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的最重要特征是對內對外摒棄野蠻。進化論認為，人類是從動物發展而來的，天然帶有獸性。消除野蠻和獸性是社會高度發展的結果，包括高產農業及其配套的工業和科技，如天文歷法等，從而形成龐大社會群體，無法通過掠奪解決遭遇的生存等問題，同時需要內部的和諧合作，才能長時間維持社會，發展出文明，包括相關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中國早在春秋時期就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觀念，到2000多年前的漢武帝時期，就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是中國文明的文化基礎。至今為止，美國仍然自詡為上帝選民，不愿平等待人，更是借此掠奪壓迫屠殺其他民族，幾無文明性可言。但美國和西方篡改文明標準是城市化等高水平發展，依靠掠奪世界維持高水平生活，用謊言自我吹噓為文明國家。美國和西方缺少文明的根本原因，是北歐環境惡劣形成的海盜文化，依靠搶劫掠奪殖民全球形成的成功經驗而難以更改，同時缺少形成文明的要素。中國文明才是彌合未來人類紛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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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的標準與中國古代的文明程度
名正而言順，文明也許就是界定一個人，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性質最重要的名詞和標簽了。西方常常自我宣傳是文明人，而將其它國家和民族界定為野蠻落后之類的非文明人了。那么，究竟什么是文明，文明的標準或特征是什么？
它首先是由西方學術界提出的。著名的考古學者柴爾德提出了文明標準，被后人總結為10項 [1] ，后來被曼塞爾加以補充，形成了描述人類早期文明的12項標準 [2] 。柴爾德-曼塞爾標準主要是基于西方考古學者對于西方和埃及材料的掌握后總結出來的，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大家認識到，它并沒有普適性，更不適用于東方。有很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后來西方常說的要求包括三條，是英國劍橋大學著名考古學教授格林·丹尼爾在1968年出版的著作《最初的文明》中總結的，在西方考古學界十分流行 [3] 。
第一條要求就是要有城市，就是發掘出的遺址中應該有城市，如果都是原始的小聚落是不行的，要有城市，也就是要有城市和鄉村的對比和差別。這個標準還有量的限制，作為一個城市要能容納五千人以上的人口。
第二個條件是文字，沒有文字的文明很難想象，因為沒有文字的發明，人類的思想文化的積累就不可能存留和傳播。
第三個條件是要有復雜的禮儀建筑，什么叫復雜的禮儀建筑呢？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建筑物不是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經濟的原因而特別建造的一種復雜的建筑。
最近我國著名思想家林鵬提出 [4] ，“文明”的標準應當是：第一，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須具有形、音、義三項要素；第二，有了文字，還需要“文以載道”，未能“載道”，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第三，既稱“文明”，必須照亮歷史，唯有“中華文明”曾經照亮歷史，并為人類的未來指明了方向。
漢語“文明”一詞，最早出自《易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易·乾·文言》）。在現代漢語中，文明指一種社會進步狀態，與“野蠻”一詞相對立，是中國古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建立的概念。我國著名學者李學勤教授指出 [5] ："文明是人類發展史上的特殊階段，是人類脫離動物界后進一步脫離了原始野蠻狀態的階段。" 人類不文明的行為除野蠻外，還有很多，如粗魯、粗野、流氓、愚昧、蒙昧、落后、惡劣、陋習等。但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恐怕還是擺脫野蠻狀態。
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詞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質含義為人民生活于城市和社會集團中的能力。引申后意為一種先進的社會和文化發展狀態，以及到達這一狀態的過程 [6] ，其涉及的領域廣泛，包括民族意識、技術水準、禮儀規范、宗教思想、風俗習慣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等等。
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所著《古代社會》用文明時代對比蒙昧時代（stage of savagery）和野蠻時代（stage of barbarism）[7] 。在摩爾根這里，文明是一種遠遠高于蒙昧和野蠻時代的人類社會的高級形態，但其含義是城市化這個原始含義引申出來的，它和野蠻時代的比較，摩爾根仍然側重于發展水平，他指出，“文明社會始于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的使用，而此前的高級野蠻社會則始于冶鐵術的發明和鐵器的使用”，并不涉及是否存在野蠻行為。按摩爾根的分類，歐洲、亞洲早就進入文明時代，歐洲各國和亞洲各國都是文明國家，但他們的社會千差萬別，其共同點就是文字出現增加了社會組織性，顯示社會發展水平高。
最近30年，討論文明問題最有影響的學者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他在其著名著作《文明沖突論》中說，“文明的觀點是由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相對于野蠻狀態提出的”。然而，亨廷頓接著說，“文明社會不同于原始社會，因為它是定居的、有城市的和識字的”。雖然承認文明的對立面是野蠻，卻暗示文明的標準是由社會發展水平確定。
1961年版《法國大拉羅斯百科全書》解釋“文明”為：“一指教化；二指一個地區或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精神、藝術、道德和物質生活的總稱”。
1973年版的《大英百科全書》解釋“文明”為：“一種先進民族在生活或某一個歷史階段顯示出來的特征之總和”。
1979年版原聯邦德國《大百科全書》解釋“文明”為：“從廣義來說，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風尚，從狹義來說，指社會脫離了人類群居的原始生活之后，通過知識和技術形成起來的物質和社會狀態”。
現代西方媒體所使用的文明一詞，其含義比較狹隘，認為生產方式先進，知識豐富就代表文明，而生產力低下，禮儀不合西方的定義就是不文明和野蠻，所以當他們侵略非洲和美洲時，總是宣傳為落后地區帶來文明，是文明戰勝了落后和野蠻，目的是誤導讀者，忽略他們進行的大屠殺，種族滅絕等野蠻行徑。到了近代以來，西方很多學者才逐漸認識到這種對文明的定義是錯誤的，必然帶來戰爭，甚至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有可能導致人類毀滅。很多西方精英批評西方對外侵略掠奪，如法國大作家雨果稱入侵的法國和英國軍隊是兩個強盜 [8] 。八國聯軍侵華時，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撰文譴責美國傳教士梅子明是偷盜和搶奪；援引美國紐約《太陽報》1900年平安夜登載的電訊報道指出 [9] ，天主教傳教士以680名天主教徒被害為由，殘忍殺害了溫州地區680名無辜中國人。今年10月19日，43位猶太裔美國作家、藝術家、學者在英國衛報具名致信給拜登總統 [10] ，除了譴責哈馬斯的立場，這群猶太精英更從人權角度，強烈要求美國停止對以色列的“道德”與物質支持，反對濫殺加沙人，要求停火。但是，美國和西方把持的媒體，仍然一如既往地將它們的野蠻行徑包裝成文明，例如，當代巴勒斯坦人反抗猶太人殖民統治就是不文明，而以色列人用炸彈轟炸大量屠殺巴勒斯坦人，卻自詡為文明。
當然，英語中既然有野蠻一詞，也就有與之相對的文明一詞，作為其反義詞。按照英語詞源學介紹，civilization最早用于表達是野蠻的反義詞，是1772年，可能來自法語文明一詞。也有人認為，早在1550年代，英語中就有用civil作為野蠻的反義詞了。但直到今天，西方媒體日常所說的civilization，并不涉及人們的行為，而是指社會發展水平，否則那時西方在世界各地搞大屠殺，還有臉自夸是文明嗎？
我們認為，文明的最重要特征是對內對外都不再野蠻，而是平等對待。當然，一個社會對內對外都做到不野蠻或者說文明，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人類社會逐步進步的產物。按照進化論，人類是從動物進化而來，最初肯定是獸性為主，不可能一瞬間就消除獸性。從基因上看，人類和最近的動物之間的基因差別，也不過1.2% [11] ，最初人類行為恐怕和動物幾無差別。人類必然經歷了漫長的進化階段，動物性或者說獸性和野蠻性逐步降低，而人性和文明程度逐漸增加，人們很難用簡單的標準來界定是否達到文明。例如，就是動物，在很多時候，也會表現出它們非野蠻的一面，例如狗面臨主人時就很順從，不會表現其野蠻一面，但對外人則可能迥然不同。在面對其族人時，對絕大多數屬于野蠻人的民族來說，都是相當文明的。因此，真正的文明，是看他們面對不同民族和人種時的表現，尤其是面臨生存困境時的表現。當初美國殖民者在北美觀察到 [12] ，“印第安人的戰爭，遠不如歐洲人的戰爭那般殘酷。…，‘他們說不定打上7年仗也打不死7個人。他們從不彼此靠近，不象我們通常那樣做近距離平射，而是在很遠的地方朝天射’。這恐怕是因為當時印第安人醫療知識少，壽命短，人口密度低，主要敵人是周圍環境，相反，其它人類是合作對付環境敵人的主要幫手。
中國古人提出的理念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家族生存和延續。例如，就是在夏商周時代，我們的主流理念就是叫“興滅繼絕”，就是認為把別人的國滅掉，把別人的家滅掉，是非常不吉利的事。相反，對將要滅亡的國和家進行拯救，則是大功德的事。在《論語》中更完整的表述是“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所以武王伐紂之后，并不是把商朝民眾趕盡殺絕，而是把商紂王兒子微子啟分封到宋，以繼承商的文化和制度，來延續商朝一族 [13] 。為什么微子啟的封地在宋，因為宋是商部落或者商文化的故地、起源地。而且，宋國國君的地位和周天子是平級的，在祭祀的時候用的是天子禮。宋的國君到周的朝廷去訪問，不是以臣的身份來接待，他和周天子是平級的兄弟關系。所以這里有一點像我們講的一國兩制，宋的文化和制度是完全獨立的，延續了商朝。所以通過宋國，商的文化和制度被保留得非常好。以至于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他對商的世系記載得非常詳細。其實不僅是一國兩制，還是一國三制，因為當時也給夏朝的后人一個專門的封地，就是杞國，杞國則保留和延續了夏朝的文化和制度 [14] 。
因此孔子才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夏禮、殷禮孔子之所以能夠言之，就是因為這些禮被杞、宋兩國保存下來。當然，春秋戰國時代的兼并，形成了統一的國家，與夏商周三代有很大區別，取消了封建制，不再保留諸侯國地位了。但秦滅六國，并沒有屠滅六國貴族，包括諸侯后代，而是讓他們的家族仍然保存下來。到了秦末，實際主導推翻秦朝的力量仍是六國貴族，包括首義的陳勝吳廣，宣傳為農民，實際都是有名有姓，在那個時代都屬于貴族后代，普通民眾就沒有姓氏。這與西方和我國北方游牧民族發起的戰爭，還是很不相同的，西方的對外戰爭，往往都是用宗教戰爭名義，以消滅異教徒為號召，實際是對他國實行種族滅絕為目的的戰爭。秦代以后的中國國內戰爭，也有很多屠殺發生，但這往往是生存或者仇恨引起的，與西方用意識形態或者說宗教為幌子，進行滅族戰爭存在根本差別。 西方占領美洲，很多美洲土著也加入了基督教，但仍然被西方入侵者消滅殆盡。在很多其它地方，是缺乏條件，例如，西方殖民者普遍不適應非洲、印度和東南亞等地炎熱氣候環境，難以大規模移民取代土著。
上述討論，僅僅是人類行為的一個方面，更廣泛的來看，是中國儒家學派在春秋時期就提出的人類文明行為的基本準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早出自于春秋·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論語·顏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僅是儒家思想的精華，也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所遵循的為人處世之道。其實質是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也就是所謂的“將心比心”“換位思考”，規范人們的行為。
在日常生活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維護社會公德、促進社會和諧的準則。人們應該從自己的所欲所想出發，推及他人：如果不愿被人背后非議，那么也就不要背后非議他人。如果不愿被人欺騙，那也就不要欺騙他人。如果只想“自己高興就好”“自己便利就行”，絲毫不顧及他人的感受，那么人與人之間就會失去友善，社會也就難以和諧。除此之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還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法理內涵，即尊重個體的平等觀、符合人性的權利義務觀和重視內省的自律觀。
在當今霸權主義仍然存在、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時有發生、文明斷層線上發生的沖突愈演愈烈的復雜國際格局中，孔子于2500多年前所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早已被全世界公認為是具有普世價值的道德金律，成為重構世界秩序的重要價值標準和規則淵源，若人人都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社會才不會出現野蠻行徑，世界將會變得更加和平、安寧，人類社會才能成為一個文明的世界。這也是西方很多哲學家和思想家寄希望于中國文明的主要原因。
一個社會發展成為一個符合上述標準的文明社會，并不是短期就能實現的，而是這個社會高度發展的結果。通常游牧民族常常需要整體季節性遷徙，經濟模式異常脆弱，連年遭遇異常氣候，或是氣候環境發生變化時，很容易對游牧民族的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游牧民族對資源環境的依賴極大，草原的承載能力有限，人口稍有發展，就會導致資源不足，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爭奪資源，導致部落之間的戰爭常年不斷，很難成為文明社會。
早期農業社會，刀耕火種，生產力十分低下，與游牧社會一樣高度依賴氣候和環境，同樣難以抵御自然災害。只有社會發展到一定規模，而且高度組織，從而由國家整體上組織各項農業生產，包括農田水利建設，農具生產工業化，尤其是鐵制農具得到普及，農作物畝產得到較大提高，社會規模，尤其是人口規模得到較大發展，能夠積累以糧食為主的巨大財富，建立一支龐大軍隊，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同時統治了廣大地區，建設了高效的交通體系，國家能夠儲備大量糧食等關鍵物資，快速救助地方上的局部天災。由此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人口規模如此龐大，不可能依賴對外搶劫來解決生存問題，才能推動發展文明社會。只有這樣的社會持續相當長時間，才能變成文明社會。
歷史上，雖然周王朝建立一開始，就統治廣大的地區，包括當時的華北，關中，巴蜀、漢中與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但周初分封的諸侯國，往往只是統治國都附近區域，周邊都是不受管理的野人。直到孔子生活的時代，主要統治區域，都被王朝控制和管理，諸侯國開始征戰，也加快了各項建設，包括工農業的發展，邁向軍事強國，開始了走向統一的進程。
在這樣的背景下，孔子學派才會思考當時社會遭遇的問題，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準則，規范人們行為，但在當時影響不大，沒有進入主流社會。社會能夠進入比較高級的文明狀態，仍是經過慘烈的戰國時代，才逐步形成的。為了應對戰爭，各國都加速發展，包括大規模生產武器和農具，形成了規模化工業。到了統一后的漢武帝時代，才成為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但現實卻難以達到標準所表達的理想狀態，無論對內對外。直到今天，生產力已經高達發展，但公開的歧視制度仍然堂而皇之地存在，諸如歧視國內的對外優惠政策，歧視內部底層的優惠企業政策。但不管怎么說，中國提出了真正的文明社會標準，長期作為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即使不能達到理想的水平，也仍然達到較高的文明程度。
二、美國和西方古今文明程度評估及與中國比較
如何評價西方的“文明”？1956年英國著名哲學家和思想家阿諾德·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指出 [15] ，“西方和西方化國家走火入魔地在這條充滿災難、通向毀滅的道路上你追我趕，因此它們之中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來解救它們自己和全人類。可以推測，西方會越來越陷入自己制造出來的各種國內社會和經濟問題”。
英國哲學家羅素認為 [16] ，世界列強如果仍然好勇斗狠，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科學的進步，破壞的程度也越來越大，終將自取滅亡。這是羅素在中國講學9個月后，在第二年，1922年出版的著作中《中國問題》中所說，好似預測了會發生破壞遠超歷史的二戰。
2004年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其著作《全球通史》中指出 [17] ，“英國哲學家羅素對日本的‘過勞死‘和美國的饑餓問題進行仔細研究之后，得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結論，人類將比預想的更快地消亡。在我們生存的20世紀，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這說明了羅素的正確性”。
1996年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說 [18] ：英美暴力傾向11.5%和17.9%，中國76.9%是所有大國中最高的，超過了穆斯林。事實是：美國最近30年251次武裝攻擊；對比中國是0次。
按照文明的定義，其基本要求之一是平等。如果不能平等待人，自認高人一等，就不可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從西方人信奉的基督教來看，教會從一開始就認為自己是神的啟示的守護者，只有它才被授權在圣靈的啟發下進行闡述。因此，任何與官方解釋不同的解釋，在這個詞的貶義意義上，必然是"異端"。這種對異教徒的敵意態度在《新約》本身中顯而易見。最終，天主教會成立了專門的理事會來決定教義，同時必須得到教皇的批準才能被教會正式接受。而牧師和信徒必須嚴格遵守教皇確定的教義，違背者就被視為異教徒，受到嚴厲處罰，歷史上，基督教教會成立宗教裁判所，被確認的異教徒常常被處死。這種對教眾的嚴密控制，實際都是為教會征收什一稅，掠奪教眾服務。
對外，歐洲的天主教教會曾經組織九次十字軍東征，持續200年，每次占領巴勒斯坦等中東地區，都對當地信奉伊斯蘭教的異教徒實行大屠殺和財富掠奪，甚至搶劫屠殺了同屬基督教信徒的拜占庭居民，名義上是他們信奉的東正教教義，與天主教略有差異，背后的實質是武力優勢下掠奪拜占庭的財富。
到了十五世紀末西方開始入侵殖民美洲，在很多地方，當地土著都很快被西方殖民者屠殺殆盡。美國學者菲·方納介紹 [19] ，1511年西班牙侵略者第一次抵達古巴，當地居民有300萬，后來沒有一個活下來， “在不過幾十年里，古巴原有居民，一個整個民族，實際上已經絕跡了——由于勞累過度，營養不良和疾病而被害死了”。美國著名學者霍華德·津恩教授介紹，1492年哥倫布登陸海地時，島上約有居民25萬人。到了1550年，島上的原居民只剩下約150人，其余土著都被侵略者屠殺迫害致死 [20] 。
最初天主教強調教會的中心地位，認為信仰必須通過教會的傳授和儀式來獲得，從而讓牧師成為溝通普通信徒與上帝的中間人。新教強調個人信仰和個人與上帝的直接聯系，不需要牧師作為中間人，從而可以自行成立教派，自行管理，不再向教皇交稅。基督教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天主教會一統天下的背后，是對每個教徒征收什一稅。西歐北歐改立一個個新教教派，就是不再向教會繳納什一稅。由于歐洲是封建制社會，社會是由相互獨立的一個個封建邦國組成，因而新教教派眾多。
美國是歐洲移民殖民北美建立的，表面上看，美國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提倡宗教自由，事實上，是清教徒和清教主義奠定了美國社會的基礎，并從各個方面影響著美國社會、美國政治乃至其對外政策。清教是英國產生的一個新教教派。歐洲新教興起后，首先是英王亨利八世建立英國國教，獨立于教皇，但其改革主要是用國王代替教皇，并不從根本上改善普通教徒地位和教會內部結構，而是代替教皇征收什一稅，控制教眾。
清教主張人人平等，對抗英王的剝削和壓迫，收到民眾歡迎，就此在英國興起，但不被英王允許而被迫害，不得不殖民北美。歷史上清教徒是被英國官方孤立的教派，人數很少，清教徒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其規模與英王組織的北美殖民規模無法相提并論。后來被英王控制的馬薩諸塞灣殖民地吞并 [21] 。但是，當時跨越大西洋的航行十分危險，直到200年后，死亡率仍然高達20%，而從非洲運送黑人奴隸的死亡率則高達三分之一，殖民地不得不放松管制和剝削，其中放松宗教控制，推動清教主張就成為當時殖民地的選擇，以鼓勵歐洲各地移民。
北美殖民地支持清教思想，吸引殖民者遷往北美，從而推動清教思想成為北美殖民地主導的宗教思想，逐步形成美利堅民族是“上帝選民”的民族意識。相比歐洲大陸的新教，仍然收到封建主的控制和剝削，美國精英宣傳，美國宗教自由，暗示各地民眾可自行組織教派，不受他人剝削和壓迫，因而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獨一無二，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的國家，人民特別富裕幸福，國家特別穩定強盛，并在世界上領導與保衛自由潮流，因此獨特優越，具有其他國家無可比擬之處。美國自詡為各國人民提供移民機會與希望，由注重于人身與經濟自由的憲政理想所治理，衍生出獨一無二的公私利益平衡，是其它國家典范。雖然美國精英說的例外主義，是美國不同于其它國家，但表達的含義，卻是優于其它國家，是美國優越論的翻版。
按照美國歷史介紹， 1630年溫斯羅普率大批英國人移民到已建立的馬薩諸塞灣殖民地并當選為殖民地總督，布道時他引用了馬太福音5章14節耶穌的登山寶訓中關于鹽和光的隱喻：“你們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來提醒在新英格蘭建立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清教徒殖民者，他們的新社區將成為一座“山巔之城”，被全球矚目。
幾乎每一本美國的教科書都在講述這段歷史 [22] ，暗示美國的價值理念、政治體制和歷史是無與倫比的，值得全世界景仰。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發揮獨特的作用是命中注定的，它被賦予了這個權利，是“上帝選民”。久而久之，“山巔之城”已成為美國政客的流行語。
這種“上帝選民”意識與對外擴張野心結合起來，清教徒就宣稱自己遵從上帝的意志，要將基督福音和美式民主擴張到西半球乃至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為對外侵略提供依據。清教主義衍生的“美國例外論”，實質是宣揚美國優越論，形成了對外擴張干涉主義傾向，也就是對外侵略思想，深刻地寫進了美國歷史的基因，成為美國意識形態的核心理念。
在殖民地發展的最初階段，美國清教徒以“天命”為修辭，將血腥屠殺異教徒印第安人的暴力殖民侵略與財富掠奪積累視為維護宗教虔信的行動。美國建立后，又進一步將清教“天命”打造為內政外交領域的意識形態，凡是與清教傳統和美式民主不同的民族、國家和文明，都是需要被教導、馴化乃至消滅的對象。清教傳統中的二元對立與極端主義，一直深刻影響著美國，由于在教徒中引入了“平等”觀念，取消了牧師的特殊地位，對歐洲教徒們有巨大吸引力。但是，這種平等只是對同樣的信仰者。就是新教不同教派相互之間都有很多歧視，更不用說其它異教徒和他族了。美國建國時，通過的是奴隸制憲法，實行奴隸制，南北戰爭后，廢除了奴隸制，轉而實施的是種族隔離制，實則是種族歧視制，就集中體現了美國的歧視政策是制度性的，是合法的，是意識形態上所支持的政治正確。
美國精英更野蠻的行為是滅絕美國原住民印第安人。北美大陸是一片富饒的土地，生活的印第安人多達數千萬，早已發展了相當規模的人類社會和文化。其文明程度遠超西方，例如，按照美國學者Millett和Maslowski所著《美國軍事史》一書介紹 [23] ，“在白人到來之前，居住在東部沿海地區的印第安部落中，地方性戰爭時有發生，但這些戰爭很少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約翰昂德希爾上尉斷言，“他們說不定打上7年仗，也打不死7個人”。然而，美國殖民者卻宣傳印第安人都是吃人的魔鬼，甚至懸賞印第安人頭皮，推動殖民地民眾屠殺印第安人。相反，1607年英國殖民者，主要都是有軍事經驗的士兵，在北美詹姆斯敦建立了第一個定居點，由于人數很少，加上不適應當地環境，盲目探金，后在印第安人幫助下，才學會了玉米種植而生存下來，不得不掩蓋了殘暴的本性。但到了2年后的1609年，殖民者就和周圍部落的印第安人爆發了持續5年的一系列戰爭 [24] 。后來詹姆斯敦周圍的印第安人部落就被完全消滅了。
夏威夷大學歷史學教授David E. Stannard [25] 指出，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北美印第安人約有1800萬人，400年后，按照美國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印第安人口下降到20萬，而美國土地上的西方殖民者則增長到一億人。原住民印第安人的遷徙都一直不被美國精英允許，而是被限制在特定的“保留地”。直到1924年，美國國會才通過了《印第安人公民資格法》，承認在美國境內出生的印第安那人為美國公民；1934年，美國又根據羅斯福總統的“新政”通過了《印第安人重新組織法》，允許印第安人建立自己的政府，不再分配保留地的土地，停止強迫印第安人放棄傳統文化和宗教的政策，印第安人的境況才有所改善 [26] 。然而，此后美國卻在印第安人保留地開采鈾礦，儲存核廢料，至今都在危害印第安人健康。1990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名為“輻射暴露賠償法”（RECA）的法案 [27] ，向因為核試爆、鈾礦開采運輸等被診斷出癌癥或特定疾病的個人提供賠償，這一法案在2022年7月到期。然而對于被侵害的印第安人來講，獲得賠償尤為艱難 [28] 。被美國核試驗污染侵害的馬紹爾群島人就更難獲得賠償了 [29] 。
今天的美國，仍然是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宗教國家。IN GOD WE TRUST——中文的意思“我們相信上帝”將信仰“上帝”提升至國家層面上，這不但體現在美國的憲法上，也被印在了現在的美元上。2011年美國《經濟學人》提供的統計數據，全美有75%的人口信奉基督教（55%屬于新教徒），2%的人信伊斯蘭教，1.5%的人信猶太教， 0.5%的人信奉佛教和印度教，0.1%的人信奉其它宗教派別。還有10%的美國人認為自己屬于世俗論者(即雖然相信上帝，但不屬于某一特定的教派)和不可知論者（即認為證明上帝的存在與證明上帝不存在一樣，都是不可能的）。而持有“無神論”的人，只占到了區區8%的比例。
直到今天，信仰基督教的活動，幾乎貫穿于美利堅民族的整個歷史和日常活動之中——上至總統下到地方官員，就職宣誓的時候，都要手摁《圣經》；獨立日、陣亡將士日、感恩節以及某些紀念儀式上，也都會安排宗教性質的祈禱和祝福環節；美元上印著“我們信仰上帝”的字樣；美國公民入籍誓詞寫成了“我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國，上帝庇佑下的統一國家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美國人飯前祈禱，就是感謝上帝賜給食物，是美國信奉基督教信徒的日常生活。甚至，公開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對美國的許多人來說，都屬于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甚至很長時間都是被普遍認為不道德的。
美軍的《美利堅軍人行為規范》中也在隆重強調：....我是一名美國軍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要為國家的自由獻身。我相信上帝，相信美利堅合眾國....而且，美軍中，一直活躍著大量的隨軍牧師，定期做“法事”并負責官兵們的思想工作。
基督教的原罪觀念，主要由北非神學家奧古斯丁根據圣經內容建立起來，主張人受到亞當犯罪的影響，生來帶著罪性，只有相信承擔世人罪孽的耶穌基督，才能從罪中被拯救出來。因此，西方基督教徒畢生追求的目標，不是減少獸性，消除野蠻，而是虔誠地信奉上帝，就是信奉教會及其背后的西方精英。美軍隨軍牧師配置到營一級，其法律地位既為國內法律所承認，也為國際法所承認。根據1949年通過的歷史上，《日內瓦公約》，軍隊神職人員不被視為戰斗人員，即使在被俘的情況下，其地位仍保持不變，有權繼續在戰俘中從事神職工作，在思想上安慰士兵，實則控制士兵思想。西方精英就常常以上帝名義，組織信徒對外侵略，消滅異教徒。
從政治制度上來看，美國最初制定的憲法是奴隸制憲法，南北戰之后被廢除，但很快就制定了種族隔離法，實質是種族歧視法，一直執行到100年后的1964年。直到現在，美國國內各民族并沒有被平等對待，黑人人口僅占13%，但卻占美國囚犯49%，比例遠大于普通白人。警察殺死無辜黑人的事件，是美國常見現象，卻很少受到處罰。
我國早在2300多年前，商鞅變法，公開提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通過這樣的立法原則，推進社會制度改革，使秦國新政得以有效推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為統一六國打下良好基礎。 自此以后，在大部分朝代，我國法律上都推行人人平等的原則。例如，漢武帝時，其女婿昭平君，同時也是妹妹的兒子，其妹因了解兒子品行惡劣，生前曾出萬金給漢武帝贖死罪，后來犯了殺人罪，仍被漢武帝下令處死。
雖然法律上早已明確了人人平等的原則，但在實際執行時，仍存在大量不平等執法現象，這在古今中外都常常發生。例如美國富豪往往通過高價聘請律師，逃脫罪責，是美國直到今天都司空見慣的現象，如辛普森案 [30] 。就歷史來講，美國主流媒體通過洗腦民眾，讓人們相信美國是個自由民主國家，但實際上，美國建國時憲法雖然包括了人人平等的原則，另一方面則是一部維護奴隸制的憲法，維護美國實際實行了88年奴隸制直到1864年因瓦解南方需要才取消執行，甚至至今為止，奴隸制仍然沒有徹底廢除，例如，2023年6月，美國眾議員威廉姆斯（Nikema Williams）與兩名參議員默克利及布克（Jeff Merkley & Cory Booker）在眾參兩院提交了一項議案：《廢奴修正案》（The Abolition Amendment），該議案試圖對美國《憲法》及第十三條修正案提出修正，試圖在美國“徹底廢除”奴隸制 [31] 。1864年后，美國馬上又實行種族歧視制度整整100年。由于美國這種不平等法律制度都是針對僅占人口10%水平的少數人，被占人口90%的絕大多數人因擁有特權，從而容易默認或支持，能夠得到貫徹執行。
我國歷史上也存在奴婢等地位低下等級，但他們主要是犯罪后被懲罰，與美國和西方赤裸裸地在制度上規定一個從出生就被歧視族群，存在本質區別。自古以來，中國一直實施宗族制度，皇權不下鄉，地方上以宗族自治為主 [32] 。我國古代一直是自由民為主要勞動力，只有少量家庭奴婢，并不存在西方規模化奴隸勞動形成的奴隸制社會 [33] 。我國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以農業為主，可界定為農業資本主義社會；而在少數時間，例如南宋時期，工商業稅收占全國稅收曾高達70% [34] ，可以說，進入了工商業資本主義社會。
美聯社10月31日援引以色列新聞網站Sicha Mekomit的消息報道稱 [35] ，一個以色列政府部門被曝起草了一份戰時“概念性文件”，提議將加沙人口全部遷移至西奈半島。以色列對加沙的大規模轟炸，屠殺1萬多名巴勒斯坦人，如此提議，等于要清除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如今美國精英支持和推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趕盡殺絕的軍事侵略，不過是他們一直執行的。只是很多時候，因他們實力所限，不敢公開推動而已。過去美國對付印第安人，從一開始的友好相處，到移民增多，實力增加后，就通過武力威脅加欺騙等手段，將他們驅趕到一個個貧瘠的保留地，削弱印第安人，再用優勢兵力徹底消滅印第安人。如今的以色列也是同樣手段，通過70多年，將巴勒斯坦人驅趕到荒漠中，一步步縮小巴勒斯坦人擁有的土地，最終完全占有巴勒斯坦土地，趕盡殺絕巴勒斯坦地區的土著。
猶太人和美國精英一樣，按照他們的宗教信仰，宣傳他們都是上帝選民，都身負人類的責任。這只是他們搶劫他人的借口。每當他們面對的對手比較弱小時，他們就會用這樣的口號鼓動信徒開始搶劫和屠殺。美國在全世界有750個軍事基地 [36] ，其主要作用就是通過軍事威脅，搶劫軍事基地周圍的財富，例如近年來一直在敘利亞邊境設置美軍軍事基地，打擊敘利亞政府軍，掠奪敘利亞境內石油，2022年上半年，美軍偷走的敘利亞石油占敘利亞開采量82% [37] 。相反，美軍遭遇反抗，得不償失，就只好偃旗息鼓了。例如，70多年前，中國志愿軍在朝鮮戰場，早已向西方精英顯示了覺醒人民的巨大戰斗力。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批準了進軍我國東北的侵略計劃，多次轟炸我國東北，等于開始實施了侵略計劃，但被我軍擊退，僅僅3年時間，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就被消滅250萬人以上。這是美國精英在首都華盛頓豎立的韓戰紀念碑上數字 [38] 。美國精英只好放棄了從朝鮮入侵中國的計劃。
對比中國明初強盛時，鄭和七下西洋，率領的船隊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船隊，兩百多艘船分工明確，并且伴有27670名船員，其中大多為職業軍人。由這些大小船舶、各色軍人組成的艦隊，是一支強大的特混艦隊，但其主要目的是發展與這些國家的邦交關系，對周邊國家采取“不侵占”的態度，包括東南亞周邊國家，試圖構建一個以中國為主導、有等級秩序的、和諧的理想世界秩序，而不是單純依靠武力威迫去建立一個霸權社會。其實際作用還包括開辟新航路，在歷史上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極大得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世界經濟秩序 [39] 。大明朝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向世界宣布自己的存在，傳播著中國獨有的歷史文化，更促進了世界的進步和發展，促進了人類社會發展，為國家發展戰略再次提供豐厚的歷史基礎。相反，西方所到之處，就是建立軍事基地，開始殖民，占有當地土地，控制和消滅當地土著。
總而言之，從美國意識形態來看，美國自詡為上帝的選民，為美國對外侵略掠奪尋找依據，不能平等對待其它民族和國家，而是鄙視他國，從思想上就沒有文明基因；從歷史來看，美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就一直沒有文明基礎；從當代政治領域來看，美國國內都不能執行平等政策；從對外交往來看，美國肆無忌憚地掠奪和屠殺他國老百姓，根本沒有多少文明性。
對比中國，從意識形態和對外交往來看，早已按照文明要求實施2000多年，一直持續至今。政治制度上早已在2000多年前取消世襲封建制度，僅在執行層面，還有待改進，包括當代仍然執行了很多歧視性國內政策。
三、美國和西方精英用謊言構筑文明形象
1、虛假的文字歷史
本節分析，即使西方篡改文明標準，也是用謊言構造其文明形象。首先看西方定義的文明，十分強調文字，以出現文字為文明三大標準要求之一，宣傳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臘和古羅馬，尤其是用文字記載傳承的文明成果，主要典籍都是來自希臘，最初是用古希臘文寫成的。按照西方歷史介紹，古希臘是歐洲最早的國家，形成于公元前800年，由300-400個相互獨立和征戰的城邦組成，到公元前146年被古羅馬吞并，公元395年古羅馬分裂，希臘地區受東羅馬統治，成為東羅馬核心地區，東羅馬以希臘文化、希臘語和東正教為立國基礎，一直到1453年東羅馬首都被奧斯曼帝國軍隊占領滅亡后，奧斯曼帝國采用阿爾巴尼亞族省督來統治希臘，用希臘官僚統治羅馬尼亞人和斯拉夫人，民間仍使用希臘語。1821年希臘爆發反侵略軍的起義和獨立戰爭，在英法俄聯軍支持下，奧斯曼帝國被聯軍擊敗，不得不同意，建立希臘王國，指派統治巴伐利亞的維特爾斯巴赫王朝年僅十七歲的奧托王子為希臘的第一位君主。
為了迎合西方“復興古典”的狂潮，流亡法國的希臘人科萊斯（Adamantios Korais, 1748-1833）發明了“純正希臘語”，號稱是從“古希臘”傳下來的，它被定為官方語言文字 [40] （1834-1976年）。學者們揭示：“‘純正希臘語’是一種在形式上，基于被希臘東正教所使用的教會語言”；“這就穿上了偽古希臘（pseudo-ancient Greek）的外衣”〔Peter Mackridge, 牛津大學教授〕；“在語義上依靠大量擷取西歐詞匯”〔Vally Lytra, 倫敦大學教授〕。《希臘歷史辭典》（T. Veremēs, M. Dragoumēs）稱：“贊成使用民間通俗語的作家和學者批評‘純正希臘語’，是‘人為地造成社會分裂，扼殺語言的自然發展’。” 哈佛大學教授詹姆斯·羅素（James R. Russell）說：“這種‘偽阿提卡—純正希臘語’（the pseudo - Attic katharevousa）實際上是一種古代亞美尼亞語，它一直折磨著現代希臘的學術與政府機制。” 到1976年希臘政府不得不廢除了純正希臘語，改用希臘民間使用的通俗希臘語為希臘官方語言。
在我國南方，很多地方三里不同調，十里不同音，當地人都不一定聽懂本縣甚至本鄉的講話。在我的家鄉安徽中部江淮之間的農村，情況仍然如此，縣內不同鄉的口音差別很大，很難聽懂。不同的地方方言對同一個事物，有不同的稱呼。再把它寫出來，就容易導致歧義。西方的文字，就是表音文字。直到十七世紀，除拉丁文作為天主教專用文字，為了便于宗教傳播，更早進行過統一，歐洲的“”非拉丁語”文字，都一直處于野生放養狀態，遲遲無人制定字形讀音語法語義標準。這與西方還處于封建社會，各國內部都是一個個封建主獨立統治有關。加上西方封建主統治區都很小，常常國王直接統治的地盤也僅相當中國幾個縣那么大一點地方，沒有能力為國家制定標準。
1635年，路易十三的宰相黎世留創立了法蘭西學院，其主要職責就是編寫一部規范化的法語詞典。但直到1670年，首先編撰出來的，卻是法國漢學家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依據中國《說文解字》撰寫的《漢法詞典》 [41] 。直到24年后的1694年，獨立的法語詞典《法蘭西詞典》才終于面世,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本法語詞典 [42] 。英國在1755年，出版了“有史以來”第一部詞典：《約翰遜詞典》。編纂者是英國人撒繆爾·約翰遜。
1843年，英國人亨利·喬治·里德爾和羅伯特·斯科特，替希臘人編寫了第一部希臘語詞典叫《希臘-英語詞典》。詞典中的希臘語是當時官方規定的“純正希臘語”。然而，到 1976年，雖然已經實施一百多年，希臘官方卻宣布它無法勝任語言功能，廢棄了“純正希臘語”。
我們還可以推測，古希臘城邦時代的希臘語是什么一種情況了。那時希臘有數百個城邦，每個城邦都占地很小，曾為希臘城邦盟主的雅典面積也僅為2550平方公里，不到現代希臘面積2%，人口約20-30萬人 [43] ，不可能有統一的希臘語。對比英國號稱在公元829年統一，建立英格蘭王國，但直到900多年后才出版第一部詞典，制定統一的英語標準，此時英國宣稱都已進入工業化時代了。沒有統一的希臘語，怎么可能讓只有占比很小人口能懂的典籍傳播和流傳？即使如今西方公認的古希臘史反映了歷史，恐怕也難以傳承到后世。
對比我國戰國時代各國的工業生產就有很大規模，給上百萬軍隊提供軍事裝備，當時的秦國軍事最強大，軍事工業都已經采用流水線生產，但后世對其軍工技術卻所知甚少，基本沒有傳承下來。相反，如今唯一流傳下來的，反映春秋戰國時代工業技術的典籍是《考工記》，介紹齊國技術，其主要原因，是漢初儒家將考工記列入儒家經典周禮中，后世歷朝歷代都規定為學生必修經典，每一代都有無數人學習，才傳承下來。
對比古希臘著作的傳承，十分奇幻。例如，已故著名翻譯家、西方哲學史專家、苗力田教授所寫，摘錄于他所譯著的《亞里士多德全集》出版序言中介紹 [44] ：
亞里士多德死于公元前322年，其著作由學生保存，后于公元前288年后公開展覽，供人抄錄，因不愿被國王征用，旋又藏于地窖，直到公元前86年被羅馬執政官蘇拉占有，這時書稿已嚴重腐蝕，面目全非，直到約公元前60年才由羅得斯島的安德羅尼珂（Andronicus）重新加以編輯，據說后世看到的都是這個版本。但其傳承更為荒謬，基督教是一個以信仰為基礎的、排他性很強的宗教，它和把求知看作是人的本性的希臘哲學針鋒相對。特別在公元4世紀基督教被宣布為羅馬帝國國教，對世俗的希臘哲學加強限制，終于在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下令封閉了全部非基督教的學校，希臘哲學在西方失去了最后的存身之所，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幾乎不再為人所知。除了在公元6世紀初，羅馬的一位學者和政治家波埃修（Boethius）把《范疇篇》、《解釋篇》等幾個短篇譯為拉丁語之外，直到12世紀初600年間，就沒有跡象表明，拉丁語世界還接觸過其他亞里士多德著作。12世紀之后，隨著東西文化的交流，西方人士通過阿拉伯哲學家阿維洛依（Averroes）重新見到了亞里士多德著作，并從希伯來語轉譯為拉丁語。大約在1255到1278年，絕大部分的亞里士多德著作已有拉丁文本。不過，在這一時期由佛蘭德翻譯家莫依貝克（Moerbecke）所編的亞里士多德全集拉丁文本中，還有一半是從阿拉伯文轉譯過來的。在14世紀末年，出版家阿爾杜斯·曼努修（Aldus Manutius）出版了幾乎是全部的亞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臘本文，不過其中的《論詩》直到公元1500年實際上尚不為西方學術界所知。問題是，阿拉伯人信奉的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一樣是一神教，同樣不會允許異教觀點傳播，更不可能讓如此巨大數量的著作存在了。
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編纂的漢字字典，是春秋時期成書的《史籀篇》（距今約2500年，目前已散佚）。現存最早的一本漢語詞典是《爾雅》，成書于戰國與西漢初年之間（距今2400-2200年），后來又有東漢的《說文解字》 ，梁代的《玉篇》 ，宋代的《類篇》 ，明代的《字匯》 和《正字通》 ，清代的《康熙字典》 。我們知道文明的產生，必須要有文字。而文字的出現，一定是和字典相伴隨的。但一個民族長時間沒有出現字典呢？只有唯一的原因：他們的文字史（文明史）極短。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合理解釋嗎？有網友收集西方文獻總結 [45] ，西方語言中大多數詞匯都是根據漢語確立的。例如，與牛頓爭奪微積分發明權的萊布尼茨說 [46] ：“我不懷疑傳信部（成立于1622年 , 負責海外傳教事務，其實就是間諜機構），堅信將中國語言移植給我們是其責任之一。”（萊布尼茨指出歐洲間諜機構，立志于把漢語體系移植給歐洲文字。）
下面我們分析英語最近幾百年的變化。首先來看看三個不同時代英文書中第一頁內容。第一本是1750年出版 [47] ，但其書中內容應是1705年初版，距今318年，只是題目的寫法是1750年時代的文字，因為其單詞的拼法與書中不同，故在此處隱去，如用1705年寫法，題目應是《the money and trade confidered》。如圖，第一句話，就有4個單詞是現代英語中找不到的，但其含義還可猜測，讀者可以試試理解其含義。總共83個單詞中，有19個非現代英語單詞，約占23%。
第二本書是1611年版 [48] ，距今410年，作者是英國著名戲劇作家莎士比亞，這第一頁包括了題目。不同于現代的詞更多，就更難辨認了。
第三本是1422年抄本 [49] ，距離現在600年，作者是杰弗雷·喬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10.25），英國著名小說家和詩人，其主要作品有小說集《坎特伯雷故事集》。那時英國還沒有造紙，不可能是印刷的，很可能是手抄在羊皮紙上的，基本上是普通英國人不可辨認的。
從以上三例英文著作第一頁可以看出，英文在600年前的文字，現代人基本上是無法辨認了，就是400年和300年前的文字，也是非常難認的。這種情況說明，英語實際上是最近300年內發展到穩定階段，日常使用的單詞拼法才保持穩定了。
對比漢字，發展到2200年前的秦朝，發明的隸書，就與現代漢字寫法基本一致，至今已經穩定2200年了。
牛津大學一位教授總結近年來的基因研究表明 [50] ，有四分之三英國人的祖先是在15000至7500年前從歐洲西南部來到英國的狩獵采集者。他們所操的語言很可能與今天獨一無二的巴斯克語相近。英國后來又發生過多次移民和入侵，每一次都留下了各自的遺傳痕跡，但是，那些遷入者對現代英國人的基因貢獻，每一批都只占十分之一左右。這些從現代基因檢測得出的結論，是毫無疑義的。所謂英國人是盎格魯薩克森人，實際上，盎格魯薩克森人僅占英國5%左右，絕大部分英國人都不是盎格魯薩克森人。今天英國主流所宣傳的古英語，實際上是古德語，絕大部分詞匯都與古德語相近，這是英語史的常識。那時當地英國土著的語言和文字，并未流傳下來，這是因為羅馬人退出英倫三島后，來自北歐的海盜就占領了英國，他們是盎格魯薩克森等部落，因而上層主要使用北歐語言。諾曼人也是來自北歐的海盜，與盎格魯薩克森人有共同的祖先，包括征服者威廉都與歷代英王有共同的祖先，九世紀定居在法國西部，接受了法國的語言文字和文化，1066年征服英國后，英國上層就變成了諾曼人，由于諾曼貴族兼有法國領地，需要掌握法語統治法國領地，在英國的領地，統治人口恐怕比較少，不受重視。英國上層也就主要使用法語了，直到1453年英法百年戰爭結束，英國國王和貴族們徹底失去法國領地，不需要法語，才開始放棄法語。在此背景下，上層才開始推動使用英語。英語才逐漸進入官方視野。
當時教會使用拉丁語，老百姓講英語。而作為統治者的諾曼貴族們則逐漸混合法語與當地貴族們使用的德語，十五世紀喬叟使用的語言文字，公認是以德語為主體，語法結構和主要詞匯是德語，包括一半法語詞匯的混合語言。如今英語中大概從法語中吸收了一萬多個單詞，其根源就在于此。
至于當時的英國人主體，都是奴隸和農奴，當時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是什么樣的，恐怕留下的記錄就很少了。現代英語既不同于德語，也不同于法語或德法混合語，自然是引入當地土著使用的語言之故。這是貴族們統治底層老百姓的需要。 因此，到了17世紀初，距今約400多年出現的莎士比亞作品，使用的語言就是早期英語了，是引入當地土著語言為主的英語，才是真正的英語起源。英語史中介紹14世紀開始在官方使用英語，實際上使用的是德法混合語，而不是英語。因此，現代英語流傳下來的歷史不過500年左右。所謂現代英語，才是真正英語，就是從500年前開始算起的，這也是英語史所說的現代英語階段的真實含義。這不是說，此前就不存在英語，而是說，此前的英語歷史記錄沒有保存下來，英國人所介紹的古英語，實際并非英語，而是古德語。人類實際上沒有保留500年前的英語史料。
著名的六卷本《劍橋英語史》，1992到2001年陸續初版，國內在2002年影印出版 [51] 。其中有兩卷是關于1476年以前的古代和中古時期歷史的，所說的英語史，實際都不是古代英語歷史，有1300多頁，約占三分之一。
早期英國文獻能夠流傳下來，是因為所使用的古德語或法語以及它們的混合語，而德語和法語都傳承下來，從而能夠釋讀和傳遞。此外教會使用拉丁語，一直傳承到現在。對比我國歷史上的西夏文，在1227年西夏亡國后，西夏文很快就沒有使用者，很長時間都無人懂西夏文，現代西夏文材料，都是靠考古挖出來的，而不是人間傳承的。歷史上真正的古英語，英國貴族們不屑使用它們，也就沒有留下多少記錄，致使真正的英語早期發展史，其實是沒有多少歷史記錄。英國人就睜眼說瞎話，將古德語當成古英語介紹了。
遠離文字穩定階段之前的著作，很難遺存。尤其是當時英國中世紀主要使用羊皮紙，很難保存，例如美國獨立宣言正式文本是記錄在羊皮紙上，不到100年字跡就模糊不清了 [52] 。由于缺少記錄材料，英語不僅發展緩慢，而且在穩定之前300年，也就是15世紀以前，留存下來的英文著作，基本上沒有。這也間接說明，西方推銷的古希臘文字以及記載的大批著作，恐怕都是近代偽造的。
中國古代早就使用竹簡做記錄材料，直到現在，還經常有2500年以前的竹簡出土后，還可以辨認。竹簡是比羊皮紙穩定得多的書寫材料，從而更有利文字的記錄和發展。殷商時期占卜時使用龜甲和骨頭，給后人留下甲骨文。更早的文字，也許記錄材料腐爛，僅有少量刻在陶器和青銅器上，留存到今天。西方介紹的留存文字是用草和羊皮作載體，這是不可能留存很長時間的，它們腐朽的速度太快。
上述歷史說明，英語歷史，只有現代史才可能是可信的，古英語和中古英語歷史都不是英語史，而是古德語和德法混合語歷史，基本上與英語史無關。但是，英美欺騙性高的地方，就在于睜眼說瞎話，也能讓很多人相信，甚至大部分讀者都相信。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建國之初，建立的奴隸制國家，憲法明確支持奴隸制，后來改為種族歧視制，直到1964年美國才在法律上取消種族歧視制度，但美國精英卻通過宣傳，不僅讓大部分美國人相信，而且讓全球大部分國家精英相信，美國是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大奴隸主華盛頓被打扮成了推動人類民主的明星。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西方的歷史是不可靠的。
2、虛構的古希臘科學
按照西方對文明的定義，就是社會發展水平要比較高，這意味著科學技術水平高，可以建造城市和宗教建筑。西方宣傳，他們的科學源頭是古希臘。然而，科學的基礎是數學，離不開數字計算。下面是古希臘和羅馬數字：
它們都不是十進制表示法，用這樣數字系數，如何進行各種計算，例如，計算乘法、除法與開平方等計算 [53] ？新加坡國立大學藍麗蓉教授認為現在世界通用的所謂阿拉伯數字計算系統源自戰國時代（475-221 BCE）籌算符號 [54] 。所謂阿拉伯數字，西方公認來自印度，但當時西方所說的印度，實際是指中國，而印度被稱作小阿拉伯半島 [55] ，所謂來自印度，實際是指來自中國。
科學研究是實際需要產生的，離不開測量，包括最普通的長度測量。西方歷史介紹的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有很多長度單位，古羅馬18個城邦，各有自己的長度單位，每個城邦本身也不統一 [56]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詹姆斯·W·湯普遜教授著《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介紹 [57] ：
“商業活動的另一大害是通用的度量衡制不統一，令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漢薩同盟始終未能建立起統一的幣制或統一的度量衡。甚至路易十一也未能革除這兩種弊端，他去世前四個月（1483年）曾招來一個商人代表團，以謀求采取一些措施，看‘是否可能在吾王國境內建立單一度量衡制和單一流通幣’。路易十一的打算只得冬眠待時，直到1789年。”
托勒密據說完成《天文學大成》一書，測量計算了地球直徑，但他從來沒有記載離開過埃及的Alexandria城，他得到的測量數據來自各個不同的城邦，他如何換算，把所有長度單位標準化？究竟托勒密用哪一種單位去測量2世紀的世界 [58] ？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如何測量和計算天文數據，制定歷法，發展農業？沒有足夠精確的歷法，就很難保證農時，保證糧食產量，就不可能擴張社會規模，發展科學技術和文化等。下面我們進一步分析，西方歷法也是偽造的。
西方歷法史是很簡明而清晰的，據西方歷史介紹 [59] ，主要包括過去的儒略歷和后來一直使用至今的格里高利歷。儒略歷（Julian calendar）是由羅馬共和國獨裁官儒略·凱撒（又譯蓋烏斯·尤里烏斯·凱撒）采納埃及亞歷山大的數學家兼天文學家索西琴尼的計算后，于公元前45年1月1日起執行的取代舊羅馬歷法的一種歷法。
在儒略歷中，一年被劃分為12個月；四年一閏，平年365日，閏年366日，為在當年二月底增加一閏日，年平均長度為365.25日。這與實際不同，從而存在誤差。由于其誤差隨著時間的增長而越來越大，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頒布、推行了以儒略歷為基礎改善而來的格里歷，即一直使用至今的公歷。這都是知識界眾所周知的常識了。
這一西方公認“歷史“表明，西方使用儒略歷，持續長達1627年。由于儒略歷使用的年平均長度365.25日，比實際年平均長度大，到教皇格里高利停止使用時，累計誤差高達10日，因此，格里高利改用新歷法時，就有10天消失不用了，即1582年10月4日的下一天變成了15日。按照西方介紹的歷史，使用儒略歷后1627年里，西方從未修訂更改過歷法，表明在這段時間，西方根本沒有歷法修訂能力，更不用說制定歷法了。所使用的儒略歷，恐怕就不是西方制定的，而是抄襲來的。
按照365.25日計算一年長度，其誤差約是128.2年相差一日，因此，簡單的按10日計算，西方起始使用儒略歷時間是比1582年還早1282年，也就是公元300年前后。這只是近似值，從俄國使用儒略歷到1917年，相差13日，可以估算起始使用時間是公元250年；從英國使用儒略歷到1752年，多出11天，推算起始使用時間是公元342年，這都是粗略估算，實際情況如何？
我國三國時魏在237年頒布使用的景初歷，其年平均時間就是365.25天。景初歷是三國曹魏天文學家楊偉所制定 [60] ，《宋書·律歷志》記載了楊偉《上景初歷表》，是以東漢末年《乾象歷》為基礎，所采用的常數等記載在《晉書》等律歷志上，一直使用了215年，包括南朝宋改名的永初歷，北魏則一直使用到451年。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該歷法的第一個年初第一日是景初二年的正月初一，與格里歷（儒略歷）1月1日是一致的，而且推算后世的誤差，也是符合的，這充分說明了儒略歷來源。也就是說，西方真正抄襲的是中國景初歷，尤其包括景初歷的起始時間，至于西方何時開始使用抄襲景初歷的儒略歷，則難以弄清了，但不可能是西方宣傳的公元前45年，否則后來的舊俄歷和舊英歷誤差天數就不同了。
按照西方歷史介紹，西羅馬帝國還繼續存在500多年，直到公元476年才滅亡，而東羅馬帝國則存在1500年，直到1453年才滅亡。甚至羅馬帝國最強盛時期是公元96-192年，距離開始使用儒略歷最長達247年，東羅馬帝國強盛期橫跨亞歐非三大洲，已經過去600多年，歷法誤差已經超過5天，卻不修訂歷法。如果古羅馬在公元前45年能夠制定歷法，但此后強盛了，難道卻連修訂歷法的能力都消失了？這表明，古羅馬歷史與歷法史是相互矛盾的，至少其中之一是虛假的。
需要指出，我國使用該回歸年長度有悠久歷史。早在春秋后期開始使用，到戰國時期我國普遍實行的四分歷，就是以365 1/4日為回歸年長度，這是公認的常識了。更早的古代六種歷法，近年來研究認為，也是采用365.25日為年平均長度 [61] 。
歷法對農業是非常重要的，以長江中下游雙季稻種植為例，晚稻種植時間以立秋那一刻為分界線，哪怕晚一個小時插秧，產量都會明顯下降，這是家鄉農民都知道的常識，也是家鄉農民搶收早稻搶種晚稻的主要原因。西方歷史記載如果為真，則西方就不存在值得一提的農業了，因為西方長期使用的歷法無法指導農業生產。 沒有農業知識，包括歷法知識，就沒有興盛的農業，也就無法養活大量人口。例如，英國國王威廉來自法國的諾曼底，占領英國后，進行了第一次土地和人口普查，1086年公布的英國人口僅有155萬人。英國國土面積相當于三個江蘇省，但養活人口僅相當當代中國一個大縣，其主要原因，就是當時沒有值得一提的農業，只能依靠牧業，單位面積土地能養活的人口很低。到1831年英國總人口仍不到1000萬人，對比如今英國人口為6700多萬，說明直到19世紀上半葉，雖然英國此時歷法已經比較準確，但農業發展水平仍然較低。
由于古人難以準確了解一年的時間長度，不得不時常觀測太陽和行星位置變化，修訂歷法。自秦朝建立統一國家以來，我國官方使用頒布的歷法就高達56部。平均每部歷法使用時間不過30多年，使用時絕對誤差不超過幾個時辰，這是農業的要求。對比西方歷法誤差超過10日，怎么可能有發達的農業？
格里高利歷抄襲自我國元代著名天文學家郭守敬領導制定的授時歷，其年平均長度為365.2425日，與格里歷完全一致，置閏時間也完全一致，但頒布使用時間比格里歷早300多年。授時歷的制定，并非郭守敬個人所為，而是國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歷時四年的結果 [62] 。當時全國設置了27個觀測站，改進發明了簡儀、高表等12種儀器，提高觀測精度，還改進計算方法，從而制定了直到今天都在采用相同置潤時間的授時歷。對比西方自己的介紹，1576年第谷·布拉赫在丹麥哥本哈根建造了第一個個人天文臺，直到1667年，法國第一個國家天文臺成立，這也是歐洲第一座國家天文臺。1675年英國才建立第一個國家天文臺。西方在沒有大量天文觀測情況下，如何制定精度和基于大量觀測數據得到的授時歷相同的格里歷？
回歸年長度每年都在緩慢變化 [63] ，翻開任何一本天文年歷，都會看到修訂回歸年長度的經驗公式。這是因為，即使只有三個天體組成的體系，都沒有通用周期解 [64] ，何況地球受很多天體作用。如今很多應用對歷法精度要求遠超農業，早就稱為日常工作的每年實測太陽位置等數據，其精度要求遠超古代。沒有觀測數據，就無法制定可以使用的準確歷法，就是制定好的歷法，也必然需要依據觀測數據不斷修訂，否則時間一長，積累的誤差，就使得歷法不準確了。西方一千多年都一直使用同一個歷法，積累10天以上誤差，根本就沒有多少使用價值了，尤其是人類的生存依靠農業，農業依靠準確的歷法，時間精度遠小于10天，這都說明西方天文學和農業歷史都是偽造的，不過是抄襲中國古人。
西方宣傳的著名物理學家也是大天文學家牛頓，出生于格里歷1643年1月4日（按儒略歷為1642年12月25日），死于1727年3月31日。但英國直到1752還在使用儒略歷年，也就是說，牛頓一輩子都生活在儒略歷中。這位“大天文學家”，可知道他一直都走在時間前面？如今的天文學理論，其基礎就是號稱是“牛頓”提出的萬有引力理論，但牛頓先生的實際天文歷法知識，恐怕遠低于中國2000多年前的古代天文學家。近年來國內疑古學派學者指出，所謂力學三定律，其基本理論來自墨子和九章算術等 [65] 。諸玄識 [66] 和董并生 [67] 分別出版專著，綜述西方文獻論證西方是復制中國文明，包括科學知識。事實上，17-18世紀，絕大多數歐美精英都知道歐洲文化不是自我發生，而主要是從中國學來的，也就是西方過去常說的東學西漸 [68] 。
四、西方野蠻缺少文明性的原因
從西方歷史來看，整個中世紀都是北歐日耳曼人作為封建貴族，南下殖民建立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國、公國，統治了歐洲，而原居民則成為被統治的農奴。英美種族結構是類似的，美國和英國上層都是來自北方的盎格魯薩克森人，作為征服者，成為統治原居民的貴族。美國在殖民地時代主要是英國貴族們復制的英國制度，而英國當時的制度是盎格魯薩克森征服本地土著，建立的封建農奴制。
美國精英取消了封建貴族制度，但一樣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權力。19世紀中葉，托克維爾在其著名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雖然承認 [69] ，美國沒有封建社會的過去來根除，卻揭露了美國有一個封建式的現在，那就是貴族式類似物存在于美國，暗示它們有類似的繼承性。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斐歐娜·戴維恩（Fiona Devine），在其著作《美國和英國的社會階級》中綜述了大量社會學文獻，通過實證數據和理論分析指出 [70] ，美英兩國的社會階級狀況雖有不同特點，但社會階級在塑造人們的生活方式、社會認同、政治態度和行為等方面卻存在許多共同之處。對那種關于“美國是一個無階級社會”與“英國是一個階級劃分明顯的社會”的習慣性看法提出了質疑。美國本是英國貴族及其后代驅使農奴建立的移民國家，繼承英國制度和文化，顯然是十分正常的。
從公元8世紀到11世紀，北歐海盜們又一次侵擾歐洲沿海和不列顛島嶼，足跡遍及從歐洲大陸至北極的廣闊疆域，直到他們成為占領者，占領了很多歐洲地區，主要包括法國西部、英國和意大利。歐洲這一個時期被稱為“維京時期”（Viking Age）。它是北歐海盜殖民歐洲，成為各地統治者，成為歐洲封建農奴制國家統治者。
從孩提時代開始，維京人就喜愛種種競爭激烈的游戲，他們常常比試射箭、摔跤，馬術、舉重、劃船、操帆和游泳。所有這些比賽，都是為了鍛煉出更加強壯的戰士。哪怕冬天躲在屋里玩的游戲也是如此，從阿拉伯流傳來的棋盤游戲，內容總是圍繞著攻守技巧。維京人以做海盜為生，在維京人的世界里，只有戰斗才能獲得生存。
維京海盜在歐洲各地進行搶掠的時間段非常穩定，一般會在春夏季，出沒各個歐洲海域。這個惡習與他們所生活的地理位置有關。維京人生活在北歐一帶，那里因為光照時間短，造成了土地貧瘠和自然資源匱乏，維京人為了安穩過冬，所以一般都會在春夏季節，去沿海富庶地區進行搶掠。他們世世代代有規劃地離開家鄉，通過劫掠和殺戮獲得財富和生存資源。維京人的搶劫已成習慣，經過千年的堆積早已融入了骨血里，進而發展成為一種崇拜搶劫的強盜文化。到了大航海時代，北歐海盜們已經定居到歐洲各地，建立封建農奴制，作為貴族成為統治者，建立了穩固的勢力，致使后來的北歐海盜無法撼動，從而終結了海盜時代，開啟大航海時代，實際是有組織的海盜們搶劫更遠的地方。
最早是北歐海盜們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打敗阿拉伯人贏得獨立后，繼承阿拉伯人航海技術從而取得長足進步，開始搶劫非洲。15世紀40年代葡萄牙人到達非洲，他們野蠻對待非洲人，掠奪非洲源源不斷的黃金、象牙以及香料，并且他們還從非洲運走黑奴，從此開始了非洲黑人苦難的奴隸貿易時代。很多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海盜都是官方性質的，比如德雷克、亨利·摩根等，雖然他們本身效命的國家和他們自己并不把自己當成海盜，但受害者可不這么認為，西班牙就直接把這兩人定義為海盜，但英國女皇卻賜給他們貴族身份，委以重任，英國民眾也把他們視為愛國者和偶像，這都是海盜文化下的必然行動。當時歐洲各國大肆發放私掠許可證給野蠻的私掠船，讓海盜們的搶劫合法，國王等貴族還提供物資支持海盜，與海盜們分享搶劫收益。
對比中國農業文明，人們以勞動為榮，以搶劫為恥，文化上與西方形成鮮明對比。例如，明朝的鄭和船隊，遠比西方強大，更早到達東南亞和非洲東海岸。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于同一時期的西方，創造世界航海史的奇跡。總而言之，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是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其船舶技術之先進，航程之長，影響之巨，船只噸位之大，航海人員之眾，組織配備之嚴密，航海技術之先進，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他們的航海成就顯然絲毫不比西方人遜色，甚至在航海時間，船隊規模以及航海技術諸方面，均是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所望塵莫及的。鄭和船隊從不主動襲擊土著，搶劫土著，而是進行友好的貿易和交流活動，也有的認為是政治活動，但如此巨大的投入，持續幾十年，如果沒有收益，是不可能的。
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看來 [71] ，人類文明是人類應對自然和環境挑戰，發展出來的一整套社會體系 [72] 。我國古人總結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中國人生活在溫帶，一年四季分明，一到冬天，整個大地就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凈”，你肯定沒辦法靠天吃飯。高速增長的人口，導致人口密度很大，無法依靠搶劫維持生存。那怎么辦呢？中國發展了農業社會，作為農民，你只能多種點莊稼，儲備一些余糧過冬。中國有一句古話，叫“春種、夏長、秋收、冬藏”，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那在這個地方生活的人，自然也就會養成這種自力更生的“農民”思維，在這里誕生的文明，也就會從骨子里帶著“農民”基因的農耕文明和文化。比如說，中華文明就是典型的代表。我們相信，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們相信，“梅花香自苦寒來”，只要勤勞付出，就一定會有回報；我們相信，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不管啥東西，有積蓄才能安心。這都是烙印在我們文明深處的“農民”基因。
北歐海盜起初生活在寒帶，一年有一大半時間都是冬天，物質非常缺乏，想讓地里長莊稼也不太可能，所以這里的人，生存之道就只剩下了“搶劫”。搶完大自然里的獵物，就去搶其他人，總之哪兒有東西，他們就去哪兒搶。在這個地方，只有“強盜”思維的人才能生存，這也注定了在這里誕生的文明，基因里少不了“強盜”元素。歷史上這樣的文明也有很多，和中國人戰斗了幾千年的北方游牧民族；如今在全世界殖民掠奪的西方文明，不都是“強盜”的思維嗎？這是因為他們的統治者，就是讓歐洲人聞風喪膽的北歐海盜的子孫。在他們的眼里，我搶你的東西那就是天經地義，誰叫你打不過我呢？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強盜文化被證明是十分成功的，如今除中俄外，基本上控制了全球，自然就不可能改變。
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文化，本質上是強盜文化、侵略擴張文化、殺戮文化，以西方強盜文化為價值核心的政治帶有強烈的擴張性、侵略性，戰爭、侵略、霸權是西方政治的頑癥，若想讓西方國家改弦更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直到現在，西方在文化上常常宣傳對外侵略掠奪，一夜暴富，例如，西方的海盜系列電影，最近在國內重映的阿凡達等，都是公開宣傳這種強盜有理的文化。這恐怕就是列寧總結的，西方帝國主義就是侵略掠奪的根本原因。有組織地侵略掠奪才是西方獲得富裕的不可缺少因素。如今的美帝國主義則采用更高明的方式，不再以赤裸裸的武裝侵略掠奪為主要方式，而是主要通過控制他國經濟和貨幣主權來掠奪了。
當然，強盜之間是沒有什么和平的，西方內部戰爭也就十分頻繁了，曾有西方著作介紹，歷史上德國成年男人平均每年四分之三的時間是在進行戰爭。西方發起的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史無前例，也就必然會發生了。
美國精英成為西方盟主之后，更多地用欺騙方法掠奪各國，包括西方盟友。這是因為美帝立國最晚，當初實力最弱，面臨西方競爭，更多地采用欺騙手段，包括欺騙西方盟友。事實上，二戰結束后，第三世界國家逐漸擺脫西方殖民統治，走向獨立，但經濟上還很落后，與西方相比，工業生產僅是西方的零頭，例如，即使到1971年，中國的絕大部分工業產品產量都不足美國十分之一。當時美國發動侵越戰爭，主要依賴掠奪西方，其主要手段是在西方確認市場模式下，人為規定美元高含金量。當時美國物價是38年前3倍多，但美國政府承諾的美元含金量仍與38前一樣，是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使得美元匯率被嚴重高估，從而對外貿易形成巨額順差，等于印錢進口物資，主要從其西方盟友進口物資。當時美國既不按照國際協定要求兌現盟國的美元為黃金，也不愿按照盟友要求，降低美元含金量，其主要目的，就是能印鈔在市場上進口物資支持侵越戰爭。但大量物資被美國買走，導致西方盟友物價飛漲，無法抑制。1971年5月，西方各國忍無可忍，紛紛禁止銀行兌換美元，從而禁止了美國印鈔購買各國物資。當年8月，美國取消兌換美元為黃金，使當時西方各國損失慘重，估計高達600億美元 [73] ，按照美國政府承諾的美元含金量，相當于今天的3萬億美元。
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美國主流媒體宣傳是一場金融危機，實際是美國倒閉幾家大銀行，賴掉西方各國持有的大量債務。在此之前，美國金融界推出了眼花繚亂的各類金融債券，向世界各國推銷，比較著名的就是次級貸，是美國金融界將美國沒有工作的窮人購房貸款打包包裝，對外銷售。當時西方各國銀行和基金公司購買了大量這類債券。2008年美國引爆房地產業，美國房價暴跌，導致這類債券持有人無法還貸，在此之前，失業窮人可以依靠不斷上漲的房價，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美國的大銀行就此陷入次貸危機，被美國精英倒閉了數家，也就賴掉了大量債務，國內有金融專家估算，約有十萬億美元，使得西方各國損失慘重，歐豬四國經濟瀕臨破產。這實際上西方各國精英受騙上當，自然不好大肆宣傳，只好重復美國人的金融危機宣傳了。
美國和西方上層統治者都是來自北歐海盜，充分體現在很多方面。由于互聯網的普及，西方底層老百姓有更多渠道了解歷史和現實的真相，從而認清了西方上層精英的本質，不再信任西方主流媒體的謊言宣傳，使得西方意識形態走向崩潰。西方精英于是大力引進拉丁國家人口，制衡國內普通白人，制造下層矛盾，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近年來西方共濟會逐漸走入人們的視野，共濟會是影響西方各國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 [74] ，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各國上層統治者來自同一種族，共同組建了這個組織，合作對付各國底層老百姓。
長期以來，美國因槍擊死亡人數都在不斷增長，最近十年年來已經增加到4萬人左右，傷亡更是高達20多萬人，約占美國人口千分之八，也預示著每16個正常過完一生的美國人，就有一個在其一生中受到槍擊受傷。每年槍擊死亡人數甚至超過美國政府近年來公開承認的朝鮮戰死人數了，而美國軍人回憶，朝鮮戰場上彈林如雨，十分兇險，由此可見美國的安全問題了。但是美國卻是世界上允許老百姓普遍持槍的少數國家之一。美國精英無視平民的安全問題，根本原因，是他們和普通平民不是一個種族。
歷史上西方的戰爭，遠比其他國家激烈，兩次世界大戰，西方都組織了龐大的軍隊，例如二戰期間，西方參戰國家軍隊占人口比例都超過10%，美國組織了1212萬人軍隊 [75] ，約占美國人口11%，遠超中國。中國當時有5億人，政府組織的軍隊從未超過500萬，不到人口1%，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到日本投降，也僅有120萬正規軍，加上民兵260萬，也僅有380萬人，不到人口4%，遠低于西方。二戰造成的傷亡更是上億，但西方卻放過了戰爭販子，例如二戰后僅審判了18名德國戰犯，判處11人死亡。
美國南北戰爭也異常激烈，當時美國南方參戰人數約占平民16%，適合從軍人員死傷殆盡，不得不投降。但美國卻沒有懲罰任何戰爭罪犯，造成南北軍隊戰死62萬，美國上百萬死亡的南方總統和總司令都無罪釋放，很多戰犯甚至在戰后重新成為議員等官員，繼續當統治者，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們都是來自北歐同一種族。
西方極力打壓對付俄羅斯，其根本原因，就是俄羅斯十月革命，推翻了北歐海盜們的殖民統治，建立了本地居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西方統治者害怕形成連鎖效應，危及他們在全球的殖民統治。而中國則是唯一沒有被西方海盜統治的大國，也是有實力嚴重威脅西方海盜殖民統治的唯一國家，從而必然成為西方的戰略敵人。
由于西方各國上層都來源于北歐海盜，在面臨下層反抗時，就會團結起來，這就是馬克思總結的，西方資本家們是一家，無產階級要團結起來，對付資本家，才能解放自身。另一方面，西方海盜文化必然導致西方之間的矛盾是永恒的，相互之間的掠奪和侵略，以及對外合作進行侵略和掠奪活動，也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列寧總結的，帝國主義必然對外侵略掠奪。毛澤東主席在《抗美援朝的勝利和意義》中說，“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就是對美國和西方精英在強盜文化控制下行為的最好總結，還同時指出，“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就是因為他們的利益與美國普通老百姓利益不一致，美國普通老百姓也受他們的剝削和壓迫，不可能支持它們的對外侵略政策，從而必然是紙老虎。毛主席還指出，對付強盜，就必須針鋒相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美國著名作家安德烈·弗爾切克先生指出 [76] ，“西方本身信奉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它們一直迷戀軍事武力“。“謊言重復千遍就是真理”，“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內”，“勝者擁有一切”，”這些都是西方強盜邏輯的體現。幾百年來，西方侵略了多少國家和地區，二戰之前的世界勢力分布地圖展示得清清楚楚，基本上達到了絕對控制和奴役整個世界的程度。今天，我們不僅面臨著西方政治經濟軍事的控制，而且還有西方意識形態、精神和文化的控制，這與二戰前的形勢也基本相同“。“西方認為其他種族比其低一等，把整個世界都當成西方狩獵的獵場。利比亞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妥協和退讓，迎來的是西方變本加厲的侵略。西方總是講‘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但卻干著奴役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事。過去幾個世紀中，西方惟一感興趣的就是如何通過陰謀詭計乃至戰爭，把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都變成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例如販運黑奴、幾乎滅絕北美印第安人等，不擇手段地，瘋狂地侵略，瘋狂地掠奪全球財富和資源。總之，西方信奉叢林法則，西方打敗你就弱肉強食，打不敗你才和你談判，如果被你打敗，它們也會投降雌伏。面對西方的叢林法則，其他國家和地區沒有選擇，想要獨立自主，不能落后只能強大，只能斗爭并戰勝西方”。
總而言之，西方精英的強盜文化，決定了西方缺少文明性，決定了我們必然面對美國和西方上層的敵意，只能戰而勝之，才能擺脫這種敵意。
五、總結：中國文明是人類未來希望
美國和西方在全球推銷西方中心論和美國例外論，實質是美國和西方對世界人民的種族主義，在國內外產生制度上歧視 [77] 。這種思潮從康德開始，至現在方興未艾。他們把偽造的古希臘文明和圣經基督教作為西方白人的優秀之源，把西方白人作為最優秀的人種，把其他人種視為低等人種，把其他民族視為低劣民族，使其他人種和民族服從于和服務于西方，供西方役用，這就是西方國家對世界人民的種族主義。
歷史上美國曾經推行一滴血原則，該原則認為只要血統中有哪怕是一丁點兒“黑血”，這個人就是黑人，就是種族隔離制度中被歧視的對象。當時美國各州（尤其是南方各州）還會根據不同的標準測量非裔人口的血液圖譜（blood quantum），以此區分黑人的種類。在美國，黑與白，在很長時間分別同奴役與自由相對應，黑人不能享受美國很多公共設施，如醫院、學校等基本服務。直到1964年才被公開取消。 [78]
美國祖先殖民北美東部后，經過300年滅絕了北美印第安人，占領了整個北美大陸，到上世紀初，開始跨越太平洋，包括占領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在占領亞洲東南部菲律賓時，遭遇華人領導的當地土著反抗，結束了美國的殖民擴張，但美國并沒有放棄殖民努力，而是在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逐步削弱反抗力量，包括冷戰結束后，在全球各地發動顏色叛亂，推翻了數十個國家政權，讓各國陷入內戰。但其所作所為，早已不得人心，只會引起更大的戰爭。
著名語言學家、哲學家諾姆·喬姆斯基是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他長期擔任政治評論員，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以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堅定的批評而聞名。5月初，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指出 [79] ，美國的罪行之一是對豐富的土著文化和社會進行實質性的滅絕，另一個罪行是推行過人類歷史上最為可怕的奴隸制度，這也是美國大量財富積累的基礎。美國對一些國家實施制裁，歐洲不喜歡（美國這樣做），但它們服從（美國）。而中國不服從（美國），這是美國不能容忍的，因為“如果美國在管理世界，那么，誰都必須服從”。如今美國有很多內部問題，國家分崩離析，社會秩序崩潰。美國公開宣稱它要阻止中國的經濟發展。當前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政策令人發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我們必須要做的。我們各自的利益正在形成阻礙，但我們應該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去年4月28日喬姆斯基在《澳大利亞人報》網站發表題為《諾姆·喬姆斯基：“與中國或俄羅斯開戰意味著：很高興認識你，再見，文明”》的文章。喬姆斯基表示 [80] ，美軍希望能夠同時贏得對俄羅斯以及對中國的戰爭，這個目標“瘋狂至極”，認為美若與中俄開戰等于“文明毀滅”。
阿諾德·湯因比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出生于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去世。他的12卷巨著《歷史研究》闡述了世界26個主要文明的興起與衰落，強調文明比國家對歷史的影響更大更重要，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1947年登上時代雜志，該期雜志的評論文章稱他的著作闡述了自馬克思發表資本論以來，最富啟發性的歷史理論。湯因比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學家。他經常從哲學的視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會歷史的諸多重大問題，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哲學思想尤其是歷史哲學思想，被視為現代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一位主要代表。
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大戰，讓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人類都卷入戰爭，傷亡上億人，戰爭爭奪最激烈的西歐到處都是一片廢墟，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很多西方知識分子都對人類的命運感到絕望。戰后，美蘇很快又各自糾集一些國家，組成北約和華約集團，陷入與過去一樣的對立狀態。兩國大力發展威力巨大的核彈，到1959年，美國就生產了大約20000萬噸TNT當量的核武器，足以數十次滅絕人類。蘇聯后來更是后來居上，最多時核彈數量達到了27000余枚。當時美蘇多次走近戰爭邊緣。例如，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美蘇經過大半年的對峙，其間兩國軍艦在古巴海上實彈對峙，數次險擦槍走火，最終雙方達成以下協議：蘇聯撤回部署在古巴的導彈，美國宣布不再對古巴進行任何入侵行動，并撤回部署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導彈。這個事件被看作是冷戰的頂峰和轉折點，在世界史中人類從未如此近地從一場核戰爭的邊緣擦身而過。
西方精英們的思想中，就是要先發制人。率先發動戰爭來對付對手，常常是他們的優先選擇。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得以發生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國曾經制定核爆北京計劃的主要原因。現在美國精英宣布有權先行出手軍事打擊對手，也是這種思想的反映，更加增加了西方有識之士的擔心，擔心未來的核戰爭將徹底毀滅人類。西方很多電影描繪了這樣的悲劇，例如《終結者》。很多西方知識分子不得不將人類的希望轉向東方。中國人處世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夠極大地抑制戰爭的發生。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成為唯一公開聲明不首先使用核彈的擁核國家，更極大地吸引了西方學者。
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在西方知識界引起了很大反響。1968年5月法國巴黎爆發紅色風暴，大學生們占領校園，提出反對對外侵略戰爭、抗議政府制度、提高老百姓福利等政治主張。美國青年的反戰抗議運動，更是持續多年，直至美國政府從越南撤軍。意大利日本等國大學生為實現他們響應毛澤東的政治主張，組織紅色旅武裝，反抗政府的鎮壓，甚至還綁架了當時的意大利總理。
湯因比堅定地認為，西方世界在羅馬帝國解體之后發展出的是工業主義、技術主義，在政治上則是民族主義，因此西方征服世界的后果是各個非西方國家都模仿西方的工業化模式和技術主義模式，因此全球越來越有政治統一的需求，因為通過工業和技術的全球擴散，人類的命運已經不可避免地緊緊聯系在一起。而下一步的關鍵就要看中國了。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中已經證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將億萬人民根據文化情感紐帶的聯系而組織在一個以天下主義和世界主義為文明基準的國家。因此在湯因比眼里中國是真正的“文明國家”，這里的文明既含有古代文明帝國的意思，也含有文化情感紐帶的深刻聯結的意思。湯因比的觀點的確再次證明了中國從本質上是文化的概念，是一個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概念。
湯因比告誡說，西方在經濟和技術上影響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卻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國家林立世界的超級難題，這個政治真空將由中華文明來補足。而只有中華文明，才能真正給予世界永久的和平。因此湯因比對未來人類社會開出的藥方不是武力和軍事，不是民主和選舉，不是西方的霸權，而是文化引領世界，這個文化就是我們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湯因比最終的論點是，一個歷史上一直是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將在21世紀成為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
在湯因比晚年另外一本重要的著作《人類與大地母親》，也是最后一部著作中，作者指出，“中國皇帝的文職官吏是人類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們長期平安有序地管理著這么龐大的人口，這是其他國家的文職人員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們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們為了自己個人的特權而濫用權力，從而一次次地把中國帶入災難。中國的領袖們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劇的重演。與中國過去的改革家們相比，中國領導人是否能獲得更大成功，人們將拭目以待，但至少他們目前行動的魄力便是一個良好的征兆。如果中國人真正從中國的歷史錯誤中吸取教訓，如果他們成功地從這種錯誤的循環中解脫出來，那他們就完成了一項偉業，這不僅對于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且對處于深淺莫測的人類歷史長河關鍵階段的全人類來說，都是一項偉業”。
湯因比在書中高度評價了中國文明的同時，也批評了歷史上中國精英們的愚蠢，導致社會一次次崩潰，將希望寄托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對中國文化的改造。希望毛領導的中國革命，改革中國的文化和思想，打破中國文明的歷史怪圈，為人類統一作出貢獻，并將其看成是人類最后的希望。在與池田的對話中，雙方還高度評價毛澤東思想在重新統一中國中的指導作用，強調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中國的興起，成為世界的一極。
100年前，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曾在中國居住9個月，在北京大學等地進行講學和學術交流活動。當時中國還處于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時代，帝國主義軍隊在中國橫行霸道。羅素回國后出版《中國問題》一書指出，“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富有忍耐力的……它堅不可摧、經得起等待。現在那些自稱‘文明’的國度很可能在未來幾百年里互相殘殺，從世界舞臺上消失，只剩下那些愛好和平的國家，盡管它們貧窮而弱小。”時間回到現在，我們在同一時代，就已見證過因戰爭造成的政權更替。羅素在這一點上的預期與中國后來發展的道路相契合，在“和平發展”的道路上，中國逐漸變得更加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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