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國家根之所系 ， 民族脈之所維 。知識分子是文化的傳播者 ，是由一群掌 握科學文化知識的腦力勞動者所組成的一個階層 ，這個階層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發 揮著重要作用 。而舊中國是一個科學文化落后的國家 ，給新中國留下的知識分子少 得可憐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不完全統計 ，全國各類知識分子只占當時總 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三 。新中國成立后 ， 出生于舊社會的廣大知識分子在黨的教育 下 ，絕大多數在思想上 、政治上取得明顯進步 ，他們熱愛新中國 ，愿意為人民服 務 。但是 ， 由于他們長期受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階級的影響 ，對黨領導的革命事 業和黨的政策缺乏了解 ； 一部分人懷疑馬克思列寧主義 ，甚至在政治上敵我不 分 ；還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沒有得到清理 。知識分子中的這種狀況 ， 同解放初期 復雜的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不相適應 。為了進一步在知識分子中系統地 清除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的反動思想影響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 ，樹立全心全意為 人民服務的思想 ，黨中央決定從一九五一年秋開始 ，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知識分子 思想改造運動 。這場運動不僅從思想領域里根本改變了舊的文化教育與新政權極 不適應的諸多方面 ，而且使中華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恢復進程大大縮短 ，新生的 人民政權對舊的文化教育進行了接管 、接辦 、接收和初步改造 ，建立新學校 ，實 施新學制 ，設立人民助學金 ， 實施掃除文盲行動 ，科學教育加緊為文化大廈奠 基 ，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第一節 發揮知識分子獨特作用
新中國成立之初 ， 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繼承與拓展了黨在民主革命時 期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與任用并舉的政策 ，在對廣大知識分子采取團結 、教育、 改造的政策的同時 ，非常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獨特作用。
首先 ，對著名的先進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委以重任 。僅從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到十月二十一日政務院宣告成立的開國短短二十一天中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 員會分別任命的各機構的領導人選里 ，就不難看出知識分子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其中如黃炎培 、郭沫若擔任政務院副總理 ；沈鈞儒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張奚 若 、彭澤民擔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 ；馬寅初擔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 副主任 ；章伯鈞擔任交通部部長 ；李書城擔任農業部部長 ；梁希擔任農墾部部長； 沈雁冰擔任文化部部長 ；馬敘倫擔任教育部部長 ；史良擔任司法部部長 ；胡愈之擔 任出版總署署長 ，等等 。據統計 ， 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在政務院四個副總理中占了 二人 ；在二十一個政務委員中 ， 占了十一人 ；在政務院下屬三十個機構的九十三名 負責人中 ， 占了四十二人 。這些數字 ，還不包括共產黨員中的許多知識分子在內。
其次 ，對舊中國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在生活上實行“包下來 ” 的方針 。建國初 期 ， 國內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失業問題 ，這是政權更替留下的現象 。而對于那些曾 經服務于舊政權的特殊階層來說 ，這種現象就更為嚴重 。為解決舊知識分子失業問 題 ，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遺余力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政務院在 《關于救濟失業教師和處理學生失學問題的指示》 中指出 ，應在大城市舉辦各種短 期訓練班 、補習班及夜校等 ，吸收大中學失業學生入學 ，畢業后設法介紹他們參加 各項建設工作 。同時對失業知識分子進行登記 ，除盡可能地介紹職業外 ，應本著以 工代賑的精神 ，分配他們參加各種社會服務工作 ，發給生活維持費 ；無法工作者， 組織學習并發失業救濟金 。這樣就使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繼續自己原來的業務 ，一些 失業知識分子也分配到適當工作 ，經濟上給予較優越的待遇 ，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問 題 。除此以外 ，毛澤東 、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還利用自己與一些舊知識分子的 私情公誼 ，妥善地解決了不少著名人士的工作安排問題 。如著名美術家李苦禪 ，毛 澤東通過秘書田家英 ，很快恢復了他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的職務 。對一些年紀比較 大 、在社會上有一定聲望的老年知識分子 ，則采取“把他們養起來 ”的辦法 ，或者 安置在文史館一類的工作崗位 ，用其所長 ，發揮其作用 。與此同時 ，為了更好地吸 引人才 、集聚人才 ， 中國共產黨竭誠歡迎在海外留學或工作的知識分子回國服務。 新中國成立后出現了第一次海外知識分子歸國的熱潮 ，一批批留學海外的有見識、 有文化 、有技能的知識分子 ， 沖破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勢力的重重阻撓 ， 回到祖
國 。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教授離美前發表 《寫給留美同學的公開信》， 著名科學家錢 學森 、著名原子核物理學家張文裕等經過千難萬險的歸國經歷 ， 已廣為人知 。與在 國外的大批知識分子遠涉重洋 ， 回來報效祖國相呼應的是 ，新中國的領導者們 ，也 正在發揮新政權的優越性 ， 敞開胸懷 ，禮賢下士 ，為他們排憂解難 ，給他們一定的 政治地位 ，為他們參與祖國建設創造條件。
再次 ，采取各種方式 ，幫助知識分子獲得或增強為人民服務的觀念和技能 。我 們黨采取各種方式 ，盡可能吸收知識分子參加國家建設和社會服務的各種實際的工 作 。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 ：對知識分子 ，要辦各種訓練班 ，辦軍政大 學 、革命大學 ，要使用他們 ， 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 。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簡 史 、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 。就是唯心論者 ，我們也有辦法使他們不反對我們 。要 用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 、民主黨派 、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 ，是必要 的 。他還指出 ：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 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 。在這個問題上 ，拖延時間不愿改革的思想是 不對的 ，過于性急 、企圖用粗暴的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 。一九五〇年十 月二十七日 ，政務院通過的《關于處理失業知識分子的補充指示》 強調 ：處理失業 知識分子的基本方針 ，應當是經過訓練或其他方式 ，幫助他們獲得或增加為人民服 務的觀點和技能 ，盡可能吸收他們參加國家建設和社會服務的各種實際工作。
最后 ，表現在我們黨積極組織推動知識分子參加各種社會改革改造運動 。從一 九五〇年下半年開始 ，我們在知識分子中間逐漸采取自我教育與自我改造的方針， 讓知識分子參加各種改革運動 。這種實際的政治教育對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起了很 重要的作用 。北師大校長陳垣參加了西南土地改革運動后 ，所見所聞改變了他原有 的一些學術思路 。他在四川巴縣參加了斗爭地主的大會 ，并做了革命性較強的發 言 。他實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 ，發現與斗爭大會上所聽到的地主剝削的殘酷 事實不符 ， 由此想到自己過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記載勞動人民被壓迫的情況， 對以往“ 閉門治學 ”所依據的考證材料產生了懷疑 ，對幾十年來考據研究中缺乏階 級觀點進行了初步的自我批判 。著名文學家蕭乾的 《在土地改革中學習》， 美學家 朱光潛的 《從參觀西北土地改革認識新中國的偉大》， 社會學家吳景超的 《參加土 地改革工作的心得》 等文章 ，都介紹了自己在參觀 、學習中得到的收獲 。這些文章
均發表在當時的《人民日報》 上 ，在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事實說明 ，思 想改造符合知識分子的實際需要 ，得到知識分子的擁護 。也就是說 ，采取這一方針 政策 ，既有必要性 ，又有可能性 。新中國成立初期 ，對廣大知識分子采取團結 、教 育的策略 ，是從當時經濟建設的客觀實際出發 ， 同時也是符合當時知識分子實際需 要的 。執政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基本是融洽與和諧的 。知識分子以飽滿的愛國熱情 和從未有過的政治積極性 ，投入了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
通過兩年左右的政治學習以及參加各種政治運動的實踐教育 ，知識分子的思想 和心理狀態正在積極調整 ， 以適應新中國 、新社會的要求 。但是 ，黨中央和毛澤東 認為這種變化與調整還不夠 ，強度太小 、 目標要求也不高 ，世界觀 、價值觀等沒有 根本性的改變 。實際情況說明 ，大批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還不太熟悉馬克思 列寧主義 ，缺乏辨別是非的思想武器 ，而許多經過革命戰爭考驗的知識分子 ，雖然 已經學會并掌握了馬克思主義 ，但仍不會應用 ，不會去具體地分析歷史和現實 ， 以 至思想文化界呈現出某種混亂現象 ，有必要進一步學習并展開思想交鋒 ，提高政治 認識和理論水平 。同時 ，經過兩年來對知識分子的團結 、教育政策的貫徹 ，知識分 子本身也具備了接受全面的思想改造的思想覺悟 。他們目睹新中國成立兩年來 ，在 各個方面取得的成就 ，開始信服中國共產黨 。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初步解決了跟誰走 以及走什么樣道路的問題 ，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二節 推進知識分子思想改造
當時 ， 國內面臨的情況是極其復雜的 ，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 。一方面 ，經濟的 恢復和發展已經成為主要任務 ；另一方面 ，還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革命尚 待進行 。整個社會處于全面轉型時期 ，意識形態領域呈現思想多元化 ，價值觀念混 亂 ，新文化與舊文化兩種文化面貌之間的邊界并不十分明晰 。當時 ， 中國知識分子 主要由三部分組成 ：一是來自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以及軍隊中的知識分子 。他們在 新中國成立前就參加了革命 ，通常稱他們為革命知識分子 。這部分人人數相對較 少 ，新中國成立后大都成為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人 。二是解放戰爭中接收的國民黨 留下來的大量宣傳 、教育機構 ，各類學校 、廠礦企業和各種文化藝術團體中的知識
分子 ，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 、科技工作者 、文藝工作者 、新聞工作者 、醫務工作者 等等 。他們是建國初期知識分子隊伍的主要組成部分 ，知識分子問題主要是就他們 而言的 。三是當時大學還沒有畢業的青年學生 。后兩部分人中也有一定數量的人曾 是“五四 ”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分子 ，或是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和影響下 ，參加 過反饑餓、反內戰、反獨裁運動的知識分子。
然而 ，知識分子隊伍的主要成分 ，仍然是從國統區過來的舊知識分子 。他們大 多有留學歐美的教育背景 ，并長期生活和工作在舊社會 ，不可避免地帶著一些與新 社會 、新政權格格不入的舊習慣和舊思想 ；有美國情結的大學教授們 ，雖然極度不 滿于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以及美國的“扶蔣反共 ”政策 ，但仍對美國的民主充滿著幻 想 ，希望借助美國的幫助來實現中國的民主 ；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性質和中國 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表示懷疑 ，對共和國 、共產黨 、人民政府存在偏見和疑慮 ，甚至 于想在國共兩黨之外能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中國的政局 。這種“新的力量 ”， 當然指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解放戰爭時期 ，這些人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就較為 活躍 ，形成了一股很有影響的政治勢力 。當時 ，美國對這些人抱有極大的期望 。在 美國政府組織人員編寫的 《美國與中國關系 ：著重于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時期》 的白皮書 ， 以及艾奇遜為此致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中 ，就公開宣稱“要招收中國的 所謂‘ 民主個人主義 ’分子 ，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 ，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 府 ”。（《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 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3年版第 76 頁） 盡管毛澤東 寫了五評白皮書 ，反復告誡這些知識分子切勿對美國寄予幻想 ，盡管以民盟為代表 的各民主黨派及所屬的知識分子群體都表態批駁了美國白皮書 ，但毋庸置疑的是， 毛澤東對美國政府以及所寄予希望的中國這“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 ”動向是保持警 覺的 。這也就成為日后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現實依據。
一方面 ，廣大知識分子愛國熱情很高 ，大多數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留在大陸迎 接解放 ，參加祖國建設 。另一方面 ，他們的學習熱情也很高 ，急切要求了解新社 會 ， 了解中國共產黨 ， 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懇切地希望黨和政府給以教育和 幫助 ， 以便盡快地提高思想覺悟 ，轉變立場 ，報效國家 。但由于他們大多出身于剝 削階級家庭 ，長期受封建主義 、資本主義的教育 ，在思想上難免留下舊社會的烙 印 。為幫助他們擺脫剝削階級世界觀的束縛 ，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 中共中央決
定 ：開展全國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在他們中間廣泛組織馬列主義基礎知 識的學習和黨的方針政策的學習 ， 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理論的學習 ，采取各種 方式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教育 。應該說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開始在知識分子中間提 倡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針 ，與當時準備在新解放區全面開展土地改革的形勢也 有著密切的關系 。中國的舊知識分子 ，大都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 ，與封建地主階級 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土改中 ，他們要想與自己的家庭劃清界限 ，就不能不來一 番思想上的自我教育與自我改造 。毛澤東曾把戰爭和土改看成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 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 、一切黨派的“兩個關 ”，號召大家做一個完全的革 命派 ，過好土改這一關 。我們黨根據國際國內的形勢和恢復發展國民經濟的客觀需 要 ，對知識分子實行在團結 、教育的基礎上 ，進行全面的思想改造運動 。它主要包 括建國初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以及此后幾年陸續開展的對電影 《清宮秘史》 與《武訓傳》、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 、胡風文藝 思想等的批判 。其主要目的在于清除舊知識分子中對洋人買辦與封建遺老遺少的奴 顏婢膝的傾向 ，教育人民不要再有依賴洋人或者害怕洋人的殖民地人民的舊思想意 識 。應當說 ，這些批判對于宣傳馬克思主義 ，讓代表無產階級的新思想 、新文化去 占領中國舊的思想文化陣地是非常及時的 ，也是十分必要的。
正如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澤東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 的討論》 一文 中曾尖銳指出的那樣，《武訓傳》 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 。像武訓那樣的 人 ，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 爭的時代 ，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 ，反而狂熱地宣傳 封建文化 ，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 ，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 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 ，這種丑惡的行為 ，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向著人民群 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 ，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 ”的革命旗號來歌頌 ，甚至用革命 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 ，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 這種歌頌 ，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 ，污蔑中國歷史 ，污蔑中國民族的 反動宣傳 ，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 的出現 ，特別是對于 武訓和電影《武訓傳》 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 ，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 何等的程度！（《毛澤東全集》第 30卷 283頁）
毛澤東認為 ，在盲目的一片歡呼聲中暴露無遺的 ，還有某些共產黨人一進城就 喪失了歷史目標和對自己歷史使命的意識 。借用黑格爾著名的比喻就是 ：奴隸在獲 得了主人財富的同時 ，頭腦上卻做了主人的“俘虜 ”（這與李闖王沒有區別）。毛澤 東憂心忡忡的 ，也是十分驚訝地發現了這一切 ，這種發現馬上就變成了怒不可遏地 嚴厲批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 ，他們學了 社會發展史乃至歷史唯物論 ，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 ，具體的歷史人物（像武 訓）， 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于武訓的著作）， 就喪失了 批判的能力 ，有些人則甚至向這些反動思想投降 。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 的共產黨 ，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 ，究竟跑 到哪里去了呢？
毛澤東所說的“具體的反歷史思想 ”，也就是指 《武訓傳》 的基本敘述 ，這種 敘述顛倒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根本動力（革命還是改良）、顛倒了中國農村社會 的基本主體（農民還是劣紳）、顛倒了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組織起來還是個 人奮斗）。而且 ，毛澤東加重語氣說 ， 電影的問題不僅僅是“反歷史 ”，而且還是以 后者污蔑前者（以劣紳污蔑農民 ， 以個人奮斗污蔑組織起來 ， 以改良污蔑革命）， 因而實質上是“污蔑歷史 ”。毛澤東在這里反復運用“污蔑 ”這個詞 ，表述的不僅 是他本人而且是剛剛以千百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換得發言權的革命本身受到的 ，來自 知識 、社會和歷史輿論方面的傷害。《武訓傳》 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 ，承認 或者容忍這種歌頌 ，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 ，污蔑中國歷史 ，污蔑中 華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毛澤東對文藝的態度 ，表達的正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所闡述的 ：在中國這 樣的國家 ，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革命的勝利 ，并不意味著人民群眾甚至革命者本 身就自然意識到這種革命的歷史必然性 ，革命的“受益者 ”和“參與者 ”未必都是 “ 自覺的革命者 ”，一場被歷史裹挾的革命運動 ， 同自覺地意識到“歷史 ”的革命運 動還是兩回事 。共產黨人不能認同《武訓傳》 的敘事是顯而易見的 。這絕不僅僅是 因為 ：與地主階級聯合宣傳舊文化 ，歌頌和推行舊文化 ，看起來與剛剛結束的土改 運動明顯的背道而馳 ，而且更是因為 ，它與共產黨正在農村進行的 ，包括推廣全民 識字率 、現代生產 、衛生 、科技等在內的“新文化 ”工作背道而馳 。這些新文化知
識才是農村所需要的 ，而新中國廢除土地地主所有制 ，就是要廢除封建貴族教育的 經濟基礎 ，使所有農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現代教育 ，而不是繼續接受舊文化的束縛。 青年學生具有推動農村新文化建設的優勢 ，就在于他們推行的“新文化 ”，有不產 生于農村的普通的科學文化知識（例如中國 、世界 、歷史 、社會 、科學等觀念）， 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氣 ，很少有、甚至沒有農民傳統的缺點。
毛澤東本人多次強調 ：土地革命不僅是一場經濟和政治革命 ，而更是一場新文 化的革命 ，是將五四啟蒙運動擴展 、深入到中國廣大農村去的新文化運動 ，其目標 就是與地主階級爭奪文化領導權 。而廢除舊的土地所有制的意義 ，不僅僅是追求經 濟的發展甚至在經濟意義上的相對平等和自主 ，而且是追求文化特別是教育方面的 絕對平等 。與這個現代運動相反 ，地方鄉紳的所謂“義學 ” 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 有制的基礎上 ，正是這種所有制形式 ，從根本上剝奪了下層社會有受教育的經濟能 力 。而他們推行的一套舊文化 ，實際上起著束縛農民和農村的枷鎖的作用。
在許多舊知識分子看來 ，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 ，而是以種種努 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 ；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 治者 ，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 ， 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 。我 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 ， 向這些敵人投降 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 。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 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 ， 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 層建筑（政治 、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 ，新的階級力量 ，新的人物 和新的思想 ，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 ，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 頌的 ，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的確 ，如果容忍這類舊思想 、舊文化的長期存在與 泛濫 ，甚至歌頌之 ，那么許多知識分子乃至共產黨人的思想演變將是或遲或早會發 生 ，共產主義的道德理想信念只能成為被束之高閣的空話 。從某種意義上講 ，這是 毛澤東就肅清封建主義思想流毒和帝國主義奴化文化影響 ，于意識形態領域里在共 產黨人內部打響的震耳欲聾的第一槍 ，也是老人家在建國后第一次真正介入文藝問 題的討論 。毛澤東站在共產黨人必須立足于宣傳“新文化 ”的立場上 ， 明確指出： “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 ，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 。武訓自己一個人想 得不對 ，是極少的事 ，沒有什么影響 。后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 ，這是借武訓來宣傳
自己的主張 ，而且要拍成電影 ，寫成著作或論文 ， 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 ，這就引起 根本問題了。”（《毛澤東全集》第 30卷 370頁） 它就不能不與某些知識分子“思想 改造 ”的問題相聯系了。
當然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提出人們的“思想改造 ”問題 ，既非建國后才提出 的 ，也不僅僅是針對知識分子 。然而 ，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基本目的 ，就是要 將廣大知識分子轉化為新中國各項變革與建設的重要依靠力量 ，這也是我國在各方 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因此 ，在廣大知識分子中 肅清封建主義流毒和帝國主義奴化影響以及“崇美 ”“恐美 ”等錯誤思潮 ，批判資 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 ，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宣傳和學習 ，是符合歷 史前進和社會發展要求的 ，而且也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認可 。不僅吸引了那些留學 海外的知識分子紛紛回國報效祖國 ，而且也穩定了那些堅持在大陸的大批知識分 子 ；不僅安置了大批失業知識分子 ，還使他們獲得了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和機會 ；許 多從戰爭中走過來的革命知識分子在思想上進一步得到了改造和鍛煉 ；不僅從制度 上改革了國民黨時期遺留下來的舊文化和舊教育 ，而且也從思想上實現了對幾百萬 舊知識分子的團結和改造 ，為整個國家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 礎 ，培養造就了大量有用的知識人才。
這場思想改造運動 ，是從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高等院校開始的 。其中一個動因 是想借此推進高校的改革 。舊中國高等教育事業 ，基本上被帝國主義和官僚地主階 級所控制 ，具有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 ，存在缺乏全局規劃 、力量分散 、脫離 實際等缺點 。為改革破除阻力而進行思想改造運動 ，也有其歷史合理性 。一九五一 年五月二日 ，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 中層 ’工作 的指示》， 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組織清理工作的目標和方針政策作了具體的 規定 。指出這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目標是 ：徹底打擊學校中的封建 、買辦 、法西 斯思想（崇美 、親美 、恐美 、反共 、反蘇 、反人民思想）， 劃清敵我界限 ，暴露和 批判教師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如宗派主義 、 自由主義 、個人主義等）， 劃清工人階 級和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 ，初步樹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等 。指示還 具體規定 ，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 ，在這次運動中 ，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的教師 ，可以而且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后迅速過關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
的教師 ，經過適當的批評后再行過關 ；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教師經過反復的批評檢查 后予以過關 ；只有百分之二左右的不能過關 ，需要作適當的處理 。這樣就能做到爭 取 、教育多數教師 ，孤立 、打擊少數壞分子 ，達到團結 、改造高級知識分子的目 的 。 目標 、方針政策明確以后 ，各條戰線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方式進 行 。在科研戰線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一般不發動群眾斗爭 ，主要是本人在 小范圍內作檢討 ，取得別人的諒解和幫助 ， 自覺清理錯誤的思想觀點和學術觀點， 講清歷史 ，劃清敵我界限 。對國內外有名望的科學家 ，則是嚴格保護的。
九月七日 ，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與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 （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十二位教授致信周恩來 ，響應政府改造思想的號 召 ，發起在北大教員中進行一次政治學習運動 ，并敦請毛澤東 、劉少奇 、周恩來等 十位中央領導同志為教師 。九月十一日 ，毛澤東看到此信后 ，認為這種學習方法很 好 ，親自在來信上批示 ， 同意派幾位同志前去演講 。九月二十九日 ，周恩來總理受 中央委托 ， 向京津兩市的高等學校教師作了《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 的動員報 告 。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體會 ，詳細分析了知識分子改造思想的必要性 ，他希望 知識分子要努力“從民族立場進一步到人民立場 ，更進一步到工人階級立場 ”，“逐 步地解決立場問題 ”。周恩來的報告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 ，一個以學習馬克思列 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為主要內容 ，聯系本人思想和學校情況 ，通過批評與自我批 評 ，肅清封建買辦思想 ，批評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 ，推動教育改革的學習運 動 ，很快在京津兩地各高校展開 。羅常培教授聽了周恩來等領導的報告 ， 了解了黨 的知識分子政策以后說 ：“凡是以月薪收入作為主生活來源的 ，不論腦力勞動者或 體力勞動者一律屬于工人階級 。我聽了這句話 ， 當時感覺異常興奮 。我覺得像我這 樣的知識分子已經不是革命對象 ，而可以算革命動力了 。從此我就對于中國共產黨 起了信仰 ，愿意跟隨著他走。”思想改造運動很快在整個教育系統鋪開 。以后文藝 界 、科技界 、新聞出版界 、各民主黨派 、各人民團體 、各級政府機關及工商界和宗 教界人士等都參加思想改造的學習 ，形成了一個全國范圍內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 動 。十一月三十日 ，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 指示》， 要求有計劃 、有領導 、有步驟地在大中小學的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 中 ，普遍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 ，號召他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 ，聯
系實際 ，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并指出這次運動的目 的 ，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 ，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一九五二年六月 ， 中共中央在關于科學院進行思想改造運動的方針問題給華東 局的復電中指出 ，科學院研究所進行思想改造的方針和高等學校相同 ，但方法上 應有所區別 ，應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 。北京已決定一般不采取群眾斗爭的 “ 過 關 ”方式 ，對大多數研究員只用小組會議的檢討會的形式 ， 只有十分惡劣頑強抗 拒者才需要反復檢討或大會檢討 ，過關后仍讓他們做工作 。在檢討批判其政治思 想時 ，要注意結合批判其學術上的資產階級影響 ， 防止把思想問題簡單化的傾 向 。在科學院的思想改造學習中 ，應強調政治與科學技術的聯系 ，理論與實際的 聯系 ，但以政治為主。
在文學藝術領域里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則主要采取整風方式進行 ，組織文 藝工作者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 ，幫助文藝界克服脫離政治 、脫離群眾 ，遷就資產 階級 、小資產階級的錯誤傾向 ，端正創作思想和服務方向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四 日，《人民日報》 發表曹禺題為 《永遠向前——一個改造中的文藝工作者的話》 的 文章 ，表達了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 ，成為新時代文藝隊伍中的一員的自豪感 。他 說 ：“我是一個從黑暗的舊社會里走出來的文藝工作者 ，雖然一直向往光明 ，但自 己的思想意識卻受了相當深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新社會到來了 ，我居然成為毛 澤東文藝隊伍中的一員 ，我是多么感激和驕傲！”他又誠懇地說 ：“我逐漸發覺自己 的空虛 ，我不熟悉工人 ，不熟悉農民 ，不熟悉士兵 ，也不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 。我 缺乏新的社會現實的體驗 ，甚至連人民大眾的語言也不大熟悉 。古人有一句話， ‘貧無立錐之地 ’。我今天才明白一個人在精神領域中到了‘貧無立錐之地 ’的當口 是多么痛苦 。在這個當口 ，我從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里聽見了 偉大的指路的聲音：‘了解他們 ，熟悉他們 ’，要使‘ 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 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我又聽見：‘要與群眾打成一片 ，就得下決心 。經過長期 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煉。’” 陳垣在談到自己經過幾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以后的 心態時說 ：“我是抱著懷疑的心理要看一看 ，到底什么原因共產黨能打敗國民黨的 幾百萬軍隊？ 這一定有個道理。”后來有感于國家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 ，他在不 同層次的學習會上這樣說道 ：“解放區來的干部是好干部 ，共產黨是一個不平常的
黨 ”。“對今天這樣的政府之下的生活 ，還有什么理由對政治灰心 ，對政治不聞不問 呢？”他還說 ：“過去幾十年自己太無知了 ，恨自己接觸黨太晚了。”這次運動 ，應 該說是對前面知識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直接繼續 ，繼承了前一階段的積極成 果 ，也是對黨的團結 、教育知識分子政策的繼續和發展 。從重在“對知識分子政治 上的團結 、思想上的教育到重在精神上的改造 ，形成了知識分子政策的三部曲 ”。 它表明新中國的領導人 ，不僅有魄力在生活上安定知識分子 ，在政治上團結知識分 子 ，而且有勇氣在思想上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是一次在知識分子中普及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 思想的學習運動 ，是一次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 ，引導和幫助廣大知識分子進行自我 教育的運動 ，對幫助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學習新思想 、新觀點 、新方法 ，肅清 封建的 、買辦的 、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影響 ，劃清敵我界限 ，劃清無產階級思想與資 產階級思想的界限 ，促進大多數知識分子由民族的 、愛國的立場前進到人民的立 場 ，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 ，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如毛澤東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講話指出的那樣， “在我國的教育文化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中 ，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 ，廣泛地開 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 ，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 ”。“思想改 造 ，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 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
然而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長期的 、反復進行 的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毛澤東又將 《關于〈紅樓夢〉 研究問題的信》 致各同志 ，而這些毛澤東親自寫在信封上的名字 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文化界名流共二十八位 ，他們都是一些關乎中國政治 、經濟、 軍事 、文化教育事業命脈的人物 ，可見毛澤東對此事的重視程度有多高 。毛澤東一 針見血地指出 ：“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 《紅樓夢》 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 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為什么說是三十年呢？ 因為俞平伯的 《紅樓夢研究》 原名 《紅樓夢辯》 是一九三二年寫成并出版的 。“看樣子 ，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 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 ，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事情是兩個 ‘小人物 ’做起來的 ，而‘大人物 ’往往不注意 ，并往往加以攔阻 ，他們同資產階
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 ，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信后又補充道 ：“俞平 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 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 ，但應當批判他們 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 ，不應當對他們投降。”毛澤東的這封信 ，無疑在中國文化 思想戰線掀起了又一場風暴。
由兩個“小人物 ”的兩篇文章引起的風暴 ，不僅是對于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方 法和態度的分歧 ，更是反映了對于中國古典文化研究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傾向的 分歧。《評紅樓夢研究》 一文指出 ：“賈氏的衰敗不是一個家庭的問題 ，也不僅僅是 賈氏家族興衰的命運 ，而是整個封建官僚地主階級 ，在逐漸形成的新的歷史條件下 必然走向崩潰的征兆。”文章進一步指出 ：俞平伯和胡適“都是否認 《紅樓夢》 是 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杰作 ，否認《紅樓夢》 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會的人的悲劇 ，進 而肯定《紅樓夢》 是個別家庭和個別的人的悲劇 ，把《紅樓夢》 歪曲成為一部自然 主義的寫生的作品。”這里指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和他們的根本分歧 。毛澤東還在 信中指出 ：“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 在全國 放映之后 ，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 雖然批判了 ，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 ，又出 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 ’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 ，這是 值得我們注意的。”毛澤東在信中不僅指出不能容忍胡適和俞平伯三十年來的唯心 論統治中國古典文化對青年的毒害 ，更不能容忍黨內的一些“大人物 ”對宣楊賣國 投降反動思想文化現象不加批判而放任自流的行為 。這應該是毛澤東氣憤填膺地指 示黨內高級干部要對這些“怪事 ”引起“注意 ”，“引出教訓 ”的主要原因。（《毛 澤東年譜》第 2卷 297頁）
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對電影《武訓傳》 的批判 ， 因為他總是以階級論作為切入 點來看待和處理問題 ，他的思想和方法也就與眾不同。《武訓傳》 宣揚對封建統治 階級投降的思想和奴顏婢膝的精神 ，丑化中華民族敢于反抗 、堅貞不屈的英勇形象 和斗爭精神；《清宮秘史》 則宣揚對帝國主義妥協投降的賣國思想 ，污蔑義和團運 動與太平天國革命同帝國主義浴血奮斗的民族氣節與反抗精神 ；而 《紅樓夢研究》 的作者俞平伯 、胡適之流 ，三十年來抹殺和掩蓋《紅樓夢》 反封建的主題 ，把《紅 樓夢》 當做作者感嘆身世的自傳 ，兒女私情的傾瀉和懺悔 ，認為《紅樓夢》 是“怨 而不怒 ”的“色 ”“空 ”觀念的思想流露 ，貶低 《紅樓夢》 積極的社會意義 ， 以及
新生代青年追求個性解放的悲劇價值 。他們與維護封建統治階級 ，反人民進步 ，投 降賣國的思想意識一脈相承 。任其泛濫 ，它必然會毒害青年思想 ，瓦解人民繼續革 命的意志 ，腐蝕共產黨人的斗爭精神 ，這應該就是毛澤東積極地開展思想文化戰線 斗爭的出發點 。不容置疑，《紅樓夢》 成為中國讀者喜聞樂讀的中國古典小說 ，是 它深刻地反映了清朝末年的現實生活 ，表達了被黑暗統治幾千年的新生代青年的夢 想和追求 ，它別開生面的悲劇結局激發起人們追求個性解放而擺脫不幸命運的欲 望 ，其別具一格的悲劇結局突破了中國戲曲 、小說大團圓結局的局限 ，成為中國古 典文學中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悲劇巨著 。而毛澤東的批判精神將它推向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 ，成為人民群眾有益的精神食糧。
在開展對胡適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唯心論批判之后 ，我們黨又轉入到對 胡風錯誤政治思想地批判 。首先 ，胡風承認錯誤 ，他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代替無產 階級觀點 ，思想方法片面 ，并有個人英雄主義 ， 以致發展到與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 對抗 。毛澤東在關于胡風問題的報告上批示 ：“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 ，反黨 反人民的文藝思想 ，進行徹底的批判 ，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 ’里躲藏起 來。”隨后 ， 中央指示指出 ：胡風的文藝思想 ，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 ，他 披著“馬克思主義 ”外衣 ，在長時期內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斗爭 ，對一部分作家和 讀者發生欺騙作用 ， 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 。各級黨委必須把這一思想斗爭作為在 黨內黨外宣傳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的一項重要工作來看待 ，并進一步指出 ：這些思想 斗爭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這是通過對我國知識分子所熟悉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 的批判來具體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思想 。向人民群眾宣傳唯物主義思想以提 高他們的覺悟 ，是黨的一項最基本的經常的任務 。毛澤東在審閱上述報告之后指 出 ：“假的就是假的 ，偽裝應當剝去 ”。“幫助黨徹底弄清胡風及其反黨集團的全部 情況 ，從此做一個真正的人 ，是胡風及其胡風派每一個人的唯一出路。”并告誡革 命共產黨人 ，“切不可書生意氣十足 ，把復雜的‘ 階級斗爭看得太簡單了 ’”，甚至 “驕傲自滿 ，麻痹大意 ， 或者顧了業務 ， 忘了政治 ， 以致許多反革命分子 ‘ 深入 到 ’我們的‘肝臟里面 ’來了 ”。“損害我們的肌體 ，使我們的事業遭到嚴重的損 失。”毛澤東在《〈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 的序言和按語》（參見《毛澤東選 集》 第五卷 160 頁） 中明確指出 ：“胡風所謂‘輿論一律 ’，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
表反革命意見 。這是確實的 ，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 ，而 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并進一步指出 ：有些糊涂的人們 ，“他們分不清楚人民 的內部和外部兩個不同的范疇 。在內部 ，壓制自由 ，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 點的批評 ，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 ，是犯罪的行為 。這是我們的制度。”毛澤東以 無產階級政治家的氣魄和風度 ，把胡風問題由原來文化思想戰線唯心論與唯物論的 斗爭上升到階級斗爭和肅清黨內反革命問題的高度 ，辨明“輿論一律 ”與“學術自 由 ”的階級性和矛盾的不同性質 ， 明確指出 ：我們所以重視胡風問題 ，就是用這個 事件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干部 ，知識分子 ，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和辨別能力 ，激發他 們的革命熱情 ，開展各條戰線上的揭露和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爭 。胡風事件 給人留下深刻的啟示 ：文學藝術和學術研究本身就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和階級性 ，它 必然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 ，政治的產物 ；在熱火朝天的現實斗爭中 ，她更不是某個 人隨心所欲 、凌駕于革命之上的玩偶 。當一個人背離時代潮流 ，忤逆人民心聲 ，醉 心于個人情趣 ，無論其理論有多精深 ，藝術性有多高妙 ，他必然被滾滾奔騰的時代 洪流所淹沒 。胡風就是這樣一個犧牲品 。“沉舟側畔千帆過 ，病樹前頭萬木春 ”。伴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巨大進步 ，新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在歷經多次政治思 想教育并不斷有所收獲的進步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 ，取得了令世 人矚目的輝煌成就。
第三節 改革舊教育發展新文化
毛澤東不僅是新中國的締造者 ，還是新中國教育事業的奠基人 。毛澤東在領導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同時 ，始終重視和關心中國的教育事業 ， 以富有獨創性的理論豐 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思想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當天 ，毛澤東就簽發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其中對于新中國的 教育政策做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 、即民族的 、科 學的 、大眾的教育 ”。“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普及教育 ，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注重技術教育 ，加強勞動者的業務培訓和在職干部教育 ，給青年知識分子和非知識 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 ， 以適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一九四九
年至一九五二年 ，在鞏固和發展以往解放區教育的同時 ，接收并改造舊中國遺留下 來的學校 ，吸收舊教育某些有用的經驗 ，借助蘇聯教育的先進經驗來建設新中國的 教育 。并從外國列強手中迅速收回各級各類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結束了二十所高 校 、五百四十四所中學 、一千一百三十三所小學接受外國津貼 ，實施外國教育的歷 史 。一九四九年 ，學齡兒童入學率為百分之二十左右 ；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 文盲 。在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 ，文盲率則達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人民大眾沒 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和能力。
新中國成立后 ，賦予人民大眾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與培養什么樣的人的問題， 成為教育事業面臨的首要問題。《共同綱領》 明確規定了新中國教育的性質與任 務 ， 同時指出要“ 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 ， 以適應革命 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 ”。毛澤東在致力于推進我國經濟建設事業的同 時 ， 十分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的建設 。他強調文教工作要協助中心工作并為其服 務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在給周世釗的信中說 ，“恢復人民經濟 ，完成土地制 度的改革 ，提高人民政治覺悟水平 ，這些任務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協助 ”。（《毛 澤東全集》 第 27卷 393 頁） 他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 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 ，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 為人民服務 ”。既反對拖延時間不愿改革的思想 ，也反對過于性急 ，企圖用粗暴 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
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同時 ， 黨和政府還對舊的教育制度進行了改 革 。在全國各級學校中 ， 逐步建立了共產黨和青年團組織 ， 開設了馬列主義課 程 ，逐步地把舊學校改造成為為工農兵服務 、為經濟建設服務的陣地 ，大力發展 人民的教育事業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培養工農出身的 新知識分子 ，作為建設國家的堅強骨干 ，有計劃有步驟地開辦工農速成中學的決 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 ，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會議重申了新民 主主義教育的總方針 ， 明確了改革舊教育的方針 、步驟和發展新教育的方向 ，強 調教育為國家服務 ，學校向工農開門 。會上擬訂了創辦中國人民大學 、工農速成 中學實施計劃和改進北京師范大學及各地師范學校的意見 。會議還決定逐步改革各 級學校的課程 、教材 、師資及出版教育刊物等問題 。一九五〇年四月 ，經過緊張的
籌辦工作 ，北京第一所實驗工農速成中學正式開學 ，吹響了在全國工農群眾中開展 普及性文化大掃盲的進軍號。
與此同時 ，毛澤東還明確指出 ，為適應經濟建設 、文化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 要 ，必須提高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的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水平 ，并從軍隊中培 養大批的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 ，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任務 。一九五〇年八月 一日 ， 老人家以中央軍委主席的名義發布了關于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 ： “ 鑒于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戰斗員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況 ， 為了要完成偉大 的新任務……中央決定 ，全軍除執行規定的戰斗任務和生產任務外 ，必須在今后 一個相當時期內著重學習文化 ， 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 ，使軍隊成為一個巨大的 學校 ，組織廣大指揮員和戰斗員 ，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 ，參加文化學習 。” （《毛澤東年譜》 第 1 卷 167 頁） 在今后一個時期內 ，有計劃地組織他們參加初 小 、高小 、中學或專修班等文化學習 。這個指示對全軍掀起學文化的熱潮起到了有 力的推動作用。
毛澤東十分關注教育工作的指導思想與教學研究的原則問題 。對于國家工作人 員中違反黨的文教工作方針和知識分子政策的傾向 ， 毛澤東一經發現即進行嚴肅 的批評 。一九五〇年七月 ， 當他看到一份材料 ，反映北京農業大學主要負責人違 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排擠壓制研究和講授摩爾根學說的教授 。他兩次批示必須 徹查農大領導 ，并作出適當處理 。后來教育部 、中國科學院對這位同志進行進行 了嚴肅批評處理 。毛澤東的這些觀點 ，為以后黨所確定的在學術上實行馬克思主 義指導下的 “ 百家爭鳴 ” 的方針政策 ， 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 。一九五〇年八 月 ，毛澤東在給研究少數民族史的陳寄生的復信中也再次明確指出 ， 中國的歷史 學“若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 ，勢將徒費精力 ，不能有良好結果 ”。（《毛 澤東全集》 第 29卷 80 頁） 對于知識分子中的思想問題 ，毛澤東提倡用自我教育和 自我改造的方法來解決 ，幫助他們逐步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 、歷 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政務院命令公布施行 《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 規定了 切合中國實際的新學制 ，確立了勞動人民和工農干部教育在各類學校系統中的重要 地位 ，并逐步地建立和健全了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新的人民教育制度 ，這對提
高中國人民的文化和科學知識水平 ，培養新中國各類建設人才具有重大意義 。 自 一九五一年底開始 ，黨和人民政府又進行了全國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工作 ，改變 了舊中國在學校設置 、分布和系科分工上的無政府狀態以及脫離實際的現象 ，使 高等教育能夠更好地為國家建設服務 。這次調整的方針是： 以培養工業建設干部 和師資為重點 ，發展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 ，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 。經過整頓， 使高等教育和國家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 ，從而推動了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 對舊有文化教育事業的改革和調整 ，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 化教育制度 ， 消除了帝國主義 、封建勢力的控制和影響 ，從而為新中國文化教育 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高度重視學校教育中“德智體 ”三方面的全面發展 。一九五〇年六月， 他看到反映學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 ，立即寫信給教育部長馬敘倫 ，富有遠見地 提出“健康第一 ，學習第二 ”的方針 。這對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長和提高我們民族 的身體素質 ，具有深遠的意義。（《毛澤東全集》 第 28卷 470 頁） 一九五三年六月 三十日 ，毛澤東在 《對青年團工作方向的指示》 中再次強調 ，“新中國要為青年們 著想 ，要關懷青年一代的成長 。青年們要學習 ，要工作 ，但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 期 。因此 ，要充分兼顧青年的工作 、學習和娛樂 、體育 、休息兩個方面 ”。“祝賀大 家身體好 ，學習好 ，工作好。”（《毛澤東年譜》 第 2卷 124 頁）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 十七日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的講話中 ，更是明確提出 了“我們的教育方針 ，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 、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 ，成 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毛澤東全集》第 37卷 303頁）
不僅如此 ，毛澤東還提出了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要與生產勞動實踐相 結合的思想 。老人家在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中指出 ，“不論是知 識分子 ，還是青年學生 ，都應該努力學習 。除了學習專業之外 ，在思想上要有所進 步 ，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 ，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 ，學習時事政治 。沒有正確的 政治觀點 ，就等于沒有靈魂。”（《毛澤東全集》第 37卷 302頁）一九五七年三月十 二日 ，毛澤東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中強調 ，“我們的文學 藝術家 ，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 ，我們的教授 、教員 ，都在教人民 ，教學生 。因為他 們是教育者 ，是當先生的 ，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 。在這個社會制度大變動
的時期 ，尤其要先受教育 。……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 ，一面學 ，一面當先生 ，一 面當學生 。要做好先生 ，首先要作好學生 。許多東西單從書本上學是不成的 ，要向 生產者學習 ， 向工人學習 ， 向農民學習 ，在學校則要向學生學習 ， 向自己教育的對 象學習。”（《毛澤東全集》第 37卷 391頁）這些觀點后來都轉化成為新中國教育事 業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
第四節 實現科學技術創新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 ， 中國政府大力培養科學技術人才 ，建立科研機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科學院 ，作 為新中國的主要政府研究機構 ，并在隨后的幾年里陸續成立了中國科協 、中國氣象 局 、國家地質部等科學技術協調與研究機構 。當時 ，全國僅有三十多個科研機構， 科研人員不足五萬人 ，其中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更少 ， 中國的科學技術需要在一片 “廢墟 ”上重建 。新中國的建立 ，激發了大批海外學子的殷殷報國心 。正在美國伊 利諾伊大學任教的著名數學家華羅庚 ， 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后異常興 奮 ，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在國外的終身教授職務和優厚的生活待遇 ，毅然回國 。一九 五五年 ，航空動力學家馮·卡門的學生 、時任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教授的錢學 森 ，歷經險阻 ， 回國效力 。后來的數十年間 ，他為發展中國的國防科技作出了特殊 貢獻 。到一九五七年 ，歸國的海外學人已經有三千余人 ，約占新中國成立前在海外 留學生和學者的一半以上 。他們克服重重困難 ，紛紛回到祖國 ，大多數人成為新中 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奠基人或開拓者 。在中國科學院選定的第一批二百三十三名學部 委員（后改稱院士） 中 ，近三分之二是這批歸國的海外學人。
經過短時期的對外召喚招募 、對內整合培育 ， 中國初步形成了由中國科學院、 高等院校 、國務院各部門研究單位 、各地方科研單位 、國防科研單位五路科研大軍 組成的科技體系 ， 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進入了嶄新的歷史階段 。隨著國民經濟的逐 漸恢復 ， 國家設想在第二 、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全面大規模地開展經濟建設 ，全部 或部分完成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技術改造 ，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 。這個總目標的實現 有賴于科學技術的發展 ，使得制定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工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為了促進我國的科技進步 ，保證科學研究的順利進行 ， 中國科學院向國家計委報送 了對“長期計劃意見 ”的報告 ， 附有各工業門類的專題報告 。到一九五五年底 ，第 一個五年計劃將進入關鍵性的第四年 ，各種建設人才匱乏的問題顯得更加突出 、更 加尖銳。
也正是這個時候 ，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 ，經過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 經過參加各項社會政治斗爭以及自身的業務實踐等鍛煉 ，他們的政治面貌已經發生 根本變化 。同時 ，建國后黨和政府花很大力量培養了大量的新的知識分子 ，其中有 相當數量出身勞動人民家庭 。在這種情況下 ，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就是如何更充 分地發揮知識分子在各條戰線各個領域中的作用 ， 以迎接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的迅速發展。
一九五五年一月 ， 中國科學院院長顧問 、蘇聯專家柯夫達建議中方編制科學發 展遠景規劃 。二月十二日 、四月七日 ， 中國科學院黨組和院長郭沫若先后向周恩來 和陳毅報告柯夫達的建議 ，提出組建全國科學研究工作規劃委員會 ，著手編制計劃 草案 。四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國科學院黨組的報告 ，劉少奇在總結 中認為柯夫達的建議很重要 ，值得重視 ，責成計委 、科學院落實 ，初稿起草工作隨 即啟動 。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 ，需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 。周恩來將科技 進步和知識分子問題當成一個整體來考慮 ，他認為 ：“ 目前黨的迫切任務就是加強 對于他們的領導 ，對于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作出全面規劃 ，使他們能在工作中充分地 發揮力量和不斷地提高業務能力。”（《周恩來年譜（1949— 1976） 》 上卷 525 頁） 科學發展的攻關方向 、項目審定 、隊伍編制和人力物力調配等 ， 當時都是由中央直 接決策的 ；而隊伍建設 、任務實施與人員管理卻由具體部門落實 ，需要眾多知識分 子參與 。若無明確的政策 、得力干部 、統一組織與要求 ，科學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容 易上下脫節 ，遭遇困難。
為了改進和加強黨對知識分子工作的領導 ，密切黨同非黨知識分子的關系 ， 中 共中央指示各省 、 自治區 、直轄市黨委及有關部門 ，先期對知識分子問題進行調查 研究 ，并將有關情況及時報告中共中央 。民盟中央費孝通等人將通過調查了解到的 知識分子問題 ， 向中央統戰部作了反映 。這個報告引起了周恩來的高度重視 ，他發 現黨內確實存在著不尊重知識 、不尊重人才的傾向 ， 即“估計不足 ，信任不夠 ，安
排不妥 ，使用不當 ，待遇不公 ，幫助不夠 ”，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制定科學規劃的嚴 重障礙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更好地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 ，在毛澤東處開會討論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時 ，周恩來作了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 匯報 。毛澤東認為 ，應該先在黨內很好討論 ，然后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會議決 定 ，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 ，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 ，并成立了由周 恩來負總責的有彭真 、陳毅 、李維漢 、徐冰 、張際春 、安子文 、周揚 、胡喬木 、錢 俊瑞等參加的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 ，下設辦公室進行會議的準備工 作 。此后 ，周恩來起草《知識分子問題》 提綱等文件 ，召開各種會議征求此后 ，周 恩來先后召集中國科學院和各高校座談會 、全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十 一次會議 、國務院常務會議 、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會議 ，召集國務院各辦公 室 、各部委和各群眾團體負責人開會 ， 了解知識分子現狀 ，布置調查研究任務 ，組 織領導同志交換意見。
毛澤東十分重視發揮知識分子在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并給予 了格外的關心與期待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老人家在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 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 》 時做了三處主要修改 ，并特別強調：（一 ）對于 只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 ，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 ，不應該將他 們作為反革命分子對待 ；而應該采取嚴肅批評和耐心教育的方針 ，使他們逐步對認 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 。對于這種人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 ，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 （二 ）為了改善對于知識分子的使用 ，進一步進行對于知識分子的改造 ，大批地培 養知識分子 ， 以加速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 ，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三） 過去六 年中 ，各地黨組織都沒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絕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一種關門主義的傾向 ，這種傾向必須糾正 。中央組織部應當負責訂出在高級知 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年度計劃和幾年計劃。（《毛澤東年譜》第 2卷 479頁）
為進一步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積極性 、創造 性 ，克服在知識分子使用 、待遇上的某些不合理的現象 ， 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六年一 月一四日至二十日在北京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 中央委 員 、候補中央委員 ，省 、市 、 自治區黨委和省直轄市黨委負責人 ， 中央各部委負責 人 ， 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負責人 ，各全國性群眾團體黨組負責人 ，全國重點高
等學校 、科研機關 、工廠 、礦山 、設計院 、醫院 、文藝團體 、軍事機關黨委負責 人 ，共一千二百七十九人。
會議由劉少奇主持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 《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 他開宗明義 ，把知識分子問題和發展科學技術問題 ，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基本 工作鄭重地提到了全黨面前 ，并圍繞這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論述。 他首先對我國知識分子的現狀作了科學的分析 ，充分肯定了我國知識分子在政治 上 、業務上的巨大進步及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重大作用 。他明確指出 ，建國 后 ， 由于黨對知識分子實行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 ，經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 ， 舊社 會遺留下來的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他們已是社會主義建設事 業中一支偉大力量 ，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他們已經成為我國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 因素 ，在科學研究 、教育 、工程技術 、衛生 、文化 、藝術等五個方面的知識分子共 三百八十四萬人 。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 ，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 合作 ，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
《報告》 提出了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問題的政策 、方針和方法 。要有計劃地幫助 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不斷進步 ，大規模地培養新生力量 ，更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 識分子的作用 ，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是我們努力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 的重要條件 ，也是我們黨目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根本任務 。為充分發揮知識分子 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重大作用 ，一是應當改善對他們的使用和安排 ，使其能夠 發揮對國家有益的專長 ；二是對于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了解 ，給他們以應得 的信任和支持 ，使他們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 ；三是應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 和適當的待遇。
《報告》 指出 ：“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這個革 命 ，就它的意義來說 ，遠遠超過蒸汽機和電的出現而產生的工業革命 。“科學是關 系我們的國防 、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 ”。“在社會主義時代 ， 比以前 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 ，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 識 ”。“只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 ，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 ，才能有強大的先進的經 濟力量 ，才能有充分的條件……在和平的競賽中或者在敵人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中， 戰勝帝國主義國家 ”。“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 ，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
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后面很遠，”“我們必須急起直追 ”，“認真而不是空 談地向現代化科學進軍 ”，“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科學水平。”
《報告》 在總結我國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經驗時指出 ：“知識分子的改造通常經 過三條道路 ：一條是經過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實踐 ；一條是經過他們自己的業務的實 踐 ；一條是經過一般的理論的學習 。這三個方面是互相聯系的 ，一個人的思想轉變 常常在這三方面都受了影響 。但是一般地說來 ，社會生活的教育作用最為廣泛和直 接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 ，對于確立知識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觀和科學的世界觀， 具有決定的意義。”《報告》 最后提出了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學發展的遠 景規劃的任務 ， 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
會上 ，毛澤東在所作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 現在是革技術的命 ， 叫技術革 命 。要搞科學 ，要革愚昧無知的命 ， 叫文化革命 。沒有他們（知識分子） 就不行 了 ，單是我們這些大老粗那就不行 。要在比較短的時期內造就大批的高級知識分 子 ， 同時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識分子。（《毛澤東年譜》第 2卷 515頁） 毛澤東號召全 黨要努力學習科學知識 ， 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 ，為迅速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平 而奮斗 。會議認真討論了周恩來作的 《報告》， 一致贊同這個報告 。這次會議的召 開 ，對我國知識分子是極大的鼓舞 。在黨的領導下 ，廣大知識分子掀起了向科學進 軍的熱潮 ，決心為改變我國科學技術落后狀況 ，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實現社會主義 現代化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會后 ，全國形成“ 向科學進軍 ”的熱潮。
周恩來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 ，報告中指出 ，我國正“面臨著一個新的科 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 ”，要根據時代發展潮流 ，適時提出“ 向科學進軍 ”的計 劃 ，指出了當前在知識分子中出現的典型問題 ，并研討了相關的政策 。周恩來在報 告中將知識分子問題與發展科學技術問題作為全黨上下必須密切關注的重大工作提 了出來 ，要求摒棄對知識分子的“左 ”的宗派傾向 ，提出最充分動員和發揮知識分 子力量的措施 。當時的報道說 ，正是因為這次會議 ，許多人把一九五六年稱為知識 分子的春天 。“向科學進軍 ”成為全國的行動口號 ， 中央領導帶頭進行了一次科學 普及 ，成千上萬的干部職工讀夜校 、搞革新 ，人們由此看到未來的希望 。這次會議 的成功召開 ，既是知識分子的春天 ，也是新中國科學發展的春天 。它為正在進行的 科學規劃制定提供了重要條件和保障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 ，周恩來在中南海聽取了
科學院吳有訓 、竺可楨 、嚴濟慈等科學家關于物理數學 、生物地學 、技術科學等科 學工作的報告 。一月三十一日 ， 由周恩來掛帥 ， 國務院成立了科學遠景規劃小組。 三月十日 ，科學院三個學部和秘書處根據科學規劃初稿提出五十三個重大項目。
為了系統地引導科學研究為國家建設服務 ， 中央政府開始著手制定新中國 第一個中長期科技規劃—— 《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 由周恩來 、陳毅負責組織 ， 范長江以科學規劃小組組長身份主持 。一九五六年 二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發出了 《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 認為 ， 隨著社會 主義建設高潮的到來 ， 迅速改變我國科學和文化的落后狀態 ，應把知識分子問 題放在全黨和整個國家各個部門的議事日程上 ；要大力培養知識分子的新生力 量 ， 擴大知識分子隊伍 ； 同時要關心 、愛護和尊重知識分子 ， 黨應該經常傾聽 他們意見 ， 為他們創造必要的工作條件等等 。接著又專門發出 《關于改善高級 知識分子工作條件的通知》， 大幅度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待遇 。例如 ，一九五六年 國務院發出了 《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 其中對所有在職的知識分子都依據其學 歷 、工齡 、專業水平和工作質量等條件 ， 確定了其工資級別 。新的工資標準比 原來平均增長近百分之四十 。情況說明 ， 在建國之后共產黨對知識分子不謂不 重視 、不謂不關心。
三月十四日 ， 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大會舉行 ，陳毅任主任 ，李富春 、郭 沫若 、薄一波 、李四光任副主任 ，張勁夫任秘書長 。規劃委確立了兩大任務 ：一是 迎頭趕上國際先進水平 ；二是在全國組建科學機構 ，推動科學規劃的制定工作全面 展開 。規劃委在負責編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科學發展遠景規劃時 ，確定 了“重點發展 ，迎頭趕上 ”的指導方針 。規劃委所屬的計算技術和數學規劃組由華 羅庚任組長 ，二十六位委員中有二十一人曾留學國外 ，三十多歲的有六人 ，委員都 是科學家和數學家 ，依才聘用并不按資排位。
在制定科學規劃的過程中 ，周恩來還要求科學規劃為生產服務 、為國防服務、 為發展科學本身服務 ，三者要兼顧 。他強調指出 ：要盡量采用世界先進技術 ， 瞄準 當時的新興科學 、新興技術 ，不失時機地“迎頭趕上 ”；同時根據實際國力“重點 發展 ”，避免力量分散 ，拖延時日 。規劃委先后邀請了七百八十七位科學家參與規 劃的制定工作（其中包括以拉札連柯為首的十八位蘇聯專家）， 這樣大規模的科學
家集聚與合作在新中國還是第一次 。周恩來對科學家們的信任和尊重 ， 以及為他們 提供的良好的創新環境 ，使科學家 、科技人員滿懷熱情參與到科學規劃的制定和實 施工作中 。 由于方向明確 、組織合理 ，新中國的第一個科學規劃的制定始終保持著 科學態度。
八月二十一日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 景規劃綱要（草案） 》及附件出臺 。規劃文件由《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 發展規劃綱要》（下稱 《綱要》） 和四個附件組成 ，其中 《綱要》 包括序言 、一九 五六—一九六七年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 、任務的重點部分 、基礎科學的發展方 向 、科學研究工作的體制 、科學研究機構的設置 、科學技術干部的使用和培養 、國 際合作 、結束語等九個部分 ； 四個附件分別是《國家重要科學任務說明書和中心問 題說明書》《基礎科學學科規劃說明書》《一九五六年緊急措施和一九五七年研究計 劃要點》《任務和中心問題名稱一覽》。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 在內容上 ，從十三個方面提 出了五十七項重大科學技術任務 、六百一十六個中心問題 ，從中進一步綜合提出了 十二個重點任務 ，還對全國科研工作的體制 、現有人才的使用方針 、培養干部的大 體計劃和分配比例 、科學研究機構設置的原則等作了一般性的規定 ，是一個項目、 人才 、基地 、體制統籌安排的規劃 ；在組織上 ，規劃工作由周總理親自領導成立專 門的規劃委員會 ，并通過組織中國科學家及蘇聯專家 ，歷時半年多討論而制定 ；在 編制思路上 ，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科技發展的方向確定國家的重要科學技術 任務 ，把各個科技部門的力量匯集到統一的目標下 ；在實施上 ，將科學規劃委員會 保留下來 ，成為規劃實施的高級協調機構 ，負責協調規劃實施的重大問題 ，監督規 劃的實施 ，特別是監督重點任務的實施等 ，并向中央提交規劃實施的檢查報告 ，確 保規劃任務的完成 。一九五六年制定實施的“十二年科技規劃 ”是國家發展科學技 術事業的一次成功管理實踐。
特別是周恩來對發展電子計算機的高度重視非常有有遠見 。他認為中國應該迎 接“在科學技術和工業領域里的新的革命 ”。他在 《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 中 認為 ，世界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 由于電子學和其他科學的進步 而產生的電子自動控制機器 ， 已經可以開始有條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腦力勞動，
就象其他機器代替體力勞動一樣 ，從而大大提高了自動化技術的水平 。這些最新的 成就 ，使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 ”。周恩來用“ 電子自動 控制機器 ”指代電子計算機一詞 ，不僅是用詞斟酌 ，也反映出他對將電子計算機 列入科學規劃的意愿和中央決策的謹慎態度 ，而在大會講話時 ，他直接提出“計 算機是新的技術革命 ”。在制定科學規劃的討論中 ， 電子計算機曾一度被認為未 來發展前景是不明朗的 ，科學家們在討論計算機的起步和發展時 ，有贊同的 ，有 疑問的 ， 當然也有反對的 。許多人認為研究和發展計算機是 “ 可望而不可即 ” 的 ， 當時新中國經濟實力有限 ，一個電子元件生產都要靠外國幫助 ，科研機構的 樓舍 、汽車和電話都不夠用 ，想生產那種誰都沒見過的計算機 ，談何容易 。針對 這種情況 ， 時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在討論中舉出了很多實例來 說明發展電子計算機的重要性 。他以水輪機的設計和下棋的實例來說明 ， 電子計 算機可以代替人的部分思維 。作為科學規劃綜合組組長 ，他有理有據的發言對確 定發展電子計算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經過幾周的討論 ， 時任中國科學院數學 研究所所長的華羅庚就電子計算機的研究工作 ， 提出 “ 先集中攻堅 ，后分散展 開 ” 的方針 ， 得到多數人贊同 ， 成為實施科學規劃的一個基本原則 。規劃 《綱 要》 第四十一項就是關于 “計算技術的建立 ”，以電子計算機的設計制造與運用 為任務主要內容 ，并對預期結果 、國際先進水平和我國現狀 、解決任務的科學途 徑 、大體進度 、組織措施和國際合作進行了具體說明 。 自此 ， 電子計算機納入到 科學規劃內容之中 。根據周恩來指示 ， 中國科學院迅速集中力量籌備 ，決定騰出 西苑大旅社的三棟客房樓 ， 給自動化 、電子學和計算技術三個研究所的籌委會使 用（半導體專業為研究室）， 并加快中關村的科學院樓宇建設 。一九五六年六月 十九日 ，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成立 。一九五七年末 ，計算所共 有一百八十五位專業技術人員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計算所和七三八廠聯合仿 制成功一〇三計算機 、一〇四計算機 ，接受了水壩 、彈道等二十余項計算任務 ，一 九五九年五月正式掛牌建所。
隨著周恩來對計算機等新技術的認識的不斷深入 ，他深感發展計算機在國家的 工業生產和國防方面的應用是一項非常必要和緊急的任務 ，并因此提出和制定了 一個“ 緊急措施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 ，“緊急措施 ” 由科學規劃委員會提交
國務院審議 ，七月五日 ，科學規劃委員會正式印出 “ 四項緊急措施 ”文本 。“緊 急措施 ”包括計算機 、半導體 、無線電電子學和自動化 ，這四個領域都是我國當 時發展還是很薄弱 ，但極具戰略價值的科技門類。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 ，按照周恩來的要求 ，“緊急措施 ”的執行單位中國科學 院 、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 、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簽訂了“合作發展中國 計算技術協議書 ”。三方議定 ，用超常規辦法集結人才 ，建立發展計算技術研究基 地 。組織原則是“先集中 ，后分散 ”，先從二機部 、軍隊抽調專家集結到科學院計 算所 ，制造一臺快速通用電子計算機 ，然后專家返回原單位建立研究機構 ，發展計 算機 。一九五七年中國向蘇方提交的“ 中蘇科學院合作項目表 ”，第一項就是計算 技術 ，“計算技術科學研究與工業基礎的建立 ”成為蘇聯幫助中國進行的重大科研 項目 。這種技術轉移是一個技術體系 ，包括從理論 、技術 、器件到工藝 ，從研發、 生產到應用 ，從組織體系 、機構到人才培養各方面 ，并非只是仿制幾臺機器的技術 引進 。根據“ 緊急措施 ”，中國科學院派出二十人的赴蘇實習隊到蘇聯學習了十八 個月 ， 回國后他們都成為計算機專業的骨干人員和學科帶頭人 ，在當時的實習隊員 中 ，后來走出了三位院士 。與此同時 ，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和清華大學 、北 京大學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六年時間里開辦了四期計算機和計算數學兩個專業的 訓練班 ，培訓近八百位學員 ，他們成為計算機領域的中堅骨干 。一九五八年 ，經黨 中央批準 ，原學習汽車 、電機 、管理等專業的二百八十七名高年級大學生轉成清華 大學定向培養自動控制和計算機專業人才 ，其他高校也多次為計算機專業調配學 生 。北京大學數學系的王選就是其中一位 。他響應號召 ，選擇了計算數學方向 ，后 來成為著名的數學家 ，漢字激光照排技術的創始人 ， 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工程院 院士 。截止到一九六六年 ，高校計算機專業入學學生超過六千人 。 由周恩來主持制 定的科學規劃 ，使中國的計算機科學從一個研究小組發展為專業研究所 ，北京中 關村成為 “ 計算機的搖籃 ”；“緊急措施 ”使電子計算機成為我國的一個涵蓋科 研 、教育 、工業 ， 國防的新興產業 ，計算技術和計算數學從科學學科提升為國 家重器。
在國外對我國進行先進技術嚴密封鎖的形勢下 ， 中國科學院 、軍隊 、高等 院校和企業的科技人員用雙手做出上千臺電子管 、 晶體管 、集成電路計算機 ，
完成了許多國家急需的高難度課題 ， 其中包括 “ 兩彈一星 ” 和經濟統計 、石 油 、 電信 、鐵道 、鋼鐵 、造船 、水利等許多涉及國民經濟的重大課題 ， 還培養 了十余萬人的計算機研究與應用的人才隊伍 。這些成績的取得與周恩來制定的 “ 緊急措施 ”是分不開的。
通過規劃的實施 ， 我國初步建立了一支具有較高素質的科學技術研究工作 隊伍 ， 在資源勘探 、工業和農業科技 、新興技術 、醫學科學技術和基礎科學研 究等方面都發生了相當顯著的變化 。 同時 ，“十二年科技規劃 ” 的實施對我國科 研機構的設置和布局 、高等院校學科及專業的調整 、科技隊伍的培養方向和使 用方式 、科技管理的體系和方法 ， 以及我國科技體制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 用 。總之 ，“十二年科技規劃 ”對我國后來的各項科技事業的發展都產生了極其 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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