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八章 社會價值評判的形式及影響

　　第八章   社會價值評判的形式及影響

　　社會價值評判是人類思維活動的重要形式之一 ，它主要反映人們對以往歷史  過程 、歷史事件 、歷史人物等給予社會發展的影響所作出的社會價值判斷和評  述 。人們通過對社會價值評判的認識和接受 ，表明了自己在社會系統中的位置和  作用 ，如黨派立場 、宗教觀點 、社會地位等等 。一方面 ，社會成員總是在通過自  身社會價值評判的表達與傳播 ， 以自己的方式影響著社會 。另一方面 ，他又通過  對社會價值評判的認知和接受 ，表明個人與所屬群體其他成員的人際關系狀態。 一個人生活在許多不同的群體之中 ，而對其有著至關重要意義的社會群體的社會  價值評判通常最容易被這個個體所接受 。社會價值評判的對象 ，歸根到底體現的  就是人及其相互之間的社會關系 。 因此 ，從這個特定意義上講 ，社會價值評判的  形式可以分為個人社會價值評判 、群體社會價值評判（黨派社會價值評判）、科  學的整體社會價值評判等。

　　第一節  個人的社會價值評判

　　所謂個人社會價值評判 ，是指作為“社會人 ”的個體對某一事物或他人的社會  價值評判 ，其主要特點在于能充分體現個人的獨特感受及由此而產生的真情實感。 個人在社會中具有雙重主體身份 。一方面 ，個人總是一個獨立的完整的主體 ，他以  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作為社會價值評判標準 ，去評判各種社會政治現象的價值 。另一  方面 ，個人又是一定社會關系的承擔者 ，是整個社會主體中的部分 、環節和細胞。 在這方面 ，他的個人利益和需要是社會某一群體利益和需要的一部分 ， 當他僅僅從  個人的這種社會主體角度進行評判時 ，就是“個人的社會價值評判 ”。這是一種局  部的個別的社會價值評判 。這個局部可能與社會整體及其社會價值評判相一致 ，也  可能不一致 。當個人超出自身的范圍 ，從個人的需要和利益所具有的社會普遍性內

　　容出發去評判某一事物時 ，他的社會價值評判就和本群體（階級 、民族等）其他許  多個人的社會價值評判或局部的社會價值評判有共同之處 ， 因而成為“公眾社會價  值評判 ”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樣 ，個人社會價值評判既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本質，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也有可能只顯示出社會價值評判的個體性一面 ，而缺乏普遍的  社會意義。

　　曾經是毛澤東兒媳的劉松林會見來訪者時 ， 以其獨特的感受評述毛主席既是一 個偉大的領袖 ，也是一個慈愛的父親 。她說 ，岸英在朝鮮犧牲后 ，主席一直沒告訴 我 ，我想問 ，又開不了口 。直到兩三年后的一個夏日 ，在主席的辦公室里 ，我問 他 ：“爸爸 ，岸英好長時間沒有來信 ，是怎么回事?”主席語調沉重地說 ：“他已經 不在了 ，犧牲了…… ”我的大腦一片空白 ，什么都沒有了 。我想不起來誰在我身邊 說主席的手已經冰涼了 ，要我克制一點 ，我拉了拉主席的手 ，真像冰一樣涼。

　　后來 ，毛主席一直像對待自己的大女兒一樣地關心著她 。在劉松林年屆而立之 年時 ，甚至委婉地勸其改嫁 ，并親自兩次作了介紹 ，但又不強加于人 。當劉松林經 他人撮合 ，與空軍學院某教員相識相愛而組建新的家庭時 ，毛主席親自寫了一首詩 相贈 ，并送了三百元錢 。在這里 ，所充分展示的是一位歷史巨人如同常人 ，而又超 出常人的愛子疼媳 ，寬厚仁愛的另一面 。老人家對敵人是狠的 ，但對人民 、對同志 又是很善良 、很關心的 。他才華蓋世 ， 魄力驚天 ，舉世公認 。但同時 ，他又是一個 心慈手軟 ，感情豐富的普通人。

　　與此相佐證的是 ，賀子珍在回憶她與毛澤東共同生活經歷時談到 ，毛澤東是個  很重感情的人 ，他的性格有豁達豪爽的一面 ，也有溫情細致的一面 。在長征路上， 是毛澤東救了因幫助傷員而身負重傷的賀子珍一命 。后來 ，夫妻生活出現裂痕 ，賀  子珍執意要去蘇聯取出殘留在身上的彈片 ，并去學習幾年 ， 同時一再拒絕了毛澤東  的挽留 。賀子珍后來感慨而言 ，我不怨毛主席 ，一切都怨自己當時太年輕 ，不懂  事 。這與后來的某些流言所給予的評說截然不同。

　　陶鑄的女兒陶斯亮眼中的父親又怎樣呢？ 她寫道 ：我常想 ，我從父親那里繼承  來的最大遺產是什么？從物質上講 ，我的父親也許會被一些人認為算不上好父親。 他每月工資五百多元 ，只有我一個獨生女兒 ，卻什么也沒給我留下 。父親每月交一  百元黨費 ，但給我的零花錢實在可憐 ，初中時給一元 ，高中時給兩元 。我是住校

　　生 ，不得不掰著指頭算計著花 。我常餓得買不起餅干 ，買最便宜的糖 ，糖紙永遠剝 不下來 ，必須用開水泡去紙 ，然后才能吃。

　　父親常撫著我的頭發 ，很動感情地說 ：“錢會把女孩子毀掉 ，造成虛榮心 … …  我不會給你存錢 ，我會交公的 。你要自食其力。”他的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 一書 ，沒有要分文稿酬 。他去世后 ，家人卻遵其所囑把一點五萬元存款全部交給了  國家 。父親也送過她一次禮品 ，那是十八歲過生日的那天 ，父親很鄭重地將一個紅  紙包贈送給我說 ：“亮亮 ，按憲法規定 ，你今天有選舉權了 ，成人了 。這是爸爸送  你的生日禮品…… ”我懷著一顆激顫的心 ，小心翼翼打開那紙包 ：一本哲學詞典 、 一本新名詞詞典 。從陶斯亮的這段回憶中 ，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共產黨人重精神輕物  質的高風亮節 ，他對后代所重視的是思想教育 ，而不是提供物質享受。

　　上面列舉的只是個人對親人的社會價值評判 ，再談談個人對社會的價值評判。 一位在臺灣生活了二十六年 ，在美國工作了十年的臺灣留美專家謝君瀾 ，毅然于一  九八九年選擇回大陸定居 。當有人問他為啥不選擇被某些人視為“天堂 ”的美國定  居 ，謝先生侃侃而談到 ，“天堂 ”并不是人們想象的那么完美 ，也有它丑惡和黑暗  的一面 。我在美國生活多年的體驗 ，一個華人要加入美國社會 ，享受與美國人一樣  的待遇是很難的 。即使你加入了美國籍 ，他們也不會完全信任你。

　　“有人在美國看到 ，沒有人從自動售報機中多取報紙 ，就認為美國人都是那么 講道德 、講文明的 。實際上美國的道德水平已直線下降 ，據報載 ，美國道德學家的 調查 ，百分之六十六的美國高中生聲稱要達到一個目的就必須撒謊 ，百分之五十的 學生冒領各種保險費 ，百分之三十六的學生為通過考試而抄襲別人試卷 … …”

　　“ 還有人從報紙上看到 ，美國總統里根當政時 ，他的兒子領失業救濟金的報 道 ，就認為美國的社會真是人人平等 。高層領導人物的子女也同平民百姓一樣 ，沒 有特殊化 。這是不了解在美國領失業救濟金 ，并不是什么失面子的事 ，凡是暫時失 去工作的人 ，都可以去領失業救濟金 。里根也并非不關照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不久 就當上了美國三大電視之一的節目主持人 。這個職位在美國社會上的地位是相當高 的 。里根訪蘇時 ，他兒子也一起去了 ，等到里根下臺 ，兒子也跟著下了臺。”謝先 生經過多方對比 ，感到只有回到大陸 ，才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一展所長 。從這一 較為典型的個人社會價值評判中 ，我們可以得知 ，深刻而誠摯的甚至是帶有個人情

　　感的社會價值評判 ，能一掃眾人的偏見 ，它有著其他類型的社會價值評判形式不可 替代的作用。

　　第二節  群體的社會價值評判

　　人類社會生活充滿著復雜的社會關系 ， 由于各人的文化 、信仰 、經歷 、所處的 社會地位及價值取向的不同 ，甚至是民族 、國籍 、年齡 、性別等方面的差異 ，人們 往往會以某種共同利益 、觀點和愛好為基礎 ， 以感情為紐帶 ，為滿足其個人利益或 心理需要而自發形成不同的非正式群體 。這些非正式群體有著較強的凝聚力與行為 判斷的一致性 ，對社會某一事物 ，往往會作出相似的社會價值評判 ，這些相對于個 人的社會價值評判 ，我們稱之為群體社會價值評判。

　　在當今社會改革的大潮中 ，隨著新舊經濟體制的轉型乃至各個社會集團利益的  調整 ，帶來了各種思想的沖撞 ，并反映在社會政治 、經濟 、文化生活等各個層面， 我們有必要把握它的主要特點：

　　（一）不同群體對同一命題的不同的社會價值評判。試以二〇〇四年八月前后  開始攪動中國經濟界的“ 朗風暴 ”為例 ，事情源于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 、深交所  公司治理顧問郎咸平關于國企產權改革的評論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日 ，“搜狐財  經 ”發布了郎咸平提供的“成立海爾中建 ，意在曲線 MBO海爾變形？”（MBO意為  管理層收購股權）， 這即是所謂的“炮轟海爾 ”，文章涉及的問題主要有三個 ：海爾  的成長過程是不是國有資產流失的過程 ；海爾的職工持股會借“殼 ”上市是不是違  法操作 ；海爾的內控制度是否透明 。其核心 ，談的是產權改革 。接著 ，八月九日， 郎咸平在復旦大學做了題為 《格林柯爾 ：在“ 國退民進 ”的盛宴中狂歡》 的演講， 明確指出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以“安營扎寨 、乘虛而入 、反客為主 、投桃報李、 洗個大澡 、相貌迎人 、借雞生蛋 ”七種手法 ，先后“巧取豪奪 ”科龍 、美菱 、亞星  客車以及 ST襄軸四家公司 ，席卷國家財富 ，并強烈建議停止以民營化為導向的產  權改革。

　　八月二十八日 ，郎咸平在北京舉辦“資產流失與國有經濟發展研討會 ”上集中 談了自己的觀點 。在題為《批判主導中國產權改革二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學說》 發言

　　中 ，他提出目前“ 國退民進 ”的產權改革有兩大特點 ：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 二是買賣雙方自定價格的交易 。郎咸平說他用數據說話 ， 目前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  走入了兩個誤區 ：一是認為民營化 、 自由經濟就能夠解決國有企業改革所有的問  題 ， 即國有企業產權問題是唯一的問題 ；二是常常強調國有企業的所有人缺位。

　　他認為 ，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這兩個誤區 ， 以至于不管碰到 銀行改革出現問題 ，還是產業出現問題 、國企出現問題 ，唯一想到的辦法就是搞股 份制 、上市 ，實行管理層持股等等 。正是這種錯誤的思維導致國有資產通過 MBO 方法大量流向國企老總手中 。他重申 ，現在國企并不存在所謂的所有者缺位的問 題 ，而是存在職業經理人的信托責任問題 。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職業經理人制度 ，用 法制來保障其信托責任 ，是政府應該努力的目標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比喻 ， 即把國 有企業的領導比喻為保姆 。他說 ，保姆就是保姆 ，不能因為清潔衛生做得好就成為 家庭的主人 。國企老總和普通人家請的保姆沒有什么差別 ，都是職業經理人 。但現 在經常發生的事情卻是 ， 國有企業請職業經理人管理 ，把企業做大做強了 ，于是就 進行股權改革 ，把企業變成自己的 。會上 ，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 、中國社科院工 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韓德強 、中國社 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左大培在許多觀點上表達了與郎咸平一致的立場。

　　此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 ， 郎咸平更明確地說 ：“改革的大方向沒有問題 ，改革  要以人為本 ，把所有問題歸結為產權問題 ，將導致最大的錯誤。”“應立即停止私下  交易形式的產權改革 。用行政的手段 、立法的手段恐怕太慢了！”“當前改革 ，似乎  出現一種主流性‘共識 ’，即通過改制 ，讓國企退出市場 。這不對 。該退出市場的  是政府行為 ，而不是國企。”“不要對民營企業抱有幻想 ， 民營企業沒有那么神奇。 對國有企業來說 ，應該做的 ，是政府退出市場 ，而不是企業退出市場 。國企留在市  場 ， 國有股留在市場 ，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場 ”。

　　當然 ，也有相當多數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不同意郎咸平的觀點 。北京大學光華 管理學院副院長 、教授張維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應當善待那些為社會做出貢獻 的人 。他說 ：“我非常佩服這些搞得好的國有企業的經理人 。為什么？ 因為他有責 任心 。如果是在私營企業當經理人 ，你搞不好就完蛋了 ，但是好多國有企業你搞不 好也不完蛋 。那么你為什么要搞好國有企業？所以這些人是非常令人尊重的 。你不

　　能反過來說 ，如果當時國家不給你這個位子 ，你能搞好嗎？那我們要問 ，給機會的  人不只是這些人吧 ，不只是張瑞敏 ，不只是倪潤峰 ， 當初那么多人都給了機會了， 又有多少人把企業做好了？ 一個健康的社會要有一個導向 ，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 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回報 ， 以后就不會有人愿意為社會貢獻 ，這對整個社會是一個  損害 。這正是我們要改革的原因 。至于說該給多少股份 ，誰拿股份 ，這是第二個問  題 。第一個問題是 ，什么樣的體制才能夠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率 ，人們更有心為社會  做出貢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吳敬璉說 ：“民營 企業里面確實有一些是依靠權力等非正常手段的 ，這種情況的確發生了 ，而且不是 一個兩個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論 ，就說民營企業整體都不好 。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 個背景思想是國有企業挺好的 ，這個我不贊成 ”。

　　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趙曉說 ：“中國國有企業資產不是流失了 ，而 是相反 ，這么多年來 ，增長得太快 。甚至超過了 GDP 的增長速度 。國有資產流失在 個案上成立 ，在總量上不成立 。國有資產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問題 ，但國有資產改 革的滯后同樣導致市場的不公平 。顯然 ，只要國有企業大量存在 ，所謂銀行貸款的 公平、證券市場的公平無從談起 ，后起的民營企業進入國企的壟斷領域也很難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 ，在出席同一研討會上反對郎咸平的 觀點 。他說 ，可以肯定 ，產權改革不會停止 ，“風向 ”不會變 ， 因為國企產權改革 并不是如某些學者所說 ，是 “ 不做學問的人拍腦袋想出來的 ”，而是全國上上下 下、方方面面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后確定的基本方針。

　　針對這些不同的觀點 ，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旭東則評述道 ，“郎咸平和一些經  濟學家的爭論 ，各方都有一定的根據和道理 。郎咸平揭示了某些國企改革中出現的  問題 ，這些問題和情況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 ，但并非全部如此 ，也不見得十分普  遍 。他具體指的人和公司是否就屬于這個情況 ，我們局外人不了解 ，不好下結論。 張維迎說應當善待那些做出貢獻的人也是對的 ，至于應采取什么樣的方式 ，如何做  到公平也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 。 目前進行的一些管理層收購也是比較成功的 ，但  不排除有的管理者用這種手段達到利己的目的 ，這種情況應當從制度規范上不斷完  善 。另外 ，他們的爭論也源于所用方法的不同 。郎咸平說他用數據說話 ，張維迎做

　　的是理論論證 ，其實兩種方法本身都是一種研究方法 ，只是在不同的場合用于不同 問題的研究 ”。

　　我們認為 ，這里所體現的正是對當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不同的群體社會價值 評判 ，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學術流派與不同階層的利益 。假若郎咸平炮轟的不是海 爾 、TCL、科龍等國內知名企業 ，而是像河南長葛市發電廠那樣一類改制企業 ，也 許就不會引起如此強烈的風波 。此前 ，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邵道生在《人民網》 專 欄上曾連續撰文 ，從河南長葛市發電廠廠長梁佰嶺在企業改制中暗箱操作 ，“將價 值一點二億的國有企業以一千五百萬元買下 ”的實例出發 ，系統地批評主流經濟學 家的 “代價論 ”“靚女先嫁論 ”“冰棍論 ”“爛蘋果論 ”和 “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 論 ”……并提出了不能“犧牲三千萬老工人的利益 ”這一嚴肅的命題 。恰如人們所 評價的那樣 ：“三千萬老工人曾經是共和國建設的主力 ，他們已經把青春送給了祖 國 。在低收入低消費的年代 ，他們以對黨的熱愛和對祖國的忠誠 ，和全國人民一起 艱苦奮斗 ，在黨的教育下 ，不計報酬只講奉獻。”我們應當尊重歷史 ，為這些在國 民經濟高積累時期 ，為共和國的強大作出了最為無私貢獻的人予以妥善的安置。

　　“ 郎咸平現象 ”所引發的震動不僅在經濟界 ，而且是對整個學術界的震動 。觀 點的孰是孰非 ， 當然最終將由實踐來檢驗 。其重要的意義更在于 ：我們的學術和思 想能夠在一個平臺上進行討論 ，這才是推動中國未來發展的理性思維所最需要的。

　　（二）不同群體對同一命題形成的主流的社會價值評判。擁有共同的社會生活  環境 ，也會使不同群體對社會有相似的感受與社會價值評判 。據由南京市委宣傳部  和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共同組建的南京市輿情調查分析中心于二〇〇四年四月發布的  新近對北京 、上海 、廣州 、重慶 、南京 、沈陽 、西安 、武漢等八大城市居民進行的  電話問卷調查顯示 ，老百姓普遍認為近年社會經濟改革成效顯著 ，但就業 、教育、 社會保障 、反腐敗等方面的問題 ，仍是公眾關注的熱點和焦點 。人們期盼加快發  展 ，安居樂業 、提高生活水平 。據介紹 ，這次輿情調查的主題為“ 中國城市社會發  展的現狀與問題 ”，重點是想了解城市各階層居民的生活現狀 、煩惱與關注焦點， 以及對政府工作的效果評價及期望 。這之中有若干調查結論值得重視。

　　一是被訪者對近年社會經濟改革的成效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大約有百分之九十 的人認為改革成效顯著或比較顯著 。當問及被訪者所在城市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較明

　　顯的進展時 ，有超過一半（53.56％） 的人認為交通建設進展迅速 ， 以下依次為城 市改造（48.00％）、 環境整治（32.79％）、 住房條件改善（21.59％） 與經濟建設 （20.93％） 等。

　　二是當前困擾老百姓的十大煩心事分別為 ：收入少 ，就業難 ，子女教育 ，沒有 社會保障 ，住房困難 ，生活費用高 ， 自己或家人身體不好 ，子女就業難 ，沒有安全 感 ，教育亂收費 。其中反映最強烈的是收入少 ，這在退休工人家庭中比較普遍 ， 占 被訪者家庭總數的四分之一（26.41％） 多 ；其次是就業難 ，被訪者中有超過三分 之 一 （35.3％）  的 家 庭 有 失 業 人 口 ； 第 三 位 是 子 女 教 育 ， 占 被 訪 者 家 庭 的 （10.79％）， 這些家庭反映教育亂收費的占百分之二十八點七 。尤其值得關注的 是 ，在被訪者中 ，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存在著沒有養老和醫療保險 、工資被拖 欠 、求職被騙 、合法權益受侵害或創業失敗的困難境遇 ，有近十分之一的被訪者表 示家庭已無力承擔子女的教育費用 。其中家庭成員中沒有養老金的家庭占百分之十 八點一五 ，家中無醫療保險的“老病號 ”家庭占百分之十五點七 ，權益受到侵害的 家庭占百分之十二點三四 ，而面臨這些困境的有一半以上（51.16％） 是下崗失業 人員家庭。

　　三是當前十大最突出的社會問題分別為 ：首推失業問題嚴重 ，有三分之一多 （35.1％） 的人認為當前失業問題最嚴重 ，其次是貧富差距過大（30.9％）， 其他的 社會問題依次為貪污腐敗嚴重（28.6％）、 社會治安差（18.6％）、 大學生就業難 （13.3％）、 社會保障不健全 （ 11.3％）、 房價上漲太快 （10.9％）、 教育亂收費 （8.4％）、環境污染嚴重（8.2％）、生活費上漲（7.2％）。

　　四是媒體面臨公信力危機 ， 同其應當承擔的日益突出的社會作用本相適應 。調 查顯示 ，百姓對現今媒體宣傳的信任度較低 。被訪者中對媒體的宣傳明確表示相信 的（9.2％） 與比較相信的（29.5％）， 兩者合計僅有百分之三十八點八 ；而表示不 太相信的（42.9％） 不相信的（10.6％）， 兩者合計超過百分之五十 ；另有百分之七 點七的被訪者認為“不好說 ”，這實際上也是不太相信的意思 。因此 ，如何避免宣 傳報道的假大空 ，真正做到取信于民 ，是媒體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 。對不同社會階 層的調查資料分析 ，被訪者對媒體宣傳的信任度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 。其中黨政機 關公務員對媒體宣傳的信任度最高 ，但也只有百分之五十四點三的公務員相信或比

　　較相信媒體的宣傳 。而下崗失業人員對媒體宣傳的信任度最低 ，僅有百分之二十一 點二的下崗失業人員對媒體的宣傳表示相信或比較相信。

　　（三）有顯著差異的群體社會價值評判將對公共決策帶來的影響。試以二〇〇   四年九月二日一份公之于眾的題為 《高層決策者社會性別平等意識調查研究報告》 為例 ，其被調查對象涉及全國人大 、全國政協 、衛生部 、國家人口和計生委 、全國  婦聯等五個部門的兩百四十二位決策者 ，其中副部級以上九人 、正局級八十七人 、 副局級一百四十六人 。調查報告結論顯示 ：這些高級官員贊同男女平等的原則 ，關  注婦女平等的權利 ，對推進性別平等有責任感 ，在促進“婦女參政 ”等方面持積極  態度 ，但由于對中國男女平等狀況及國際上“性別主流化 ”的趨勢缺乏了解 ，影響  到了他們對婦女地位和中國性別發展趨勢的判斷 ，這就有可能造成公共決策中的社  會性別盲點 。據調研項目負責人——全國婦聯研究所研究員肖揚介紹說 ，被調查者  中 ，男女兩性的評價存在顯著差異 。半數以上的男性官員認為近十年我國性別平等  發展的狀況在國際上的排位是“上升 ”，女性官員持此觀點的不到三分之一 ；而認  為“下降 ”的 ，女性比例大大高于男性 ，達到百分之四十二點四 。與此同時 ，官員  們的社會性別意識有了很大的進步 。 比如 ，流動婦女的生殖健康問題 。原來官員們  大多認為流動婦女是個“ 問題 ”，她們偷生超生 、賣淫 、感染艾滋病等等 ，但現在  則認為這其中也有政府缺乏相應的政策和管理的因素 。特別是在國家人口和計生委  的官員中 ，只有六人將“偷生 ”和“超生 ”作為流動婦女生殖健康的主要問題 ，大  部分把“缺乏以人為本的生殖健康服務 ”作為最大的問題 。這說明了從一九九四年  到二〇〇四年計生委職能的轉變——從單純地控制人口到“ 以人為本 ” 的服務意  識 。新一屆政府及時提出了“ 以人為本 ”的科學發展觀 ，強調均衡發展 ，其中就理  應包括男女兩性的平衡發展 。因為經濟的單純發展 ，并不能帶來婦女地位的必然提  高 。如果占半數的女性不能在發展中受益 ，男性也得不到充分發展 ，這將制約整個  社會的進步。

　　調查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其中核心問題是對“基本國策 ”認識有待提高 。部 分決策者不能從“基本國策 ”的高度認識男女平等在促進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在婦 聯之外的四個機構中 ， 只有不到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能夠認識到兩性平等的國策地 位 ，其他人選擇了男女平等是“一項重要舉措 ”或“一項公共政策 ”。事實上 ，一

　　九九五年 ，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就明確宣布“把男女平等作為促進社會發展的一 項基本國策 ”。這一結果說明 ，雖然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提出已近十年 ，但仍有一 部分高層決策者還沒有清晰的認識。

　　還有是對兩性平等的權利 、義務和責任的認識上也存在一定缺失 。如一部分官 員對男性分擔家務勞動的認知程度低 ，還有百分之十二領導者認為針對妻子的家庭 暴力是“家庭私事 ”，不是社會問題 ，個別人認為是因為妻子有錯才被打。

　　此外 ， 有的領導沒有意識到某些政策給兩性差異帶來的影響 ， 覺得 “ 很平 等 ”。問卷提到了“你是否認為一項政策可能給男女兩性帶來不公正的后果 ”，百分 之二十八的人認為“不會 ”。這說明部分被調查者對公共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性別敏 感還有待提高 。其實很多不當政策都會給兩性帶來不公正的后果 。像公務員退休年 齡問題 ，男六十歲 ，女五十五歲 ，這個政策是建國之初制定的 。當時民眾主要從事 重體力勞動 ，而且女性一般都生育四五個孩子 ，讓她們早點退休 ，本意是好的 。但 是現在城市女性一般只生一個孩子 ，公務員從事的也不是體力勞動 。而女性五十五 歲就退了 ，與男士相比 ，被提拔的機會要少得多 。這影響到婦女的參政。

　　存在這些問題對決策的影響還在于 ：首先導致部分決策者不能在工作中有意識 地推進男女平等 。他們覺得城鄉差距大 、東西部地區間差距大 ，但男女平等已經差 不多了 ，我們為什么還要投入資源、政策和精力？

　　其次 ，在制定法規政策前沒有考慮到兩性差異 ，在實施中也沒有評估 。 比如說 土地承包“二十年不變 ”，但農村女性嫁到婆家后 ，土地承包不能重新分配 ，往往 分不到半分田 。后來有不少婦女到婦聯上訪 ，引起人大和婦聯的重視 ， 出臺了新的 法律 ，保障婦女的權益 。這就是政策制定前存在的“性別盲點 ”，所以 ，在有的政 策出臺前我們應該有性別分析。

　　對中國社會男女平等的現狀的整體評價是： 總的趨勢是好的 ，“男女平等 ”理  念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日益深入人心 。但是 ，經濟發展能帶來婦女生活質量的提  高 ，但不一定帶來女性地位的提高 。這些年來中國性別發展形勢發生了諸多變化， 如 ：近十年來 ，城鄉男女的經濟收入差距加大 ，城市婦女就業率持續走低 ，婦女參  政狀況徘徊不前等 。具體問題主要是 ，兩性在享有生存 、發展的機會和資源上的差  異 。這表現在很多方面 ， 比如說婦女的生存權 ，從出生嬰兒比來看 ，女孩明顯低于

　　男孩 ，零至十四歲的男孩比女孩多了一千八百萬 。再如女嬰的死亡率遠遠高于男 嬰 ，營養 、照顧 、生女孩受歧視等因素都會提高女嬰的死亡率 。還有女童的受教育 權 ，雖然不是有意識的歧視 ，但在家庭資源的分配不合理 。同樣條件下 ，家里首先 要保證讓男孩上學 ，一方面是傳統的觀念 ，再有就是將來女性就業 、參政的機會都 比較小 ，婦女在這方面占有的資源少 ，風險就大 ，這是連鎖反應。

　　（四）相似群體的社會價值評判會給人們帶來的不同影響。群體社會價值評判  不僅是部分人的評述 ，它給予人們的影響則更為值得重視 。當然 ，這種影響有消極  型與積極型之分 。同是執法人員 ，都對社會上的不正之風乃至腐敗現象深惡痛絕， 盡管在絕不同流合污這一點上很一致 ，但卻能引發出不同的人生選擇 。當年江澤民  同志參觀洛陽白馬寺時 ， 曾問及小和尚釋印中為何出家？ 這位曾是貴陽市警校的好  學生并當過民警的小伙子直言不諱地講是看不慣腐敗現象 。他說 ：“我所在的派出  所管轄地帶 ，住有很多高干和高干子弟 ，有些事簡直不像話 ，整個警界的腐化和低  效率已使我感到失望。”涉及具體的事情 ，他只談到派出所民警辦農轉非戶口 ，一  拖一年 ， 申辦人每次來還要送禮 。有的干部子女有問題 ，公安不管 ，平民百姓沒后  臺的 ，犯了法就拿來處理 。釋印中又說 ：“我們這一代正處于政治時代向經濟時代  轉化的動蕩階段 ，單一的價值觀已被多元價值觀所取代 ，各種功利主義的個人主義  風靡一時。”并自認為 ，層出不窮的社會病已超出了其心理承受能力 ，為尋求精神  上的安慰與寄托 ，他篤信佛教 ，極為虔誠 ，甚至先經過了半月進水不進食 ，幾個月  掃地 、涮碗 、挑大糞的考驗 ，乞求利用宗教來凈化自己的心靈 。這當然也與其本人  用有限的視野對社會觀察及所接觸的文化影響有關。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 ， 曾顯赫一時的原首鋼北京鋼鐵公司黨委書記特大貪污受賄 犯管志誠 ，居然栽倒在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助理檢察員曹福來這個“小人物 ”手 里 。曹福來職位既低 ，資歷也淺 ，干檢察工作不過三年 ，卻不怕唬 ，不信邪 。一九 九〇年四月十八日 ，他與同事們一道奉命到首鋼有關部門傳喚管志誠 ， 同接待者曾 有過一段有趣的對話 ：“你們來查管志誠有什么背景沒有？”“沒有任何背景 ，我們 是依法辦事。”“假如搞錯了 ，責任由誰來負？”“我來負。”“如果因此給生產造成損 失 ，你姓曹的負得起這個責任嗎？”“既然我辦這個案子 ，我就負責任！最終不是他 進拘留所 ，就是我進拘留所。”不怕硬 、不吃軟是曹福來的又一特點 。起初 ，管志

　　誠氣焰囂張地說 ：“有些事我勸你們不要查 ，我稍微使個小手腕 ，連你們檢察長也 得一塊兜進去。” 回答是 ，“你犯法 ，我執法 ， 豈能怕！”后來管志誠變換手法提 出 ：“要錢十萬 、二十萬你拿走 ”“想當官 ，去哪個廠由你挑 ，還可幫你出國。”曹 福來淡淡一笑 ：“這里是檢察院不是交易所！”

　　曹福來“位卑未敢忘懲腐 ”，是一個典型的具有“威武不能屈 ， 富貴不能淫 ” 品格的人 。他深信法律必將戰勝邪惡 ，故而比前者高出一籌 。令人遺憾的是 ，人                                                                                      生的悲喜劇常常被歷史無情地重演 。距管志誠因貪污 、受賄被處決才一年多 ，原                                                                                      首鋼北京鋼鐵公司總經理助理楊立宇 、副總經理趙東祥又因受賄罪被北京市檢察分                                                                                      院起訴 ，真可謂“前腐后繼 ”。但它也從另一側面說明在我們的社會里 ，那些炙手                                                                                      可熱的崗位 ， 即俗稱的“肥缺 ”處 ， 已有相當多的成為滋生犯罪分子的溫床 。人們                                                                                      對從事這些職業的人社會價值評判往往不高 ，看來抵制金錢的誘惑 ，不具有相當強                                                                                      的免疫力是辦不到的 。當然 ，這就更加重了我們從積極方面去引導人 、塑造人的社                                                                                      會責任。

　　第三節  黨派的社會價值評判

　　社會是由具有不同利益的社會集團組成的 ，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除了有相互 聯系共同需要的一面之外 ，也還有階級性一面 。相互對立的社會集團的根本利益代 表者 ， 囿于自己的立場觀點 ，面對社會上某些事物或人當然會做出不同的社會價值 評判 。在社會價值評判中 ，這種基于不同政治思想傾向的帶有正式群體性質的黨派 的社會價值評判 ，常常是相互對立的 。從本質上看 ，它也是一種特殊意義上的群體 的社會價值評判 。譬如說抗戰時 ， 日本侵略者企圖吞并中國 ， 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 矛盾 ，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只要不是漢奸賣國賊 ，他們就會達成共識 ，從而 同仇敵愾與侵略者作斗爭 ，盡管態度有積極與消極之分 。而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的合理性問題 ，兩者看法就大相徑庭 。國民黨方面至今仍堅持認為 ， 以三民主義為 指導的臺灣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是合理的 ，有利于社會發展的 ，要以“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 ”。而共產黨方面則主張用“一國兩制 ”的方式統一中國 ，大陸決不放棄 走社會主義道路 ，不能丟掉“ 四個堅持 ”，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全面復辟 ， 只會把

　　大多數中國人重新投入困苦的境地 ，這是為歷史所證明了的 。在這里 ，很顯然也是 一種代表不同社會集團利益者的黨派的社會價值評判。

　　我們可以就前蘇聯與東歐等國的和平演變方式作一歸納 ，并談談其主要教訓。 回顧起來 ，前蘇聯與東歐各國發生演變的具體原因 、具體情況和具體的過程并不完  全相同 。有人曾加以分析總結 ，將其大致歸納為七種演變模式：

　　第一種是蘇聯演變模式。它的主要點是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在一系列大是大非 問題面前 ，政治立場曖昧 ，有意無意地放縱乃至扶植了強有力的反對派 ， 以國家在 突發因素的催化下迅速四分五裂為基本特征 ，而導致全面演變 。原蘇共中央總書記 戈爾巴喬夫與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葉利欽之間相互利用 ，前者需要倚重后者 作為其向所謂黨內“保守派 ”進行斗爭的籌碼 ，后者則需要利用前者的寬容 ，來壯 大自己的勢力 ，擴展其影響 。一九九一年“八·一九 ”事件后 ，早已退出共產黨的 葉利欽反賓為主 ，事實上掌握了最高權力 。共產黨由原先的執政黨一變而成為被查 禁對象 。葉在前蘇聯俄羅斯聯邦的國土上采取了一系列強硬措施 ：一是解散蘇共中 央 ，停止蘇共活動 。二是全面實施“非黨化 ”。三是查封蘇共辦公場所 、報紙和財 產 。四是拆毀蘇共歷史紀念物 。緊接著 ，原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除俄羅斯聯邦外 紛紛宣布獨立 。十二月二十一日 ，俄羅斯 、烏克蘭 、 白俄羅斯 、哈薩克 、烏茲別 克 、塔吉克 、吉爾吉斯 、土庫曼 、阿塞拜疆 、亞美尼亞和摩爾多瓦十一個獨立共和 國領導人在阿拉木圖宣告成立 “ 獨立國家聯合體 ”，正式宣布蘇聯已不復存在。

　　第二種是波蘭演變模式。它的主要特點是執政的共產黨在同工人階級隊伍內 部一個群眾工會組織的斗爭中失敗 ， 自下而上發生演變的 。從一九八〇年開始 ，波 蘭統一工人黨同以瓦文薩為首的團結工會進行了長期斗爭 。一九八八年春天 ， 因物 價猛漲而爆發罷工 ，造成新的社會動蕩 。接著 ，波蘭共產黨在政治多元化指導下改 變了對團結工會的政策 。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九日舉行新的一輪大選中 ，瓦文薩登 上總統寶座 ，波蘭政權完全落入反對派手里。

　　第三種是匈牙利演變模式。它的主要特點是由于執政黨內特別是最高領導層 出現機會主義思潮和派別 ， 自上而下發生演變的 。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 ，匈牙利社 會主義工人黨內在要不要實行多黨制 ，要不要給一九五六年事件翻案和關于黨的性 質 、 目標與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形成了尖銳對立 。至一九八九年十月 ，該黨通過

　　了把黨改名為社會黨的決議和新的黨綱黨章 ，規定政治上實行以自治體制為基礎的 多黨議會民主 。這樣不到半年 ，在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八日舉行的兩輪 競選中 ，“民主論壇 ”以較大優勢取勝 ，獲得組閣權 。阿爾巴尼亞的演變過程 ，也 大致反映了這種模式的特點。

　　第四種是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演變模式。它的主要特點是反對派利用群眾示 威游行 ，把共產黨搞下臺 。東德從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因大批東德人逃往西德開始 發生社會動亂 。許多城市相繼爆發了規模不同的游行示威 ，至十一月四日柏林發生 了有五十多萬人參加的示威游行 ，迫使民德黨多次更換最高領導人 ，甚至宣布政治 局和中央委員會集體辭職 ，不久即被并入“西德 ”，政權旁落 。在民主德國政局突 變的影響下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數萬大學生發起 了集會游行 ，首先提出一系列反對共產黨的口號 ，接著各地連續不斷的示威游行迫 使捷共改組了黨中央組織機構 ，并根據捷各派政治力量通過圓桌會議取得的一致意 見 ，選舉哈韋爾為總統 。從此 ，捷共丟掉了它所領導的國家政權 。 自一九九三年元 月一日起 ，捷克與斯洛伐克又正式分裂為兩個國家。

　　第五種是保加利亞演變模式。它實質上是通過一次宮廷政變之后 ，再逐步讓 出政權的 。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召開的保共中央全會上 ，突然解除了執政三十 五年的總書記日夫科夫的黨內一切職務 。不久 ，正式提出建立“ 民主社會主義 ”并 改名社會黨 ，僅維持了領導權一年 ，至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七日 ，大國民議會即選舉 了無黨派中立人士波波夫任政府總理 ，宣告了社會黨組閣的政府下臺。

　　第六種是羅馬尼亞演變模式。它的主要點是群眾示威和武裝政變相結合把共  產黨領導的政權搞垮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 以羅西部小城蒂米什瓦拉一名神  父被殺事件為導火索 ，群眾反對當局的示威游行逐漸波及首都 ，二十二日十一時， 齊奧塞斯庫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羅軍總參謀長等部隊領導拒絕執行命令 。當  晚 ，原羅共中央書記伊利埃斯庫宣布成立救國陣線委員會并接管國家權力 。二十五  日 ，秘密處決了齊氏夫婦 ，原羅共政治局全體委員被捕。

　　第七種是南斯拉夫演變模式。它的主要點是因缺乏強有力的中央領導而導致  政權失控 ，衍化出不同共和國中的多種政權 ， 以國家與民族的分裂為其基本特征。 鐵托去世之后 ，聯邦領導機構已開始在不同程度上處于半癱瘓或癱瘓狀態 。一九九

　　〇年元月 ，南共聯盟陷于分裂 ，不得不宣布解散南共中央領導機構 。 由于民族矛盾 的日益尖銳與外國勢力的干涉 ，導致了連年不斷的內戰乃至國家分裂。

　　很顯然 ，上述評述是按照共產黨人的觀點對蘇聯東歐局勢變化做出的不同的社會 價值評判。若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集團人士觀點來看 ：這些表面看來似乎不同的演變 模式并不具有實際意義 ，它所肯定的并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只是資本主義自由世界與 “民主”勢力的不戰而勝 ，同時也表明了不可實現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失敗。

　　當戈爾巴喬夫親手葬送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之后 ，許多共產黨人對其嗤 之以鼻 ，但在西方卻冒出了一股“戈爾巴喬夫熱 ”。德國鑒于戈氏對德國統一所作 出的貢獻 ，建設部建議在一些大城市的街道以“戈爾巴喬夫路 ”命名作為紀念 。美 國前總統里根則贊賞戈氏在裁減核武器等方面的政績 ，特意邀請戈氏到加利福尼亞 州訪問 ， 以便消解苦悶 。“卡特中心 ”也宣布 ，美國前總統卡特已邀請戈爾巴喬夫 擔任艾默里大學客座教授 。同時 ，至少有九所美國大學聘請他去當教授 ，希望他現 身說法 ，講講對政治的見解。

　　更為荒唐的是美國賭城拉斯韋加斯一家豪華大賭場——洛圣迪拉福林的老板， 為利用戈氏的名氣招攬賭客 ， 以年薪百萬美元的報酬 ，邀請他去當賭場的公關經理  或主持人 。而印度一個宗教團體則邀請戈爾巴喬夫去參加一個為期半年的坐禪修  行 。其負責人稱 ，戈氏只要去那里坐禪修行半年 ，便保證會看破紅塵 ，對政治失去  興趣 。這當然也表現出對同一類事物或人 ，所做出的截然對立的社會價值評判。

　　一般說來 ，黨派的社會價值評判的觀點 ，往往帶有鮮明的階級性或者黨派特 點 ，這也是它同一般的群體社會價值評判的顯著不同之處 。但它又是一種客觀的社 會存在 ，是我們做出準確客觀的社會價值評判的重要參照系 。缺少它 ，某些重要結 論 ，尤其是在仍然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社會里 ，甚至還難以承受住歷史的檢驗。

　　第四節  整體客觀的社會價值評判

　　整體客觀的社會價值評判是指科學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 ，對某一事物或人 物做出全面分析 ，給予歷史的肯定與否定 ，肯定其正確的方面 ，否定其不足乃至錯 誤之處 。它立足于對事物整體乃至其全部總和出發看問題 。從事物整體各因素的相

　　互作用 、部分與整體的聯系 、 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相互聯系考察歷史 ，從發展中 考察一切歷史現象 。因而這種社會價值評判是諸多形式中最為科學的 ，它可以容納 并促使不同觀點趨向同化 ，并為不同立場的人所普遍接受 ，避免了片面性 。如周恩 來總理對清王朝的社會價值評判就極為中肯 。他曾就滿族問題發表談話說 ：“滿族 統治階級入關統治中國近三百年 ，奴役各族人民 ，雖然曾使中國一度強盛 ，但最終 還是衰敗了 。這應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數貴族負責 ，滿族人民是不用負責的 ，他們也 同樣受到災難。”他說 ：“清朝所做的壞事 ，歷史已經做了結論 ，用不著多提 。做的 好事是應該講一下的。”一是把中國許多兄弟民族聯在一起 ，把中國的版圖確定下 來了 ，達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 。二是清朝為了要長期統治 ，減低了田賦 ，使農民 能夠休養生息 ，增加了人口 ，發展到四萬萬人 。三是清朝同時采用滿文和漢文 ，使 兩種文化逐漸融合接近 ，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毛主席對康熙皇帝也有過類似的社會價值評判 。老人家說 ，康熙皇帝的頭一個 偉大貢獻就是打下了今天我們國家所擁有的這塊領土 。第二個偉大貢獻是他的統一 戰線政策 。他先團結了蒙古人和其他少數民族 ，后來又團結了漢族的上層人士 ，利 用漢族統治漢族 ，尊孔崇儒 ，全面學習和繼承了漢文化 。第三個了不起的地方是他 有獎罰分明的用人制度 。即便皇子犯了錯誤 ，也一樣嚴處 。同時 ，還高度贊揚了康 熙皇帝的勤奮好學與多才多藝等 。從毛主席對康熙皇帝個人和周總理對清王朝的整 體客觀的社會價值評判中 ，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三點啟示：

　　第一 ，運用辯證分析的整體發展觀來看待歷史 ， 即使是把中國推向半殖民地 絕路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 ，也能客觀地指出其對中國文明發展史所做出的歷史性 貢獻。

　　第二 ，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 ，將應當承擔歷史責任的統治階級的清朝皇帝、 少數貴族與同樣遭受災難的被統治階級絕大多數滿族人民區分開來 ，顯然這是公  正的 ，很難想象要讓毫無決策權的平民百姓來對走向衰落的“ 中華帝國 ” 的歷史  負責。

　　第三 ，一般說來 ，真正的整體客觀的歷史的社會價值評判幾乎是所有人的共 識 ，甚至包括不同的國家與民族乃至不同的社會集團與派別在內 。再試舉一例 ，一 九九三年《中流》 雜志曾刊載過《“美國公民 ”方勵之的“精彩表演 ”》 一文 ，其

　　中談到臺灣的一些報紙斥責方勵之為漢奸 。文中敘述道 ，一九九二年第二十五屆奧 運會后美國奧運選手在紐約華道夫大飯店舉行慶功宴 ，方勵之溜了進去 ，對著擴音 器大聲喊道 ：“偉大的美國選手萬歲！ 偉大的美國萬歲！ 我們偉大的美國在這次巴 塞羅那奧運會所得的金牌比中國多二十一面 ，銀牌多二十面 。我們偉大的祖國徹底 打敗了萬惡的中國 。為此 ，我要向各位發表一篇人權學術演講…… ”這時 ，一位定 向飛靶射手忍不住了 ，大步走上臺 ，一把拿開擴音器 ， 問道：

　　“你是誰?”

　　“我是方勵之。”

　　“你是日本人 ，還是韓國人?”

　　“我是美國人 ，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忠實公民。”

　　飛靶選手回頭問大家 ：“有人知道這個叫什么方勵之的美國人嗎?”

　　一位棒球選手站起來大聲說 ：“我想起來了 ，他就是被我們駐北京大使李潔明 藏在褲襠里從北京帶出來的家伙。”

　　飛靶選手重新打量了方勵之 。方臉紅了一下 ，說 ：“我是堂堂正正坐飛機離開 那萬惡的中國的。”

　　“住在我們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里。”

　　“你在大使館工作?”

　　“不是工作 ，我是逃到大使館避難 ，免得萬惡的中國政府抓我。”

　　“ 中國政府為什么抓你?”

　　“ 因為我熱愛美國 ，要用美國的人權標準改造中國。”

　　這位飛靶選手掏出一張五十美元的鈔票塞進方的口袋說 ：“原來你是個政治乞 丐 ， 以唱人權小曲到美國來討飯吃 ，我們這里不需要你這馬屁人渣 ，你滾吧！”

　　在這里 ，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無論中國 、美國 ，不管大陸 、臺灣 ，且不談這 些人之間的政治信仰有多大的差異 ，然而他們對一個喪失國格人格的癩皮狗的社會 價值評判倒很一致 ，鄙視的態度也是共同的。

　　對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文明史怎么看？對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又怎么看？有 人曾責難為“黃色文明 ”的衰落史 ，或者說是“一片黑暗 ”。這里 ，我們不妨引用 大陸與臺灣兩位學者所談及的基本社會價值評判來以正視聽。

　　曾在美國生活三十多年 ，并擔任過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唐明照老人在接受記者采訪  時說 ，我是中國大陸第一個“萬元戶”，剛去聯合國工作時 ，年薪四萬多美元 ，臨走時  已達八點七萬美元。任職七年間除了雇一個華僑司機和所必需要用的錢外，余下的二  十六萬多美元全交給國家。為什么？ 因為共產黨天下為公 ，要有獻身精神。而如今老  百姓之所以不滿 ，主要就是因為黨和政府內滋生出腐敗現象 ，艱苦奮斗的精神丟了。 清除腐敗 ，首先要從“公子王孫”開始 ，決不能手軟。高消費是生產過剩的國家提倡  的 ，我們是生產不足 ，跟人家比闊 ，把民族自尊心全比沒了。大街上到處是日本車， 商店里擺滿可口可樂 ， 電影《末代皇帝》得了奧斯卡獎 ，主要靠的就是違反規定在故  宮內拍景壯了聲勢。人家賺了幾億美元只給了我們幾十萬 ， 國內有人為此還美滋滋， 不打自倒。一個沒有自尊心的民族是沒有權利生存的民族。盡管建國以來我們黨犯過  這樣或那樣錯誤 ，但它無疑是改變中國歷史最大 ，是中國人揚眉吐氣 ，也是近代中國  最穩定的年代 。他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堅定民族自信心和發揚實干精神 。中國雖然  窮 ，但分量很重 ，要認真糾正種種失誤 ，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 ， 自己看得起  自己 ，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這番話說的是何等中肯感人！

　　再以臺灣大學顏元叔教授針對蘇曉康對其進行攻擊的言論而寫下的《盤古龍的 再臨》 為例 。文中說 ，看歷史 ，只能宏觀 ，只能抓住“始 ”與“終 ”這兩頭 。一位 自詡右派 ，并已入美籍的某華裔科學家的話尚算公允 。他說 ：“當然羅 ， 中共統治 大陸至少做到了兩點 ，把帝國主義趕出去了 ，把中國真正統一起來了。”而僅此兩 點就足以表明了一百多年來中國夢想的初步實現 。數不清的革命志士拋頭顱 、灑熱 血 ，為的不就是這一個目標嗎？歷史姻緣使“ 民主 ”與“殖民 ”在中國變成了一條 鐵道的雙軌 。在“ 民主 ”霸權的環伺下 ，打開民主之閘門 ，流入的必定是西方民 主 ；而西方民主之流入 ，不可避免地必然帶來西方的殖民 ，西方的帝國主義勢力 ——正如同鴉片戰爭為基督教打開中國之門 。所以 ，我們必須先甩脫殖民 ， 自立自 強 ，而后方能有真正民主——不聽命于“ 民主 ”霸權的民主 。可至今仍有人高唱 “通過殖民化實現現代化 ”的論調 ，其“高論 ”連美國教授也難以置信 。這對于追 求所謂“美式民主 ”的人 ，無疑是當頭一棒喝。

　　兩位親歷西方民主的先生同生長在大陸的崇洋媚外之輩的評說 ，相距甚遠 ，真 不可同日而語 。前者的鐵骨錚錚 ，后者的奴顏婢膝 ，一目了然。

　　那么 ，對當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出現的某些新的社會政治現象 ，又當如何評 說呢？ 推行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程度 ，就其普遍性而言 ，反 而不如推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西方發達國家 ，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究其原因當 然是多方面的 。我們知道 ，一定的社會是以一定的制度的特征為主體的 ，但也不是 純而又純的 。同一類社會制度 ，在其前期與后期自然會形成一定的差別 。前期包含 著舊制度的因素與殘余 ，后期則也會有新制度的因素或朝著這個方向邁進的改良措 施 。明白了這一點 ，我們才不至于為表面現象所困惑。

　　從一定意義上講 ，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的發揮 ，需要有高度的思想覺悟作為    基礎 ，也就是說需要有先進的意識形態與相當普遍存在的大公無私的思想意識的人    相配合 ，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為什么再三強調地人民群眾必須不斷加強思想教育的根    本原因之所在 。當然 ，先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也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作保證 。如    果沒有思想素質較高的人僅徒具公有制的形式 ，那就很可能走向反面 。明白了這一    道理 ，對當今盜“公 ”現象的大量出現就不會感到奇怪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    的思想 ，社會財產的不斷私有化 ，思想教育的缺位 ，尤其是某些當權者的“示范 ” 作用 ，養成了一些人“公家東西不拿白不拿 ”的惡習 ，甚至理直氣壯地合伙盜竊國    家財產 。一些廠長 、經理們對公有資產貪污 、揮霍更使這種現象火上澆油 。這些人    出入高級旅館 、舞廳 ，早晨 “ 早茶 ”、夜晚 “ 夜宵 ”，更有甚者 “ 吃喝嫖賭全報    銷 ”，引起了普通民眾的公憤。

　　與此同出一轍的 ，則是大量“財政流失 ”現象的滋生與五花八門的“ 國有資  產流失 ”方式的存在 。前者主要是指政府機關事業單位財政收支在運行過程中偏  離財政管理的軌道 ， 而產生的財政收入流失或財政支出浪費這樣一種經濟現象。 它以截留或變相截留政府財政收入 ，人為擴大不合理的財政支出為主要特征 。后  者主要是指國有企業的資產在有意無意的錯誤決策下遭到損失或浪費 。僅以后者  為例 ，在二〇〇一年舉行的“ 中國石油和化工管理論壇 ”上 ， 國務院派駐國有大  型企業監事會主席李士忠深有感觸地說 ，“從任國務院稽查特派員到派駐國有大  型企業監事會主席 ， 使我最為震驚也是感受最深的 ， 就是國有資產的嚴重流  失。”從一九九八年四月至二〇〇一 ，李士忠先后稽查和檢查了七個企業 。他根  據自己親自稽查和檢查過的七個企業的情況 ， 總結了造成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原

　　因及表現大致有以下十個方面：

　　一是政府干預 ，強行向企業攤派和擔保 。某企業為擴大生產規模 ，擬接受外  商八千九百萬美元設備捐贈 ， 以換取企業產品獨家出口經營權 。而當地政府卻決定  讓企業進行反擔保 ，造成該企業設備費用比自己購買還多花了一千一百多萬美元， 而讓外商在此項交易中凈賺近億美元 。更莫名其妙的是 ，這個外商向中國銀行借貸  的流動資金三千萬美元 ，只還了一千五百多萬 ，就賴賬不還了 。而政府主要領導竟  然批準決定讓這家企業替外商還中國銀行一千四百九十多萬美元的欠款 ，使企業白  白遭受一點二億元人民幣的損失。

　　二是缺乏科學論證 ，造成決策失誤 。這類事件比比皆是 ，某企業總資產不到 三十七億元 ，竟然在房地產開發熱時拿出十二億多元在珠海 、深圳 、惠州等地買了 大片土地 ，建了大量房屋 。如今 ，在惠州建成的五棟二十九層大樓 ，一平方米都沒 賣出去 ，每年至少造成機會損失上億元。

　　三是以大辦“ 三產 ”作掩護 ，進行關聯交易 ，轉移利潤 ，使國有資產流向集 體或個人 。某企業 ，將本來應該由主業經營得很賺錢的業務 ，轉給有離退休人員經 營的 、職工集資入股的三產公司去經營 。每個職工僅入股兩千元 ，一年后卻拿到七 萬元回報 ， 回報率高達三十五倍。

　　四是利用改制 、重組 ，轉移資產和利潤 。有一家企業在改制重組過程中 ，把 部分優良資產轉移到股份合作制企業 ， 如本來這個企業只有一點四億元的凈利 潤 ，竟然將一點六億元的凈利潤轉移到新組建股份合作制企業 ，把國有資產轉到 集體 ，再逐步轉到個人手中 ， 國有企業變成空殼 ，甚至資不抵債 ，而合作前企業 確有高額利潤。

　　五是利用職權徇私舞弊 ，為配偶 、子女謀私 。有一家企業主管進出口的副總 經理 ，利用妻子是財務部門領導 ，濫用職權 ，互相勾結 ，讓兩個兒子分別在當地 和深圳注冊兩家私人公司 ，采取高進低出等手段徇私舞弊 、中飽私囊 ， 給國家造 成重大損失。

　　六是被外商特別是假冒外商套取資金 。某企業在搞資金運作時 ，通過一個偶 然的機會結識了一個從國內移居香港的商人 ，這位商人又冒充一家荷蘭公司的代 表 ，到中國來投資做生意 。這家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在沒有調查這個“外商 ”的資質

　　和背景 ，也沒有召開董事會討論研究的情況下 ，就一個人說了算 ，將幾千萬美元讓 財務部劃出 ，結果這個假外商攜款一跑了之。

　　七是炒作 、私分股票和期貨 、債券 。 四川東方鍋爐廠原任董事長 、總經理和 時任董事長 、總經理私分 、送人兩千多萬股票 ，每人將三百萬到四百萬元獲利裝進 自己的腰包 ，結果兩人被判死緩 ，兩人被判無期 。這個案件 ，從上到下涉及一百多 人 ，轟動四川大地乃至全國。

　　八是私設小金庫、賬外賬 ，吃喝玩樂 ，揮霍浪費 。這個問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有一企業的廠長 ，長期在北京的五星級酒店和高檔娛樂場所嫖娼 ，出手特別大方 ，每  次出手都是幾千元到上萬元 ，而且還分別在長沙、北京、廣州、香港等地包養情婦。

　　九是貪小利 ， 吃大虧 ，有些企業違規拆借 。有一家企業在現金本不富裕情況 下 ，為了獲取高于銀行的利息 ，將一億元現金全部借給信譽不好的一家企業 ，結果 不但利息分文未收 ，本金也最少損失了五千多萬元。

　　十是管理混亂 ，缺乏責任心 。某企業在建設一個只有六千五百平方米的綜合 樓工程中 ，從工程預算 、建設 、驗收 、決算 、審計 ，好像手續一切完備 。但查賬時 發現 ，在工程結算中 ，卻將水磨石窗臺按六千八百平方米與施工單位結算 ，多付了 幾十萬元 。還有一個企業 ，建一個一千一百多萬的小工程 ，經查賬就多付給施工單 位一百八十九萬元。

　　與此同時 ，李士忠還分析了造成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國有  資產出資人不到位 ，缺乏國有資產管理實體 ；二是監督不力 ，經營者 ，特別是“一  把手 ”權力過大 ，沒有約束 ；三是法人層次多 ，嚴重失控 ，不少單位都有四 、五級  公司 ，經營者都不知道有多少子公司 ，如何控制 ； 四是理想信念淡薄 ，對國有企業  缺乏信心 ， 出現“五十九歲現象 ”，為自己留后路 ；五是不同行業 、不同地區分配  差距大 ，經營者心態不平衡 ；六是管理混亂 ， 內控制度不健全 ；七是企業責 、權、 利不明確 ，不能精打細算 ，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不感興趣等等 。在種種原因中 ，李  士忠認為 ，最主要的原因是國有資產出資人不到位和對國有企業缺乏有效的監督。 值得高興的是 ，我國有關部門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正在采取完善制度建設等措  施 ，逐步遏制國有資產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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