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利屬于人民 ,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和集 體所有的公有制經濟 ,任何個人不準私自占有和侵吞人民的社會主義共同財產 。特 別是在黨確立了“鼓足干勁 、力爭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 的總路線之 后 , 中國人民煥發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熱忱 ,創造出了一個個人間奇跡 。即使是在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 ,我國遭到了罕見的連續“ 三年自然災害 ”,加上帝國主義、 修正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圍剿 , 中國人民也從沒有低下高昂的頭 。依 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 ,尤其是在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 命家與人民同甘共苦 、無私奉獻的精神激勵下 ,我國人民自力更生 ,奮發圖強 ,在 “工業學大慶 ,農業學大寨 ,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的號令下 ,“抓革命 ,促生產 ,促 工作 ,促戰備 ”,沖破重重困難 ,奪取新的勝利 。繼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國成功地進 行了第一顆原子彈試驗之后 ,一九六五年周恩來總理向全世界宣布: 中國已經是世 界上唯一一個既無外債也無內債的社會主義國家 ,使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迅 速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較為完整國民經濟體系的初步現代化的工業大國 ”——這就 是毛澤東時代經濟大革命取得重大成功的顯著標志!
在這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道路的實 踐中 ,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 。老人家注重學習 ,卻決不盲從 ,善于 聯系實際創新發展 。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鄭州會議與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 議上 ,兩次向全黨干部建議讀書 ,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和蘇聯 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 ”。一九五 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〇年二月 ,毛澤東甚至帶頭集中一段時間與陳伯達 、胡繩 、鄧 力群 、 田家英等一起讀蘇聯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邊讀邊議邊批注 。老人家結合 蘇聯四十二年的歷史與現實和新中國十年的歷史與現實 ,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 發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 、啟迪后人的卓越見解 。其內容十分豐富 ,是毛澤東思想的
重要組成部分 ,是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
例如 ,毛澤東結合蘇聯和中國的經驗講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 。他說 :“生 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 ,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 。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 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 。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 ,結果在計 劃中把農業忽略了 。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 :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 ,工農 業同時并舉 。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并舉 , 以工農業同時并舉為最重要。”毛澤東在 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系問題上批評教科書的觀點 。他說 :“教科書說 ,世界社會主 義體系‘沒有一個參與國強迫對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 ’,‘不會有任何歧視和不等 價交換 ’。不是那么一回事 。事實上有賣肉帶骨頭的貿易 ,這是一種政治性的貿 易。”他又說 :“在國與國的關系上 ,我們主張 ,各國盡量多搞 , 以自力更生 、不依 賴外援為原則 。 自己盡可能獨立地搞 ,凡是自己能辦的 ,必須盡量地多搞 。只有自 己實在不能辦的才不辦 。特別是農業 ,更應當搞好 。吃飯靠外國 ,危險得很 ,打起 仗來 ,更加危險 。他們和我們相反 ,不提倡各國盡量搞 ,而提倡‘可以不必生產能 靠其他國家供應來滿足需要的產品 ’。似乎想用經濟力量來控制別的國家。”
再如 ,毛澤東論述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民的權利問題時指出 :“我們不能夠把人 民的權利問題 , 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 ,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 教育 、社會保險等等權利。”他說 :“勞動者管理國家 、管理軍隊 、管理各種企業、 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 ,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 ,最根本的權 利 。沒有這種權利 , 勞動者的工作權 、休息權 、受教育權等等權利 , 就沒有保 證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 ,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 們的影響的問題 。像報紙刊物 、廣播 、電影這類東西 ,掌握在誰手里 , 由誰來發議 論 ,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 。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 ,有黨派性 。一切國家機關 、一切 部隊 、一切企業 、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 ,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 題 ,關系極大 。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 ,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 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 ,它們就可能變質 ,人民的權利就不能 保證 。總之 ,人民必須自己管理上層建筑 ,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
又如 ,毛澤東從批評《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的缺點談到科學著作的問題 ,非常 精辟 。他說 :“教科書對問題不是從分析入手 ,總是從規律 、原則 、定義出發 ,這
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 ”。“這本書雖然有些地方也承認矛盾 ,但不過是附帶 地提起 。說明問題不從分析矛盾出發 ,是這本書的一個特點 ,一個最大的缺點 。當 做一門科學 ,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 ,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 ”。“分工合作 ,集體寫 書 ,可以是一種方法 。看起來 ,這本書是幾個人分工寫的 ,你寫你的 ,我寫我的, 缺少統一 ,缺少集中 。因此 , 同樣的話反復多次講 ,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 , 自己 跟自己打架 ,沒有一個完整的科學的體系 。要寫一本科學的書 ,最好的方法 ,是以 一個人為主 ,帶幾個助手 。像馬克思寫 《資本論》、列寧寫 《帝國主義論》 那樣, 才是完整 、嚴密 、系統的科學著作。”他又指出 :“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 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 。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 規律是說不清楚的。”他還批評說 :“教科書的寫法 ,不是高屋建瓴 ,勢如破竹 ,沒 有說服力 ,沒有吸引力 ,讀起來沒有興趣 ,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寫文章 、沒有 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 。這本書說的是書生的話 ,不是革命家的話 。他們做實際工作 的人沒有概括能力 ,不善于運用概念 、邏輯這一套東西 ;而做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 實際經驗 ,不懂得經濟實踐 。兩種人 ,兩方面——理論和實踐沒有結合起來。”他 認為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 ,但是 ,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 得分家 。不涉及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 ,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 楚。”他指出 :“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 ,要寫出好的政治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 。馬 克思能夠寫出 《資本論》, 列寧能夠寫出 《帝國主義論》, 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 有哲學家的頭腦 ,有辯證法這個武器。”毛澤東這種通過認真總結經驗教訓 、探索 執政規律的科學思維方法 ,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
按照馬克思主義革命原則與策略 ,對于一次完整的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可以簡 略地將它一個周期的全過程 ,歸納成以下五大步驟 :一是建立無產階級先鋒隊和人 民軍隊 ;二是武裝奪取政權 ;三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 四是進行經濟基礎的社會主 義革命 ;五是進行上層建筑領域包括文化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 。對照中國革命的實 際情況 ,我們試加以評析 :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 , 中國經過其中的第一到第 二這兩大步驟 , 即中國共產黨依靠革命武裝 ,通過軍事大革命奪取政權完成了民主 革命的首要任務 。 由此進入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三大步驟 。在中國 ,就是旨在 鞏固無產階級政權 ,建立與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的毛澤東時代推動政治大革命的階
段 。民主革命 ,不管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式民主革命 ,還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新民 主主義革命 ,其社會基礎 ,仍然是私有制 ,是將落后的如封建的私有制變革為改良 的私有制如資本主義的私有制 ;或者將封建地主占有的土地奪取過來分配給沒有土 地的農民 ,形成一種以小生產為主體的私有制 。盡管這種變革往往也會借助暴力革 命來完成 ,但在社會文化以及思想意識形態方面 ,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 ,核心仍 然是私有制 , 因此不會自然而然地促使人們在上層建筑的思想文化領域里發生根本 性變革 。對于革命者個人而言 ,如果未經過長期的努力學習與實踐 ,系統地掌握馬 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 ,其個人對于外部世界的認識 ,乃至行動準則 ,都很難擺脫 傳統的私有制觀念的影響 。即使他們個人或曾為民主革命作出過重大貢獻 ,甚至已 經成為民主革命領袖式的人物 ,也同樣如此 。這就是那些民主革命時期黨的“ 同路 人 ”,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后的共有特征。
在中國 ,武裝奪取政權的任務完成之后 ,共產黨的高層中卻出現了一味強調所 謂“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的呼聲 ,其本質上就是共產黨內某些高級領導人試圖為 他們的小宗派、小“ 山頭 ”謀取既得利益 。盡管當時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已經 開始 ,但還很不完善 。我國所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機構在形式上仍然比較接近過去 舊的國家機器 ,遠遠未能達到人民廣泛參與監督的程度 ,更沒有達到人民民主專政 的理想要求 。革命必須繼續推進 ,到了一九五六年底 ,我國才基本完成了對私有制 的改造 ,初步建立起生產資料的公有制 ,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仍不牢固 。至此 ,第 三步驟與第四步驟都將面臨著堅持繼續革命 、不斷加以完善的重大任務 。我們所缺 少的就是第五步驟 ,深入“進行上層建筑領域包括文化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 ”,而這 一步驟又是至關緊要最為關鍵的一環 。它不僅需要繼續完善第三步驟與第四步驟中 出現的不足 ,更為重要的是其自身需要完成的任務格外艱巨 。然而 ,這一環節如果 缺失 ,革命進程就會中斷 。前蘇聯由于缺少這一環節 ,逐漸演變成了修正主義 。中 國怎么辦? 中國向何處去?這些尖銳的問題 ,當時就已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
正是在中國初步完成了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改造后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及其 以后的一段時間里 ,黨的高層在思想政治路線上發生了重大分歧 , 出現了兩種根本 對立的政治訴求 :一種是以一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劉少奇等為主要代表的觀 點 ,認為按照蘇聯領袖斯大林等人的觀點 ,隨著中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
立 , 中國社會里的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 ,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落 后的生產力的矛盾 ”。另一種是已居二線“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理論問 題 ”的黨主席毛澤東提出的中國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會長期存在 ,更多地存在于 思想政治領域 ;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因此必須 始終堅持思想政治領域的階級斗爭的觀點 。現在來看 ,一線領導的觀點隱蔽地 、變 相地再次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即恢復私有制問題 ,是一種倒退 ;毛澤東 做出科學預測并提出的觀點恰好符合社會發展的趨勢和一般規律 ,符合中國共產黨 的根本目標和宗旨 ,也恰恰與第五步驟的任務相一致 。經過毛澤東的努力 , 中國共 產黨中央委員會于一九六二年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在表面上統一了認識 ,修改了黨 的八大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主要矛盾的錯誤提法 ,提出了堅持階級斗爭的正確的政 治路線 。因此 ,在毛澤東的倡導下 ,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 , 中國用了十年時 間進行了多次政治與經濟運動 ,其核心就是圍繞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與鞏固 ,對人 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教育 。其中也包含有使人民群眾踴躍參與到構建 無產階級專政之中 ,建立起最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意圖 ,這是在上層建筑領域包 括文化領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初步嘗試 。但是十年時間 ,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適 應的意識形態并沒有在全社會完全建立起來 ;最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尤其是重點在 于由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隨時對政府機構及其員進行監督的局面也未能形成 。最主要 的原因是:“一線領導 ”嚴重的思想認識問題并沒有得到實質性地解決。在政策上搖 擺不定 ,忽而“極左 ”忽而“極右 ”,應當依靠人民群眾推進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往 往被轉移了斗爭的大方向 ,變成了對人民群眾的壓制 ,并借機促成一種新的官僚主 義體系的形成 ,使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受到極大的壓抑 。特別是在上層 建筑領域 ,極少數人把持媒體宣傳工具肆意進行封建主義 、資本主義 、修正主義的 文化宣傳 , 同時運用各種不同手段剝奪大多數人的話語權 ;極少數所謂各界“精 英 ”用繁瑣的程序與條文 ,試圖剝奪人民群眾的參與權 ;極少數專家 、權威 、學者 用專業性強為借口 ,剝奪大多數人對重大國策的參與 、討論 、決策權 ,它完全有悖 于我們國家的人民民主專政性質 。這一切理應是我們從總體上把握毛澤東時代經濟 大革命階段的成就與不足時 ,所必須予以清醒認識的 。同時 ,它也是我們繼續走向 第五步驟——深入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的邏輯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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