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有這樣的經驗，那就是我們在生活與工作中的很多傾向與舉措，都源于性格之使然。性格決定命運，這是許多人的經驗之談。
戰略上也是這樣，一個國家民族的性格對于戰略博弈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正如人們所經常看到的那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其軍事戰略實力的大小同國力的強弱并非精確對應，經常有很大的上下起伏。有的國家慣常是實力低于國力，譬如意大利，這個國家號稱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總量可觀，技術與制造能力也較強，但戰爭中的的表現往往卻很窩囊，具體到戰場上的戰斗，也總是熊包的時候居多;有的國家看起來挺貧窮落后，但往往卻能爆發出驚人的戰斗力。譬如阿富汗的塔利班、也門的胡賽武裝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可忽視的因素是民族性格問題。
戰爭是檢驗民族性格強弱高低最直接的標尺。正在進行之中的俄烏戰爭是這樣，以色列進攻哈馬斯的新一輪巴以戰爭也是這樣，參戰各方的民族性格都在戰爭中盡顯無遺。過去，人們總愛把俄羅斯形容為“戰斗民族”，正在進行的戰爭對這一性格是很好的詮釋。不妨設想，如果把俄羅斯換做法國，這場戰爭無論如何也難以進行下去，不要說戰場的犧牲，僅僅就是嚴酷的經濟制裁，也足以讓法蘭西大叫“不干不干”;烏克蘭也是這樣，如果把烏克蘭換成意大利，面對如此慘烈的流血犧牲，那也早就舉手投降了。所以，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戰爭的輸贏固然要以國家實力為基礎，但其中民族性格的影響與作用實在相當重大。
不但戰爭是這樣，性格傾向對于民族和國家的發展與進步也有著巨大的影響作用。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距巨大，這其中固然有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等方面的問題，但性格因素也干系重大。一個只爭朝夕戰天斗地的民族同一個安于現狀把命運未來寄托于來世民族，各自所走出的歷史軌跡完全不同，所塑造的文化與社會形態也完全不同。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有些國家不管實行怎樣的政治制度，其發展進步都一直很快，而有些國家則反其道而行之，任憑什么制度都無能為力，都難以改變其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的慵懶狀態;有的民族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而有的民族甚至連基本的自我意識都沒有，簡直如同一盤散沙。事實上，研究戰略問題，針對世界各國及其相互間的關系做戰略評判，表面上往往注意經濟與軍事數字，但更加看重的應該是民族、國家以及集團的性格取向，即本質屬性，這才是具有核心意義的東西。所謂“話到滄桑句便工”，如果把這句話運用到戰略研究領域，那就是如果能深入到民族性格層面，戰略研究才算得窺堂奧，才算到位。
民族性格的塑造與養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因為各自生存的自然環境不同，所經歷的歷史風雨不同，因而不同民族培育塑造了各自不同習俗、習慣與性格。譬如有的民族比較講紀律守秩序，而有的民族則無論是生活還是工作都相當地散漫混亂，這種現象既可以說是一種習慣，也可以看做是性格特征，都是在特定歷史文化環境下長期養成的結果，具有極大的頑固性與延續性。
正因為這個問題十分復雜，所以古往今來經綸濟世者往往對此望而卻步，他們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很重要，卻深感無能為力，而只能順其自然。但偉大人物從來都不是這樣，在民族性格這個問題上，偉大人物一般都是在利用和運用基礎上，大力加以改造重塑，使之朝著更正確、更理想的方向發展。在這方面所取得成就越顯著、越持久，偉大人物歷史地位就重要、越輝煌。深入研究和體悟歷史，可以讓人們認識到，許多英雄豪杰看起來似乎是憑一己之力改寫了歷史，個中的關鍵就在于塑造和升華了民族性格，他們不過是借助這個力量來達成自己的意圖和目標。所謂上應天心、下順民意，其要義就在于此。偉大人物之偉大，其核心也就體現在這里。
民族性格問題在中國也一直都十分突出，特別是近代以來，面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與瓜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究竟應該采取怎樣的立場與態度，這不僅僅是政治問題，更重要的是民族性格問題。有關這個問題，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那就是在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帶領下，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地同外來侵略者壓迫者做堅決的斗爭，前赴后繼，一代接一代地流血犧牲，終于贏得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在這個歷史時期，國家與民族最需要的性格取向就是反抗斗爭，最寶貴的性格資源也是反抗斗爭，最有效的手段與方式就是暴力革命。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而是對殖民侵略逆來順受，得過起過、茍且偷安，那么今天的中國要么四分五裂成幾個部分，要么就得仍然屬于什么“英聯邦國家”了。這里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相當一些中國人就是想讓中國變成這個樣子，直到今天還有其孽種孑遺。只不過他們只是可恥的少數，并且因為站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對立面而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沒有誰比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性格的改造、塑造和引領的作用更大更關鍵，偉大的毛澤東在繼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弘揚這個民族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的性格特征，通過急風暴雨的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大革命，相當徹底地滌蕩了封建文化中所固有的那些奴性特征、守財奴心理和頹廢習慣，把中國人從軟弱渙散的性格泥沼中救拔起來，把為國為民的情懷發揚到新的歷史高度，把反抗斗爭精神提升到新的歷史高度，把暴力革命提升到新的歷史高度，并使這種精神深深印刻在我們民族身上，直到現在還在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如果就這個問題具體細說毛澤東偉大功績的話，恐怕三天三夜也說不完，這里筆者只想引用他的一首小詩為證：
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
偉大的毛澤東深知婦女解放對民族與社會解放的偉大意義。對比現在，甚至連一些男孩子都“娘炮”了起來，并且號稱要“少年娘才能中國娘”，可見當今中國社會的怪現狀。
應該說，把中華民族的性格向何處引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大背景下，這個問題已然顯得很突出。現如今中華民族究竟以何為尚，是崇尚豪奢炫富，還是弘揚艱苦奮斗;是鼓勵升官發財，還是倡導家國情懷，種種不同抉擇再次說明，塑造什么樣的社會風氣與民族精神很關鍵，這也是通常所謂價值取向的問題。如果是“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蔚然成風，則中華民族將不懼任何滔天駭浪，面對危機就能做到能戰、敢戰與善戰;否則，如果熱衷于霓裳羽衣、歌舞升平，人人愛錢如命，社會一盤散沙，則很可能要重蹈被侵略被打敗的歷史覆轍。問題的關鍵在于往哪個方向上引領。
在引領民族性格這個問題上，執政黨和領袖人物的作用非常關鍵，在某種意義上說，領袖具有怎樣的性格，相應地，國家與民族的性格就具有怎樣的傾向，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這樣，其它時期的中國也是這樣。究竟是把中國往追逐發財致富的道路上引，還是引導全社會努力奮斗奉獻、不斷提升精神境界與道德品質，這是重要的政治與戰略抉擇。對于這個問題，往往有人從個體經驗出發來抉擇，這樣的人往往都富有歷史與政治經驗，因而其經驗在一定條件和一定范圍內確實管用，但同時也必須承認的是，古往今來，任何經驗主義都局限性很大，都免不了急功近利的弊端，并由此帶來巨大的社會與歷史后遺癥。我們中國這方面的后遺癥就實在不小，因為奮斗奉獻精神在今天的中國已經變得式微再式微，相當一些人已經陷入錢財的泥坑里難以自拔了。
但是，實現偉大復興客觀上要求中華民族的戰斗力必須邁上新的歷史臺階。從這個要求出發，偉大復興理應把精神復興當成重要內涵，其中不可忽視的就是民族性格的戰略引領與積極塑造，需要通過強有力的行動舉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出新的漢唐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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