：“如果要看前途，一定得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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