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二冊第十三章 開創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中國革命勝利前夕 ， 中共中央制定了“另起爐灶 ”“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和    “一邊倒 ”的三大外交政策 。“三大政策 ”的基本內容是 ：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徹  底清除帝國主義的殘余勢力 ，拒絕承認國民黨政府與外國的外交關系 ；新中國是一個充分享有獨立 、 自由的主權國家 ，作為國際社會中的平等一員 ，它與任何國家的關系必須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領土主權為基礎 ； 中國的獨立離不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 ，為確保未來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建設的順利開展 ，新中國將加入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 。“三大政策 ”反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要求 ，表明了即將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堅強意志 。獨立自主是“三大政策 ” 的本質和核心 ，而“三大政策 ”之間又有著有機的內在聯系 ，共同構成了新中國外交的堅實基礎 。新中國外交的獨立自主 ，首先表現為立即大刀闊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 ，清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控制權 。一是取消外國擁有的海關管理權 、駐軍權和內河航行權 。二是清理外國擁有的企業和房地產 。三是處理外國在華文教 、衛生和宗教事業 。其次表現為在平等 、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各國建立外交關系。

　　第一節  新中國外交與對蘇友好關系

　　在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 向全世界鄭重聲明 ：“本政府  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凡愿遵守平等 、互利及互相尊重  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 ，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毛澤東年  譜》 第 1 卷 1 頁） 鑒于建國初期所處的國際環境和歷史條件 ， 我國在對外關系方  面 ，將發展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外交關系放在第一位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  一九五〇年二月 ，毛澤東第一次出國訪問蘇聯 。老人家在訪蘇期間的講演和電報，

　　反映了我國在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合作關系方面所奉行的政策和取得的成果 。至于 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建立外交關系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關于同緬 甸建立外交關系等問題的電報中提出了兩條原則 ：第一 ，這些國家必須同國民黨政 府斷絕外交關系 ；第二 ，要通過一定的談判手續來確定建立外交關系。（《毛澤東 年譜》第 1卷 61頁）這是毛澤東力求推動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針的明確表達 。對外 貿易既是經濟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 ，又是外交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它對恢復和發 展國民經濟 ，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起著重要作用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在給中共 中央的電報中又明確提出 ，“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籌統全局的觀點出發 ，蘇 聯當然是第一位 ，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 ，其范圍和數量要有一 個大概的計算 ”。（《毛澤東年譜》第 1卷 62頁）這就清楚地表明 ，我黨歷來就沒有 過制定所謂“ 閉關鎖國 ”政策的考慮 ，政治遏制與經濟封鎖都是西方敵對勢力強加 給我們的。

　　毛澤東力主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收回已失的國家主權 。一九四九年春 ，毛澤  東說 ，我們的一個重要外交方針就是“另起爐灶 ”，即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  立的舊的外交關系 ，而是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系 。毛澤東指出： “凡屬被國民黨政府所承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 、公使館 、領事館及其所屬的  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 ，在人民共和國同這些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以前 ，我們一概  不予承認 ， 只把他們當做外國僑民待遇 ，但應予以切實保護。”毛澤東鄭重地向全  世界宣告 ：“任何外國政府 ， 只要它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 ，不再勾結或  援助中國反動派 ，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 ，我們就愿意  同它在平等 、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 ，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  題。”（參見《毛澤東年譜》 下卷 491 頁）歷史上 ，有的國家在獨立后將舊的外交關  系繼承下來 ，這樣很快就會得到外國的承認 ， 因而也承襲了舊的外交條約 。周恩來  說 ：“我們不這樣做 ”。我們堅決斷絕一切舊的外交關系 ，“這是一百多年來舊中國  的政府所沒有做到的 ”。新中國不承認一切舊的外交關系 ，一掃百余年的屈辱外  交 ，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開創了獨立自主的外交。

　　一九四九年初 ，毛澤東在同來訪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于西柏坡會談時  強調指出 ，我們這個國家 ，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 ，這個屋子太臟了，

　　柴草 、垃圾 、跳蚤 、臭蟲 、虱子什么都有 。新中國成立后 ，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  的屋子 ，從內到外 ，把那些臟東西通通打掃一番 ，好好加以整頓 。等屋子打掃清  潔 、干凈 ，有了秩序 ， 陳設好了 ，再請客人進來 。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來， 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 ，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 ，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來 。毛  澤東宣布 ，“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 ，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  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 ，立即統制對外貿易 ，改革海關制度 ，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  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 ”。對于帝國主義在中國其他方面的控制權 ，毛澤  東從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 ，提出“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  權 ”，“必須分先后緩急 ，給以正當的解決 ”。（參見 《毛澤東全集》 第 26卷 148 頁） 周恩來在談到“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時說 ：“先把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余勢力清  一下 ，否則就會留下它們活動的余地 。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被趕走了 ，但帝國主義  在我國百余年來的經濟勢力還很大 ，特別是文化影響還很深 。這種情形會使我們的  獨立受到影響。”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認為 ，為了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特權 ，我們同一  些國家建交的步伐寧可放慢一些 ，“寧愿等一等 ”。因為帝國主義總想保留在中國的  特權 ，總想鉆進來 ，為了不給它們留下活動的余地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余勢力必  須清除干凈。

　　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關于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 特權 ，必須為新中國的獨立 、民主 、和平 、統一和富強而奮斗的規定 ，在新中國的 誕生過程中和誕生以后 ，黨和人民政府采取了逐步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勢力 和影響的方針。

　　一是處理舊政府簽訂的條約 。新中國為了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特權 ，真正  實現民族獨立 ，對于帝國主義列強迫使歷屆舊政府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采  取堅決廢除的方針 。其他條約 ， 中國政府依據有關規定 ，分別給予修改 、重訂、 承認。

　　二是不承認一切舊的外交關系 。依據“另起爐灶 ”的方針 ，凡未同新中國建交 的國家 ，其原來的駐華外交機構和人員 ，新政府一概不承認其合法性 。 舊外交人 員只能被作為外國僑民對待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美國前駐沈陽總領事瓦 爾德 ， 由于從事間諜活動 ， 被中國專政機關逮捕 。美國曾以它的外交官被捕為

　　由 ， 給新中國施加壓力 ，封鎖了從上海到華北的海上運輸線 。但新中國堅決依據 自己的法律予以處理 。十一月二十一日 ，瓦爾德被判六個月徒刑 ，十二月七日 ，被 驅逐出境 。新中國并不因為某些國家的壓力 ，而放棄不承認一切舊的外交關系的原 則立場。

　　三是收回海關大權 。長期以來帝國主義列強控制著中國的海關大權 ，對中國大  肆進行掠奪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中國海關總署成立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  七日 ， 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了關于關稅政策和海關工作的決定 ，指出加強海關和外貿  工作的監督與管制對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意義 ，強調海關稅則必須保護國  家生產 ，必須保護國內生產品與外國商品的競爭 。同年四月十八日 ， 中國政務院頒  布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 規定新中國海關的基本任務是監督對外貿  易 ，征收進出口關稅和打擊走私活動 。一九五一年五月 ， 中國開始實行新的海關稅  則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獨立自主的海關稅則 。 同時 ， 由國家管制對外貿  易 ，實行進出口許可制度 。從此 ， 中國真正獨立自主的海關和海關稅則建立起來， 海關大權掌握在中國人民手中。

　　四是收回外國在華的兵營地產權 。從一九五〇年一月開始 ，北京 、天津 、上海 等市軍管會宣布收回美 、法 、英 、荷等國的兵營地產權 ，并征用各國地面上的兵營 及其建筑 。迫于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的嚴正立場 ，法 、荷按期交回兵營地產及地 面建筑 。美國認為 ， 中國的作法是違背了中美有關規定 ， 以“撤退所有美國官方人 員 ”相威脅 。一月十九日 ，新華社發表評論 ：收回外國兵營地產是在執行《共同綱 領》 的規定 ，某些外國根據不平等條約中的所謂“駐軍權 ”而占據中國地產 ，是違 背了中國政府的命令 ，侵犯了中國的主權 。 由于新中國采取了不容交涉的立場 ，很 快就收回了外國在華的兵營地產權 ，維護了新中國的主權。

　　五是取消航務特權 。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各重要港埠后 ， 當地軍管會頒布了  外籍輪船進出口管理辦法 ，規定外輪出入須經批準和查驗 ，外國人不得擔任領水  員 ，外輪不得隨便停靠或移動泊位 ，不得使用船舶電臺發報等 。一九五〇年七月， 新中國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頒布關于統一航運管理的指示 。其中規定 ，建立新中國統  一的航務及港務管理機構 ，依人民政府頒布的章則 、法令 ，予以統一管理 。外輪一  般不得駛入中國內河 ，特殊者須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才能駛入 ，但必須懸掛中國國

　　旗 ，遵守中國的一切法令 ，并封存其武器 、電訊 、攝影 、測繪等設備 。至此 ，喪失 了一百多年的中國領水主權和內河航行權全部收回。

　　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緊緊抓住出訪蘇聯的有利時機 ， 以巧妙而堅決的斗爭沖破 大國主宰的雅爾塔體系 ，收回遭到出賣的中國國家主權 ，在國際上樹立了新中國獨 立自主的大國形象 ，為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如磐石的基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抵達莫斯科進行正式訪  問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 ， 中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也抵達莫斯科 ，兩國政府  之間的談判于二月十四日結束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與蘇聯外長安德  烈·維辛斯基于當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簽訂了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同年  四月十一日起生效 ，有效期為三十年 。這個條約取消了一九四五年八月“ 中華民  國 ”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蘇聯政府在莫斯科簽訂的不平等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與此同時 ，還簽訂了 《關于中國長春鐵路 、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于蘇聯貸款  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關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補充協定》 等條約 。這  些條約的簽訂 ，在一定程度上為新中國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 。它促使中蘇兩  國關系在蜜月期一直向著良性方向發展著 ，并對兩國建立長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誼產  生了積極的影響。

　　一九五〇年簽訂的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是相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以及關于中國長春鐵路 、旅順 口 、大連的協定而言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 ，斯大林確定了戰后蘇聯在遠東的 兩個戰略目標 ：把外蒙古從中國的版圖中獨立出來 ，形成廣闊的安全地帶 ；恢復沙 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勢力范圍 ， 以確保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 。蘇聯的這 一要求通過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與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會晤 以及雅爾塔協定得到了美國方面的保證 。為了迫使中國國民黨政府接受蘇聯的條 件 ，美國和蘇聯兩面夾擊 ，軟硬兼施 。在蘇聯紅軍已經大舉進入中國東北之后 ，蔣 介石終于被迫同意簽訂了這個城下之盟。

　　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亞洲和遠東的格局 ，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 華政策。為了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中加強與美國對抗的實力 ，斯大林無疑需要新中國加 盟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 ，借助中國在亞洲牽制和打擊美國的勢力 ；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

　　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斗爭中同樣需要蘇聯的支持和援助 ，遏制美國干涉中國內戰和顛  覆新中國的企圖 。在這一點上 ， 中蘇雙方的需求是共同的 ，相互的 。取得全國政權  的中國共產黨 ，從意識形態 、未來國家的經濟建設等各方面考慮 ，顯然也要求與蘇  聯保持密切的聯盟關系 。雖然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取得了軍事上的最后勝利 ，但是  面對滿目瘡痍 、百廢待興的經濟狀況 ，新中國領導人心急如焚 。中國在恢復經濟， 發展生產 ，在一個新生國家進行建設和管理方面 ，需要蘇聯的大量援助 。而且 ， 中  國與西方國家正處于對立狀態 ，得到蘇聯的援助是中國唯一的指望。

　　然而 ，如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實現這一愿望 ， 中蘇之間卻有不同的設想 。斯大 林希望與新中國結盟的方式和表現形式不致破壞雅爾塔體系及損害蘇聯在中國東北 的既得利益 ，而毛澤東考慮的則是如何樹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 ，如何以中 蘇新型關系的表現形式為榜樣廢除舊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毛澤東認為 ，如果新 中國對舊條約的處理能首先從中蘇條約開始 ，則“在國際上我們可以有更大的政治 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 ，去審查過去中國和各帝國主義國家所訂的條約 ”。新中國 成立以后 ，解決中蘇之間的同盟條約問題已經成為中國領導人開展外交活動和形成 外交決策的當務之急 。因此 ，毛澤東在外交問題上首要考慮的就是直接與斯大林進 行會談 ，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 。在談判過程中 ， 由于對一百余年來帝國主義強加 給中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極端反感 ，也出于對國內輿論的擔心 ，毛澤東與周恩來 格外注意中蘇條約和協定中所表現的中方主權和平等權利問題。

　　第一 ， 沖破了雅爾塔體制的束縛 。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 ，美 、英 、蘇 三國首腦就如何加速打敗德國法西斯和有關戰后世界秩序的安排問題進行了激烈 的討價還價 ， 最后達成了一系列的宣告 、公告和協議 ，并就此確立了雅爾塔體 制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了巨大的創傷 ，經濟和軍事實力不如美國 。為 了集中主要力量與美國在歐洲抗衡 ，它期望在亞洲既防止美國勢力擴張 ，又與美 國達成某種妥協 。在雅爾塔會議上 ，蘇聯領導人利用美國領導人積極要求蘇聯參 加對日作戰的心理 ， 以出兵中國東北參加對日作戰作為交換條件 ，謀求在東北取 得不凍的軍事港口 、貿易港口和鐵路交通等優越的權益 。而美國領導人奉行的是 “一種利用蘇聯在華謀求利益的欲望去削弱共產黨的政策 ”，便以承認蘇聯方面的 要求為條件 ，促使蘇聯領導人只支持國民黨 。為了使雅爾塔會議上這種秘密交易

　　得以生效 ， 戰爭將結束時 ，美國政府極力推動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訂立一項同 盟條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 國民黨政府同蘇聯政府簽訂了 《中蘇友好同盟 條約》 以及 《關于大連之協定》《關于旅順口之協定》《關于中國長春鐵路之協 定》， 并就關于外蒙古問題等進行換文 。這些條約 、協定和換文規定： 宣布大連 為一自由港 ，港口主任由蘇籍人員中遴選 ，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無償租與 蘇方 ，租期為三十年 ； 中蘇兩國共同使用旅順口為海軍根據地 ，設中蘇軍事委員 會 ，委員長由蘇方派任 ，蘇聯政府有權在劃定區域內駐扎海空軍 ； 中東鐵路及南 滿鐵路由滿洲里至綏芬河及由哈爾濱至大連 、旅順之干線合并成為一條鐵路 ，定 名為中國長春鐵路 ，歸中蘇兩國共同所有 ，共同經營等等 。實際上 ，蘇方恢復了 沙皇俄國時期在中長路等方面的權益。

　　第二 ， 中蘇雙方重新簽訂了友好條約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毛澤東以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正式訪問蘇聯 ，這次訪蘇的目的是同斯大林就  中蘇兩國重大的政治 、經濟問題進行商談 ，重點是處理國民黨政府與蘇聯一九四  五年簽訂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并參加斯大林七十壽辰的慶祝活動 。廢舊  約 ，立新約 ，另起爐灶 ，是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方針 ， 當然也包括國民黨與蘇聯簽  訂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當年雅爾塔協議并未使中國國共兩黨參與 ， 舊的中  蘇條約更是繞過了中共 ，對此 ，毛澤東和中共是不滿的 。一九四九年初 ，蘇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時 ， 中共領導人首次委婉提出修改條約問題 。新  中國成立前夕 ，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期間又有分寸地與斯大林進行了當面商談。 對此 ，斯大林說 ，我們承認這個條約是不平等條約 ，那個時候不得不采取那樣的  政策 ，對日和約未簽字 ，美國不從日本撤兵 ，蘇聯在旅大駐軍是為了抵制美蔣的  進攻 。對新中國成立后如何處理一九四五年中蘇同盟條約的問題 ，斯大林與毛澤  東持有根本不同的立場與主張 ， 毛澤東希望廢除一九四五年條約而代之以新條  約 ，斯大林則寧愿維持原有條約 。這個矛盾在毛澤東來到莫斯科以后是無論如何  不能再回避了 。十二月十八日 ， 毛澤東在與斯大林第一次會晤時 ， 就要求廢舊  約 、訂新約 。斯大林說 ， 因雅爾塔協定的緣故 ， 目前不宜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  法性 ，如果改變原有的重訂新約 ，會牽涉到千島群島的問題 ，美國就有理由拿千島  群島。毛澤東堅持認為 ，原條約是同國民黨訂的 ， 國民黨既然倒了 ，原條約就失去

　　了意義 。在毛澤東的堅持下 ，斯大林才表示 ， 大約兩年以后可對條約做大的修 改 。毛澤東提出 ，讓周恩來外長赴蘇談判 ，斯大林則說 ，簽個聲明 ，外長不必飛 來 。二十四日 ，毛澤東與斯大林第二次會晤 ， 主要談越南 、 日本 、印度等兄弟黨 情況 ，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蘇條約問題 。此后 ，其他國家領導人在向斯大林祝壽后 紛紛回國 ，獨毛澤東滯留于莫斯科的豪華別墅 ， 以觀看影片消磨時光 ，斯大林再 未約見毛澤東 ，這使毛澤東十分惱火 。一次 ，毛澤東對蘇方人員大發脾氣說 ，你 們把我叫到莫斯科來 ，什么事也不辦 ，我是干什么來的？！ 難道我僅僅是來祝壽的 嗎？ 我是來辦事的 。毛澤東激動的言語 ，震動了斯大林 。經王稼祥建議 ，毛澤東在 接受塔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 ：“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 ，部分地決定于解決有關中 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 ，在這些問題當中 ，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 好同盟條約問題 ，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 ，貴我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 題 ， 以及其他問題 ”。毛澤東的 《答記者問》 在中蘇兩國報紙公開發表 ，這就將中 蘇談判的僵局公之于世 ，促使蘇聯改變保守猶豫態度 ，作出明確答復。

　　毛澤東在簽約問題上堅決而巧妙的斗爭 ，終于使蘇方改變了態度 ，斯大林被迫 同意周恩來到莫斯科談判簽訂新的中蘇友好條約 。中蘇之間簽訂一個新的條約以代 替一九四五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的問題 ，在原則上基本商定了 。但是在簽訂一 個什么樣的新條約這個實質問題上 ，莫斯科精心設計的一系列條約草案 ，卻是要完 全保留一九四五年條約的基本內容 ， 以維護蘇聯的既得利益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 日 ，蘇聯外交部起草了名為《蘇中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的第一稿草案 ，除了在政治 上保持友好同盟關系的條文外 ，該草案第七條明確指出：“締約國雙方承認 ，一九四 五年八月十四日簽訂的中長鐵路、大連和旅順口協定繼續有效。”顯然 ，蘇方最初的 設想是簽訂一個新條約而同時保留一九四五年的三個協定 ，蘇方在幾易其稿后 ，最 后形成的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草案 ， 除了在原則上確定了中蘇聯盟的關系 外 ，沒有涉及雙邊實際利益的內容 。關于中長鐵路問題 ，與一九四五年的協定相 比 ，不僅保留了原來的三十年有效期 ，其他如資產確定 、免征海關稅和貨運稅 、繳 納鐵路營業稅等規定部分是更有利于保障蘇聯利益的 。關于旅順口和大連問題 ，除 規定蘇聯駐軍從一九五〇年開始撤退 ，并在條約生效后二至三年內撤退完畢外 ，其 余一切照舊 ，要等到對日和約簽訂后再行審議 。 中方則提出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

　　《關于旅順口、大連和中國長春鐵路的協定》的草案。該草案首先在形式上與蘇方草 案不同 ， 即將幾個利益攸關的重大問題放在一個統一的協定中解決 。這實際上等于 否定了蘇方關于簽署對日和約后 ，再重新審議有關協定的原則 ，而是要求一攬子解 決所有協定的重新審議問題。

　　第三 ， 中國政府有理有力地巧妙收回了由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  約》 中被出賣的國家主權 。最要害的是中方提出了蘇方草案完全不曾設想的問題： 首先 ，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 ，放棄在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  力和利益 ， 同時聲明將上述所有權利和義務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次 ， 目前由蘇  聯臨時代管或租用的大連和旅順口地區的一切財產 ，均由中國政府接收 。再次 ，對  日和約簽訂或本協定生效三年后 ，蘇聯立即將中長鐵路及其所屬全部財產無償地移  交給中國 。中方的草案幾乎完全推翻了蘇方的原有設想 ，這是蘇聯方面感到非常意  外的 ， 以致收到周恩來的草案后 ，蘇方進行了反復研究和修改 。經過雙方的艱苦  談判 ，斯大林又一次做出讓步 ， 特別是在關于中國長春鐵路 、旅順和大連的協  定 ，基本采納了中國提出的方案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 ，周恩來和維辛斯基分  別代表中蘇雙方正式簽訂了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及 《關于中國長春鐵路、 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 等 。它標志著中國方面收回了因雅爾塔協議而招致出賣的  國家主權 。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具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自尊心 。在  中蘇友好新約簽字儀式上 ， 當斯大林錯誤地批評中國代表團未做好翻譯工作時 ，毛  澤東氣憤地說 ：“缺點和錯誤總是中國人的！”毛澤東這種抗爭精神體現出老人家對  平等立場的堅持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 ，在簽約的全過程中 ，毛澤東和周恩來始終堅  持國家之間平等原則 ，使中蘇友好新約能體現中華民族的立場 ，毛澤東廢舊約 ，立  新約 ，沖破大國主宰的雅爾塔體系 ，收回遭到出賣的中國國家主權 ，消除了我國淪  為蘇聯附庸的潛在隱患。

　　綜上所述 ，新中國之所以建國伊始就確立了“一邊倒 ”的外交方針 ，既不是我 國外交政策的全部內容 ，也的確是由當時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首先 ，它是近代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總結的產物 。中國共產黨人在認真總結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 ，深刻地認識到中    國革命欲達到勝利與鞏固勝利 ，必須倒向社會主義陣營 ，實踐也證明了“一邊倒 ”

　　方針的正確 。新中國成立后 ，美帝國主義并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 ，繼續支持國民黨  蔣介石集團 ，妄圖卷土重來 。它極力阻撓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上承認我國 ，并  在經濟上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 ，隨后又公然擴大侵朝戰爭 ，威脅中國的安全 。當時  只有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向新中國伸出了友誼之手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三 、四年  中 ，我國同蘇聯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簽訂的政治 、軍事 、經濟 、科技 、文化及其他  各種專項協定和議定書等 ，共達一百一十多種 ，而與其他國家訂立的各種協定 ，總  共才二三十件 。 由此可見 ， 當時要從社會主義陣營之外得到援助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國同蘇聯和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簽訂的條約和協定 ，對鞏固革命勝利的成果 ，對  打破帝國主義孤立與窒息新中國的陰謀 ，對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對抗美援  朝戰爭的勝利 ，對維護遠東地區的和平 ，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 ，它有助于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 。 自鴉片戰爭以來 ， 由于帝國主義長期文 化侵略的影響 ，使不少人對美國的物質文明抱有幻想 ，期望美國能給中國經濟的恢 復和建設以物質援助 。特別是一部分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 ，想借助美國的力量來抬 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 因此極力主張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 ， 以免得罪美國 。明確闡明 新中國在國際斗爭中聯合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及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 民 ，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正義立場 ，對于 打破一些人對美國抱有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振奮革命斗爭精神 ，是完全必要的。

　　再次 ，它有助于消除斯大林對中共和政府的偏見 。遵義會議后 ， 中共中央形 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核心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 體實踐相結合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 ，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 題上的錯誤主張進行了抵制 ，所以蘇共和斯大林對中共一直是持保留態度的 。在 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堅持自己的獨立立場 ，斯大林錯誤地將南共開除出 情報局 ，并與南斯拉夫中斷了正常的外交關系后 ，則對在中國革命中堅持自己獨 立立場的中國共產黨更加特別敏感與警惕 。尤其是中共執行正確的統一戰線政 策 ，準備吸收一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新中國的政府工作 ，斯大林又懷疑 中共會不會執行親英美的路線 。在此情況下 ，公開表明在兩大陣營對峙的世界格 局中 ， 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 采取 “ 一邊 倒 ” 的方針 ，對消除蘇共和斯大林的偏見和疑慮 ，增強相互間的了解和信任 ，加

　　強友誼和合作 ，也是完全必要的 。總之 ，“一邊倒 ” 的方針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 物 ，是與新中國的國體相適應的 ，在歷史上起過積極的作用 。絕不能因為后來中 蘇關系的破裂而對它在歷史上的正確性產生懷疑以至否定。

　　概括地講 ，這一時期 ，尤其是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 ”期間 ，蘇聯政府的確 為我國經濟建設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援助 ， 同時兩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也呈呼應配合 之勢 ；但另一方面 ，雙方之間的分歧也逐漸顯現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蘇關系中兩國 地位和實力不對稱 ，兩國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 。盡管中蘇結盟對新中國的政權鞏固 和國計民生都具有關鍵性意義 ，但是中國更需要提升自己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 力 ，發展同世界上一切對華友好國家的關系。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 ，毛澤東在接見參加外交部首批駐外大使學習班的袁仲  賢 、耿飚 、王幼平 、譚希林 、彭明治 、姚仲明 、王任叔 、黃鎮 、吉雅泰 、倪志  亮 、曹祥仁 、馮鉉 、姬鵬飛 、韓念龍時說： 聽說你們不久就要出國赴任了 ， 總理  要我和你們談一談 。你們是新中國的首批駐外大使（當然首批中應包括已去蘇聯  的王稼祥同志）， 大都是從部隊征調來的高級干部 ，都是將軍 。將軍當大使好！ 現在建國伊始 ，百廢待舉 ，各個部門 、各行各業 ，都需要干部 。我國和許多國家  建立了外交關系 ，需要大批外交干部 。我們新中國的外交是 “ 另起爐灶 ”，需要  新的外交干部 。解放軍歷來是我們培養干部的地方 ，所以中央決定從部隊挑選一  批干部 。現在我們的高級干部中懂外語的很少 ，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 暫時不懂  外語 ， 也可以當好大使 。漢代的班超 、張騫不是也不懂外語嗎？ 但他們出使西  域 ，不但能夠不辱使命 ，而且功績卓著 。將軍當大使好 ，好在哪里？ 首先 ，你們  出去我們放心 ， 因為你們不會跑掉 。第二 ，你們中間有好幾位是參謀長 ，參謀長  擅長調查研究 ， 當然政治部主任也善于調查研究 。所以 ，你們到國外當大使仍要  發揚在部隊的長處 ，也要開展調查研究 。剛才談到 ，暫時不懂外語也可以當好大  使 ，但是從長遠的觀點來看 ，你們還是要像總理所說的 ， 學點駐在國的語言文  字 ， 只有懂得外語 ， 才能閱讀當地報紙 ， 才能和別人交談 ， 也才能做好調查研  究 。不過 ，對于通過調查而了解到的情況 ， 必須加以研究 ， 去其糟粕 ， 取其精  華 。研究很重要 ， 只有通過研究 ，才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 。凡事都不會孤立地， 存在要看到事物間的聯系 。 比如 ，在一個地方看到有冷卻塔 ，再觀察一下周圍，

　　看到配套的建筑設施 ，經過分析綜合 ，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發電廠 。再如 ，一個 國家要出兵事先總有很多跡象 ，如動員 、軍事運輸增加以及輿論變化等等 。通過 對這些跡象的研究 ，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結論 。從報刊和書本中 ，也可以獲 得很多有用的東西 。有時 ，從報紙上看到一條不起眼的消息 ，經過研究 ，也許能 從中發現一個大問題 。談到調查研究 ，我們不妨學學宋代的沈括 ，他每到一個地 方 ， 總要把那里的城鎮關隘 、山脈河流 ，詳細記載下來 ，并繪成地圖 ，還把當地 的土地物產 、風俗人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所以 ， 當朝廷派他和遼國進行劃分邊 界的談判時 ，他對有關數據 、資料十分熟悉 ，脫口而出 ，對答如流 ，使遼國占不 了便宜 。總之 ，要重視調查研究 ，重視學習。

　　任何一個國家 、民族都有其自己的優點和長處 ，我們要通過研究 ，認識和學習  別國的長處 。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也要學 。資本主義的政治不能學 ，但是他們在經  營管理 、生產建設中的好經驗 ，值得我們學習 。學是為了用 ，要把學到的好的東西  運用到國內建設中來 。毛澤東對即將擔任駐瑞典大使的耿飚說 ：你是到西方國家  去 ，要了解和學習他們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 。中瑞關系的建立 ，不但將使兩國人民  之間 、我國和北歐國家之間的友誼得到加強和發展 ， 而且也將有助于世界和平。 （《毛澤東年譜》第 1卷 100頁）

　　第二節  中美之間的對峙與斗爭

　　眾所周知 ，二戰結束后 ，美國對華基本政策是扶蔣反共 ，力圖在中國大陸建立  一個親美的政權 ，并且在軍事上援助蔣介石 。按照西方傳統的國際法 ，一個新的國  家政權 ， 只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才能成為國際法的主體 ，享有國際法的權利。 對于舊政權與外國政府簽訂的條約和協定 ，新政權也有遵守的義務 。如果承認和接  受這樣的國際法原則 ，就將意味著西方國家能夠繼續通過不平等條約控制中國 ，那  樣的話 ，新中國的獨立和主權就成了一句空話 ，革命的意義和成果就將化為烏有。 因此 ， 中國共產黨絕不可能受這樣的國際法原則的羈絆。

　　當解放戰爭轉入戰略決戰后 ，人民解放軍相繼占領了沈陽等重要城市 。在接收 城市的過程中 ， 出現了一些涉及對外政策的問題 ，急需中央就對外方針做出明確統

　　一的規定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了新中國的外交關系  問題 。毛澤東在會上指出 ：“現在他們（指美 、英 、法等國） 沒有合法地位 ，不必  忙于要帝國主義承認 。我們是要打倒它 ，不是承認它 ，將來要通商 ，可考慮 ，但亦  不忙 ，忙的是同蘇聯及民主國家通商建立外交關系。”（參見 《毛澤東年譜》 下卷  432 頁）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毛澤東在審閱 《中共中央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時特別寫上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項 ，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  政 。 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 ， 中國境內之事 ，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  決。”（參見《毛澤東年譜》 下卷 441 頁） 這一重要指示對外交關系 、外資關系 、對  外貿易 、海關稅收 、外國人辦的報紙刊物通訊社及外國記者等方面的主要問題 ，都  規定了暫行的政策 。一九四九年四月 ，周恩來對參加新政協的愛國人士指出 ：“我  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 ， 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 ，獨立自主 、 自力更生的  立場。”六月十五日 ，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上向全世界鄭重聲明 ：“ 中國必須獨  立 ， 中國必須解放 ， 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 ， 自己來處理 ，不容許  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毛澤東全集》第 26卷 443頁）

　　此刻 ，根據毛澤東“另起爐灶 ”的外交方針 ，我們決定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  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 ，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系 。同時， 毛澤東又進一步闡述了與“另起爐灶 ”相聯系的另一外交方針政策“打掃干凈屋子  再請客 ”。毛澤東說 ，“帝國主義總想保留一些在中國的特權 ，想鉆進來 。有幾個國  家想同我們談判建交 。我們的方針是寧愿等一等 。先把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余勢力  清除一下 ，否則就會留下它們活動的余地 。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被趕走了 ，但帝國  主義在我國百余年來的經濟勢力還很大 ，特別是文化影響還很深 。這種情形會使我  們的獨立受到影響 。因此 ，我們要在建立外交關系以前把屋子打掃一下 ，‘打掃干  凈屋子再請客 ’”。

　　盡管中國人民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 ，但并不拒絕與西方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 系與經貿關系 。我們的要求在于： 與西方國家的相互承認與建交必須以平等為前 提 ，而不應被視作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恩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毛澤東就對 來訪的西方記者說過 ，對香港“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 ， 中國那么大 ，許 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 ，先急于要這塊小地方干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毛

　　澤東全集》第 22卷 270頁）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 ，英 、法等西方國家先后向中國共 產黨方面試探 ，要求就承認和建交問題進行接觸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 中共 中央致電華南局 ，贊成與英國進行商業來往 ，并表示如英國領事館人員確有通商誠 意 ，可考慮其進入解放區與華北政府直接接洽。

　　一九四九年初 ，全國大局將定 ，毛澤東與斯大林代表米高揚談話時說 ：“中國 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 。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 ，把軍隊開去就行了 ，海島上的 事情就比較復雜 ，需要采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 ，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 式 ，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 。在這種情況下 ，急于解決香港 、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 多大意義了 。相反 ，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 ，特別是香港 ，對我們發展海外關 系 、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 。總之 ，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后決定。”（《毛澤東傳 （1893— 1949）》 中央文獻出版社 ，948頁）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 ：“關于同外國  人做生意 ，那是沒有問題的 ，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  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 ， 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毛澤東全  集》 第 26 卷 149 頁） 周恩來也說：“在經濟上 ， 有買賣就做 ， 國際貿易要開展， 這是于雙方都有利的 。”毛澤東 、周恩來還通過陳銘樞向司徒雷登轉達口信說  “ 政治上必須嚴格 ， 經濟上可以做生意 。”其后 ， 在新政協籌備會的講話中 ， 在  《論人民民主專政》 的文章中 ， 毛澤東都重申了要和外國人做生意的思想 。新政  協通過的 《共同綱領》 作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  外國政府和人民恢復并發展通商貿易關系 ”，為同世界各國開展正常的經濟往來  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并未與國民黨政府一道遷 往廣州 ，而是異乎尋常地滯留南京 。毛澤東判斷 ，“美國援助國民黨反共的舊政策 已破產 ，現在似乎正在轉變為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的政策 ”。為此 ，老人家于四月 二十八日致電渡江戰役總前委 ：“現美國方面托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 ，英國 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 。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 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系 ，我 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周恩來也在與民主人士的談話中表明了 中共對建交問題的態度“我們既不斷絕 ，也不急于建立外交關系 。如果急于要求承

　　認 ，就會陷入被動 。帝國主義若要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 ，就要按平等原則進行談  判 ”。（參見《毛澤東年譜》 下卷 491 頁） 四月三十日 ，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總部發言人起草的關于“紫石英號事件 ”的聲明中 ，表示愿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  交關系 ，并提出了新中國與外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原則“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 互利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 ，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參見  《毛澤東年譜》 下卷 494頁）

　　五月初開始 ， 中共方面代表黃華與司徒雷登進行過多次接觸 。毛澤東密切關注  著事情的進展 ，并于五月十日和六月三日兩次作出指示 。毛澤東要求黃華向司徒雷  登表明 ，“如果美國政府愿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的話 ，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  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 ，并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余力量的聯系 ”，“并永遠不要干  涉中國內政 ”。（參見 《毛澤東年譜》 下卷 500 頁） 司徒雷登在會談中一面表示， 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 ，不愿參加中國內戰 ，并愿同新中國建立新關系 ；一面  卻又按照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提出的 “ 承認 ”條件 ，要求新政府應當承擔國際義  務 ， 即保證西方國家享有舊條約所賦予的特權 。司徒雷登還提出訪問北平的要  求 ，想與中共最高領導人進行直接接觸 。 中共方面同意司徒雷登以私人名義前往  北平 。六月十五日 ， 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上再次鄭重聲明 ：“任何外國政府， 只要它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 ，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 ，并向人民  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 ，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 、互利和互相  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 ，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參見 《毛澤東年  譜》 下卷 518 頁） 毛澤東還請人轉告司徒雷登 ，仔細讀讀他的十五日講話 ，將從  中知道中共的態度 。他特意提醒 ，“美國 ”與 “美國帝國主義 ” 的稱呼是有區別  的 。“美國 ”是指美國政府的絕大部分 ，這部分對中國持友好態度 ； 至于 “美國  帝國主義 ”，則是指美國政府中那些制定敵視中國人民的政策的人 。他希望美國  從今以后不再援助蔣介石的反動政府 ，而是能像羅斯福 、史迪威 、華萊士那樣行  事和制定政策 。如果美國能這樣對待中國 ， 中國自然也會同樣友好地對待美國 。當  事人胡喬木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 ：“盡管我們不急于解決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的承  認問題 ，但我們也確實作了在具備條件時與它們建交的準備。”然而 ，美國政府的  決策者并沒打算放棄敵視中共的政策 ，他們認為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可能提高中

　　共的威信 ”，命令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 ”。

　　五月十三日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電司徒雷登 ，提出承認新政府的三個條件： 一 、該政府事實上控制該國家領土和行政機構 ；二 、該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國  際義務 ；三 、它的執政得到其國內人民普遍認同 。與此同時 ，美國政府還分別向一  些西方國家和亞洲國家發去照會 ，要求他們與美國結成共同戰線 ，“切勿采取導致  承認中共政權的任何行動 ”。八月五日 ，美國政府發表《美中關系白皮書》， 為其對  華政策的失敗辯解 。作為回應 ，毛澤東連續發表 《丟掉幻想 ，準備斗爭》《別了， 司徒雷登》 等五篇評論 ，抨擊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實質 ，號召全中國人民徹底  放棄對美帝國主義的種種幻想 ，強調只有組織力量同他們斗爭“才有希望在平等和  互利的條件下和外國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新中國宣布成立后的第四天 ，杜魯門  政府就宣布將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 。可見 ，并非是中共拒絕與美國建立正常的外交  關系 ，而是美國政府的頑固態度使中美關系陷入長期的僵局。

　　當時 ，如何確保未來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建設的順利開展 ，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  人在確定新中國外交方針時必須優先考慮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 ， 由于強大的國際敵  對勢力的存在 ， 中國革命如果得不到國際革命力量的援助是不可能勝利的 ，勝利  了 ，要鞏固 ，也不可能 。就當時的形勢而言 ，對新中國國家安全的現實威脅 ，主要  來自于美國可能進行的武裝干涉 。與社會主義陣營站在一邊 ，和蘇聯結成強大的同  盟關系 ，將能夠為新中國提供強有力的安全保障 ，有效地防范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干  涉和顛覆活動 。因此 ， 中國“必須和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團結在一起， 首先是和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團結在一起 ，使我們的保障人民革命勝利成果和反對  內外敵人復辟陰謀的斗爭不致處于孤立地位。”

　　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之后 ，最緊迫的任務是醫治戰爭創傷 ，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 濟。發展經濟需要資金 ，需要技術和設備。這些東西從哪里來？指望美國等西方國家 提供援助 ，這只能是一種幻想。杜魯門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作出決定 ：如果中 國任何地區直接或間接地被共產黨控制 ，經濟合作署即應立即停止向該地區運送援助 物資。 自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起 ，美國配合國民黨對南起閩江口、北至遼河口的中國 東部沿海港口實行封鎖 ，禁止一切外國船只駛入。美國聯合其他西方國家對華實行經 濟封鎖和禁運 ，一切直接的軍事物資和裝備 ，重要的工業、交通、通訊物資和設備都

　　禁止向中國出口。十二月 ，美國國務院正式通知所有海運公司 ，一切美國商船不得冒  險駛入上海 ，否則將受政府處罰。杜魯門政府的嚴厲限制使美國對華出口降到很低的  水平 。據美國商業部統計 ，對華出口總值在一九四八年為二點七三四億美元 ，一九  四九年跌至零點八二六億美元 ，一九五〇年一月至八月更減少到零點三三億美元。 而此時的蘇聯則向新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 。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于一九四九年六月  秘密訪問蘇聯 ，爭取斯大林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支持 。斯大林承諾新中國一成  立 ，蘇聯立刻予以承認 ，并向新中國提供援助 。雙方還就蘇聯政府向新中國提供三  億美元貸款和派遣專家達成協議 。把美 、蘇兩國的態度加以對照 ，利弊得失 ，一目  了然。“我們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 ，真正的友誼的  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 ，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

　　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 ，把基點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 ，從本國的國情出發 走自己的路 ，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根本經驗之一 。因此 ，毛澤東在設計新中國外交的 藍圖時 ，堅定地把獨立自主作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和出發點 ，將其貫穿于“三大 政策 ”的制定和實施中 。堅持獨立自主 ，反映在國際戰略和對外關系上 ，就是在維 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基礎上 ，堅持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 ，獨立自主地處理內外事 務 ，根據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 、態度和政策 ，不拿原則做交易 ，不 受任何外力的干涉 。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強調 ，新中國的外交必須是獨立自主的外 交 ，這是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不可動搖的基本權利 。我國政府在經濟 、政治等方 面堅定維護自身主權利益的同時 ，在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方面也堅決地處理了外國 人在華經辦的文教、衛生和教會等機構。

　　一是停止帝國主義在華新聞機構的活動 。在陸續解放大城市的過程中 ，各地軍 管會就已開始清理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建立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宣傳機關 。新中國成 立之后 ， 中國政府停止了美國新聞處的活動 ，“英國文化委員會 ”的活動也受到嚴 格限制 ；禁止外國僑民在華興辦報紙 、雜志和刊物 ；禁止同中國無外交關系國家的 通訊社和記者的活動 。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短短的幾個月中 ，就有效地控制了新聞 輿論宣傳 ，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陰謀活動。

　　二是處理外國人經辦或接受外國人津貼的文化 、教育 、衛生等機構 。在新中國 成立前后 ， 中共中央指出 ，外國人辦的學校 ，暫許其維持現狀 ，但其校長必須是中

　　國人 ，必須報告其經費來源 ，其課程必須按照其他學校的規章統一辦理 。到一九五 一年一月 ，教育部接管了外國津貼的高等院校 。從此 ， 中國的高等院校一律由中央 人民政府接辦 。外國人創辦的醫院也接受了新政府的監督和檢查 。對于外國人開辦 的救濟機構 ，如屬國際合作團體者 ，在不損害中國的主權和獨立前提下 ，方能接受 救濟和援助。

　　三是處理受外國控制和影響的教會 。長期以來 ， 中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程  度地受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和影響 ，往往接受它們的津貼 ，有的甚至成為帝國主  義間諜活動的庇護所 。新中國成立后 ，政府要求教會團體遵守中國的法令 ，容許暫  時接受外國的津貼 。在政府的引導下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 由四十位基督教  界的領袖和著名人士發起 ，一千五百位教會領導人士響應 ，發表了《中國基督教在  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 的革新宣言 ，號召中國基督教割斷同西方教會的關系， 在短期內完成自治 、 自傳 、 自養的革新運動 。這一宣言得到絕大多數中國基督教徒  的支持 。一九五四年七月 ， 中國基督教會第一屆全國會議在北京舉行 。會上 ，正式  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從此 ，結束了基督教被西方教會控制的局  面 ，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 中國天主教知名人士發表了 《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宣  言》， 從此中國的天主教會也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依據新政協《共同綱領》 的有關規定 ， 中國政府按照區別對待的方針處理建交  問題 ，迎來了“第一次建交高潮 ”。對社會主義國家 ，采取不經談判即行建交的辦  法 。蘇聯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并互派大使的國家 。繼蘇聯之后 ，東歐和亞洲的社會  主義國家相繼承認新中國并建立外交關系 。對民族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 ，采取  了先談判后建交的原則 ，在對方明確表示不承認臺灣的國民黨政權 ，支持恢復中國  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后 ，再就建交具體問題進行磋商 。與緬甸 、印度 、巴基斯坦等  國建交都是用的這種辦法 。對于美 、英 、法等國 ，則不急于采取行動與它們建交。 美國對新中國采取敵視的立場 ，繼續支持跑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 ，不存在建交的可  能 。英國雖然較早承認了新中國 ，但在國際事務中追隨美國 ，對新中國在聯合國的  代表權問題態度曖昧 ， 因此雙方在日內瓦會議后只是互換代辦 。同荷蘭的關系也是  采取了同樣的辦法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半年時間里 ，我們就與十七個國家建立了正  式的外交關系 ，并得到二十六個國家的正式承認 。新中國對非社會主義國家建交問

　　題上的態度 ，反映了捍衛獨立 、主權和尊嚴的決心 ，也反映了與不同社會制度國 家 ，特別是同鄰國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真誠愿望。

　　在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中美曾借助于在印尼萬隆召開亞非會議之機 ，打開 了兩國大使級會談的對話窗口 。一九五五年四月萬隆亞非會議期間 ， 中國政府總理 周恩來發表聲明 ：“ 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 ，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 勢 ，特別是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的問題。”七月十三日 ，美國在英國 、印度斡旋下 作出反應 ，建議中美雙方各派一名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談。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 ， 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后在華沙）舉行 。中方代表 是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后由續任駐波蘭大使王國權擔任）， 美方代表是駐捷克斯洛 伐克大使約翰遜 。會談有兩項議程 ，一是雙方平民回國問題 。二是雙方有所爭執的 其他實際問題 。在第二項議程下 ，各方均可提出它認為應予討論的直接牽涉到中美 雙方的問題 。九月十日 ，雙方就第一項議程達成協議： 中美雙方承認 ，在各自國家 內的雙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權利 ，并宣布已經采取并將繼續采取適當措施 ，使他們能 夠盡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 ， 中美兩國分別委托印度和英國政府協助中美平民返回本 國 。隨后 ， 中方提出第二項議程的兩個議題 ，美國禁運問題和中美外長會議討論緩 和臺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 。而美方卻要求在第二項議程下先討論所謂“放棄為了達 到國家目的而使用武力 ”問題 ， 由于美方的提案將中美兩國在臺灣地區的國際爭端 與中國政府通過和平方式還是使用武力來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式這一內政問題混為一 談 ， 由于美方堅持把雙方就“互不使用武力 ”問題達成協議作為討論禁運問題的先 決條件 ， 因而使會談在第二項議程上陷入僵局。

　　為推動會談繼續進行 ， 中方從一九五六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先后提出關  于促進中美人民往來和文化交流 、關于中美兩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準許對方新聞  記者前來進行新聞采訪 、關于彼此給予司法協助等協議聲明草案 ，但均為美方所拒  絕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第七十三次會議上 ，美方又以其大使調任為由， 委派非大使身份的代表參加會談 ，企圖降低會談的級別 ，致使會談中斷達九個月之  久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 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 ，要求美方限期派出大使級代  表 。七月二十八日 ，美國指派駐波蘭大使比姆為美方代表 。九月十五日 ， 中美大使  級會談在華沙復會 。此后 ， 中美大使級會談一直斷斷續續地舉行 。中國政府在會談

　　中始終堅持兩項原則 ：美國政府保證立即從中國領土臺灣省和臺灣海峽地區撤出它 的一切武裝力量 ，拆除它在臺灣省的一切軍事設施 ；美國政府同意中美兩國簽訂關 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 。但是由于美方堅持其干涉中國內政的立場 ，會談沒能 在緩和與消除臺灣地區緊張局勢這個關鍵問題上取得任何進展 ，只是在兩國沒有外 交關系的情況下 ，成為兩國保持某種接觸、交換意見的途徑。

　　事實上 ，美國對華一貫堅持敵視政策 ，對中國大陸采取軍事上威脅 ，政治上打  擊 ，外交上孤立 ，經濟上封鎖的遏制戰略 。美國政府長期堅持拒絕承認并竭力阻撓  其他國家承認新中國 ； 國際上 ，美國阻撓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  位 ，千方百計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 、經濟封鎖與軍事包圍 。為了與世界取得廣泛  聯系 ，不使中國成為一個被人為封閉的國家 ，我國才沒有將香港和澳門一舉收復， 目的就是通過香港 、澳門打開通往世界的窗口 。 中國的抗美援朝 、抗美援越等戰  爭 ，就是為了抗擊美國的軍事威脅與包圍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戰斗 ，而美國的遏制  戰略持續了二十年之久。

　　第三節  從日內瓦會議到萬隆會議

　　新中國成立后 ，在冷戰的大背景下 ， 中國實行對蘇聯“一邊倒 ”的外交政策， 中國外交重點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 由于美國對華實行敵視政策 ，特  別是朝鮮戰爭之后 ，西方世界將中國視為異端 ，實行圍堵政策 ，使中國孤立于國際  體系之外 ； 中國對亞非國家也是習慣于雙邊外交 ，基本上不參與多邊外交活動 。從  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到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 ，為新中國打破孤立困境 、融入世界  接連提供了兩個難得的機會 ，大大提升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國際聲譽。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 ，周恩來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 了在日內瓦舉行的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 。這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首次在大型的國際會議上亮相 ，是中國通過國際會議嘗試和平解決國際爭 端可能性的一次重大努力 。這次會議由蘇聯 、美國 、法國 、英國和中國五大國及其 他有關國家參加 。盡管中國 、蘇聯和朝鮮代表提出了幾個全面解決朝鮮問題的合理 方案 ，但由于美國根本不想通過政治會議和平解決朝鮮問題 ，朝鮮問題未能達成任

　　何實質性協議 。然而中國政府代表團在周恩來總理的率領下 ，謀求解決問題的誠 意 ，致力于世界和平的良苦用心 ， 內剛外柔的外交藝術 ，使頑固不化的美國國務卿 杜勒斯陷于孤立 ，使他的副手史密斯無所適從 。本次會議也讓世界更清晰得看到了 一貫以民主自由標榜自己的美國 ，對于世界和平的破壞與阻撓 ，為后來的談判贏得 輿論支持。

　　在印度支那問題上 ， 中國的表現格外突出 。從初期提出合理的建議 ，到后來積  極說服越方爭取和平 ，直至最終促使雙方達成了日內瓦協定 ，結束了第一次印度支  那戰爭 ，為印度支那贏得了暫時的和平 。中國所起的作用是與會各國有目共睹的。 印度支那問題的和平解決成為日內瓦會議的最大亮點 ，是本次大會取得的最大成  果 。達成的協議無論是對印度支那 ，還是對法國 ，乃至世界和平事業 ，都是一項來  之不易的勝利 。這是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爭取獨立斗爭的巨大勝利 ， 同時也為以后越  南人民贏得全國范圍內獨立斗爭的勝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推遲了美國直接武裝干  涉印度支那計劃的實施 。 日內瓦會議的成功 ，使國際形勢進一步緩和 ，對亞洲與世  界和平作出了貢獻 。印度支那的停戰 ，消除了中國南部邊陲的不穩定因素 ，打亂了  美國威脅新中國的戰略部署 ，為國內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周邊環境。

　　新中國成立前后 ，毛澤東主席就多次發表聲明： 中國愿意在和平 、互利和相互 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 。此原則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 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 中 ， 以及毛澤東主席在 開國大典上宣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中均有闡述 。它包含了和 平共處五項原則等主要內容。

　　印度和緬甸是中國的近鄰。他們不但與中國社會制度不同 ，而且與中國之間有 許多歷史遺留下的懸而未決的問題 。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 ，印度被作為英國向中國 西藏擴展勢力的基地 ，英國通過各種不平等條約在西藏獲得一系列特權 。一九五〇 年中印建交后 ，印度仍希望繼續保持英國在中國西藏原有的特權和勢力范圍 。中國 政府主張予以廢除 ；而對于不損害中國主權又合乎西藏實際需要的慣例 ，在平等互 惠基礎上暫允其保留 。本著睦鄰與和平共處的政策 ， 中國政府同印度政府派遣的代 表團就關于中印兩國在中國西藏地區的關系問題 ，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進行了談判 。十二月三十一日 ，周恩來總理在接見

　　印度政府代表團時 ，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 即 ：互相尊重領土主權 （在亞非會議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內政 、平等互 惠（在中印 、中緬聯合聲明中改為平等互利） 和和平共處 ，得到了印方的贊同 ，并 寫入了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簽訂的《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 通協定》。該協定在“序言 ” 中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定為指導兩國關系的原則 。和 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一個整體首次在國際條約上成為國際關系的指導原則 。一九五 四年六月 ，周恩來總理分別訪問印度和緬甸 。六月二十八日中印兩國總理發表聯合 聲明與六月二十九日中緬兩國總理發表的聯合聲明中 ，都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 指導兩國關系的原則 。同時 ，共同倡議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一般國際關系 的原則。

　　“萬隆會議 ”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由緬甸 、錫蘭（今斯里蘭卡）、 印度 、印度尼西 亞 、巴基斯坦五國發起的 ，沒有美蘇大國參加的 ， 由民族主義國家獨立舉辦的重要 國際會議 。 中國認為“萬隆會議 ”標志著亞非國家掌握自己命運的歷史時代的到 來 ，不僅是亞非歷史而且是現代國際關系史上劃時代的大事 。毛澤東 、周恩來等領 導人高度重視 ，親自制定參會方針 ，主要內容是 ：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 ，促 進民族獨立運動 ，為建立與加強我國參與亞非國家事務和對外關系創造條件 ，力求 通過國際協商緩和并消除包括臺灣地區在內的緊張局勢 。周恩來總理親任團長 、陳 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等為團員 ，組成陣容強大的代表團出席會議 。中國力圖通過參 加萬隆會議 ，邁開走向世界的堅實一步 ， 同時積累處理多邊國際事務的寶貴經驗。

　　中國代表在會上提出的“求同存異 ”方針 ，對于推動會議取得成功作出了杰出  貢獻 ，成為“萬隆精神 ”的主要內容之一 。參會的亞非國家有著共同遭受殖民壓迫  的歷史遭遇 ，這是亞非會議得以召開的共同基礎 ，但由于社會制度 、意識形態 、宗  教信仰以及在冷戰中與美蘇親疏不同和某些其他歷史原因 ，各國間又存在分歧 、矛  盾 、隔閡和互不信任 ，尤其在對待共產主義的問題上截然分為兩派 ，有的國家攻擊  共產主義是“顛覆性的宗教 ”，是“新殖民主義 ”，主張亞非國家應與美國聯合反對  共產主義 ，要求“ 中國應公開地和正式地要求亞非各地的共產主義團體解散 ”，一  度使會議出現緊張氣氛 。周恩來適時指出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  的 。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 。但是，

　　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 ，雖然這種不同在我 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 ，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的而不是來立異的。”強調與會各國有 “求同的共同基礎 ”，那就是“亞非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受過 ，并且現 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 ”。“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尋基 礎 ，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 、互相同情和支持 ，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 、互 相排斥和對立。”“求同存異 ”的方針得到與會各國的支持 ，促成會議達成了各項共 識 。這是中國代表團對于會議取得成功作出的重要貢獻 ，也為亞非不同社會制度的 國家間發展互相關系、實現合作發展提供了指導方針。

　　中國倡議并堅持“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 ，推動會議達成重要共識 ，成為“萬隆 精神 ”的精華 。在會前 ， 中國已經先后與印度和緬甸兩個國家共同締造了“和平共 處 ”五項原則 ，作為處理不同意識形態 、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關系以及促進新型 國際關系發展的基本準則 。萬隆會議期間 ， 中國代表團積極倡導和推進“ 和平共 處 ”五項原則成為亞非國家 “建立友好合作和親善睦鄰關系的基礎 ”，強調中國 “準備在堅守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亞非國家 ，乃至世界各國 ，首先是我們的鄰國建 立正常關系 ”。中國的和解姿態與真誠態度 ，得到了與會各國的理解和支持 。會議 通過的指導國家關系的“ 十項原則 ”，就是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 。五項原則 所體現的和平 、獨立 、合作 、團結 、協商 、求同 ，成為“萬隆精神 ”的精華 ，迄今 仍是國際公認的處理國家關系的重要準則。

　　中國代表團在會議期間 ， 以高超的藝術 、靈活的策略處理各種尖銳對立的分 歧 ，化爭端為共識 ，為國際社會解決各種爭端提供了有益經驗 。當一些國家將“和 平共處 ”視為共產黨國家的語言而強烈反對之時 ，周恩來強調 ，亞非國家應“撇開 不同的意識形態 ，不同的國家制度 ”等問題 ，“進行國際合作 ，求得集體和平 ”，并 主動提議用聯合國憲章使用的“ 和平相處 ”一詞取代“ 和平共處 ”，避免了不必要 的誤會和爭論 。針對討論中的不同意見 ，周恩來也表示“五項原則 ”的寫法可以進 行修改 ，并將各代表團發言中表達出來的觀點歸納成七項原則 ，打破了僵局 ，最終 形成了“ 十項原則 ”，使會議取得圓滿成功 。中國表現出來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 合的態度 ，為國際社會解決各種爭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也成為中國外交思想的重 要財富。

　　中國代表團還采取會內與會外相結合的辦法 ，廣泛開展外交活動和結交朋友 ，  與不少國家進行廣泛的諒解性會晤 ，取得了積極成效 。會議期間 ， 中國和印尼政府    簽署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 ，規定印尼華僑必須選擇一國國籍 ，不再保留雙重國    籍 ，消除了印尼以及東南亞國家在華僑問題上對中國的戒心 。中國就臺灣海峽問題    主動發表聲明 ，表明“ 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 ”，“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 ，  討論與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 ，特別是緩和臺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問題 ”。這引起    國際社會極大反響 ，成為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先聲 。中國與尼泊爾 、錫蘭 、也門 、埃    及 、敘利亞等國進行接觸 ，促成這些國家很快與中國建交 。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代表    廣泛接觸 ，打開了中國發展與非洲和阿拉伯國家關系的路徑 。中國還爭取當時美國    最親密的盟國巴基斯坦承諾不參加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 。中國也與日本代表團進行    接觸 ，促成高碕達之助團長日后多次訪問中國 ，成為推動中日友好關系發展的重要    人物 。中國參加萬隆會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由此邁開了走向世界的重要步伐 。參    加萬隆會議取得的成功經驗 ，成為中國外交思想寶庫中的重要財富 。“和平共處 ” 成為中國和平外交的重要基石 ，“求同存異 ”和“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 ”成為中    國處理外交分歧和爭端的重要原則。

　　一九五七年 ，毛澤東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莊嚴宣告 ， 中國堅決主張一切國家 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一九六三年底至一九六四年初 ，周總理出訪亞洲 、非洲和 歐洲的十四個國家 ，提出了我國經濟援助的八項原則 ，把五項原則擴展到經濟領 域 。一九七四年 ，鄧小平在特別聯大上再次強調國家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都應建 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逐步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接 受 ，不僅在各國大量的雙邊條約中得到體現 ，而且被許多國際多邊條約和國際文獻 所確認 。一九七〇年第二十五屆聯大通過的《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 及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宣言》 和一九七四年第六屆特別聯大《關于建立新的國際經濟 秩序宣言》， 都明確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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