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飚 |毛澤東時代研究 （一）

　　再版前言

　　我生在新中國 ， 長在紅旗下 ，從小就沐浴著毛澤東思想的陽光 ， 對毛澤東時代有著深厚的感情與深刻的印象 。我非常認同那首題為 《懷念偉大的毛澤東  時代》 的祭詞： 那是一個不斷革命激情燃燒的年代 ；那是一個所向披靡無往不  勝的年代 ；那是一個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年代 ；那是一個堅持馬列斗私批修的  年代 ； 那是一個萬眾一心積極向上的年代 ； 那是一個充滿理想報效祖國的年  代 ； 那是一個大公無私人人奉獻的年代 ； 那是一個意氣風發斗志昂揚的年代； 那是一個民族團結齊心合力的年代 ；那是一個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年代 ；那是  一個革命傳統代代繼承的年代 ；那是一個清正廉潔弘揚正氣的年代 ；那是一個  英雄輩出比學趕幫的年代 ；那是一個抓綱帶目全面發展的年代 ；那是一個干群  同心大干快上的年代 ；那是一個官員勤政經濟騰飛的年代 ；那是一個自力更生  艱苦創業的年代 ；那是一個氣壯山河改天換地的年代 ；那是一個蓬勃發展日新  月異的年代 ；那是一個衛星升天紅旗飄揚的年代 ；那是一個著眼長遠夯實基礎  的年代 ；那是一個社會和諧繁榮昌盛的年代 ；那是一個公平合理共同富裕的年  代 ； 那是一個三大差別逐步縮小的年代 ； 那是一個文教體衛清正為民的年代； 那是一個文藝舞臺工農占領的年代 ；那是一個情真意切實事求是的年代 ；那是  一個心情舒暢身體健康的年代 ；那是一個安居樂業生活幸福的年代 ；那是一個  百姓當家人民萬歲的年代 ；那是一個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的年代 ；那是一個山清  水秀沒有污染的年代 ；那是一個揚真善美抑假丑惡的年代 ；那是一個人民舒暢  敵人喪膽的年代 ；那是一個匪患被滅黑毒絕跡的年代 ；那是一個路不拾遺夜不  閉戶的年代 ；那是一個軍民團結親如一家的年代 ；那是一個全民皆兵揚我國威  的年代 ；那是一個不畏強權敢打敢勝的年代 ；那是一個國家強大最有尊嚴的年  代 ； 那是一個輸出革命舉世敬仰的年代 ； 那是一個外交活躍賓朋四海的年代； 那是一個炎黃子孫揚眉吐氣的年代 ；那是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年代 ；那是

　　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 ；令中國百姓永遠懷念的毛澤東時代！（張宏良： 《懷念偉大的毛澤東時代》 摘自于毛澤東紀念館祭詞）

　　早在上個世紀末那歷史虛無主義烏云翻滾的期間 ， 我就有意將七十年代末  上大學時對實踐的理論思考付諸于寫作行動 ， 即對中國當代的社會現實問題 ， 來一番獨立的考察研究 ， 用史實與數據說話 ，作為一家之言 ， 較為系統地談出  個人的理論見解 。這個愿望直到二〇一四年四月退休 ， 我從繁雜的事務性工作  中脫身后才得以實現。《毛澤東時代與社會評價論》 首稿寫成于一九九三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 ， 以 《做光明磊落的中國人——社會評價學概述》 為題作為內部書  稿出版 。再稿改名為 《社會評價·媒體傳播》， 完成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 因故未能如愿 。記得當時 ， 本人曾將這部書稿交給當地的一家出版社審  閱 ， 希望能得以正式出版 。未曾想到的是： 這家能為著名 “ 公知 ”南京大學歷  史系教授高華（代表作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出版誣蔑革命年代的 《革命年代》 一書的出版社 ，竟然將本書拒之門外 。二〇  〇八年 ， 我毅然決然將書的主題列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科研人員自選科研課  題 ，題為 “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評價與研究 ”，并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完  成第三稿 ，定名為 《社會評價與媒體傳播》， 由社會科學出版社公開出版。《社  會評價與媒體傳播》 一書分別從不同的層面或角度 ， 闡述了社會價值評判的理  論與方法 ， 力求建立 “ 科學認識觀 ”并構建相應的理論框架及傳播路徑 。本書  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 ， 以科學的社會評價為基礎 ， 以真實 、公  正 、健康向上的媒體傳播為引領 ，試圖逐步推導出一整套科學的社會價值評判  體系 ， 推動形成有利于當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 。接著 ，本人運  用這一理論框架 ， 分別針對毛澤東時代三個不同時期革命的主要目標 、任務與  重要特征的不同 ，對之進行了客觀 、真實 、科學的評述 。于二〇一六年九月九  日完成了 《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大革命》《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大革命》《毛澤東時  代的文化大革命》 的編撰 ，此套書于同年仍由社會科學出版社公開出版 。如果  說 ， 毛澤東在建國前率領我黨我軍主要是進行武裝奪取政權的斗爭 ， 可以稱之  為 “ 軍事大革命 ” 的話 。那么 ， 建國后毛澤東領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為鞏固人  民政權則先后分別進行了政治 、經濟 、文化三大革命 。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長

　　達四十余年的心愿 ， 我在仔細研讀國內外不同版本 《毛澤東傳》 與 《毛澤東年  譜》 等相關資料的基礎上 ， 還特意對照了從香港購回的那套由張迪杰主編 、潤  東出版社出版的 《毛澤東全集》 五十二卷本 ，作為言之有理 、論之有據的重要  參考書籍 。叢書 《毛澤東時代的三大革命》 針對多年來社會上泛濫成災的歷史  虛無主義旗幟鮮明地指出： 建國以來 ， 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  命家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 在人民民主國體下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 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三大根本政治制  度 ，從而奠定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和走向 。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聯手  推動的長期封鎖制裁 ， 僅用短短二十多年 ， 就在中國這樣一個半封建 、半殖民  地的十分落后 、分散的國家里 ， 實現了空前的獨立 、 自主和統一 ，并勝利進行  了社會主義改造 ，使中國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它是中華民族歷史上  唯一由人民當家做主人的時代 ； 它是我國唯一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 ， 建立了  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偉大時代 ， 同時也是依靠獨立自主 、 自力更生實  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偉大時代 ； 它還是在自身發展進程中開始于思想文化與  意識形態領域里同傳統觀念實行徹底決裂的偉大時代 ； 它是中國人民真正站立  起來的偉大時代。《毛澤東時代的三大革命》 高度肯定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  務的宗旨以及知識分子必須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 、勞動人民要努力實現  自身知識化等政治理念 ； 高度評價了以王進喜 、陳永貴 、雷鋒 、焦裕祿 、李四  光 、錢學森等為代表的先進人物所創造的時代精神 。 同時嚴肅剖析了思想文化  與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曲折性 、復雜性與長期性 ，并一再強調了必須全面真實  了解黨史國史史實和科學把握社會輿論主導權的重要性 、必要性與艱巨性 。從  這個意義上講，《社會評價與媒體傳播》 與 《毛澤東時代的三大革命》 實為一  體 ，具有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系 ，前者提供的是研究路徑與理論支撐 ，后者主  要是以事說史 ， 敘史立論 ， 確保了 “ 論中有據 ， 科學評價 ” 目標的完全實現 。 故而 ， 這次由銀河出版社再版 ， 我理所當然地將兩者合為一體共四冊 ，并按出  版社的要求總定名為 《毛澤東時代研究》， 包括副標題 “ 毛澤東時代與社會評價  論 ”（由 “ 社會評價與媒體傳播 ”易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大革命 ”“毛澤東  時代的經濟大革命 ”“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 ”（其中增添了 “ 習近平新時代賡續紅色血脈 ”一章） 等 ， 以體現其各有側重的主題。

　　《社會評價與媒體傳播》 與 《毛澤東時代的三大革命》 四本書分別于二〇 一 四年 、二〇一六年公開出版后 ， 獲得了廣泛的好評 ，并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被韶山 “ 毛澤東圖書館 ”收藏 。尤其令作者深為感動的是 ， 廣東省社會 科學院年逾九十高齡的老紅軍后代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響應毛澤東號召到內蒙 古支邊 、德高望重的離休老專家鐘文菁在仔細閱讀這套書后 ， 于慶祝建黨百年 之際 ， 給本人寫來了熱情洋溢的鼓勵信 。信中說 “ 我多么期望本院能有人像張 磊 、黃明同成為研究孫中山權威那樣 ， 出個毛澤東研究的后起之秀并為院爭 光。”慚愧之余 ，更堅定了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之際將這套書做補 充修改 ，力求評述的更為準確到位的信念。

　　這些年來 ， 我多次隨同廣東省老區建設促進會會長 、全國扶貧 “ 狀元 ” 陳 開枝赴粵東西北老區農村搞調研 ， 僅去年六至八月就走遍了粵東三十余個縣級 行政區 ，行程 “ 兩萬五千余里 ”。在潮汕地區乃至梅州 、惠州等地現場 ， 我深入 了解了當年農民運動和南昌起義部隊 、工農紅軍轉戰粵閩湘贛邊界的前因后 果 ， 比自己從書本上 、影視里獲得的黨史軍史相關知識要深刻的多 ，應了宋代 陸游那首 《冬夜讀書示子聿·選一》 的名詩 “ 古人學問無遺力 ， 少壯工夫老始 成 。紙上得來終覺淺 ，絕知此事要躬行。”與此同時 ， 我自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二 一年連續五屆被共青團廣東省委聘為全國大學生 “ 挑戰杯 ”科技學術競賽廣東 賽區評委會副主任 ， 主要負責社會科學類作品評選 ， 同當今的年輕一代大學生 們有過不少接觸與了解 ， 如同多次應邀到廣東工業大學等高校青年馬克思主義 培訓班 ，所作 “ 青年毛澤東與當代青年的使命擔當 ”專題演講受到熱烈歡迎那 樣 ， 我將力求讓 《毛澤東時代研究》 真正成為傳承毛澤東思想的 “ 立言 ” 之 作 ，讓自己無愧于共產黨員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光榮稱號！

　　眾所周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 由于對不同時 期國內外 、黨內外階級斗爭的主要矛盾認識不同 ，對敵我友的判斷與認識有差 別 ，對如何解決重大經濟社會發展任務與目標及其實現路徑有分歧 ， 因而黨內 不同思想路線的之間斗爭是不可避免的 。但毛澤東自始自終注意把握的重點就 在于： 對錯誤思想路線的代表人物總是批評從嚴 ， 處理從寬 ，極力挽救 ， 采用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方式 ， 以解決思想分歧為主旨 ， 注意團結反對過自己并被 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一道工作 。在當事人承認錯誤之后 ， 一再做工作要求 繼續推選其為中央委員或保留其黨內相應職務 ，對王明是如此 ，對彭德懷等也 是如此 ，不搞敵我矛盾的處理方式或肉體消滅 ， 除非其本人自絕于黨和人民。

　　我非常贊同 “ 研究無禁區 ， 宣傳有紀律 ” 的社會科學研究與黨的宣傳工作 基本準則 ， 既然是社會科學研究 ，就應當允許 “ 百家爭鳴 ”，特別要注重整個研 究課題的前瞻性 。試以近期內 “ 計劃生育政策 ” 的不斷調整為例 ， 當人們認識 到大國競爭本質上是人口 、資源與制度的競爭 ，其中人口戰略與人才戰略對國 家經濟 、科技和軍事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 明白了 “ 十年種樹 、百年樹人 ” 的 道理 ， 就會深刻了解到當下的人口戰略和教育方針將決定未來三十年之后人口 與勞動力的數量與質量 ，決定中國經濟與科技的走向 。據測算 ， 如果不改變新 生兒出生率持續下降的趨勢 ， 二〇五〇年之后我國每年出生人口將下降到三百 萬以下 ， 而死亡人口將達兩千五百萬以上（詳見 《認真算了 20 年后的中國人口 數據 ， 把自己給嚇著了！》 一文）， 二〇七〇年之后每年新增男性勞動力人口將 不到一百五十萬 ， 而二〇二〇年僅高校大學畢業生就是八百七十四萬 。 由此可 見 ，人口的數量與質量是中國當下經濟繁榮 、 國家強盛的基礎 。如果新生兒出 生率驟降的趨勢不改變 ， 我們無法想象五十年后中國經濟社會和國家安全的場 景 。正因為如此 ， 國家迅速調整了計劃生育政策 ， 放開了第三胎生育 ，無疑這 是正確的。

　　尤其值得提起關注的是： 當廣大人民群眾觀看了中紀委拍攝的那部警示紀  錄片 《永遠在路上》 后 ， 引起的反響很接地氣 ， 其中有的評論尖銳而切中時  弊 ，值得共享 。“一個水塘 ，死了幾十條魚 ，那是魚本身的問題 ；如果死了成千  上萬條魚 ，那就不是魚的問題 ， 一定是水出了問題 。一個國家 ， 出了貪官劉青  山 、張子善等極少數人 ， 那是他們本身的問題 ， 如果這個國家的貪官前腐后  繼 ， 出了一批又一批 ， 那就不是幾個人的問題 ， 一定是治國的理論出了問題 、 頂層設計出了問題 。”“經濟搞上去了 ， 可代價太大了： 資源浪費 ， 環境污染； 兩極分化 ；金錢至上 ，人心不古 ；世風日下 。”“污染一片土地 ， 只需要很短的  時間 ， 治理一片土地則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 搞壞社會風氣 ， 有個三年五載就夠了 ， 端正社會風氣則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人心的代價是最大的代價 。 出了 幾個貪官并不可怕 ， 可怕的是在老百姓眼里無官不貪 ；幾顆大白菜被沾了甲醛 并不可怕 ， 可怕的是老百姓認為所有白菜都有甲醛 ；對人心的污染是最大的污 染 ，人缺乏信任是社會最大的悲哀 ， 離心離德是最大的隱患 。”“一個基尼系數 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 ， 一個清廉指數排在世界后邊的國家 ， 一個人與人之間 不講誠信的國家 ， 一個法律可以不被尊重的國家 ， 一個金錢至上的國家 ， 即 使你在世界上成為土豪又有什么意義？ 你憑什么挺直你的脊梁？”“一旦金錢站 在高處 ，所有的真理都沉默了 。假如一切都是為了錢 ，人們就會失去靈魂 ，人 生就會迷失方向 ； 生活就會沒了底線 ， 行為就會失去約束 ； 是非就會混沌顛 倒 ， 做人就會失去尊嚴 ； 道德就會蒼白無力 ， 法制就會流于形式 。”評論者孫 力等人的這幾段話 ， 真的是耐人尋味 ，值得深思……敢于直面時弊 ， 實事求是 是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傳統 。 因此人們有理由相信 ： 只有我們中國 共產黨才能夠不斷地清除自身的污染 ， 正確地指引全體中國人民從輝煌走向 更加輝煌！

　　自   序

　　毛澤東曾經預示：“今天的青年和未來的青年 ，都將用自己的價值標準來評  價革命工作。” 處在二十一世紀之初的中國年輕一代 ， 究竟應當如何正確認識與  評價新中國創建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 將要或必然成為世人關注的熱點， 因為它涉及新中國的歷史發展與命運 ， 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百年復興偉業目標  的最終實現 。我們認為 ，科學的社會價值評判在人們的一切價值評判活動中居  于首要地位 ，是人類社會歷史評價的現實形式 ，是對整個社會所有的個人評價  與群體評價的總體提升 ， 并將對經濟社會發展起著不可忽視的制約或提振作  用 。 因此 ， 對社會價值評判的特性進行科學的典型分析 ， 不僅有助于理解一般  的價值評判 ， 而且對于認識當今社會實踐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人們常說的  “ 人的社會性 ”， 實際上就是各種物質關系和精神關系的綜合屬性 。 因此 ，人們  為了較好地處理各種物質關系和精神關系 ，較好地治理社會和管理社會 ，較自  由地生存和生活 ， 自然存在一個認識社會和了解社會的問題 ，存在一個認識必  然性 ， 減少盲目性和提高自覺性的問題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我們認為正  確的看待歷史 、 看待社會 、 看待別人 、 看待自己 ， 并以此建立起科學的認識  觀 ，是人們樹立科學發展觀的基礎與前提 ， 全面 、客觀 、 準確的社會價值評判  則是科學認識觀最主要的基本內涵 。我們科學地研究與認識過去正是為了更好  地創造未來 ， 而科學認識觀的確立同科學發展觀的確立一樣 ， 同樣需要經歷 一  個艱難曲折的過程。

　　列寧曾經說過： 馬克思主義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 ，“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 方面 ， 不取決于主觀愿望 ， 而取決于一定歷史條件。”（《列寧全集》 第 17 卷 57 頁） 任何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認識 ，也只有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 ，置于 它所反映的復雜的矛盾組合體之中 ， 才能全面準確地把握其內涵 。撇開某一論 斷所賴以存在的具體時間 、地點 、條件 ， 去任意擴大真理的認識范圍 ， 就很可能從真理走向謬誤 。 同樣 ， 我們離開某一時期特定的具體歷史條件 ， 試圖做出 符合歷史事實的真理性社會價值評判也是不可能的。

　　我常常在思考這樣的問題： 當襁褓之中的新中國不得不面對以美國為首的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集團的長期 “ 政治制裁與經濟封鎖 ”，甚至不得不承擔最大的 民族犧牲 ， 出兵抵抗所謂 “ 聯合國軍 ” 對鄰國朝鮮的武裝干涉 ， 一些人有什么 理由指責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領導者搞 “ 一邊倒 ”或者是所謂的 “ 閉關鎖國 ”，而 不去清算那些西方制裁的決策者們封鎖中國近三十年 ， 給新中國經濟建設所造 成的巨大損失呢？ 時至今日 ， 當人們親眼看到 “ 經濟制裁 ” 是如何摧殘利比 亞 、伊拉克 、 古巴 、朝鮮等國的經濟 ， 乃至導致有的國家最終破亡混亂的現 狀 ， 難道都理應歸咎于這些國家自身的過錯或自愿的 “ 閉關鎖國 ” 嗎？ 據了 解 ， 由于美國多年的制裁和長期的孤立 ， 曾使得利比亞經濟元氣大傷 。據利比 亞官方于二〇〇四年宣布 ，僅對利比亞實施長達十七年的禁運和長達二十二年 的旅游禁令 ， 就使利比亞每年遭受三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也大大限制了其在 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影響力 。一個小國尚且如此損失慘重 ，何況各種壓力更 大的中國呢？ 當時利比亞的卡扎菲不得不最終放棄反美 “ 旗手 ” 角色 ， 主動要 求恢復同美國的正常關系 ， 以換取取消經濟制裁 。其雖茍延殘喘于一時 ，但終 究難逃一劫 。反觀中華人民共和國 ， 經偉大而杰出的國際戰略家毛澤東的運籌 帷幄 ， 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對發展中國家一貫強有力的支持 ， 最終于二十世 紀七十年代初在全世界 ， 尤其是非洲中小國家的簇擁下 ， 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常 任理事國合法席位 ， 不久又運用 “ 乒乓外交 ”逐步解凍了與美國等西方大國的 關系 ，真可謂“神來之筆 ”！

　　只要我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審視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 ， 前蘇 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演變 ，誰也不難看出 ， 首先在于當事國自己 首先解除思想武裝 。 而導致其演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他們丟掉了馬克思列 寧主義這面旗幟和輕易地否定了自己的歷史 ，在輿論上造成了一個所有過錯都 在于實行共產黨的領導和走了社會主義道路的錯誤氛圍 ， 最終動搖了廣大黨員 和人民群眾的信仰 ， 釀成了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災難性后果 ， 這一教訓極 為深刻。

　　我們說 ， 預見力是對未來發展做出合乎規律的預測 ，是洞察力的延伸與發 展 。 它是一種超前把握事態發展趨勢的能力 。值得人們回味的是 ，偉大而杰出 的國際戰略家毛澤東就具有這種非凡的預見力 。他早年就曾預見過發生在二十 世紀九十年代原社會主義國家所普遍發生的 “ 和平演變 ”現象 ， 老人家生前力 求結合中國的實踐 ， 采取相應對策來解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一大難題 。也許 人們可以對他所運用的方式方法提出某些質疑 ，但其最著名的有關論斷 ， 卻至 今令人記憶猶新。

　　其一 ，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 ，他就提出要警惕以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為 代表的帝國主義者所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 ，后又一再強調要防止他們把和平演 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人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 。原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等 恰恰是 “ 十月革命 ”后才出生的蘇共第四代領導人的代表 ，正是戈氏于一九八 五年上臺后 ，推行所謂 “ 新思維 ”指導下的社會政治改革 ， 給前蘇聯造成了全 面的混亂 。尤其是在一九九一年 “ 八 ·一九 ” 事件發生后 ，他公然發表聲明辭 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 ， 并宣布蘇共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 ，從而導致蘇共垮臺 的“和平演變 ”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的合法化。

　　其二 ，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 ， 如何培養一大批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 人事關黨的建設百年大計 。 資產階級勢力的代表人物必須首先在執政的共產黨 內取得合法地位 ， 建立并擴大自己的影響與勢力范圍后 ， 才有可能最終奪取政 權 ， 改旗易幟 。前蘇聯急劇演變的過程 ，也證實了這一論斷的準確性 。反共極 為堅決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于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最早宣布蘇軍中共產黨 基層組織非法 ；接著 ， 蘇共的辦公場所 、報紙和財產均遭查封沒收 ； 十一月六 日 ， 葉利欽干脆宣布停止蘇共在俄羅斯領土上的活動 。 而正是這位葉利欽曾在 蘇共黨內 “ 顯赫一時 ”，位居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首都莫斯科市委第一書 記之要職 。 史實證明 “ 走資派就在共產黨內 ”。毛澤東曾經尖銳地指出 ，“ 民主 革命后 ， 工人 、 貧下中農沒有停止 ， 他們要革命 。 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 了 ， 有些人后退了 ，反對革命了 。 為什么呢？ 做了大官了 ，要保護大官們的利 益 。他們有了好房子 ， 有汽車 ， 薪水高 ，還有服務員 ， 比資本家還厲害 。社會 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 ，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 ，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　　反感 。搞社會主義革命 ， 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 ， 就在共產黨內 ， 黨內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走資派還在走。”（《毛澤東全集》 第 52 卷 68 頁 “ 毛主席重 要指示 ” 1975年 10 月至 1976年 1 月） 鄧小平也說過 ，“ 中國要出問題 ，還是出在 共產黨內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在武昌 、深圳 、珠海 、上海等地的談話要 點》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 習近平也曾強調指出 ，“我們國家要出問題主 要出在共產黨內 ， 我們黨要出問題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 黨培養一個干部特別是 高級干部是很不容易的 。這些年 ， 一些干部包括一些相當高層次的領導干部因 違犯黨紀國法落馬 ， 我們很痛心 。我們中央的同志說起這些事都很痛心 ， 都有 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 。”（《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 話》 2014 年 10 月 8 日） 我們認為 ， 三者的講話雖然時間或側重點各有不同 ，但 本質上沒有根本的區別 。 中國要出問題 ， 必然是出在混入執政黨內部并竊取了 一定權力的資產階級 “ 代理人 ” 身上 。 想想二〇一四年被披露的邊腐敗邊升官 的廣州市原副市長曹鑒燎就一目了然了 ，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其任中共廣州 市天河區委常委時 ， 就能在為情婦劉某辦出國移民手續的同時 ， 指使他人分別 給了她港幣八百萬元和九百萬元 ； 再看看在搜查國家發改委能源局煤炭司副司 長魏鵬遠家時發現現金折合人民幣兩億余元 ， 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檢察機關 一 次起獲贓款現金數額最大的案件 ，其結論不言自明！

　　其三 ，要防止公共權力的異化與濫用 ， 防止執政的某些共產黨領導人 ，把人  民賦予的權力化作 “ 資本 ”使之商品化 ， 而它正是共產黨人走向反面的第一步。 如果說在毛澤東當初提出這一命題的時候 ，人們的認識還很膚淺的話 。那么 ，在  當今中國推行市場經濟改革的條件下 ， 幾乎人人都能感同身受 ，權力商品化現象  日趨嚴重 ， 由黨內到黨外 ， 由少數幾個行業遍及到全社會幾乎所有行業 。有的人  甚至直接利用權力索取金錢 ，或買官賣官 ，或以不同形式獲取權力股 ，肆意掠取  他人或公共財產 ，這些早已成了社會腐敗現象叢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人們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 ， 當前對社會危害最大的腐敗現象主要由兩種基 本形式組成： 用政治權力換取經濟利益 ， 或者用經濟實力賄買政治權力 ， 簡言 之 ， 即以權易錢與用錢買權 。其具體表現： 一方面當政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某項 具體管理權及審批權 、分配權等 ，進行敲詐勒索 ， 收受賄賂 ，被稱之為 “ 權力尋租 ”； 另一方面作為 “ 暴發戶 ” 的大量金錢持有者 ， 利用錢財去謀取個人的 “ 政治地位 ”（如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等）， 或直接通過金錢運作在執政黨內部尋 找“代理人 ”，借以實現自己的各類利益訴求。

　　也許人們要問 ， 導致權力商品化的主要原因在哪呢？ 我們認為 ， 其主要不 外乎經濟 、政治 、文化 、社會等諸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任何社會資源的分配 ， 都不可能僅僅是經由市場的單一方式決定 。擁 有大量財富的人希望通過金錢獲得更多的財富乃至社會政治地位 ， 擁有政治權 力的人則可以通過分配各類資源的權力獲取豐厚的物質回報 ， 雙方相互有需求 與依賴 ，這就自然而然地通過利益鏈形成了腐敗分子滋生的溫床。

　　二是我國現行的政治監督機制很不健全 ， 缺少強有力的監督 。 雖有黨內監 督 、輿論監督和異體監督等多種形式 ，但還很不完備 ， 尤其是存在著不少制度 性缺陷 ， 程序性與操作性都不夠強 ， 同級監督也往往成了形同虛設的監而不 督 。對主要領導人來說 ， 無論用人或是辦事都缺少一種剛性的制約機制 ， 甚至 連中國古代亦曾有過的用人失察事后追究制等 ，也由于諸多原因未能在全國范 圍內普遍切實地建立健全起來。

　　三是市場經濟的發展 ， 經濟基礎的變革 ， 大量擁有私有財產的合法化 ，使 得人們片面追求個人利益的觀念和講究實惠的意識大大強化 。再加之執政黨在 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社會道德建設 ， 尤其是某些黨的高層領導人自身模范帶頭作 用的缺失 ，使得相當一部分人由喪失理性而發展到追逐金錢的不擇手段 ， 直接 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

　　直面現實 ， 不容諱疾忌醫 。作為一名正直的中國人 ， 首先應當尊重事實， 這是第一位的 ， 也是最根本的 ， 而對任何權威的尊重只能是第二位的 。記得  《學習 · 研究 · 參考》 雜志曾載文 《一個農村黨支部書記的心里話》 言道 ，“俺  憋了一肚子的話 ， 就是沒地方說 。 想找幾位老黨員聯名給國務院總理寫信 ， 可  俺們的信領導他收不到呀！ 俺是縣 、 市兩級人大代表 ， 開會時臺上盡是些空  話 ， 一級騙一級 ， 中央都聽不到真話了 ， 照這樣下去 ， 真要把共產黨架空了 。 現在又要刮風 ，放 ‘ 衛星 ’ 了 ，也不管條件怎樣 ，盡在數字上做文章 ， 開口就  是產值多少個億 ， 照他們這種超常規 ， 一 天就能奔小康 ， 吹牛皮的都升官 ，農民可就遭殃了 。上面肯定過高地估計了農民的收入 ， 那些數字不真實 ， 多是瞎 編的 ，領導授意加的 。唉 ，說真話真難哪…… ” 這話真實地反映出一位基層老 黨員憂國憂民的心聲 ， 帶有一定的普遍性 。作者曾作為中共湖南祁東縣委領導 成員之一 ， 直接地了解過本人蹲點所在鎮鄉鎮企業總產值上報的全過程 ， 深有 同感 。 為什么不能講真話 、說實話呢？ 難道歷史上我們因說假話 、 空話而吃的 大虧還不夠嗎？ 難道我們真的缺乏回答重大現實問題的勇氣嗎？ 面對市場經濟 條件下 ， 由利益主體多元化所帶來的價值觀念多元化 ， 我們理應不乏對話 、 交 流的魄力 。 當今各種文化相互激蕩 、社會思潮空前活躍 、社會意識多樣化的現 狀 ， 迫切需要我們講真話 、 辦實事 ， 迫切需要執政的共產黨在領導國家走向現 代化的過程中以百倍的努力來守衛自己的信仰與理想 。歷史經驗證明 ，任何社 會制度的維系都離不開一定意識形態的辯護 ，任何一個政黨要獲得政治權威的 合法性與穩定性的政治秩序 ，也都必須提高公眾對其意識形態的認同度 ， 而這 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客觀真實的基礎上 ，建立在執政黨的公信力上。

　　當然 ， 我絲毫不懷疑 “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 這一重大決策的必要性 ， 也不 否認實施經濟體制改革 ， 給我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活力乃至舉世矚目的巨大成 就 ， 然而 ， 更為重要的是在于我們必須深刻了解當今社會所普遍存在的深層次 的問題 。“ 必須敢于正視 ， 才可望敢想 、敢說 、敢做 、敢當 。倘使連正視也不 敢 ， 此外還能成什么氣候 。”（魯迅語） 正是針對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 的一系列突出問題和矛盾 ， 如發展不夠全面 ， 也不夠協調 ， 持續發展能力較 弱 ，城鄉差距拉大 、就業壓力增加 、 區域差距擴大 、 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遭到 破壞 、社會的發展明顯滯后于經濟的發展等 ， 黨中央適時提出了樹立與落實科 學發展觀的新要求 。如今我作為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社會科學工作者 ， 理應緊緊 圍繞現代化建設理論與實踐 ， 深入調查研究 ， 深入鉆研探索 ， 以研究最廣大群 眾十分關心的重大現實問題為主攻方向 ，努力拿出無愧于時代的科研成果 ， 更 好地為人民服務 、 為黨和政府的決策服務 。我由此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馬克思說 過的有關辯證法本質的一段話 ，“ 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 ， 同時 包含對現存事物否定的理解 ， 即對現存事物必然滅亡的理解 ；辯證法對每一種 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 ， 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 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 ， 按其本質來說 ，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參見陶德麟等著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2010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它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對世間 一切事物所應有的態度 。原全國僑聯主席莊炎林在德國瞻仰馬克思紀念銅像時 曾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馬克思的學說是偉大的 ，但是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 革命在東歐和蘇聯都失敗了 。原因在哪里？ 責任在于誰？ 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責 任 ， 決不能讓社會主義斷送在我們手中。”這或許就是我撰寫本書的根本動力之 所在。

　　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 ， 作者尚在大學校園讀書之際 ， 就經常與學友  們就當時的一些重大社會現實問題 ，進行過唇槍舌劍般的辯論 。使他們似乎有  些難以理解的是 ， 我們之間對于時政的看法 ， 對于共產黨人的社會價值評判， 有時尖銳對立 ， 有時卻又驚人的一致 。 用他們的話說 ， 我身上既有傳統守成的  一面 ，也有著思想大膽解放的另一面 。 當然 ，他們不可能知道 ， 那時我就萌發  了要對中國當今的社會現實問題 ， 來一番獨立的考察研究 ， 經過反復思考后， 講點真話 、 實話 ，作為一家之說 ，較為系統地談出個人的見解 。對自己的價值  取向我充滿信心 ， 確認自己的思維認識邏輯是與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相統  一 ， 特別是做學問的根本立足點 、 出發點和落腳點 ，是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  實際出發的 。“位卑未敢忘報國 ”，我力求把自己經過多年研判所能知曉的歷史  真相盡可能地告訴世人 。故而本人最早直接搜集的有關史料 ， 可追溯到一九七  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期間 ，作為象征一個時代結束的偉人——毛澤東與他的那  個時代 ，也就自然成了我對社會價值評判問題研究的邏輯起點。

　　在此 ， 我又不禁想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 ， 周恩來總理對來華訪問的日    本原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會長藤田茂先生一針見血地說過的一段話：“拿破侖戰爭    史沒有一處粉飾的地方 ， 好處說好 ， 壞處說壞 ， 因此是明確無誤的戰例史 ， 所    以為今天各國的軍事家所重視 。 而日本出的各種有關戰爭的書籍 ， 戰爭史和戰    記等 ， 都被極度美化了 。 當現在這一代完全不了解戰爭的年輕人 ，接受這些宣    傳后 ， 一定會非常景仰而躍躍欲試 ， 其直接后果當然是導致軍國主義的復活 。” 真是語重心長 ， 富有遠見卓識！ 君不見 ， 如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之流的所作所    為 ，早已是后果顯現。

　　社會心理學研究顯示 ，人們都有求穩定環境的傾向 ，遇到自己不熟悉的事 物 ， 都希望能盡快對它們有一個概括性的認識 ， 以作為自己面對這類新問題的 思考線索或指引 。這類概括性的認識在現代社會更多地來源于媒體傳播 。 它積 累起來 ， 就會成為一個人知識構成的原始材料 。 然而 ， 目前國內傳播界給予毛 澤東時代所帶來的大多是負面性的宣傳影響 ， 因為有人或出于一己私利或出于 人云亦云 ，在連續不斷地向人們灌輸一些污名化的錯誤認識 ，加重了某些人對 新中國歷史的誤判 。倘若過了若干代之后 ， 不大了解今天的未來中國人 ，在追 求國家富強 、 民主 、文明 、和諧與追求社會自由 、平等 、公正 、 法治的理想境 界過程中 ，把毛澤東時代就已實現過的曾困擾大陸數千年的黑幫 “ 匪患 ”、吸毒 販毒 、賭博盛行 、 賣淫嫖娼及性病泛濫等基本絕跡的社會現實 ， 當做一項 “ 前 所未有 ” 的奮斗目標去爭取實現并著力宣傳時 ， 豈不會貽笑大方嗎？ 美國著名 記者索爾茲伯里在 《長征——前所未有的戰爭》 一書中 ， 嚴格遵循歷史和新聞 的真實性原則 ，在實地搜集大量素材的基礎上 ，客觀地描述我黨我軍當時的方 針 、政策和具體戰斗計劃 ， 才使他的書具有無可爭辯的歷史文獻價值 。 而這 一 點 ，正是作者及本書所極力追求的。

　　實踐作為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活動 ，是全部社會生活的基礎與本質 ， 也是包 括做學問在內的整個人類社會認識活動的總根源和總依據 。人民群眾的社會實 踐 ，是我們科學認識世界的不竭源泉 。 實踐是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所進行的能 動地改造世界的一切社會性的客觀物質活動 。人民群眾既是歷史的主體 ， 又是 實踐的主體 。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對于認識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在認識活動 中 ，認識的主體與客體相互關聯 ， 而且認識的客體只有在這種相互關聯中才能 獲得正確的規定 ， 即被正確地認識 。人類社會的一切正確認識 ， 歸根結底都是 在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 ，正確認識與考 量新中國建立后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探索實踐 ， 不只是一個歷史問題 ， 更主 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 。古人云 ，“滅人之國 ， 必先去其史 。”近年來 ， 國內外敵 對勢力往往拿中國革命史特別是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 ， 竭力攻擊 、丑化 、 污蔑 之能事 ， 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 ， 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的社 會主義制度 。 想當初 ， 蘇聯為什么解體？ 蘇共為什么垮臺？ 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人在搞歷史虛無主義 ， 全面否定蘇聯歷史 、 蘇共歷史 ， 否定列寧 ， 否 定斯大林。

　　歷史最終是人民創造的 ， 歷史不能選擇 ， 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 立命的基礎 。馬克思早就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 ，但是他們并不是隨 心所欲地創造 ， 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 ，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 定的 、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參見馬克思 《路易 · 波拿巴的霧月十 八日》）  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 、發展水平 、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 。本 書正是基于這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在收集與參閱大量公開發表的有關報刊 網站資料基礎上寫成的 ， 吸收了其間的一些新觀點 、新思想及調研成果 ， 而又 限于篇幅難以都詳細注明出處 。在此 ， 我深表遺憾并向有關作者致以由衷地謝 意 。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 ， 這本書之所以取名為 《社會評價與媒體傳播》， 主要基 于兩點：

　　一是當今科技的迅猛發展 ，使世界進入了高信息化社會 。信息已成為一種 戰略資源 ，誰掌握了信息傳播源和信息傳播載體 ，誰控制了國際廣播 、衛星電 視和網絡媒體 ，誰就有能力影響整個社會 ，誰就能在意識形態的斗爭中搶奪并 占領制高點 ， 掌握主動權 。 同時 ， 傳播技術的革命性進步 ， 通達市場 、通達受 眾的傳播渠道越來越多 、越來越便捷 、越來越具有個性化和定制式的特點 ，人 們愿意從那種媒體獲取資訊 ， 已經具有相對的選擇權 。這些都將在不同程度上 影響人們的思維和判斷 。我們知道 ，媒體的重要功能之一 ， 就是為人們基于信 息獲知的價值判斷提供多元化的公共話語平臺 。凡是與人民群眾生活有關 、影 響人們社會決策與社會判斷的重大新聞資訊 ， 都將通過媒體予以報道傳播 ， 以 便為人民群眾的理性判斷提供最為基礎性的資訊保障 。 因此 ，要想真正做到對 整個經濟社會發展有一個客觀公正的社會價值評判 ， 就不能不對媒體傳播規律 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特別是在 “ 全媒體 ” 與 “ 自媒體 ” 充分發達 ，人人都能 “ 發聲 ”，個個都有可能掌握一定話語權的今天 ， 你不學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這 一無產階級的 “ 大歷史觀 ” 去評判社會歷史 ， 你就有可能拾人牙慧 ， 人云亦 云 。從這個意義上講 ， 沒有傳播的評價是毫無意義的評價 ， 沒有評價的傳播是 失去了“ 靈魂 ” 的囈語。二是社會評價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學科 ， 在我國似乎早已進入了它的形  成期 ， 但作為一種較為完整嚴密的社會科學學科體系 ， 也許它仍處在探索之  中 。這是因為一方面傳統的理論遭到排斥 ， 另一方面當前流行的某些新觀念又  得不到普遍的認同 ， 它恰好體現出價值觀念與社會價值評判在社會轉型期的變  革中所具有的過渡性 。 當然 ， 科學理論是對科學概念和科學規律的理論抽象， 而學科體系的構成 ， 則需要經過對科學事實 、科學概念 、科學規律和科學理論  長期探討及其不斷演變發展過程 ， 最后才能得以完成 。 與此同時 ， 我也認為： 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指導下 ， 以科學的社會評價為基礎 ， 以真實 、公正 、 健康向上的媒體傳播為引領 ， 完全可以逐步推導出一整套科學的社會價值評判  體系 ， 形成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 。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做到傳統與  現實的結合 、歷史與未來的結合 ，從而構成社會評價學的基本框架 。故而本人  不計淺陋 ， 率先做些拋磚引玉式的開拓性工作。

　　我當然知道 ， 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存在著許多所處地位不同 、 涉及利益不  同 、 思想認識不同 、 文化背景乃至政治立場不同的人群 。正因為有著這些差  異 ，使得不同的社會群體往往會對于同一問題 、事物 、現象產生不同的看法， 形成不同的意見 。這些觀點與意見傳播到社會上 ，便形成了聲音大小不一的社  會輿論 ，但其中必定有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輿論是綜合考量了多方面的要素 ，相  對真實地還原了事實的真相 ， 因而它終究會提升為一種主流的社會輿論。

　　我真誠地期待著！

　　初稿： 寫成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稿： 修改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三稿： 完稿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四稿： 修訂于二〇二一年紀念建黨百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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