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周，證監會對許家印等恒大高管財務造假行為的處罰陸續出爐，相信對于他們其他違法甚至犯罪行為的處罰還在路上。我們號已經多次批判過恒大、恒大代表的房地產發展模式及其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既然這周證監會的處罰與財務相關，我們就再從財務、現代公司制度的角度，分析恒大等民企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巨大問題。
在我們前幾天《TikTok的厄難，中國資本家的成人禮》一文中，我們提到“中國現代公司制度貫徹最不好的企業群體就是民企”，今天的文章就是對這句話的展開說明。
因為我們國家自純粹由國企和集體組成的計劃經濟體轉型成為市場經濟，“國企”、“私企”的稱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吃瓜群眾的固有印象，“私企的錢就是私人的”聽起來仿佛無懈可擊，也是企業主們樂見的一種輿論基調。
另一方面，因為“建立現代公司制度”是國企改革的主旋律，絕大多數非專業人士對這一提法的理解與政企分開、完善管理監督制度等國企改革任務捆綁在一起，仿佛民營公司天然自帶完善的公司管理架構。
然而，現代公司制度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實現“私企的錢不是私人的”，為此設計了大量公司治理規則，防止實際控制公司的個人把股東、債權人的錢偷渡到自己名下。
公司的錢絕不是老板的，是公司的
現代公司制度起源自資本主義對集中社會資源進行大生產的需要，無論貿易殖民還是后來的工業化投資，所需資本規模遠超農業時代個體地主、權貴或商人的剩余積累。為了降低投資風險、吸引更多人加入資本募集，這些聰明人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公司擬人化”。
一旦股東完成注資，公司就變成了一個法律上獨立的個體，無論虧損還是欠債，公司的欠款不會無限連坐，出資人最多賠光股本，自己則隔離于公司的一切償債責任。這就是現代公司制度的基石——有限責任和公司法人。
想象一種非人的主體獨立運行、參與社會經濟生活，與西方的宗教思維倒是一脈相承，法學人崇拜“法的統治”如是，經濟學人鼓吹“看不見的手”亦如是。但在辦公司這件涉及真金白銀的事情上，資本主義很快發現了不對頭的地方。
最先發現問題的肯定是債權人群體，畢竟他們是被有限責任制度盯防的一方。為了防止股東惡意破產逃避償債義務，債權人優先清償權等一系列制度被建立起來，也包括“揭開公司面紗”這一最后大招，我們會在后文展開細講。
然后是中小股東，在按出資決定票數的規定下，中小股東無力反抗控股股東的決定；如果控股股東本身還控制公司日常經營，那中小股東利益保護只能祈禱大股東有良心了。尤其是股票二級市場擴大了中小股東的出資總量，卻加劇了中小股東的分散程度，剝離股東和經營者角色的要求愈發強烈，才出現了所有者-經營者分離的種種制度，包括董事會和獨立董事、內控內審、外部審計等等。
上述種種行為的核心只有一條：隔離債務責任就必須隔離財產，公司財產只能姓“公司”不能姓“私”，保護中小股東和債權人利益，從而保護他們為公司提供融資的積極性。這才是現代公司制度“產權明晰”的最基本要求，可惜國內理論和輿論中所謂的產權明晰都在搞所謂“政府-私有財產”的夷夏大防，或者批判國企產權“不夠明晰”。
跳出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等直接利益相關方的視角，從社會資源調度的高度出發，私企的錢也絕不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社會管不著的“私人財產”，反而具有極高的公共屬性。
還從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兩個角度來解釋：
股權融資的公共性主要體現在公開上市之后，公開上市的流動性讓公司的融資人從特定股東變成了不確定的社會公眾，相當于公司從社會整體獲得了巨量融資。英語中上市公司（listed company)也叫公共公司（public company），對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的要求也遠較非上市公司嚴格，與中文語境中灌輸的“私企”導向大相徑庭。
債權融資的公共性更為廣泛。但凡不是個體戶、夫妻店等極小微經營體，現代公司幾乎沒有不負債經營的，而公司債權人本質上就是全體凈儲蓄者。
表面上，公司向銀行或者債券購買人借錢，向下追溯，現代信用體系所提供的融資，全部來自金融業對居民儲蓄進行放大后產生的信用貨幣。雖然你我個體儲戶沒有直接借給公司錢，但我們的存款早已被加上信用創造的杠桿，進入了公司的生產經營當中。
圖片引自知乎，具體原理讀者不用細究，只要知道你往銀行里存1塊錢，銀行能放出的貸款不止1塊錢就行
繼續深挖，雖然金融號稱“把未來的錢融通到現在”，但物質資源可不會時空穿越，貸款者占有或使用的社會資源必然來自儲蓄者當下減少占有或使用的資源，承諾未來返還（本金）并附帶分享部分生產成果（利息）。所以借貸的本質就是對社會公共資源的占有，決不能因進入民營企業而被賦予“私”的屬性。
信貸資金浪費或濫用造成的違約看似不會對儲戶產生直接損失，然而積累在金融系統的壞賬終將侵蝕我們的存款，要么是大蕭條那種全民傾家蕩產的激烈爆發，要么是放水補窟窿貨幣貶值的緩慢縮水。我們普通儲戶要求強調信貸融資的公共性，是保護自己產權的天經地義的訴求，卻只收到了與保護企業主產權相比微不足道的關注。
筆者嘮叨了這么多，都不如導師兩百年前的總結更精辟：“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矛盾”，公司千方百計動員社會公共積累進入其主導的生產，資本家卻希望將生產資料和相應的收益劃歸私人所有、私人控制，怎么可能不在信用體系和分配體系中戳出無數的大窟窿呢？
規模越大的企業，占用的社會融資越大、使用的社會資源越多，越需要嚴格完善的現代公司制度“威逼利誘”公司控制人，按照最符合股東、債權人乃至社會公眾利益的模式行事。一百多年前的翻譯家將company這一源于英文“伙伴”的商業組織形式翻譯為“公”司，真是抓住了社會生產的精髓。
許老板們想把民企坐實為“私企”
“望文懂義”是漢語的一大優勢，但也容易讓字面意思混淆詞語背后的概念。“私企”的叫法既模糊了社會公眾對現代公司制度產權的認識，倒也符合了許老板們把公共資金匯聚而成的公司資產，轉化為私人財富或者揮霍消費的需要。
上面是券商研究總結的一些股東侵占公司財產案例，如果說在相對嚴格的公司制度和監管環境中，西方的類似行為必須走復雜技術路線瞞天過海，那國內民企的操作可謂“天然去雕飾”，突出一個粗暴露骨。為了避免被扣上“中傷”、“否定”、“極左”的大帽子，我們就以被定性了的許家印為線索，看看什么才叫現代公司制度下的“產權不明晰”。
現在許家印被處罰的事由是財務造假，這是掏空公司的必然表現之一。當然，財務造假本身也能夠帶來足夠的利益，比如防止公司連續虧損退市，比如拉高股價方便大股東管理層套現，比如營造光鮮前景加速上市融資等等。從獐子島扇貝屢屢跑路，到瑞幸光速上市再光速爆雷退市，太多民企甚至不愿意對投資人爸爸說實話，還能指望他們對消費者誠信以待嗎？
農業企業造假的說辭都比較“質樸”，所以比復雜高端的造假更能吸引眼球
那么許老板財務造假的目的是什么呢？證監會披露在19、20年虛增巨量營收和利潤，彼時的明面上，恒大一方面最后一搏試圖借殼回A股上市，另一方面加大海內外債券發行，都需要光鮮亮麗的經營數據讓股權債權投資者心甘情愿交出資金，來堵恒大暗處深不見底的債務窟窿。
當然除了“替公司著想”，許老板虛增利潤還可以給自己帶來最直接的好處。企業財報利潤越高，大股東分紅的空間越高。沒有19、20年恒大虛增將近1000億利潤，許家印有什么理由自己分100億的現金紅利呢？10年-20年，許家印從恒大拿走500億分紅，整合不是努力工作的業績獎勵，而是套走了供應商和購房者注入恒大公司的血汗錢。
其他股東配姓許嗎？
財務造假是違法行為，而一些薅公司羊毛的行為不僅難以判定合法性，甚至已經成為了“合情合理”的普遍現象。社會輿論喜歡關注公開披露的大企業高管薪酬，但也不會深入思考相關薪酬水平是否涉及掏空公司。
大多數情況下，學者和財經媒體等肉喇叭鼓吹“企業家精神”多么辛苦偉大，這些高薪是盡職努力合理回報，只有公司被高管搞垮了，批判高薪的聲音才會短暫地占據輿論上峰。所以搞垮企業、浪費公共資金的“企業家精神”獲得高回報無法根絕，金融危機后華爾街高管馬照跑舞照跳，到硅谷銀行倒閉前一天突擊發獎金，再到恒大，從來沒有變過。
比高薪更具隱蔽性也更具危害的，是高管對公司的掛賬消費。在“私企的錢是老板私人的”錯誤導向浸染下，社會沒有對企業公款私用行為的危害性有足夠的認識：這不僅同時為公司和高管避稅，更是把社會為生產募集的資金花在了私人享受上。大家批判恒大高管的奢侈浪費和恒大歌舞團，卻不知道公司為“董事長孩子招家教”的現象天天都在身邊發生。
有人辯解說，高管只有身心愉悅了，才能更好地為股東和社會創造財富，而且很多奢侈消費是公司公關業務活動。那怎么不讓打工人身心愉悅地為公司創造價值呢，怎么不讓打工人承擔高檔酒樓、高爾夫、夜店的業務重擔呢？花公司的錢滿足私人消費需求，本質上和官員公款消費一樣性質惡劣，區別只在于公司高管有權把私人消費定義為公事而已。
上梁不正下梁歪，治理大股東和高管的公司制度缺失，我國民企管理中下層的內控制度往往也大幅落后于公司成長階段。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私人企業無腐敗高效率”，只有掩耳盜鈴的觀察者偏差。無論從公司大佬痛心疾首的自述，還是自媒體的業內爆料，都揭示出民企內部嚴重的腐敗浪費。
許老板們能一邊享受有限責任盾牌的便利，一邊大大方方搬運公司財產的根本原因在于民營企業現代公司制度的極度缺失。我國大型民營企業享受時代紅利，只用短短十幾年甚至幾年的時間成長為龐然大物，創始團隊、大股東、高管往往高度重合，完全掌握了股東大會、董事會和日常經營的全部公司權力機構。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句話在中文語境被特化為警惕公權力的論據，實際上它適用于一切組織形式。現代公司制度的一大要求是所有權-經營權分離，職業經理人制度固然不能完全避免種種掏空公司弊病，但起碼分割了大股東和經營控制者的利益立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分權制衡作用，但在國內民企的三合一現象中，實控人的權力是無限的。
獨立董事、外部審計等用來制衡監督董事會的機制，也被實控人馴服了。現代公司制度的構想中，董事會必須包含一些不參與公司日常決策的“獨立董事”（甚至要求獨董占多數），高管任免和薪酬、外部審計的選擇和重大經營決策，獨董都有極大的話語權。但獨董在民企演化為旋轉門（13年禁令出臺前）或者拉關系的福利花瓶崗位。康美造假敗訴獨董被追究連帶責任后，大批獨董選擇拍拍屁股走也，獨留投資人風中凌亂。
外部審計亦然，恒大財務造假事件中，第二大責任方就是審計恒大財報的普華永道。當年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入華被視為與國際“高標準”接軌的重要舉措，人家是來幫助我們建立現代公司制度、提高財務質量的，哪怕多收點錢咱還得謝謝他們呢！可這么長時間下來，四大光顧著賺甲方的錢，也沒教會或倒逼甲方現代公司制度，所謂學費不過是獲得歐美賞你市場進入權的孝敬罷了。
諷刺的是，民營企業現代公司制度建設不盡人意的方面，國企反而是國內做得相對較好的一批。國企的所有權絕不可能歸屬于其經營者（國企官員），國企管理人員的經營方針和薪酬待遇受到出資者控制，消費行為受到八項規定管理，有國資財政、紀委、審計署等層層監督。當然，國企內部的腐敗浪費現象沒有因此杜絕，但起碼有警察局但犯罪率不為0，強過因為沒有警察局而犯罪率為0。
劃好楚河漢界，揭開公司“面紗”
每每民營企業出現丑聞，一定有聲音跳出來“圍公救私”：就算恒大有錯，你監管部門都干什么去了？筆者一直不滿國內監管力度太小，為了各種其他考慮妥協監管，也堅決支持全面加嚴監管重罰狠罰。但看到這種言論還是氣不打一處來：車撞墻了你知道拐了，公司出事你才想起來監管了？
我們必須看看監管部門長期面臨什么樣的輿論和決策環境：
不論出于對西方制度的迷信還是購買言論的威力，我國經濟學術界和財經輿論界向來幫親不幫理，對民營企業無條件支持，對政府無條件懷疑。任何對民營企業的合理批評都會被扣上夸張的大帽子，任何遠不及國際慣例力度的監管都會被指責為扼殺活力、傷害信心，優化營商環境的唯一標準，是民營企業不負任何責任地順心安心放心。
甚至為了營造呵護巨嬰式的民營企業環境，他們不惜篡改一些最基本的市場經濟概念，現代公司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現代公司制度的產權明晰要求明確區分公司財產和老板財產，保護產權要求企業主、公司法人、中小股東、債權人和公眾儲蓄的產權得到平等保護，在簡中變成了一條：無條件保護企業主任何產權，哪怕從公司和公眾偷來的財產。
不要低估輿論和各種專業建言渠道對政策的影響力。試想，決策者接觸的理論概念從一開始就是被篡改的偽概念，而任何監管措施都會遭到學界和企業主的強烈抵制甚至謾罵，怎么可能有切中本質、力度充分的監管措施？現在才問“監管哪去了”，站著說話不腰疼。
回頭看，20年起國家不允許恒大借殼回A股、房地產融資三條紅線限制恒大繼續舉債，都有效防止了恒大風險的擴大和擴散。可財經輿論早就忘了他們當時是怎么批評、惡意解讀這些措施的，房地產三條紅線在這幾年始終是專家學者攻擊的對象，甚至變成了房地產蕭條的罪魁禍首。吸毒者不埋怨販毒者和他自己，卻仇恨不給他錢買毒品的家人，什么人間真實啊。
11年指出恒大問題的香櫞現在被捧為未卜先知，成為攻擊監管不作為的工具，但他們不敢寫出香櫞的結局：花旗、摩根大通等九大投行發文怒批香櫞缺乏證據、缺乏常識，恒大在香港報警并起訴。16年，“實踐先進自由的西方商法理念”的香港法院裁定香櫞敗訴，被罰巨款、禁入香港市場5年，歷史開了個無情的玩笑：香櫞禁令解除的21年，恰恰是恒大塌房元年。
順帶一提，英語中“吹哨人”本意指向公眾揭露企業侵犯公共利益的告密者，西方法律大力鼓勵和保護吹哨人維護公眾利益的義舉。到了中國，舉報批評企業是暴民、是反對改革開放，攻擊體制反倒成了吹哨人。天天哭企業家寒蟬效應，我們普通儲戶才是被輿論和法務捂嘴的寒蟬。
他們的目的實現了，如果只論大企業的監管力度和社會責任要求，沒有比國內大型民營企業的更優越的營商環境，以至于連最基本的現代公司制度都不必建立，仿佛一群體量成年、神經系統萎縮的巨嬰。
巨嬰搞不好生產創新，只會吮吸社會儲蓄池的奶水。在過去二十年里，國內好企業的標準不是產品越做越好、技術越做越強，而是規模越做越大。公司控制人不在乎社會因質量和技術而給予他的報償，只要公司能從社會儲蓄池抽取更多的水，其本人的自留地就越滋潤。為什么敲鐘上市是很多企業主的夢想？因為這賦予了他們急速擴張實控資源和快速變現的能力。
只要依托公司的殼子切割償付責任，欠錢就是就快的賺錢，甚至上市、舉債等傳統手段都不能饜足這種商業模式創造的貪欲，押金、預付款、集資等手段花樣創新。
非法集資是這種商業模式的終點，路程上的各種模式也多少沾點
公司及其實控人抽出的水遠遠大于注入的水，儲蓄池已經干癟，從來不是因為大環境不好連累企業經營出問題，而是企業經營問題的不斷累積搞壞了大環境。現在社會要求這些巨嬰下地自己刨食，巨嬰往地上一躺嚎啕大哭：“都怪家長搞窮了家”、“下地干活還讓不讓我活了”、“再打擊我的信心我就投奔隔壁家”，可惜隔壁家反手就告訴他們投奔過去的下場。
好在這兩年國家堅定了加強監管的方向，“有棱有角長牙帶刺”將成為監管主旋律。除了針對風險存量倒溯處罰，還必須對很多概念撥亂反正，嚴格落實現代公司制度無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公司集中的社會資源只能用于生產目的，社會只包容生產過程中的失敗責任，而非企業主攫取社會資源和收益的沖動。
公司財產和老板財產之間必須劃出一道鴻溝，讓公司的獨立財產權真正明晰。恒大的錢決不能姓許，而是屬于恒大公司，歸于全體股東、債權人、購房人，并向公眾儲戶負責。老板只能在公司治理的框架下影響公司決策，從公司的生產成果中分享屬于自己的一份，而不是肆意支配中小股東、債權人和公眾儲戶的利益。
如果老板主動越過鴻溝，濫用控制權侵犯公司財產和公眾利益，英美也早就有了對應辦法：“揭開公司面紗”，否定公司有限責任法人資格，揪出幕后黑手承擔無限連帶責任。這是現代公司制度的兜底大招，國內專家念經只挑對金主有利的經文，導致該制度的討論熱度極低。是時候強化這一監管處罰工具，從根本上威懾侵犯產權的老板們了。
舉例來說，本次證監會對恒大公司罰款41億元，對許家印等高管僅處罰幾百幾千萬元，根本沒有反映真正的責任分配。一票恒大高管早已通過分紅套現、天價薪酬和掛賬奢靡消費等手段，將恒大資產偷渡為私人資產，重罰的鐵拳應該直接砸在這些高管頭上，否則不能發揮真正的追責和震懾作用。而恒大保交樓和后續的處罰決定，也理應繼續穿透公司面紗，強制許老板們承擔無限責任。
從最基本的現代公司制度入手，結束民企可笑可悲的人為性治理低能，才能塑造生產創造價值的企業生態。純正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能認識到彌合公司社會化生產本質和資本家私有化欲望之間矛盾的重要性，國內肉喇叭還在無腦狂吹“私有產權”，既然你們想在市場經濟中維護資本利益，那好歹完整學點資本主義搞出來的完善制度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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