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紀念日期間，全國各地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層出不窮。從筆者生活的周邊縣市及其好友轉發的微信短視頻看，幾乎所有的縣級以上城市，都有人組織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專場文藝活動或其他形式的紀念活動，甚至不少鄉村掌握自媒體的老百姓，也發出鄉村群眾紀念毛主席的許多短視頻。當然，更欣喜的是，中共中央專門舉行了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對毛主席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又做出了新的、高度的評價，引來一片叫好聲。由此可以看出民心所向，黨心所向。
自古道，得民心者得天下。道理大多數人都懂，但如何能真正得到民心，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曾經成為開啟一個時代的標記，但事實證明，只有經過長時期的實踐檢驗，人們才能真正地認識真理，辨別真理的真偽。從這個意義上講，時間才是真理的最好檢驗器。隨著大量歷史資料的解密及爆料，以及長時期的理性反思，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從公知、大V們布下的“迷魂陣”中走出，對毛主席的英明偉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民心也越來越向往毛澤東。
一、全社會對毛澤東時代的貧窮，有了越來越理智的認識和理解，更為毛澤東時代取得的偉大成就感到由衷欽佩
別有用心的公知、大V們忽悠老百姓，否定毛主席的最大“法寶”，就是拿毛主席時代的貧窮說事。這在輿論陣地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年代，確實很有市場和影響力。感謝互聯網的興起特別是自媒體的越來越普及，讓老百姓能聽到看到一些有良知的正義之聲；也感謝通過幾十年的實踐檢驗，讓老百姓終于通過對比逐漸從懵懂中走出。
對于毛澤東時代的貧窮，老百姓會怎么看？
去年夏天，筆者曾與一位來自農村、現仍然在市某公園當園林工的七十多歲的老農閑聊。當談到怎么看待過去的貧窮時，這位老農很客觀地說：那個年代貧窮是很自然的。就像一個窮人家的孤兒剛成家，初開始一無所有，甚至連安身的地方也沒有，只得借屋或住草棚，從鍋碗瓢盆、菜刀到案板到碗碗筷筷鋪鋪蓋蓋，哪一樣不都得從頭置辦？不得花費？要置辦一件大家具不知得積攢多少年。但是，前面置辦下了，后面還用重新花費嗎？就可以拿出新積攢的錢來再置辦其他的，只要自己勤勞，會過日子，日積月累，“家有余糧，就能起窯蓋房”。毛主席時代盡管貧窮，但生活水平還是逐步提高，由五十年代的吃糠咽菜也吃不飽，到后來能吃到真米熟谷，還可以將就著吃飽，在我們中國這么大的家口中，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社會財富也在逐漸增加，社會上的手表自行車縫紉機甚至收音機等還是越來越多。城市建設和農村建設包括水電路等還是逐年改善。離開家底說事，世界上沒有這個道理。況且，毛主席時代，一個勞動力要養活多少口人？少的一家四五個孩子，多的七八個，每個家庭都是父母老小一大幫。你讓那些說毛主席不好的人，現在憑工資或憑辛勤勞動，去養活上八九口子，看他能不能生活下去？恐怕孩子們連書都念不起，得了病更治不起......說到這里，這位老農不由地情緒激動，爆起了粗口：“那些說毛主席不懂經濟、毛主席時代沒有發展、經濟走向崩潰邊緣的人，真是喪盡天良，豬狗不如！”
這就是一位從貧困山村走出來的老農的見識，話雖質樸，但頗具代表性。不知道那些掌握著大量史料和有著高強辨析能力的政客及其公知、大V們，以及醉心于公知、大V的粉絲們，面對這位老農樸實的話，作何感想？
稍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建國初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所處的國內外環境是：西方國家四面圍剿，國民黨土匪殘余大量存在，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叫囂一直未停，抗美援朝、中印戰爭、抗美援越以及中蘇交惡、陳兵百萬等等。而我們的經濟基礎，猶如那位老農所舉的那樣，就像一個新成家的孤兒，一切都是從頭再來。農業人口占到87%，工業就業人口比重在8%左右，直至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完成后，大陸的人均GDP僅為119元人民幣，人均儲蓄存款僅為1.5元人民幣，國家外匯儲備僅為1.39億美元，財政總收入183.7億元人民幣，用于經濟建設的資金尚不足100億元人民幣（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新中國70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創新與發展》作者武力 2020-01-17 ）。在這種情況下，要保證國家的發展，既不可能像帝國主義國家那樣依靠侵略來完成原始積累，也不可能依靠出賣國格和主權來求得外援，只能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依靠全體人民的艱苦奮斗來逐步積累資金。
但能夠快速積累資金的工業基礎卻異常薄弱，積累能力非常有限，至1954年，工業總產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6%，國民經濟的總產值絕大部分只能來自于農業（引源同上），但百年戰亂后的農村，不僅到處是支離破碎，耕作方式也十分落后，基本上是靠天吃飯。農業的利潤率又是非常低廉的，積累必然異常緩慢。我們就是在這樣艱難的困境中，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任何國家，保衛國防安全總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能談上吃飯和發展。因此，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我們只能走高積累、低消費的路子。這就必然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高積累除去首先保國防建設外，為了后續的持續發展，我國的國情決定了必須傾斜于被稱為“工業之母”的重工業，然后才是其他。“根據發展經濟學和‘貧困陷阱’假說，一個國家經濟起飛的重要條件之一是投資超過GDP的11%。”而“新中國1978年以前的資本積累率遠遠高于11%，最低時為1963-1965年的22.7%，最高時為“四五”計劃時期的33.27%”（引源同上）。“1954-1977年，（全國）工業基本建設投資1183億元，年均增長12.1%”，這些投資，“絕大部分用于重工業，特別是煤炭、石油、電力等基礎產業的投資”（參中央政府門戶網站：《新中國60周年系列報告之七：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取得輝煌成就》 2009年9月15日）。因此，客觀上導致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的投資受到抑制，而農業生產，基本上只能依靠巨大的勞動力投入、用基本原始的辦法來完成。這些客觀國情，都注定了那個年代，社會物質生活水平必然受到嚴重影響。
資金積累具有“滾雪球”效應，剛開始由于“雪球”體積小，積累非常緩慢，到后期“雪球”越滾越大，不管是從沾到的“雪”的絕對量還是增加率，總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快。鑒于我國“一窮二白”的基礎，前期的資金積累速度及其積累量必然是緩慢的，但到后期，當有了一定的底子后，就會越來越快。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國建設簡史》記載，即使在被稱之為“動亂”十年的文革期間，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仍然增長8%，國民收入年均增長6%，比西方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增速快兩倍以上。改革開放后社會之所以能飛速發展，正是由于前期的“雪球”已經滾得足夠大，這是最主要的因素，其他的都應退之其次。
同時，資金積累還與勞動生產率的自然增長有關，即隨著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和把握越來越深刻，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也越來越多，社會的發展也就越來越快。不管是什么社會制度下，一般很少出現前人發明的科學技術，后人不用的，除非有了新的科學技術去替代（八十年代“運十”及芯片研制下馬屬于例外）。
另外，資金積累與勞動力素質也密切相關。一般而言，一個文盲對社會進步的貢獻與一個大學生有著天壤之別的。建國初，我國的文盲率達到80%以上，小學實際入學率不到20%。到1978年，小學教育凈入學率達到94%，初中教育毛入學率達到66.4%，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7%，文盲率降至18.5%（中國網《教育跨越式發展的70年》）作者劉復興，2019年6月6日）。由此可以看出，盡管教育屬于只投入無產出的行業，但國家還是咬緊牙關盡最大努力著力發展教育事業。而勞動力素質的普遍提高，必然對促進社會生產率的提高起到了巨大作用。
正是在這一系列因素下，才使毛澤東時代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從建國到毛主席逝世前，僅用27年的時間，在我國人口增加近一倍的情況下，不僅基本上解決了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而且初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國防科技體系和工業體系以及國民經濟體系，這在世界發展史上也是罕見的。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經過大量研究，做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時代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的時期相比，毫不遜色。”美國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書認為：“新中國取得了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取得過的成就。”連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都驚呼：“中國以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的姿態出現了。”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務虛會議上的講話也承認：“我們盡管犯了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這些成就，正是社會特別是最基層老百姓無限敬佩毛主席的重要原因。
二、毛主席的偉大，不僅在于自身的廉潔公正，更在于把能不能保證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是否變色變質的分水嶺
無數事實告訴我們，廉潔是公正的基礎，沒有廉潔就沒有公正。對于毛主席的廉潔與公正，包括反對毛主席的人，也很少否認。雷潔瓊在韶山寫下的“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更代表了絕大多數正直善良的老百姓心底里對毛主席的評價。
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無產階級政黨，通過階級斗爭奪取政權、求得解放，為逐步消滅階級和階級剝削奠定基礎，以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革命性理論。而這種解放，絕不是為了讓極少數人繼續歷史的循環，再一次壓迫和剝削大多數人，而是通過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讓那些試圖復辟舊制度的極少數人規規矩矩，以保障絕大多數人的合法權益和根本利益。但是，紙醉金迷的寄生蟲生活，畢竟能使一些人的欲望得到極大滿足；而特權，不僅能滿足一些人的虛榮心，更為他們追求奢靡生活創造了條件。因此，試圖復辟舊制度的人，總是前浪推后浪，生生不息。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不僅要求代表絕大多數人掌握政權的政黨，必須堅定地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也永遠存在兩種思想、兩條路線、兩個階級之間的斗爭。這種斗爭，既包括黨與外部敵對勢力的斗爭，也包括黨內的各種斗爭。把這種斗爭提升到理論高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
“人無私欲鬼都怕”，毛主席近乎神一樣的廉潔和公正，正是為了盡量避免這種斗爭在黨內發生。
作為一位大國的最高領袖，即使是國家再困難，也不至于讓自己買不起一件睡衣、一條毛巾被、一雙皮鞋，不至于幾個月不吃一頓自己最喜愛的紅燒肉，也不至于忍心看著自己最心愛的女兒在學校吃不飽，回家后狼吞虎咽......但是，即使在國家經濟好轉后，毛主席仍然保持著這樣的簡樸和廉潔，這就不僅僅是生活習慣和喜好能夠解釋的，而是深刻體現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歷史自覺。這種歷史自覺，就因為在毛主席心中，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共產黨打天下坐天下絕不是為了自己和少數人，不是為了讓一部分人發財和享受，而是為了天下最普通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細微之處見精神，這種歷史自覺，不僅體現在毛主席身上，而且也體現在周恩來、朱德等真正的老一輩共產黨人身上。從毛澤東時代大量的歷史老照片大家就能清楚地看到，這三位人民領袖的衣著簡樸，與其他一些人會形成鮮明的對比。
但是，領袖的自覺有時候并不能完全帶動所有人的自覺，領袖的崇高也難以一掃“坐天下就是為了享清福”的封建余毒，善良的初衷更并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結果。盡管早在建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提出“兩個務必”，提出“警惕糖衣炮彈襲擊”，提出“絕不當李自成”，但幾千年的傳統封建意識，不可能因為領袖的告誡而完全從一些人的頭腦中消除。從建國初期，黨內就有一些共產黨人開始腐化，官僚主義苗頭也開始出現，為此不得不引起毛主席的高度警覺。
1950年2月28日，毛主席訪蘇歸來路過哈爾濱，有關領導盛情款待，飯菜十分豐盛。毛主席無比憤怒，吃了一點點就放下了筷子。他對有關領導干部說：“同志們，我們是人民的公仆，是為人民服務的，如果你們一層一層仿效下去，這么吃起來，在人民群眾中將會有什么影響，你們應重溫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第二天，毛主席在沈陽召開的一個領導干部會議上又說：“我在哈爾濱提過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陽一看比哈爾濱還厲害。我和恩來不是為了吃喝，搞那么豐盛干什么？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
1950年3月4日，毛主席得知一位領導干部在香山利用給機關施工之機順便為自己蓋了一幢二層小樓，氣得臉色大變。第二天下午那位領導干部被毛主席親自“請”到了會客室。毛主席雙手叉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氣，大吼道：“你的派頭真不小呢！我看和過去的帝王將相差不多了！你想當那個劉宗敏，我卻不肯當李自成吶。”那位領導干部被嚇得直冒冷汗，不敢正視毛主席......
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毛主席之所以有這樣的歷史警覺，絕不是小題大做，而是由于毛主席深諳人亡政息的歷史規律，更懂得“小洞不補，大洞吃苦”的淺顯道理，而其深層次原因，還在于毛主席心中時刻想著的是人民。
為了防止黨和國家變色變質，此后，毛主席又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大規模的整黨運動和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及做出了槍斃“紅小鬼”出身的劉青山、張子善決定等。包括發動文化大革命，無不是毛主席為了保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一種大膽探索，但卻因此遭到了極大的非議。
從已經解密的大量歷史資料看，毛主席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初衷，主要是擔心自己去世后，“黨的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革命理想會不會退化，信念會不會變質”，“會不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修正主義掌權？”“革命烈士的血會不會白流？”“廣大人民群眾會不會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等。但是，任何斗爭都是極其復雜和殘酷的，作為這樣一場涉及全黨上下的斗爭，難免會出現一些被人為“走偏”及其他預料之外的問題，因此我們應該仔細辨析，正確總結其歷史經驗和教訓。
如果我們用矛盾發展變化的觀點總結分析黨內斗爭的規律，就不難發現，黨內斗爭一般總是從思想分歧開始，這種思想分歧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思想斗爭，當這種思想斗爭發生在黨的高級領導人之間時，就會產生路線分歧最后導致路線斗爭。既然發生了路線斗爭，就存在黨內干部跟隨哪條路線的問題，這就必然形成兩派甚至更多勢力間的互相抗衡，而這些勢力總是代表著不同階級和階層利益的，因此，黨內的階級斗爭也難以避免地存在。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黨內存在不存在階級斗爭，需要不需要繼續革命，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被歷史證明了的現實迫切。
但在具體斗爭過程中，總難免魚龍混雜。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少數人把毛主席倡導的“一心為民”“大公無私”等理念推向了極致，用純理想化的心態對待和要求社會，導致許多事情偏離了正確軌道，也成為某些人攻擊毛主席的籍口。但這畢竟屬于黨內斗爭中“度”的把握問題，與兩種思想、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斗爭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性質。我們需要總結和接受這樣的歷史教訓，但這個教訓，絕不是像后來那樣，無限制地去釋放人性的私欲，讓貪婪成為社會的主旋律。
客觀地評價，盡管在斗爭過程中，對一些人形成了沖擊和傷害，也導致了一些不應該發生的冤情，但對于大多數老百姓而言，還是一片光明的。在那個年代，不僅社會生產力得到長足前進，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而且社會充滿了一片和諧，到處都洋溢著燦爛陽光。那個年代，高級干部的信仰并未大面積坍塌，全社會沒有出現道德危機，沒有腐敗分子敢明目張膽地盤剝群眾，沒有黑社會肆無忌憚地去侵擾百姓，沒有資本與權貴的到處橫行，少有對群眾疾苦的漠不關心，辦事不用請客送禮，部門沒有吃拿卡要，老師不會虐待貧困家庭的學生，醫生不為賺錢而出賣良心，市場不會充滿假冒偽劣，社會沒有到處的詐騙陷阱，沒有吸毒賣淫“二奶”遍地，沒有艾滋病的到處傳播，沒有撞人后“我爸是李剛”的囂張，沒有“既然沒撞人為什么要去扶”的“神法官”，沒有明星偷稅漏稅幾個億沒事，沒有老百姓因欠房貸房屋就被廉價拍賣，沒有房屋被暴力拆遷，沒有土地被無端侵占，沒有因反映干部欺負百姓被當做“維穩對象”，也沒有無端把好人送進神經病院，更沒有壓在老百姓頭上新的“四座大山”......總之，盡管毛澤東時代老百姓的生活還不是十分富裕，但大多數人不用提心吊膽地艱難生存。
三、毛主席的雍容睿智和浩然正氣，不僅讓全國人民有了極大的安全保障，更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挺起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梁
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須站在人民的根本立場上考慮問題。因此，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勝利果實，是一個主權國家的首要任務。而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卻想得更深更遠，他們沒有因為國家暫時的經濟困難而不顧長遠，沒有為了滿足眼前利益而放棄戰略考量，而是“當掉褲子”也要上馬研制出“兩彈一星”及核潛艇等現代尖端戰略武器，以應對未來戰爭中的艱巨考驗，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正是由于毛主席的高瞻遠矚，才保證了我們至今為止幾十年的和平發展環境。否則，一切發展均將失去基礎。
武器固然重要，但在毛主席看來，更重要的還是“人”。 早在80多年前的1938年，毛主席就在《論持久戰》中明確指出：“決定戰爭的因素是人不是物”，這個“人”就是“人心”。這是毛主席站在馬列主義立場上的“人民觀”的一貫體現。毛主席指出：“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兵民是勝利之本”。正是在這些光輝思想的指導下，中國人民不但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僅用三年時間，就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隨后又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以及對印自衛反擊戰等勝利。這些勝利，是對毛主席人民觀的最好詮釋，更是對“唯武器論”及“精英治國”等無視人民力量觀點的絕妙諷刺。
一個國家的強大，必須建立在民族心理強大和萬眾一心的基礎上，而這一切，對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膽略和雍容睿智提出嚴峻考驗。毛主席之所以能經受住這種考驗，圓滿地交出了這份歷史答卷，就在于他心里時刻裝著人民。為了人民就必須依靠人民，而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也才能更好地為了人民，形成一種良性互動，歷史的邏輯就這么簡單。人民群眾中不但蘊藏著無窮的智慧，更蘊藏著無窮的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正是由于對人民群眾的作用有這樣深刻的認識，才有了“八億人民八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的同仇敵愾，才有了“美軍不得越過北緯17度線”的嚴正警告，才有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鏗鏘之聲，也才有了尼克松、田中角榮等曾經在國際上不可一世的強國領導人的登門拜訪以及在毛主席面前的低聲下氣，才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抬進了聯合國……面對這樣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但凡有一點民族良知的國人，要說不從心底里崇拜那是假的。當然，漢奸賣國賊另當別論。
因此，武器和經濟的落后固然會挨打，但人心的喪失，最終會亡國。一億多人的明朝，之所以被總人口不足100萬、總兵力不達20萬的清軍打敗，就在于人心的喪失。甲午戰爭的慘敗，并不是因為武器的落后，而是因為王朝的腐敗。蘇聯解體，更不是因為國力和武器不夠強大，而是因為屬于人民的權力被修正主義的賣國賊所篡奪。
魯迅先生曾說：“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毛主席就是用自己的雍容睿智和浩然正氣，激揚起中國人民的民族之魂，讓中華民族挺起了不屈的脊梁。
說到這里，難免讓人不由地想到大使館被炸、飛機被撞、“銀河號”貨輪被美國無端搜查等事件，以及“中美是夫妻關系”“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等荒謬論調，作為底層人士，不可能知道這里邊的水有多深，背后隱藏著多少難以示人的秘密，但卻能感受到人民的憤慨。而這一切，難道與無視人民利益、忽視人民力量無關嗎？
總之，烏云永遠遮不住太陽。盡管一些人對毛主席竭盡詆毀攻擊之能事，但歷史規律告訴我們，“天地之間有桿秤，稱砣就是老百姓。”誰心中裝著老百姓，老百姓心中就會裝著誰。毛主席之所以在逝世近半個世紀之后還被人民群眾尊為“神”，就是因為他老人家有“神”的意志和定力。一生不謀私利，只為普天下的人民大眾和民族的最高利益，這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上，很難有人做到，這就是毛澤東熱久盛不衰、越來越旺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必將成為全社會的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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