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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偶然觀看了二十多年前制作的電視劇《抉擇》。該劇根據作家張平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主要表現在處理一個國營大紡織廠被腐敗分子以“改革”的名義搞垮的問題的過程中，市長李高成面對家庭內外各種利誘和脅迫時的正確抉擇。這個故事，后來還拍攝過一部電影《生死抉擇》，當年曾引起過不大不小的熱潮。兩相比較，電視劇遜于電影：情節節奏拖沓散漫，主題表達欠完滿合理，說服力不夠。不過，電視劇中對腐敗問題有一些尖銳的質問。
比較有意思的是，在電視劇結尾，被降職返任紡織廠廠長的李高成接待東歐一個原是社會主義、“蘇東劇變”后復辟了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客商，閑聊中談到該國當年“劇變”的原因，李高成認為是“沒有及時改革”，并充滿信心地說“我們不會這樣”——言下之意是：我們及時改革了，所以不會像你們一樣“劇變”（即復辟資本主義）。
李高成所說的“改革”，當然主要是指“市場化經濟改革”和與此相關的一些“政治改革”。中國沒有發生當年蘇聯和東歐那樣的“劇變”是因為“及時改革”了，這不僅是電視劇虛構人物李高成的認識，也是目前為止一定程度上的“主流”認識。
說蘇聯、東歐當年那些社會主義國家在“劇變”之前沒有“及時進行市場經濟改革”，這種認識對其中大多數國家來說或許基本符合事實，但是，對其中有一個國家來說卻完全不符合事實，這個國家就是南斯拉夫。
記得在西歷1977年以后國內放映過不少南斯拉夫影片，其中很有幾部是反映南斯拉夫現實狀況的，這些影片體現的南斯拉夫社會生活狀況是：人們住著現代式套房，家里有電視機、電冰箱等電器和很好的家具，穿著得體時尚，還使用家用小汽車，等等之類?？梢钥闯觯敃r的南斯拉夫經濟比較好，生活比較富裕。事實上，當年我國是把南斯拉夫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榜樣”進行宣傳、學習的。
南斯拉夫當時較好的經濟發展狀況，乍一看來是因為它有別于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從“西元”1952年開始，南斯拉夫就取消了社會經濟中的國家行政計劃指令，企業和個人可以根據“市場的需求”來采購、生產和出售相關商品。（見《多黨制與南斯拉夫分裂》，李滿長著，人民出版社西歷2013年9月出版）但實際上，這只是一種淺表的認識。“市場化改革”自然在當時南斯拉夫經濟發展中有一些作用，但并非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決定性的因素是當時南斯拉夫在分別以蘇聯和“美國”為首的兩大對峙陣營之間處于“中立”地位。
“冷戰”開始后，以鐵托為首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堅持維護本國利益、反對蘇聯的控制，南斯拉夫與蘇聯的關系惡化，一度遭到社會主義陣營的排斥和孤立，南斯拉夫甚至擔心蘇聯“可能進行軍事干涉”，因此與西方資本團伙國家建立了關系。“美國”為首的西方團伙為了對抗、分化蘇聯集團，自然樂于拉攏、利用南斯拉夫，故而取消了對南斯拉夫的一切禁令，允許并鼓勵雙方開展政治、經濟、貿易、文化、科技乃至軍事等領域的合作。南斯拉夫發起“不結盟運動”，獨立于蘇、“美”兩大集團，使自己成為兩大集團都要爭取和借重的對象，自己一方面恢復、改善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一方面向西方的資金、技術、企業、人員開放，與西方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系不斷擴大，建立起大量的個人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跨國公司。這些，才是當年南斯拉夫“市場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性因素。
因此，南斯拉夫是當時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改革先鋒”，而其“改革”能在二十多年間獲得一定成效，除了因為有鐵托的堅強領導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蘇、“美”的矛盾斗爭中“左右逢源”。到“西元”1980年鐵托去世后，尤其是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改革”后，南斯拉夫對西方的戰略作用大大降低了，其國內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就接踵而發，愈演愈烈，最終隨著“蘇東劇變”而分裂解體為六個國家。而作為曾經的“改革先鋒”，南斯拉夫的分裂“劇變”比其它東歐國家更加慘烈：分裂過程中各“共和國”之間爭斗不斷，波黑“共和國”內部三個群類之間更是發生了慘絕人寰的混戰，塞爾維亞“共和國”也發生了科索沃內戰并因此遭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團伙的野蠻轟炸——塞爾維亞對科索沃的反“獨立”斗爭目前為止仍在繼續。
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與我國在國家大小與文明厚淺方面當然不具可比性，但其“劇變”的教訓仍可作為我們的前車之鑒——“鑒”之一，是否“改革”并不是“劇變”會否發生的原因，最主要原因還在他處。
所以，“李高成”們有信心的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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