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大東西”之一：方向性問題
二、“大東西”之二：根本性問題
三、“大東西”之三：全局性問題
四、“大東西”之四：戰略性問題
五、“大東西看不見”帶來顛覆性風險
安全的對立面就是風險。“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這算是對“風險”的最浪漫主義的理解。風險，人們在生產或生活中，可能發生的危險，產生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核心要義就是在不確定性。經濟社會發展、國家民族進步的過程中會面臨各種風險，但是最大風險應當是顛覆性風險，即難以甚或不可承受的危險。人非圣賢，豈能無過。國家治理難免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應當努力避免政策上犯錯誤，犯大的錯誤。“凡是政策上犯錯誤的，一定是大東西看不見。”[1]古今中外經驗教訓表明，若在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戰略性問題上出現錯誤，即“大東西看不見”，就很有可能出現重大風險甚或顛覆性風險。
一、“大東西”之一：方向性問題
上大學時，聽管理學老師講課，反復強調“細節決定成敗”，總覺得有些不當，后來工作，逐漸明白：細節影響好壞，方向決定成敗。笨鳥先飛，是有前提條件的，道理簡單，倘若方向不對，勢必離目標越來越遠。個體如此，組織更是這樣。偉大舵手毛澤東同志曾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馬列主義指引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奮斗前進的方向。“政治方向是黨生存發展第一位的問題，事關黨的前途命運和事業興衰成敗。紅軍過草地的時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問今天有沒有米煮飯，卻先問向南走還是向北走。這說明在紅軍隊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員，也懂得方向問題比吃什么更重要。如果在方向問題上出現偏離，就會犯顛覆性錯誤。對此，我們必須有十分清醒的認識。”[2]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確立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求真務實的黨，黨章規定的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而且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經歷不同歷史時期。有鑒于此，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總是根據人民意愿和事業發展需要，面向實現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奮斗目標(即階段性目標)。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如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應對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關鍵在黨;“不犯大錯誤，不栽大跟頭”，更是在黨，鑒于歷史經驗與教訓，鄧小平同志曾經不無擔心地警告，“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方向性問題上不能出偏差，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如何確保不出現偏差，關鍵在全黨團結一致，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才能實現目標。團結一致，步調一致必須向黨中央看齊。毛澤東主席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講過一段名言：“要知道，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待R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4]邁向偉大目標的征程上，億萬人民必須齊心協力，要知道即便組織化最高的軍隊也經常要喊看齊，而且要天天喊、時時喊。
方向決定前途，道路決定命運。鄧小平的女兒曾問父親“長征的時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鄧小平回答：“跟著走!”[5]一個“跟”字，明確了方向，就是跟黨走，是跟著以毛澤東為領導的中央走，如此在行動上、思想上不會掉隊，最終從苦難走向輝煌，從崎嶇走向通途。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6]。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一根本前提下，通過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舊體制，使社會主義制度自身不斷完善和發展，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即“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7]。鄧小平對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性作了凝練概括：“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8]為了保證改革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穩步前進，鄧小平提出一個重要論斷：“我們搞改革開放，要有兩手：一手搞改革開放;一手搞‘四個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9]“四個堅持”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確保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的必要條件。“世界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10]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其中，社會主義是基礎更是方向，市場經濟、市場化只是途徑是手段，如果迷失了失去了社會主義方向，即便經濟發展再好(實際也不可能發展好)也失去了應有意義。
否定社會主義方向，死路一條。蘇聯以及東歐一眾社會主義國家，在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走著走著，迷失了方向，結果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教訓慘痛。蘇共理想信念發生動搖始于赫魯曉夫當政時期。作為蘇聯共產黨的領袖，赫魯曉夫缺少基本的馬列主義修養，說不上對共產主義事業有真正的信仰，著名的“廚房對話”當事人的美國前總統(對話時是副總統)尼克松在談到赫魯曉夫時說：“他信仰共產主義事業及其勝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禮拜天在理論的祭壇上做做禮拜而已。”[11]取而代之的勃列日涅夫抓權有術，治國無方，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只是掛在嘴邊的假話套話，他曾經對自己的弟弟說：“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12]蘇聯解體后，戈爾巴喬夫坦言，共產主義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口號”，他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產主義的影響所造成的許多惡果從人們的意識中清除掉而感到非常的榮幸”[13]。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說，蘇共“到1990年已經緩慢地瀕臨死亡”。共產主義是方向，是旗幟，是向心力、凝聚力，而模糊了方向，失去了旗幟，也就失去了向心力、凝聚力，最后也就失去競爭力、戰斗力。蘇聯存續后期，蘇共罕見地出現了退黨風潮。198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七大時，黨員總數為1900萬，1991年7月1日蘇共黨員只有1500萬人，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
二、“大東西”之二：根本性問題
樹無根則不長，無本則不立。根本是指事物的本源、根源或者最重要、最基礎部分。根本性問題就是最重要、最關鍵、最基本的問題，是指影響社會發展的最重要、最關鍵、最基本因素。當今中國的根本性問題可以理解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需要正視、應對和解決的主要矛盾、關鍵任務，是“國之大者”，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牛鼻子”。“我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14]
人的認知總是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由現象到本質。根本性問題通常潛藏在現象表象之下，為諸多非根本性問題所覆蓋，所以認識根本性問題并不容易。1917年，莘莘學子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國的主張，真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歷史發展表明，分治并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好辦法，文章沒有抓住湖南更沒有抓住中國的根本問題。隨著不斷求真務實，隨著天下大勢的分合演變，毛澤東和許多志士一樣，終于找到了老大中國的光明出路，那就是革命。1941年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起草題為《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結論王明“左”傾路線，“政治方面，在形勢估計上，在策略任務的提出與實施上，在對中國革命許多根本問題的解決上，都犯了過左的錯誤。”因為是根本問題，錯誤嚴重，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紅軍和根據地損失了90%,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幾乎損失了100%。中國共產黨溯本歸根，撥亂反正，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人民朝著共產主義遠大目標邁進，開啟現代化建設、民族復興的征程，道路選擇成了問題的關鍵。“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15]“路線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16]。實踐中，路線是由政治、經濟、組織、作風、外交等一系列制度作為保障的，其中的基礎與核心在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
經濟是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馬克思主義認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取代并超越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條件和標志?！豆伯a黨宣言》指出：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強調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17]。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系列實踐都表明，沒有公有制就沒有社會主義。紅花雖好，仍須綠葉扶持。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前提下，單一公有制使社會失去應有活力。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說到底，就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在思想上蛻變，并將這一蛻變落實到經濟基礎與政治核心上。戈爾巴喬夫攻擊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是“經濟壟斷”，妨礙了人們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自由選擇，“使人同生產資料失去了聯系”，束縛了人的勞動積極性。他提出，蘇聯的國家所有制“是行政命令體制的基礎，這個體制束縛我們整個社會，不打破這種體制，國家根本不可能復興和革新”，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緩的任務是通過財產非國有化、取消壟斷，全面改革所有制關系”。私有化魔瓶一旦被打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紛紛衰落淪陷。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曾指出，在俄羅斯社會形成了一個“瘋狂掠奪人民財產并運往西方的大資產階級”，這個買辦階級“掌握了基本工業部門，壟斷了自然資源、銀行、報紙、電視臺、電臺等，并執掌國家政權，他們是使俄喪失強國地位和人民貧困的主要禍害”[18]。普京任期內的歷史教科書稱“休克療法”是對公民進行搶劫的“一樁大騙局”。私有化，不僅嚴重侵蝕了蘇聯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后來的俄羅斯難以回歸社會主義而走上寡頭經濟的根源。
路線錯誤之核心而致命的在政治。毛澤東主席說過，“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19]。政治思想是靈魂和統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往往是災難性的、顛覆性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糾正了一個時期以來的模糊和錯誤認識，扭轉了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的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現象，使黨的領導得到全面加強。”[20]黨的領導之根本體現和表現是在黨的思想路線與政治路線上。思想與政治的根本，一刻不能脫離群眾，始終貫徹群眾路線，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靠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密切聯系群眾。”
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的承認——否認——勉強承認的思想反復，表明認識的模糊(理論的不清醒，對辯證法理解的不徹底)，涉及階級和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人民內部矛盾等系列重要問題，這對蘇共發展與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產生深遠影響。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創新”推出“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理論，混淆了黨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的界限，把原本屬于黨的群眾基礎上升為黨的階級基礎，實際上把蘇共從無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黨蛻變為資產階級性質的“全民黨”打開了通道。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綱領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代之以抽象的所謂的“人道主義”。戈爾巴喬夫繼承并發展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開始有步驟地毀滅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通過所謂的改革，在蘇聯確立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總統制，搞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國家化”，搞經濟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在蘇聯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制度。戈爾巴喬夫的外交“新思維”，實質上根本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問題的基本觀點，主動放棄陣地，提出改革要從根本上“改造整個社會主義大廈”，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會有質的更新”，就是要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義已經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變更現存制度。美國前駐蘇聯大使、里根政府的對蘇政策顧問馬特洛克指出，“階級斗爭理論是列寧主義者的國家結構演進觀及同西方發生冷戰所依據的中心概念。沒有它，冷戰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一黨專政的理論基礎也隨之消失”。[21]
三、“大東西”之三：全局性問題
“大東西”之大不僅在于方向性與根本性，還在于牽涉面大，具有全局性。“我們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東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東西。許多同志往往對于普遍的大量的東西看不見，只看見局部的小量的東西。”[22]“小東西看不見，也會犯錯誤，但那只是一點一件的錯誤，牽涉面不大，這種錯誤十個、八個也不是很關緊要的。當然，犯了這樣的錯誤也不好，但畢竟不算大錯誤。凡是大的錯誤，就是對大量的普遍的東西看不到。”[23]1956年毛澤東用一個半月時間聽取了中央34個經濟部門的工作匯報，由此形成了“十大關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是當了蘇聯人的奴隸，跟在他們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學蘇聯的，蘇聯得了感冒，我們也跟著打噴嚏。到了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以后，中國下決心要走一條自己的道路了。”[24]因為看見并抓住了“大的東西”，把握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國家安全的脈搏，所以《論十大關系》至今對中國的國家治理依然具有指導意義，成為不朽的經典文獻。
在“十大關系”基礎上，結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江澤民同志提出了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處理好12個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系”[25]。1995年9月28日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講話指出，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各種關系，特別是若干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系。包括：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速度和效益的關系;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第一、二、三產業的關系;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關系;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系;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的關系;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關系;擴大對外開放和堅持自力更生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這十二個關系是在改革和發展的新形勢下帶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26]由于大局全局了然于心，所以能夠從容應對一系列關系中國主權和安全的國際突發事件、戰勝在政治經濟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困難風險等重大問題，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航船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破浪前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統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以及“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刻回答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問題，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從全局性(統籌發展與安全)視角，部署國家發展與安全工作。諸如“能源安全是關系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問題，對國家繁榮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社會長治久安至關重要”[27]，再如“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全局性工作。”[28]凡此等等，“牢牢掌握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全局性主動”[29]，從而有效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大局，使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如火如荼。
與生機勃勃蒸蒸日上的中國相對照，蘇聯這個曾經的世界大強國，社會主義陣營的大統領，因為蘇共的全面性蛻變而黯然隕落。蘇共由馬克思主義革命黨執政黨蛻變為組織總統或議會選舉的政治分肥黨，由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階層集體蛻變成為特權集團。學界研究認為蘇聯特權階層人數約為50-60萬(有的認為加上其家屬大約為300萬人)。特權階層利用權力，享受一系列特別供給與保障，在后來的私有化、市場化過程中大搞權力尋租，一馬當先成為大大小小的經濟寡頭。戈爾巴喬夫時期的當權者，趁私有化改革之機大肆鯨吞公有資產。俄羅斯商界精英有40%以上來自前蘇共的官僚。在1992-1993年的100家俄羅斯最大私人企業的所有者中，原先的黨政精英、企業家、銀行家及其家族占了62%。2018年3%最富有的俄羅斯公民擁有國家89%的金融資產。[30]
1991年6月，美國一家調查機構在莫斯科做了一次面向蘇聯黨政要員的調查，結果顯示：大約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明確支持“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他們擁護“改革”，并希望國家實現民主化;76.7%的人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大衛·科茲由此發出疑問：“作為一個世界上存在最長、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蘇聯，黨的干部隊伍內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實在令人震驚。”[31]1991年3月，蘇聯就聯盟前途舉行全民公決，全蘇1.86億選民中80%以上參加了投票，投票者贊成保留蘇聯的占76.4%。很顯然，蘇聯解體違背蘇聯大多數人民意愿，但是符合特權階層的利益，而且還是最大化利益，因為解體可以讓非法收益合法化，并且在解體的混亂中還可以不斷增加收益。所以，集體性蛻變應當就是對“竟無一人是男兒”歷史之問的答案。
四、“大東西”之四：戰略性問題
戰略是從全局、長遠、大勢上作出判斷和決策。“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32]但是，一旦出現戰略性問題，極有可能犯顛覆性錯誤。戰略集中在決策，決策關鍵在領導。毛澤東同志指出：“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33]領導要有先見、預見，要看得見大東西。
早在1945年黨的七大期間，在討論抗戰勝利后黨的發展前途時，毛澤東同志就說：“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34]二戰勝利前夕，雅爾塔秘密會議，美國拿中國的領土主權和蘇聯做交易，以中國的外蒙古和東北為籌碼，換取蘇聯出兵，以減少自己的犧牲，求得太平洋戰場的盡快勝利。蘇聯利用強勢地位威逼利誘國民黨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確認相關權益。毛澤東同志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抗戰甫一勝利，不經蘇聯同意，迅速調集精兵強將(11萬軍隊和2萬干部)趕赴東北，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共77人，其中派往東北工作的就達20人。這一戰略決斷，為后來的遼沈決戰的勝利進而解放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更為重要的是，消除東北成為蘇聯印記的“滿洲國”的可能性，維護了領土主權。高手出招，走一步看三步、四步乃至五步。
共產黨是一個大黨，領導的是一個大國，進行的是偉大的事業，絕不能犯戰略性錯誤。在策略、戰術上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影響面通常不大，糾正起來也比較容易。如果在戰略上出現偏差，那后果將是很嚴重的，付出的代價則是很大巨大的。黨在早期有過慘痛的教訓，如一右三“左”，即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的“左”傾路線錯誤，尤其是王明極端“左”傾路線錯誤，集中體現在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錯誤，就是戰略判斷錯誤——看不見敵我力量懸殊對比，搞“四面出擊”“御敵于國門之外”——結果付出了極大代價?？茖W的戰略需要正確的策略來落實，否則戰略的科學性就難以得到檢驗。策略是在戰略指導下為戰略服務的。戰略和策略辯證統一，就是要把戰略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站位要高，做事要實，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謀長遠，又要抓準抓好工作的切入點和著力點;既要算大賬總賬政治賬，又要算小賬細賬經濟賬。如果沒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現患得患失、搖擺不定、進退失據的問題，就會錯失戰機，錯失發展機遇。戰略和策略辯證統一，以時間、地點與條件為轉移，將策略(如游擊戰)大膽地當作戰略使用，則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一大亮點。
二戰后不久，西方開啟冷戰，對蘇東實施和平演變戰略，中蘇采取不同的戰略與策略，也取得迥異結果。毛澤東曾就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相關表述這樣評論：“教科書說，在蘇聯，‘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后根源被消滅了’。完全不對。”“教科書說，在蘇聯‘誰戰勝誰的問題，無論在城市或農村中都完全地、永遠地、有利于社會主義地解決了’。說得太死，不合乎實際。”“教科書說，現在蘇聯已經不再受資本主義世界包圍了。這個說法有使人睡覺的危險。”[35]不錯，美國正是趁蘇聯昏昏欲睡之際，祭出了“和平演變”戰略。“和平演變”是約翰·杜勒斯(JohnDulles)和艾倫·杜勒斯(AllenDulles)兄弟二人在1953-1961年為美國遏制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戰略構想。1953年1月15日國務卿約翰·杜勒斯聲稱，要摧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為此細致研擬出一整套和平演變方法，包括類似的對華“十條戒令”，妄圖運用政治、經濟、文化等非戰爭手段搞垮社會主義蘇聯及其陣營。眾所周知的1975年尼克松提出的“不戰而勝”戰略，以及1989年布什提出的“超越遏制”戰略，都是和平演變戰略的延續。
但是，赫魯曉夫“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36]，沒有理論水平，又不愛學習，不謙虛敬慎，偏好裝模作樣，好大喜功，自然容易上當受騙。對于美國的和平演變，赫魯曉夫領導的蘇共蘇聯不是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而是一廂情愿地提出“三無”(沒有戰爭、沒有武器、沒有軍隊)“三和”(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和平共處)思想，妄圖蘇美聯手共同主宰世界，推行其大國沙文主義，自以為得意，實際卻長資本主義的威風，滅社會主義的志氣。盡管赫魯曉夫在碰壁(U-2偵察機事件與巴黎四國首腦峰會)之后有所收斂，但是“三和”外交路線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瓦解蘇共思想武裝的作用，從而對美西方缺乏必要的防范，客觀上為敵對勢力和平演變提供了助力。美西方尤為重視在蘇聯各級領導層尋求培植代理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回憶錄中寫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擬了一個建議，想邀請數千名蘇聯學生到這里來，費用由我們來支付，并且由蘇聯人自己決定是否邀請同等數量的美國學生去他們的國家。艾森豪威爾毫不掩飾“一批新人有朝一日將會在蘇聯掌權，我要努力爭取的就是這一代。”[37]在艾森豪威爾政府計劃要爭取的蘇聯那一代年輕人當中，就有雅科夫列夫。據原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1993年2月13日的《蘇維埃俄羅斯報》上披露：雅科夫列夫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期間被美國特工機關收買，在后來的戈爾巴喬夫“改革”期間接受過美國方面的指示，實際成為“改革的設計師”，而戈爾巴喬夫只是“施工隊長”。
戈爾巴喬夫宣布國際關系中不再有敵人，“全人類邁向大合作”，鼓吹“生存和防止戰爭的利益則是普遍的、高于一切的”，主張從政策上、從意識形態中消除“敵人形象”，倡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體系“一體化”，主張社會主義“把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推到首位”，近乎完全放棄思想武裝。西方神秘組織共濟會深度滲透蘇共，在推動蘇聯解體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據俄羅斯歷史學家普拉托諾夫在《俄羅斯荊棘之冠：共濟會歷史(1731-1995)》一書中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蘇聯體制內約有400名以上的黨政高級官員加入共濟會或隸屬共濟會的國際組織(如“彼得伯格俱樂部”“大歐洲”委員會、“國際俄羅斯俱樂部”等),其中包括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葉利欽等蘇共高層領導人。[38]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說：“如果內部沒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的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而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把我們國家怎么樣。”[39]原蘇聯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說：“有一支所謂的‘第五縱隊’,這些人依靠美國人吃飯。這些人不多，但正是他們打殘了蘇聯。”[40]
五、“大東西看不見”帶來顛覆性風險
國家治理有時代性、政治性之鮮明特征，在方向性、根本性與全局性之堅強原則性基礎上，涉及戰略性的“大東西”則具有相對的靈活，可以根據發展與安全的需要，適時地階段性地進行調整，如五十年代初期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到六十年代初期調整為“保糧保鋼，這是兩個大東西”[41]。戰略這個大東西就是“堅強的原則性”與“靈活的策略性”的辯證統一。
小中見大，游擊戰術成戰略。192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尤其是“八·一三上海事變”發生后，中國正式進入全面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8月22日，中共中央在政治局陜北召開了著名的“洛川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紅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戰原則：“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在有利條件下，集中兵力消滅敵人兵團，以及向平原發展游擊戰爭。”[42]對此多人提出不同看法，或主張以運動游擊戰為主，或主張與國民黨合作打正規戰爭。在相關布局展開之后，毛澤東針對一些人希望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心理，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強調“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而不是運動戰。”[43]
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揮的115師在山西平型關實施伏擊戰，繳獲大批物資，殲敵1000多人，但是115師傷亡1500余人，其中團級干部3人，營級干部5人。常言道，殺敵一千自傷八百，叫得不償失;殺敵一千自傷二千，叫損兵折將。平型關伏擊戰，林彪投入絕對優勢兵力，雖然全殲了敵人，卻付出慘重代價。林彪打仗很會算計，八路軍最強大的115師也只有1萬5千人，如此要不了幾仗，老本就會拼光。林彪在《平型關戰斗的經驗》一文中總結說：“我軍(八路軍)在目前兵力與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后襲擊其后路為主。斷敵后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適宜的。”不經大事，不長大智。經過平型關“大捷”，林彪及眾多八路軍高級將領理解并接受了毛澤東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大在小中，戰略落實在策略與戰術。“中國飛機制造業走過了一段艱難、坎坷、曲折的歷程”。20世紀70年代之前，世界大飛機市場由美蘇壟斷，歐洲為了打破壟斷，成立空中客車公司躍躍欲試。1970年8月，中國大飛機項目(稱“708”工程)開始啟動。十年磨一劍。1980年9月，自主設計制造的大飛機運10首飛上天。此后試飛到東西南北中的許多城市(七降拉薩)，130多個起落，合計170多個小時，達到設計要求。然而，1985年2月因“缺乏經費支持”而停飛，當時的預算費用是3000萬元，從立項到停飛，運十研發制造試飛一共花費5.8億元。3000萬元追加預算，相對運十總投入，相對于國家總開支，都是一個零頭，稍微節省一點就有了。實際情形是，“比如去年我們疏忽了一點，出了一股濫發獎金風，獎金一項發了約五十億。其中大部分是發得對的，也有相當部分發得不對，不是小數。......如果去年少發二十億獎金，今年大家的日子要好過得多，基本建設的好多項目就可以不下馬。”[44]
問題在于，大東西看不見，沒有很好預見。1985年2月運十停飛下馬，3月上海航空工業公司與麥道公司簽訂合同，引進MD82/90機體的組裝生產線。1991年在組裝完成交付第25架麥道82飛機后，美國波音公司介入，上航與麥道合作停止。1997年，波音公司兼并麥道，中美合作生產大飛機終止。中國花了時間與金錢，失去了自主研發與團隊，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后來，中國人才明白：讓中國搞不成大飛機，一直購買美國大飛機，是美國的戰略;更大的戰略還在于，大飛機涉及上百萬個零部件，其研制有益于國家綜合制造水平的提高以及工業化體系的改進。美國阻止中國大飛機研制，與今天全力遏制“中國制造2025”一樣，其戰略是一貫的。2014年5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中國商飛設計研發中心，在一番體驗與調研過后，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要做一個強國，就一定要把裝備制造業搞上去，把大飛機搞上去，起帶動作用、標志性作用。中國是最大的飛機市場，過去有人說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邏輯要倒過來，要花更多資金來研發、制造自己的大飛機。[45]總書記高瞻遠矚，果斷顛倒“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堅定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風險小而可控?？傮w國家安全觀要求以防控風險為重要底線。“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不讓經濟風險演化為社會政治風險，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46]風險防控必須以風險被準確感知、認知為前提，倘若判斷失誤，不能準確及時判斷風險的有無、大小、輕重、緩急，那么不僅可能無險可防，或對既有風險的防控無補，而且還會徒增新的風險。特別是大的東西看不見，大的風險不能預見，就有可能犯政策性錯誤，出現顛覆性風險。
防控風險尤其是防控大的風險，要求決策者要具有“看大東西”、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能力。1958年5月20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唐朝有個劉知幾，是個寫歷史的人，他主張寫歷史要有三個條件，就是才、學、識。才是才能，學是學問，識就是識別風向。我現在特別提醒同志們注意的是，我們應該有識別風向的能力，要提高這種識別力，這一點有極端的重要性。”[47]領導的預見能力就是識別風向(可能還有風力)的能力。見幡動而知風動，感風動緣于仁者心動。“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領導者應當成為六祖慧能所指稱的“仁者”，要始終把人民冷暖和國家安危放在心上，統籌發展與安全，洞察事物演繹規律，審時度勢判斷事態的“輕重緩急”。
“如無預見，即無領導，為著領導，必須預見。”[48]什么叫預見?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這才叫預見。[49]毛澤東同志根據多年的經驗，總結出“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一個高明的領導者，應該首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弄清情況上，這樣做出的決策才有科學依據。‘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才能把中國的事情辦好;‘情況不明，決心大’,就可能把事情弄糟。處理復雜的經濟問題尤其如此。”[50]
結語：
國家安全不僅是一種客觀狀態(國家沒有危險和威脅)，以及一種確保沒有危險和威脅、處于安全狀態的能力，還有一種主觀感受(國民安全感)，及時準確感知預見風險，從而更好防控風險。國家安全工作必須增強識別風向(風險)的預見性。“要加強對各種風險源的調查研判，提高動態監測、實時預警能力，推進風險防控工作科學化、精細化，對各種可能的風險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數、對癥下藥、綜合施策，出手及時有力，力爭把風險化解在源頭”[51]。習近平總書記這番告誡，實際上彌補了《國家安全法》相關概念定義的缺陷與不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統籌發展和安全，強調發展是第一要務，安全是頭等大事，多次地反復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或風險，以避免無法挽回、無法彌補的損失。
注釋：
[1]《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395頁。
[2]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8年6月29日)。
[3]《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270頁。
[4]《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頁。
[5]高中華“黨史一葉：長征，鄧小平跟著走”，《人民日報》2016年10月11日18版。
[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頁。
[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頁。
[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頁。
[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2頁。
[10]《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頁。
[11]〔美〕尼克松:《領袖們》，劉湖等譯，知識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頁
[12]參見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美國出版的回憶錄《我留下的世界：過去的片段》，LubaBrezhneva，TheWorldILeftBehind:PiecesofaPast，NewYork:RandomHouse，1995，p.162.
[13]〔俄〕戈爾巴喬夫、〔日〕池田大作:《20世紀的精神教訓》，孫立川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頁。
[14]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年12月18日)。
[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頁。
[1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頁。
[18]〔俄〕亞·維·菲利波夫:《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吳恩遠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頁。
[19]《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頁。
[20]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2018年1月11日)。
[21]〔美〕小杰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吳乃華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頁。
[22]《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頁。
[23]《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頁。
[2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頁。
[25]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
[26]《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0-475頁。
[27]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2014年6月13日)。
[28]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2015年5月20日)。
[29]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8年4月17日)。
[30]轉引自李慎明等：“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教訓與啟示(中)”《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10期。
[31]〔美〕大衛·科茲:《對蘇聯解體原因的分析(摘要)》，《黨史文匯》2001年第1期。
[32]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2022年1月11日)。
[33]《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頁。
[34]《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頁。
[35]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會《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1998年1月印，第235、260、265頁。
[3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601頁。
[37]〔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頁。
[38]李慎明等：“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教訓與啟示(中)”，《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10期。
[39]〔俄〕尼古拉·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譯，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40]李慎明主編:《蘇聯解體——二十年后的回憶與反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頁。
[4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頁。
[4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頁。
[43]《關于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頁。
[44]《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頁。
[45]“習近平體驗C919客機樣機：把大飛機搞上去”，新華網，2014年5月23日，原標題：習近平考察中國商飛設計研發中心。
[46]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2015年10月29日)。
[4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頁。
[48]《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頁。
[49]《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頁。
[5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頁。
[51]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2015年10月29日)。
(作者系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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