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二冊第七章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

　　新中國成立之初 ，我們國家面臨著非常復雜的社會情況 ，各種社會矛盾交錯在  一起 。一方面 ，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已經成為主要任務 ；另一方面 ，還有繁重的民主  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尚待進行 ，復雜的階級斗爭繼續存在 。所以 ，把握建國初  的主要社會矛盾及其變化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一九四九年三月 ，毛澤東在七  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 ：“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 ，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 ， 中  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 。第一種是國內的 ， 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第  二種是國外的 ， 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這個分析對于我們考察建國初期  諸多社會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及其變化 ， 給予了基本的指導。（《毛澤東年譜》 下卷 465頁）

　　眾所周知 ，從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共產黨人取得政權并領導社會經濟生活開  始 ，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逐漸突出起來 。如何判斷和對待這種矛盾， 關系極其重大 。很容易出現這種傾向 ：注意力被這種逐漸突出的矛盾所吸引 ，不能  從復雜交錯的階級關系的全局看問題 ，而把這種矛盾看作主要矛盾 ，把反對資產階  級當做主要任務 ，急于把資本主義經濟搞掉 。一九五〇年四月 ，毛澤東在第一次全  國統戰工作會議工商組討論會的一份發言記錄稿上 ，針對其中表露出來的這種傾  向 ，寫了幾段重要批語 。他強調指出 ：我們“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  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余 ，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 。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是有斗  爭的 ，但必須團結它 ，是采用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達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  目的 ”。（《毛澤東年譜》第 1卷 115頁）

　　毛澤東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修改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的時候 ， 回顧建國  初年我國革命發展的歷史 ， 寫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說標志著革命性質的轉變 、 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的東西是政權  的轉變 ，是國民黨反革命政權的滅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并不是說社會主

　　義改造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 ， 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國一切方  面著手施行了 。不是的 ，那時 ， 我們還須在廣大的農村中解決封建主義與民主  主義即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 。那時在農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義與民主主  義之間的矛盾 ， 而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 ， 因此需要有兩年至三  年時間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 。那時我們一方面在農村實行民主主義的土地改  革 ， 一方面在城市立即著手接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使之變為社會主義的企業 ， 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銀行 ， 同時在全國范圍內著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商業和  合作社商業 ，并已在過去幾年中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開始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  的措施 。所有這些顯示著我國過渡時期頭幾年中的錯綜復雜的形象。”（《毛澤東  年譜》 第 1卷 119 頁）

　　第一節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土地改革后 ，農村面臨的中心任務是發展農村經濟 ，提高農業生產力 ，改善  廣大農民的生活狀況 。然而 ，有一些地區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的現象 。一部  分農戶由于天災 、人禍又陷入貧困之中 ，還有一些鰥 、寡 、孤 、獨貧困戶的困難， 互助組也無力解決 ，導致不少地區的互助組成立不久就癱瘓了 ，貧困農戶不得不出  賣剛分得的土地 。毛澤東認為 ：為了防止少數農戶又走向貧困化 ，為了阻止農民賣  田賣地 ，唯一的辦法就是搞合作化 ，總之他從各個方面強調了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  改造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一九五〇年七月 ， 山西省委組織考察組到武鄉縣進行考察后寫出了《山西武鄉 農村考察報告》， 同年山西省長治地委也寫出了 《關于組織起來的情況與問題的報 告》。 兩個報告持相同的觀點 ，認為要解決互助組消沉渙散的問題 ，必須使互助 組增加新的內容 ，才能夠有效的增加生產 ，他們建議要把互助組轉變成以土地入 股為特點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山西省委在寫給華北局的 《把老區互助組提高 一步》 的報告中還主張用增加公共積累 、擴大初級社按勞分配部分的比重這些新 因素 ， 限制富農發展 ，逐步戰勝農民的自發趨勢 ，逐步動搖 、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 礎 。當時 ，劉少奇和華北局對山西省委的上述主張持不同意見 ，認為 ：鞏固互助組

　　的主要問題是充實互助組的生產內容 ，而不是去動搖其私有的基礎 。強調搞農業集 體化 ，那是將來的任務 ，并要以國家工業的強大發展和農業機器的大量使用為條 件 。華北局對山西省委報告的批復和劉少奇的批語以及他在不同場合的講話都對山 西的主張提出了批評 ，劉少奇認為“ 山西的做法是錯誤的 、危險的 、空想的農業社 會主義思想 ”。

　　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劉少奇和華北局的意見 ，并明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 。從  這里也可以看到 ，在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期是存在著爭論的 。后來 ，劉少  奇和華北局的薄一波 、劉瀾濤遵從了毛澤東 ，從而在中央 “ 統一了思想認識 ”， 并于一九五一年九月 ， 中央召開的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上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于  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 》， 后又經修改 ， 于同年十二月下發各級黨委  試行。

　　毛澤東認為個體農民靠單干增產是有限的 ，必須發展互助合作 ，強調合作比單 干強 。老人家還認為土改后的農村陣地 ，社會主義（即集體所有制）不去占領 ，資 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 。他指出資本主義也可以增產 ，但時間會更長 ，且是一條痛 苦的道路 ，農民又會兩極分化 。他強調 ：我們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 ，只能走社會主 義道路 ， 即社會主義大農業的道路 。他認為民主革命時期 ，工農聯盟是建立在土地 革命基礎上的 。在土地革命完成后 ，農民已經不再滿足于此了 。共產黨要有新的利 益給他們 ，這就是社會主義 。他指出： 以前那個反地主 、打土豪 、分田地的聯盟是 暫時的 ，土改后農民又會發生分化 ，所以只有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 ，農民富裕 起來了才能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 ，毛澤東去河北調研 ，聽取邢臺縣長張玉美匯報全縣農 業互助合作發展情況和兩個村的具體情況 。得知東川口村一九五二年建村的當年糧 食就增產百分之十二的情況時 ，說 ：多數農民是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 因為這是 一條由窮變富的道路 ，關鍵是我們領導采取什么態度 。這兩個村群眾辦社的熱情很 高 ，思想發動工作搞得也不錯 。他接著又說 ：看來 ，農業不先搞機械化 ，也能實現 合作化 ， 中國不一定仿照蘇聯的做法 。邢臺是個老區 ，合作化可以提前 。在合作化 問題上 ，一定要本著積極、穩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辦。（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2 卷 29 頁） 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給中央各部委 、中央人民政府各黨組和各

　　中央局 、分局并轉各省市委的通知明確提出 ，經修改后 ，作為正式《決議》 發給全 黨實施。

　　毛澤東始終認為 ，對土改后的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必要 ，而且也是可能  的 。他提出 ，土改后的農民有兩個積極性 ：一是作為個體經濟 、小私有者的農民有  自發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積極性 ；一是作為勞動者的農民又有互助合作并接受共產  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 。對農民的這兩個積極性 ，他雖然也指出不能忽  視和粗暴地挫傷農民的這種個體經濟的積極性 ，并且要求在政策上鞏固地聯合中  農 ，允許富農經濟的發展 。但是他更多的是強調作為勞動者的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  的積極性 。他強調了革命的不停頓 ，強調了土改后應趁熱打鐵立即進行對農業的社  會主義改造 ，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2卷 187 頁） 而這時共產黨在農民中的威信是空前的 ，只要是共產黨 、毛主席說的話 ，農民都相  信 ， 因為他們認定共產黨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

　　當然 ，毛澤東也強調了辦合作社應切合實際 ，應考慮到可能性 ， 即條件問題。 包括政治條件 、經濟條件和干部條件 。可是在辦社條件是否成熟問題上 ，這時也有  兩種不同的認識 ：一種認識是剛剛獲得土地的 、小私有者的農民在政治上還沒有走  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準備 ，認為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小農的基礎上 ，農業社會主義  改造應該是在工業化之后 。而毛澤東卻認為可以先合作化后機械化 ，他還提出要破  除沒有農業機器不能辦社的迷信 。毛澤東指出 ：有些人只看見合作化必須有機械  化 ，而沒有看到機械化也需要合作化 ，沒有看到只有農業增產了才能給工業提供物  質基礎 。建國初期 ，工業化的積累還主要靠農業 。他強調沒有農業合作化農業生產  搞不上去 ，就不會有工業化 ，也就不會有農業的機械化 。關于干部問題 ，他強調可  以在發展中去培養 。他嚴厲地批判了鄧子恢“確保私有 ”“搞四大自由 ”的主張是  資產階級觀念（雖然法律上當時規定了保護私有）。（《毛澤東年譜》 第 2 卷 189 頁）關于合作化以后社員成分問題 ，毛澤東指出 ：在合作社開始推廣或推廣不久的  地區應該是以貧農 、新下中農（這兩者在全體農民中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 為主體 ，然后才是老下中農、新老上中農以及地主、富農等。

　　關鍵時刻 ，毛澤東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給予了強有力的指導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 十一日 ，老人家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 、市委 、 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題為

　　《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 的報告 。報告一開頭提出對農業合作化的形勢估計和指導  方針 ，說 ：“在全國農村中 ，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 。我們的某些  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 ，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 ，老是埋怨旁人說 ：走快了 ，走快  了 。過多的評頭品足 ，不適當的埋怨 ，無窮的憂慮 ，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 ， 以為這  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 ，這不是正確的方針 ，這是錯誤的  方針 。 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 ，有些地方已經到來 ，全國也即將到  來 。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 ，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  義 。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 ，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  后退。”（《毛澤東年譜》 第 2 卷 409 頁） 報告肯定了河北省安平縣南王莊的王玉  坤 、王小其 、王小龐等三戶貧農 ，在三戶老中農堅決不想再干離社而去時 ，堅持繼  續辦好農業合作社 。同時指出 ，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 ，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  向 。一切個體經營的農民 ，終歸是要走這三戶貧農所堅決地選擇了的道路的 。報告  同時批評了浙江采取的“堅決收縮 ”的方針 ，“是在一種驚慌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  出來的 ”。報告說 ，現在合作社的發展“超過了實際可能 ”，“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  平 ”，這是不對的 。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對 。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 ，主  流方面 ，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 、非主流方面的東西 。應當指出 ：不能忽略非本  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 ，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決 。但是 ，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  本質和主流 ， 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們必須相信：（1）廣大農民是愿意在黨的  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2）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 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

　　毛澤東同時強調 ，必須一開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質量 ，反對單純地追求數量的偏  向 。不打無準備的仗 ，不打無把握的仗 。這是我黨在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著名口  號 。這個口號也可以用到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中來 。要有把握 ，就要有準備 ，而且  要有充分的準備 。要在一個省 、一個專區和一個縣里面建設一批新的農業生產合作  社 ，必須事前做好許多的準備工作 。這些工作大體是：（1）批判錯誤思想 ，總結工  作經驗。（2）在農民群眾中 ，有系統地和反復地宣傳我黨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方針、 政策和辦法 。在向農民做宣傳的時候 ，不但要解釋合作化的好處 ，也要指出合作化  過程中會要遇到的困難 ，使農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3）按照實際情況 ，擬定全省

　　的 、全專區的 、全縣的 、全區的和全鄉的發展農業合作化的全面規劃 ，從其中擬定 年度規劃。（4） 用短期方式訓練辦社干部。（5） 普遍地大量地發展農業生產互助 組 ，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許多互助組互相聯合起來 ，組成互助組的聯合組 ，打好 進一步聯合起來建立合作社的基礎 。有了這些條件 ，就有可能使合作社發展的數量 和質量統一的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 ；但是還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 ，跟著就去進 行整頓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來以后能不能鞏固 ，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準備工 作是不是做得好 ，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頓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 作都要依靠黨和青年團的鄉支部 。因此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鄉村中的建 黨建團工作和整黨整團工作密切地相結合 。不論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 ，都應當以鄉 村中當地的干部為主要力量 ，鼓勵和責成他們去做 ； 以上面派去的干部為輔助力 量 ，在那里起指導和幫助的作用 ，而不是去包辦代替一切 。總之 ，領導不應當落在 群眾運動的后頭 。而現在的情況 ，正是群眾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 ，領導趕不上運 動 。這種情況必須改變。（《毛澤東全集》第 35卷 216頁）

　　在毛澤東這些正確思想理論的指引下 ，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作為中國共產 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 ，通過合作化道 路 ，逐步順理成章地把小農經濟改造成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它是黨在完成土地改 革以后 ，遵循自愿互利 、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 ，采取三個互相銜接的步驟和 形式 ，從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性質的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 ，發展到以土地入 股 、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再進一步建立土地 和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農業合作 化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通過各種互助合作的形式 ，把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 的個體農業經濟 ，改造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業合作經濟的過程 。這一社 會變革過程 ，亦稱農業集體化 ，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 ， 以辦互助組為主 ， 同時試辦初級形 式的農業合作社 。一九五一年九月 ， 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 ，討論通 過了 《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 并以草案的形式發給各地黨委試行 。此 后 ，各地黨委加強了領導 ，使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到一九五二年 底 ，全國農業互助合作組織發展到八百三十余萬個 ，參加的農戶達到全國總農戶的

　　百分之四十 ，其中 ，各地還個別試辦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社） 三千六百余個。 一九五二年冬至一九五三年春 ，在發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中出現了急躁冒進傾向。 為糾正這種傾向 ， 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發出了《關于縮減農業增產和互  助合作五年計劃的指示》， 又于三月二十六日發表了 《關于春耕生產給各級黨委的  指示》， 并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 四月三日 ， 中共中央  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 ， 闡述了“穩步前進 ”的方針 。十月十五  日 、十一月四日毛澤東兩次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 ，提出互助合作運動  是農村中一切工作的綱 ，是農村工作的主題 ，說“糾正急躁冒進 ”是一股風 ，吹倒  了一些不應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十二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公布了《關于發展農  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 此后 ，農業合作社從試辦進入發展時期。

　　第二階段是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上半年 ，這一期間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主要  表現為初級社在全國普遍建立和發展 。一九五四年春 ，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九點  五萬個 ，參加農戶達一百七十萬戶 ，大大超過了中央提出的數字 。四月 ， 中央農村  工作部召開第二次農村工作會議 ，分析了互助合作運動的形勢 ，指出農村將相繼出  現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高漲的局面 。為了吸引更多的農民入社 ， 國家從各方面大力支  援農業生產合作社 。到同年秋 ，全國新建農業生產合作社十三萬多個 ，加上原有的  共二十二點五萬多個 。一九五四年十月 ， 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了相關會議 ，決定到  一九五五年春耕以前 ，將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六十萬個 。中共中央批準了中央農  村工作部關于這次會議的報告 。到一九五五年四月 ，合作社發展到六十七萬個 。 由  于發展速度過猛 ，不少地方又出現了強迫命令 、違反自愿互利原則的現象 。中共中  央在一九五五年初發現了上述問題 ，發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糾正偏差 。一月  十日 ， 中央發出 《關于整頓和鞏固農業合作社的通知》， 要求各地停止發展 ，集中  力量進行鞏固 ，在少數地區進行收縮 。三月上旬 ，毛澤東提出了“停 、縮 、發 ”的  三字方針 ， 即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 ，停止發展 、實行收縮和適當發展。（《毛澤東  年譜》 第 2卷 350 頁） 為了貫徹三字方針 ，農村工作部于四月下旬召開了全國第三  次農村工作會議 ，總結經驗 ，布置工作 ，提出要求 。到一九五五年七月 ，全國原有  六十七萬個合作社 ，經過整頓 ，鞏固下來的有六十五萬個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  日 ， 中共中央召開華東區 、中南區和河北 、天津 、北京等十五個省市委書記會議。

　　根據毛澤東原來的提議 ，會議提出一九五六年發展到一百萬個社的意見 。六月中  旬 ， 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批準了關于到一九五六年合作社發展到一百萬個的計劃。 不久 ，毛澤東從南方考察回來 ，主張修改計劃 ，加速發展。

　　第三個階段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六年底 ，它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 ， 即  農業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時期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 中共中央召開省 、市、 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 的報告 ，對黨  的農業合作化的理論和政策作了系統闡述 ，并對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 。報告  還嚴厲批評了鄧子恢等人的“右傾 ”。（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2卷 409 頁） 十月四  日至十一日 ，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屆六中全會 ，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  決議》， 要求到一九五八年春在全國大多數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級農業生產合作 ，實  現半社會主義合作化 。會后 ，農業合作化運動急速發展 ，僅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在  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業合作化 。到一九五六年底 ，參加初級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百分  之九十六點三 ，其中參加高級社的達到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七點八 ，基本上實現  了完全的社會主義改造 ，完成了由農民個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轉變。

　　第二節  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 ：“ 占國民經  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 ，是可能和必須謹慎  地 、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 ，任其自流的  觀點是錯誤的 。必須組織生產的 、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 、省 、市 、縣、 區的合作社領導機關 。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 。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  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又說 ：“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  作社經濟 ，我們就不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 ，就不能由新  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 ，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  的領導權 。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 ，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 ”（《毛澤東選  集》 第 4卷 1432 頁）

　　手工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建國初期 ，手工業是供應

　　城鄉人民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重要來源 ，農村生產資料的百分之九十 ，生活資料  的百分之七十靠手工業 ，城市居民也需要大量的手工業品 ，許多手工業品又是傳統  的出口商品 。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是解放與發展生產力的需要 。個體手工  業 ， 以一家一戶為一個經營單位 ，工具簡陋 ，生產規模狹小 ，技術落后 ，勞動生產  率低 ， 限制生產力的發展 。個體手工業是小商品經濟 ，生產不穩定 ，具有盲目性， 如果任其自發發展就會走向兩極分化 ，大多數手工業者難以擺脫貧困的處境 。為了  解放生產力 ，克服個體生產的自發性和落后狀態 ，必須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  造 。這樣做 ，不僅有利于手工業本身的發展 ，而且有利于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加強工  農聯盟 。早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在革命根據地 ，為了發展生產力 ， 中國共  產黨就引導個體手工業者組織起來 ，建立了手工業合作組織 。一九四一年在陜甘寧  邊區建立了三十二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 ， 山東解放區的手工業合作組織 ，到一九四  六年已發展到八千多個 。這些手工業合作組織的建立 ，為建國后對個體手工業進行  社會主義改造 ，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 ， 國家在幫助手工業恢復  生產的同時 ，開始引導個體手工業者聯合起來 ，組織不同形式的手工業合作組織。

　　建國后 ，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扶持下， 經過合作化的道路 ，把分散的個體手工業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經濟的過程 。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是  同步進行的 。主要方式也是合作化 。但手工業又有許多與農業不同的特點 ，如手工  業個體經濟是商品經濟 ，生產活動離不開市場 ，兼跨城鄉以城鎮為主 ；行業眾多， 經營靈活 。這些特點客觀上要求對手工業的改造應當采取有別于對農業改造的一些  方針政策。

　　首先 ，我們采取了同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相同的“積極領導 、穩步前進 ” 的方針 。其次 ，在對于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上和形式上 ，采取了從供銷    合作小組 、手工業供銷合作社 ，再發展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 ， 由小到大 、由低到高    級 ，逐步變了手工業的生產關系 。從組織形式來看 ，首先建立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    手工業生產小組 ，然后 ，過渡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供銷合作社 ，再到社會主義性質    的生產合作社 。到一九五六年底 ，基本上實現了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從工作    方法上看 ，在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 ，堅持說服教育 、典型示范和國家援

　　助的方法 ，不斷提高手工業勞動者的社會主義覺悟 ，逐步引導他們在自愿互助的 基礎上聯合起來 。手工業合作化基本實現 ，大大促進了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并為 手工業逐步進行技術改造創造了條件 。整個手工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也大致可分 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 ，為典型試辦 、摸索前進期 。國家一方面  根據需要與可能 ，幫助恢復和發展了手工業生產 ；另一方面又積極引導個體手工業  向集體化和現代化方向發展 ，有重點 、有步驟地對手工業合作社進行了典型試辦。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手工業 ，是在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 、官僚資本主義的長期掠奪  壓榨 ，加上長期的戰爭破壞 ，致使本來就很不發達的中國經濟（包括手工業）瀕臨  崩潰的情況下 ，進行恢復生產的 。當時手工業者的迫切愿望和社會對他們的要求， 都是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 。因此 ，黨和國家的政策 ，主要是幫助手工業勞動者克服  困難 ，恢復生產 。一方面充分發揮個體經營的積極性 ，對那些資金不足和采購原料  有困難的個體戶 ，組織加工訂貨 ， 給予銀行貸款 ，支持他們搞好生產 ；對那些失  業 、生活無著的手工業工人 ，組織他們建立生產互助組織 ，進行生產自救 ，積極為  他們的生產和經營提供方便 。另一方面 ，對他們進行必要的發展前途教育 ，選擇了  一些覺悟較高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手工業勞動者 ，重點試辦合作社 ， 以便從中摸索  經驗 ，樹立旗幟 ，逐步引導手工業勞動者組織起來 ，為廣泛開展手工業合作化運動  準備條件 。這些積極措施 ，加上新中國成立后 ，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 ，使解放  前瀕臨絕境的手工業生產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

　　當時首先組織起來的 ，是以革命積極性最高的手工業失業工人和貧苦的獨立手    工業勞動者為主體 ，選擇同國計民生關系最密切的棉織 、針織 、服裝鞋帽 、鐵木農    具 、建筑材料 、木材加工 、食品加工 、造紙等行業為重點 ，組織了第一批手工業合    作社 。其中最著名的有從“三把榔頭 ”起家的上海市鐵床合作社 、從“破銅臉盆 ” 熬糖起家的北京市第一食品合作社 、由二十四名木桿秤工人組織起來的武漢市度量    衡生產合作社 ， 由二百一十七戶紅爐手工業爐主組織起來的山東省濰坊市新勝紅爐    合作社等 ，后來都成為我國手工業合作社的旗幟和骨干 。同時 ，對于一般的個體手    工業戶 ，還從供銷入手 ，通過發原料 、收成品 ，組織了大量的加工訂貨小組 。國家    商業部門對這些小組 ，不是單純的買賣關系 ，而是通過供銷業務 ，組織生產 。這樣

　　做 ，不僅有利于個體手工業者逐步克服供銷困難 ，擺脫商業資本 、高利貸資本的控 制和剝削 ，而且有利于國家掌握貨源 ，穩定市場 ，扶助和發展手工業生產 ，并為進 一步實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打下基礎。

　　但是 ，也應當看到 ，不少已經組織起來的合作社 ， 由于經驗不足 ，缺乏明確的  方針和必要的制度 、辦法 ，帶有很大程度的自發性 。有人就認為 ：“ 國家工業化， 手工業可有可無，”“手工業落后 ，應當逐步淘汰。”搞手工業工作前途不大 。針對  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九五〇年七月 ，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開的中華全國合作社  工作者第一屆代表會議 ，總結了解放區和建國初期合作社運動的經驗 ，為引導合作  社走上正軌提出了明確的方針 。劉少奇 、朱德到會講了話 。劉少奇說 ：“過去的合  作社工作是有成績的 ，但一般還沒有走上正軌。”“主觀原因是辦合作社的方針不明  確 ，辦法不完全。”“客觀原因是中國過去沒有辦合作社的經驗 ，沒有辦合作社的傳  統 ，合作社對我們是一個新問題。”會議原則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法  （草案） 》 呈請中央人民政府審查通過并公布施行的決議 ，關于中華全國合作社聯  合總社章程 、關于基層合作社和各級聯合社章程準則草案的決議 ，并選出全國合作  社聯合總社理事和監事。

　　會后 ，各地在狠抓手工工業生產恢復和發展的同時 ，加強了對已有手工業合作  社的整頓工作和新社的典型試辦 。但存在的問題還不少 。一九五一年六月 ，全國合  作社聯合總社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 ，總結了總社成立一年來的手  工業工作 ， 明確了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發展手工業合作社的方針 ，任務， 有計劃 、有領導地對原有合作社進行整理 ，先整頓 、后發展 ，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而不是資本主義方向 ，發展的道路是由個體到集體 ， 由手工到半機械化進而機械  化 ， 由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 。會議認為 ， 當前的工作重點 ，是面向農村 ，為農業生  產服務 ， 同時為城鄉人民生活需要服務 ，為工業 、基建和交通運輸服務 、為出口需  要服務 。會議制定了我國第一個 《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章程準則（草案）》， 初步明  確了手工業合作社的性質 、 目的和任務 ，并規定了組織合作社的六條基本原則， 即：（1）入社自愿；（2） 每個社員必須參加社內勞動 ，并按照工資比例繳納股金； （3） 主要生產資料 ，如進行集體生產所必需的工具 、機器 、設備 、廠房等應當公  有；（4）實行按勞分配的工資制和勞動分紅制；（5）合作社雇工不得超過社員人數

　　的百分之十五 ，資本家不得入社；（6）合作社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 ， 由社員參與生 產和業務的管理。

　　一九五二年八月 ，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召開了第二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 議 ，研究了建立生產合作社聯合社問題 ，修訂了《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章程準則（草 案）》。會議著重總結這一時期組織和管理合作社的經驗 。強調因地制宜 ，就地取 材 、就地加工 、就地銷售為主 ，有調查 、有計劃 、有重點 、有步驟地發展 ，組織一 個 ，鞏固一個 。九月三十日 ，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頒發《市（縣）工業生產合作社 章程準則（草案）》。 明確手工業合作社是手工業勞動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 ，它的 發展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場所的縮小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動搖資本主義的經濟 基礎。

　　三年恢復時期 ，手工業生產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 。全國手工業從業人員由一九 四九年的五百八十五點五萬人增加到七百三十六點四萬人（如果包括廣大農村集鎮 的一千二百多萬農民兼營性手工業生產人員在內 ，合計約兩千萬人）， 產值由一九 四九年的三十二點三億元上升到七十三點二億元 。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由一九四九年 的三百多個發展到兩千七百多個 ，社員由一九四九年的八點八萬余人發展到二十五 萬人 ，產值增加到二點五億元 。這個時期的手工業生產合作工作是穩步前進的。

　　第二階段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上半年 ， 為手工業合作社的普遍發展 期 。一九五三年 ，我國開始了國民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黨中央正式提出 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以后 ，各方面對手工業產品的需要大量增加 。這時 ，分 散 、落后的個體手工業生產同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的需要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 ， 同 時由于前一時期手工業合作社的典型示范作用 ，廣大手工業勞動者和手工業工人 紛紛要求組織起來 ，參加各種類型的合作組織 。從此 ，手工業合作化運動進入了 普遍發展的新階段。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周恩來詳盡地作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的報告 。十一 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七日 ，全國合作總社聯合總社召開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第三 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 。會議過程中 ，劉少奇聽取了總社代主任程子華關于會 議情況的匯報 ，并作了《關于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問題》 的指示 ，首先著重講了手工 業生產合作社的任務 ， 同時講了為什么要對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和手工業合作

　　化的目的 、組織對象和生產關系的改變 ，強調集體經濟要保持穩定 。朱德在會上作 了《把手工業者組織起來 ，走社會主義道路》 的報告 ，強調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 地位 、作用以及改造的必要性 。他主張把個體手工業者組織起來 ，應該是從實際出 發 ，采取靈活多樣的不同形式 ，循序漸進 ， 由小到大 ， 由低級到高級 ，絕對不要規 定一個死格式到處硬套 。會議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精神 ，總結了 幾年來黨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三種組織形式和初步經驗 ， 明確了手工業社會主 義改造要采取“積極領導 ，穩步前進 ”的方針 。黨中央批轉了這次會議的報告 ，并 發布了指示 ，要求“各地切實辦好現有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 ，取得經驗 ，樹立榜 樣 ，作為廣泛開展手工業合作化運動的必要準備 。……并成立各級手工業管理機構 和各級手工業聯社。”這次會議為手工業合作化的全面發展鋪平了道路。

　　各地在貫徹執行第三次全國手工業合作會議精神時 ，一般都很注意根據生產發 展的需要和手工業勞動者的要求 ，采用多種多樣的靈活組織形式 ，引導手工業勞動 者根據自愿互利原則組織起來 。既反對要求過高過急 ，貪多貪大 ，盲目發展 ，也反 對放任自流 ，聽其自然 ，停步不前的傾向 ，并繼續注意整頓和發展相結合 ，注意培 養典型 ，樹立榜樣 ， 因而手工業合作化工作進展得比較順利 ， 比較健康。

　　在注意發展手工業合作社的同時 ，各地人民政府的手工業管理部門 ，還注意加 強了對個體手工業的領導和管理 。 目的是了解手工業情況 ，加強政治思想教育 ，指 導其發展方向和經營管理 ，提高產品質量 ，降低成本 ，平衡價格 ，穩定市場 ，逐步 減少和克服其盲目性 ，有步驟地引導他們走合作化道路。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 國務院決定成立中央手工業管理局 。十二月召開第四次全  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 。會議總結了一九五四年的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 ，確定  了一九五五年的任務 ，討論了基層社的社章草案 ，并成立了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總  社籌備委員會 ，朱德代表黨中央到會作了“要把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辦好 ”的重要講  話 。陳云作了《解決私營工業生產中的困難》 的講話 。他在分析當時工業生產中的  矛盾和解決辦法時 ，指出 ：“對手工業合作社生產的發展 ，要加以管理和控制 ”， “手工業合作社寧可慢一點 ，使天下不亂 。如果搞太快了 ，就會出毛病。”（《陳云  文選 1949年—— 1956年》第 269頁）這次會議是我國建立手工業專管機構后的第一  次重要會議 ，它繼續總結了三種組織形式的發展經驗 ，著重研究了當時供產銷不平

　　衡的復雜情況和一系列政策問題 ，確定了一九五五年我國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中 心任務是 ：繼續摸清主要行業的基本情況 ，進行統籌兼顧 ，全面安排 ；整頓 、鞏 固 、提高現有合作組織 ；適當發展新社 。到一九五四年底 ， 全國手工業合作社 （組）發展到四點一萬余個 ，擁有社（組）員一百一十三萬余人，（另有自發組織的 社、組員一百一十三萬人 ，相當于合作社、組員的總數）全年產值一十一點六億元。

　　一九五五年五月 ， 中共中央在批轉會議報告的指示中再次指出 ： 手工業 “ 是地方工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并強調 “ 各地 、各部門 、特別是地方工業 部門應在對各種經濟類型工業進行統籌安排時 ， 必須對手工業的安排與改造同 時予以考慮 ，將手工業部門的各種計劃 ， 首先是供產銷計劃逐步納入地方工業 的計劃之內 ”。

　　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手工業合作社的普遍發展中 ，大家都很重  視新中國建立以來各地群眾創造的三種主要組織形式 。 即經過手工業生產小組、 手工業供銷生產社或經過這兩者中間的一種 ，過渡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 ，是由小  到大 、 由低級到高級的一種發展過程 。但并不是都經過這個過程 ， 而是因地制  宜 ， 因社制宜。

　　關于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對象 ，在第三次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前后 ，一直  是各級手工業合作社的領導機關摸索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 。進一步明確手工  業生產合作社的主要組織對象為手工業獨立勞動者 、家庭手工業者和手工業工人； 而手工業資本家不應吸收入社 ，對他們要通過加工訂貨 、統購包銷 、公私合營等國  家資本主義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各地手工業合作社聯合社的建立 ，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到一九五三年先后成立的 有省 、市級十四個 ，縣 、市級十九個 。手工業合作社的全國性的領導機關 ，一九五 四年以前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后是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 。各 級手工業聯社 ，是各種形式的手工業合作組織自愿組成的聯合經濟組織 ，是手工業 合作社的直接的組織領導和業務領導機構 。同時 ，為了加強手工業工人和手工業勞 動者的團結 ，加強手工業集體勞動者和個體勞動者的團結 ，并發揮他們的生產積極 性 ，不少地區除采取召開手工業勞動者代表會議以外 ，還組織了手工業勞動者協會。

　　第三階段自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六年底 ，為手工業合作化高潮時期 。一

　　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 毛澤東在省 、市 、 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 ， 十月  四日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擴大） 上的講話 ，促使手工業改造也逐步掀起了高  潮 。農業合作化運動步伐加快 ，對手工業產生了強烈影響 。手工業者要求組織起  來的情緒也十分高漲 ，建社速度也明顯加快了 。據統計 ，一九五五年六月到十二  月半年內 ， 全國手工業合作組織從四點九八萬余個發展到六點四六萬余個 。社  （組） 員從一百四十三點九萬余人發展到二百二十點六萬余人 ，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三點五 。特別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序言中  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 ”，并明確指出 ：“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  義改造 ，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時候去完成 ，才能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 ”，“手工業的  社會主義改造速度問題 ，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應當談一談…… ”（《毛澤東選集》 第 5卷 223 頁） 以后 ，既形成對手工業合作化加快發展的強大動力 ，也形成對手工  業戰線干部的巨大壓力。

　　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籌委會于十二月九日召開了全國重點地區手工業組織檢查 工作座談會 ，檢查了所謂 “ 與總路線要求不相適應的保守思想 ”，提出 “ 加快發 展 ，迎接高潮 ，全面規劃 ，計劃平衡 ”的新的組織任務 。接著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至 二十八日 ，召開了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 。會議研究提出了在第一個五年 計劃期間要基本完成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規劃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底 ，劉 少奇聽取了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籌委會主任白如冰關于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情況的 匯報做了重要指示 ，指出 ：要保持手工業特點 ，注意發展速度 ，集中生產與分散生 產要適度 ，花色品種不能減少 ，質量要提高 ，要加強領導等等 。所有這些 ，為一九 五六年合作化高潮做了一定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 ，使手工業合作社的領導工作沒 有出現太大的混亂。

　　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剛剛結束 ，正當歷史翻開一九五六年第一頁的 時候 ， 中國的農業 、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 ，就像大海的層層波濤 一樣 ，洶涌澎湃 ，掀起了一個又一個高潮 。首都北京涌起了第一個巨浪 。在郊區縣 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帶動下 ，城市工商業者一月一日上街游行 ，首先提出了實現全行 業公私合營的申請 。從一日到十日 ，全市各區的個體手工業者 ，有的掛起“迎接合 作化 ”的大標語 ，要求入社 ；有的自動串聯 ，醞釀建社 ；有的成群結隊 ， 申請報名

　　入社 。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 ，勢不可擋 ，掩蓋了領導和群眾各種各樣的實際問題和  思想問題 。一月十日 ，全市十個城區和近郊區二十九個行業的手工業者 ，分別集  會 ，慶祝了全行業實現合作化 。有五點三八萬個個體手工業者入了社 。至此 ，北京  的社（組）員人數就達到全市手工業從業人數的百分之九十五點六 ，基本上完成了  合作化 。一月十五日 ，在天安門全市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上 ，北京市手工業  合作社社員代表徐淑芹 ，代表全市手工業者登上天安門城樓 ， 向毛澤東 、劉少奇、 周恩來 、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呈交了北京市實現全行業合作化的報喜信 。一月三  十日 ，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籌委會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開幕式上 ，代表全國手工業  合作社（組）員向中共中央呈交了報喜信。

　　一九五六年底 ，全國組織起來的手工業合作社（組）， 經過調整為九點九一萬  個 ，社（組） 員達到五百零九點一萬人 ， 占全部手工業從業人員的百分之九十二。 一九五六年產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長百分之十五點六一 ，其中集體手工業產值比一九  五五年增長二點六八倍 。至此 ， 中國手工業基本上實現了從個體經濟到集體經濟的  偉大變革 ，初步建立起了新型的社會主義集體工業經濟 。從總體來看 ，發展方向是  對的 ，成就是主要的 ，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過一些偏差或失誤 。 由于黨中央 、國務  院及時察覺到高潮中出現的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 ，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對應措  施 。中心是解決過多地集中生產和統一經營等問題 。經過調整 、整頓 ，繼承和發揚  了手工業的優良傳統 ，促進了合作經濟組織的鞏固和發展 ，使工作未受重大損失， 并初步顯示出合作化后集體經濟的優越性。

　　第三節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九五二年 ，在中國的國民經濟恢復階段即將結束 ，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 建設階段即將開始的時候 ， 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其中重要內 容之一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一九五三年初 ，毛澤東在黨內的 一次會議上講到這個問題時曾說 ，幾年來 ，對資產階級改造做得不夠 ，可能性估計 不足 。……如果說現在資產階級還像“五反 ”那樣猖狂進攻 ，是不合事實的 。節節 抵抗 ，節節變化 。對資產階級與對地主階級不同 ， 以教育為主 ，批評為輔 ，百分之

　　九十幾是可以改造的 。批評通過他們自己進行 。資產階級有進步 、中間 、落后 、反  動 、反革命 ，在報紙上說資產階級 ，應實事求是 ，要具體分析 。爭取中間的和落后  的 ，孤立反動的 。當前對資產階級改造的問題是帶有相當大的盲目性 ，對資產階級  可能接受改造 ，或者不相信 ，或者相信而不堅定 。還要強調資產階級的兩重性 ，反  帝的作用還有 ，還表現在接受不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 。雖然是被迫接受 ，也  是兩重性 。接受要有條件：（ 一 ） 階級同個人有差別 ， 階級消滅 ，個人不消滅 。 （二 ）資本家同共產黨發生關系 ，就會起變化。（三）加上我們的工作和資產階級孤  立 。從歷史上看 ，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即同我們有關系 ，現在更要靠我  們 。接受改造是生路 ，抗拒改造是死路 ，不應當讓他們走抗拒改造這條死路。

　　為了使民主人士和工商界更好地了解黨的方針政策 ，消除顧慮 ，并通過他們去 說服大部分資本家自愿接受國家資本主義 ，保證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穩 步前進 ，毛澤東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 ，毛澤東在當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的一 個文件上作出批示 ，系統說明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的形式 、方法 、時間和利潤分配等 。毛澤東闡明了下列主要觀點 ：一是在社會主義 革命時期 ，擁有三百八十萬人左右的私營工商業是國家的一項大的財富 ，對國計民 生具有很大作用 。它不僅為國家提供產品 ，還可以為國家積累資金和訓練干部 。但 是 ，也應該看到 ，有些資本家對國家仍然保持很大的距離 ，沒有改變唯利是圖的思 想 。因此 ，應該對私營工商業者進行教育 ，使他們逐步適應國家的方針政策 ，走上 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 。這樣做 ，對公私勞資都有利 。二是公私合營 、加工訂貨和只 收大部分產品的加工訂貨 ，是國家資本主義在私營工業方面的三種形式 。三是在國 家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分配中 ， 以資方紅利的形式分給資本家的部分約占四分之一 左右 ，其余四分之三左右為所得稅 、福利費和公積金 。所以 ，走上國家資本主義道 路的私營工商業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 ，也是部分地為資本家謀利的 。四是由 于有了全國各民族和各民主黨派的不斷進步 ，有了國營企業的優勝這一物質方面的 保證 ，穩步前進 ，不要太急 ，在三年至五年內基本上把私營工商業引導到國家資本 主義是有可能的。（《毛澤東全集》 第 33卷 206 頁） 毛澤東的批示與相關文件闡明 了中國共產黨所采取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政策 。實踐證明 ，毛澤東提出的經 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從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初 ，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 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 即在一切重要的行業中分別在各地實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營的 階段 ，并迅即形成了全國范圍的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 。這些促使資本主義工商業的 社會主義改造進入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新階段的條件主要包括：

　　第一 ，通過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 、鎮壓反革命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 ” “ 五反 ”等政治運動和過渡時期總路線 、憲法以及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的宣傳教育 ，  黨的自身建設得到不斷加強 。到了一九五五年 ，黨的領導力量已日益堅強 ，人民民                                                                                        主專政已日益強大 ，工農聯盟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逐步深入展開的基礎上已日益鞏                                                                                        固 ，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已日益發展 ，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普遍提高 ，社會主義                                                                                        積極性空前高漲 。“跟著中國共產黨走 ，走社會主義道路 ”已成為大勢所趨 、人心                                                                                        所向的歷史必然趨勢 。特別是經過“五反 ”運動 ，我國已開始形成了政府與工人階                                                                                        級有可能完全控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局面 。工人監督已在很多資本主義企業中建立                                                                                        起來 ，很多資本家實際上已喪失了或基本喪失了控制企業的權力 。同時在資本主義                                                                                        企業中的工人群眾 ，他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熱情空前高漲 ，他們已                                                                                        不愿意照舊生活下去 ，迫切要求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要求資本家接受進一步的                                                                                        社會主義改造 。這種社會主義政治優勢大大上升的客觀事實 ，是全行業公私合營高                                                                                        潮到來的一個重要條件。

　　第二 ，公私合營大大發展 ，社會主義經濟優勢日益壯大 。到一九五五年 ，在工 業中 ， 國營 、合作社營和公私合營經濟的產值已占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三點 六 ；在商業中 ， 國營和合作社商業已占商業批發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四點八 ， 占零售 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七點六 。銀行 、鐵路 、鋼鐵 、礦山 、電力 、對外貿易等關鍵性經 濟部門 ，也都掌握在國家手里 。到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前夕的一九五五年秋天 ，在 大型工廠（規模是使用機器的工業是十六個工人以上 ，手工業是三十一個工人以 上） 中 ，實行公私合營的工廠已有一千九百多個 ，它們的產值占百分之五十六 ；全 國一百六十三戶（一九五四年的統計） 五百工人以上的私營工廠 ，只剩下三十家沒 有公私合營了 。所有這些 ，使社會主義經濟對資本主義經濟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地 位 ，為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與此相 反 ，資本主義經濟的力量則大大削弱了 。一九五四年以來 ，私營工商業在生產經營

　　方面遇到了嚴重的困難 ，部分私營工廠停工 、停薪 、停伙 ，甚至關門 ，部分私營商 店停業 ，收入大幅度下降 。這些困難 ，只有依靠政府通過統籌兼顧 、全面安排 、加 強改組改造等措施 ，才能得到解決 。到一九五五年 ，私營工業只占全國工業總產值 的百分之十六點二 ，而在這個產值中 ，又有百分之四十五已經納入加工訂貨等國家 資本主義初級形式 ；私營大型工業為國家加工訂貨的產值已經占百分之九十三 。如 果以私營工業和公私合營工業的總產值為一百 ，則私營自產自銷僅占百分之九點 二 ，加工訂貨占百分之四十一點四 ，公私合營占百分之四十九點四 。私營零售商業 只占全國商業零售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二點四 ，而在這個零售額中 ，又有百分之四十 五已經納入經銷 、代銷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的合作化形式 。這就是說 ，資本主 義經濟已經基本上依附于社會主義經濟 ，離開國家的安排 ，就難以生存 ，它們已經 失掉了獨立存在的條件 ，它們已經有“一只半腳踏進社會主義 ”，剩下的那半只腳 也非跟進來不可了。

　　第三 ，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優勢的不斷加強 ，資本主義企業中生產力與生  產關系的矛盾已經暴露得特別突出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如果不進一步受到改造 ，就  不可能提高生產力來適應人民的需要 。同時 ，在公私合營的企業與未合營的企業之  間 ，私營企業大中小戶之間 ，先進企業與落后企業之間的矛盾也突出了 。如果不突  破所有制界限 ，不突破企業乃至行業界限 ，統一調動生產力 ，統一安排 ，不進一步  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改造 ，則一系列的矛盾就不能克服 ，生產力就會受到破  壞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 ，上海首先就有八個工業行業進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試點  工作 ，接著北京對棉布商業進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 ，其他一些地方也進行了試點。 這一系列的實踐 ，證明全行業公私合營確是解決上述矛盾的有效辦法 。這樣 ，為進  一步解決因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而日益突出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  的矛盾 ， 以提高社會生產力 ，適應國家和人民的需要 ，黨和政府采取一個全面改造  的重大步驟 ， 即對資本主義經濟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 ，就成為迫不及待的事情了。

　　第四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來 ， 以批判“右傾保守思想 ”為先導 ，在我國農村 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高潮 。到年底 ， 已有不少省 、市實現了農業合作化 ， 已有占全國 總農戶的百分之六十四點九的農戶加入了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這個 高潮的到來 ，意味著有五億人口的農村最終地拋棄了資本主義道路 ，進一步割斷了

　　資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系 ，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內的階級力量的對比 ；這就使資本主義 失去了發生發展的基礎 ，使資產階級更感到處境孤立 ，除進一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的道路以外 ，再沒有其他的出路。

　　第五 ，新中國成立以來 ， 民族資產階級在黨的和平改造與實行贖買的方針下， 在利用 、限制 、改造政策下 ，經過多次政治運動的考驗 ，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實  踐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看到社會主義經濟不斷壯大 ，人民民主專政日益鞏固 ，越來  越認識到在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 ，只能接受改造 ，通過和平轉變 ，走社會主  義道路 。他們還切身感受到在接受改造過程中 ，通過國家贖買 、政治安排和工作安  排 ，也確實得到了實際的好處 。他們逐步有所進步 ，并涌現出成批的進步分子 。這  部分進步分子比較了解政策 ，能看清國家和自己的前途 ，靠攏黨和政府 ，贊成社會  主義 ，宣傳社會主義 ，在推動整個民族資產階級接受改造過程中 ，起著顯著的積極  作用 。這種作用是共產黨員和工人階級中的積極分子起不了的 。在民族資產階級內  部所發生的這種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分化 ，是一九五六年初全行業公私合營  高潮所以到來的另一個重要條件。

　　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的取得 ，是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工 人階級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根據我國情況制定的馬克思主義政策 ， 同時資本家階級中 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首先 ，我們黨根據資本來源與屬性的不同 ，嚴格區別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界限。 中國的資本主義分為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兩種。對官僚資本采取剝奪、沒收的政策。 對民族資本則是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 ，最終實現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贖買。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 ，依據馬克思、 恩格斯和列寧的設想，從中國的國情出發 ，采取切實可行的方式和步驟 ，最終實現了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贖買。所謂和平贖買 ，在全行業公私合營前 ，采取“ 四馬分  肥” 的辦法 ，即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分配一分為四。全行業公私合營后 ， 國家  在對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擁有的生產資料 ，進行清理估價 、核對私股股額的基礎  上 ，采用向資本家支付“定息” 的辦法 ，將資本家擁有的私股轉為國家所有。所謂定  息 ，就是把原來分給資本家的那部分利潤 ，改變為按照固定資產價值付給定額利息。

　　其次 ，創造了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 ，保證了社會主

　　義改造的順利進行 ，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所謂低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 委托加工 、計劃定貨 、統購統銷 、委托經銷代銷等 。這時的私營工商業基本上仍然 是資本主義經濟 ，但它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建立了密切的聯系 ，具有社會主義萌芽 的因素 。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公私合營 。公私合營又分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 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兩種形式 。前者具有半社會主義的因素 ，后者則已經具備完全 的社會主義因素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中 ，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由低級形式到高 級形式的逐步推進 ， 比較切合人們的認識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 ，從而避免了因生產 關系變化而造成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

　　再次 ，注意把對企業的改造與對人的改造結合起來 ，在把私有制企業改造成公有    制企業過程中 ，把資本家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 民族資    產階級仍然具有兩面性 ，既有剝削工人獲取利潤的一面 ，又有擁護憲法 ，愿意接受    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對民族工商業者 ，是把他們作為朋友 ，在團結他們的同時逐步    地改造他們。毛澤東強調：“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是把所有的人都包    下來 。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是要消滅的 ，但人都包下來了 。工商業者不是國家的    負擔 ，而是一筆財富 ，他們過去和現在都起了積極作用 ”。“要對工人說清楚 ，我們    采取這個政策對整個民族是有利的 ，對工人 、農民 、 中小工商業者都是有利的。” 毛澤東認為 ， 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是現代化的 ，不是手工業 ；給資本家付定息 ，  是“肥水沒有落入外人田 ”，是國家的購買力 ，是合情合理的。我們這樣做 ，對亞非    國家和歐洲的一些國家的影響也很大。（參見《毛澤東全集》第33卷286頁）

　　我國對農業 、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理 論上和實踐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極大地促進了 工 、農 、商業的社會變革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它實現了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 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任務 ，政治上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在我國初步建立 ，經濟上社 會主義計劃經濟在我國基本確立 ，并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開辟了道路 。它的成 就主要表現在 ：一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 ，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 ，能夠比較順 利地實現消滅私有制這樣復雜 、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 ，不但沒有造成生產力的破 壞 ，反而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并且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擁護而沒 有引起巨大的社會動蕩 ，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二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

　　成 ，我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 ，幾千年來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階  級剝削制度基本上被消滅 ，社會主義經濟成了國民經濟中的主導成分 ，社會主義經  濟制度在中國基本確立 。它與一九五四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立的社  會主義政治體制一起 ，完成了歷史上最深刻 、最偉大的社會變革 ， 中國從新民主主  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三是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  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  會主義改造道路 ， 以新的經驗和思想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 四  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 ， 大大解放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 ，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總之 ， 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的兩次歷史性巨  變 。這是中國從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勝利 ，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  前提 ，奠定了基礎。

　　歷史證明 ：完成三大改造 ，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主要原因  的研究在于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 ，包括土改后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統一財  經 、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公私經濟地位及比例的變化 ， 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快  速完成 ，農村互助合作發展迅速 ， 以及國防形勢對工業化的迫切需要等 ，提前由  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在當時來說 ，是抓住了時機 ，是符合中國實際和歷  史發展需要的英明之舉 ，其本身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抉擇所決定的 。重工  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戰略 、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改造 ， 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  鏈 ，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選擇是落后農業國趕超先進工業國的必由之路 。這一選擇  與蘇聯對華提供援助緊密聯系在一起 ，“如果沒有蘇聯的實際援助 ， 中國不可能  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發展戰略 ，也就不可能決定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 而只能按照既定方針 ，繼續走新民主主義工業化的道路。” 同樣道理 ，建立計劃  經濟體制雖有主觀認識上的原因和蘇聯的榜樣作用 ，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快速工業  化的需要 ，是為了在一個“一窮二白 ” 的國家里集中力量辦大事 。況且 ， 中國從  蘇聯引進計劃經濟體制時 ， 比較重視自己的經驗 ， 注意結合中國的實際 。 因此， 認為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就是從某種理論出發 、完全照抄照搬別國模式的看法缺乏  事實根據 ，是站不住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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