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思想的當下化和與時俱進

　　解讀毛主席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若是對號入座，就感覺到他寫的東西讀不下去，于是很多人就開始回避或淡化，也有人讀他革命年代寫的東西，照章搬來，對應現在，殺氣騰騰。這都是不對的，任何一種思想的誕生都是有歷史背景的，那拿到現在，有沒有指導意義，當然有，那就要解決當下化和與時俱進。

　　我黨早期的時候，留洋歸來的人指導革命，所用的理論武器也是馬列思想和蘇聯經驗，和毛主席掌握的理論基礎并沒有什么區別，為什么洋博士搞起來屢屢失敗，而毛主席用起來就成功了，后來的總結就是他將馬列思想中國化了，這就是當下化和與時俱進。你要是搞“原教旨派”，那是橘生淮南和橘生淮北了，雖然都是同一種橘，但結果完全不一樣，要想橘不變成枳，那么到了淮北之后，就要改造了。

　　就像袁隆平爺爺去非洲指導種水稻，雜交水稻在中國已經非常成熟了，他為何一去不直接大面積鋪開來，而是要去種試驗田呢？因為當地日照氣候、土壤性質和中國都不一樣，要想獲得好的品質和高的產量，你要適應當地情況，去做技術調整。種個田，都要講究因地制宜，更何況思想理論呢，它自然也要迭代升級的。

　　那有人就疑惑了，你是不是在篡改原意？原意好端端地在那兒，誰能去篡改呢？后人要去用其理論，有一個當下化的問題。中國古人寫了很多書，我們常常會分為兩部分，“精華和糟粕”。

　　精華指的是客觀規律，一直可以用的，比如文以載道啥的；糟粕，是用現在的人眼光看的，但是卻是當時臨時采取的必要方法，比如西漢初年，女子15歲不結婚要罰款，那是因為戰亂過后全國只剩下1000多萬人口了，只能選擇了強制。但是這個規定在人口上來了之后，自然后來的朝代就不用了。

　　我一提到毛主席思想，有人就緊張了，你是不是想“斗地主”？尤其是像老胡的那種認知，認為某些傳播會把“企業和企業家都搞成了驚弓之鳥”。這種認知比麥克阿瑟差的太遠了，麥克阿瑟雖然打仗不咋樣，但卻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天父”。

　　麥克阿瑟到了日本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把神秘的天皇拉了出來，照了張相，告訴民眾，你們的天皇不是神，是個普通矮個子男人；第二件事情把地主的田地全分給農民了；第三件事情打擊財閥，建立工會，給工人定合理薪酬以及雙休。做這些事情當然遭人反對，但是他就是強制做的。麥克阿瑟離任時，有上百萬日本人送行，他們發現自己從軍國主義下的畜變成了一個人。

　　我們是不喜歡麥克阿瑟啊，但是一個人不可能一無是處，總歸有點優點的，改造日本的路子還是對的。1945年的日本，原本是交給老蔣代表的中國去管理的，老蔣忙著籌備內戰，就沒去，幸虧他沒去，去了之后，我估計他又要和財閥勾肩搭背了。

　　那美國人會不會認為麥克阿瑟在日本搞“社會主義”呢？并沒有，那是戰時的做法，你不這樣搞，一無所有的日本民眾照樣極端，寧愿和你玉碎，也不后退。他們現在有田有地有的吃，自然就不愿意再跟著軍國主義一伙走了，麥克阿瑟也知道方法的靈活運用，居然也知道走群眾路線呢。

　　我們學習西方要學習什么呢？不是搬運其10年前的書，也不是搬運其100年前的書，更不是搬運其1000年前的書，西方人的精神內核，就是“靈活的當下”，搞市場對他有利，他就搞市場，搞計劃對他有利，他就搞計劃，什么手段都沒利的時候，他就動武。

　　西方的理論都是短效的，就像勃起障礙之人吃了藍色藥丸，突然之間很勇猛，然后我們有些知識分子路過看見了，說，還是美國的制度好，我們要抄回來。結果發現，并不好使，反而造成了很多問題。那要不要學習，當然要，但是要和中國國情結合，把他的短效優勢和我們制定的長遠目標結合起來，而不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

　　現在中國法律人很活躍，常常指點江山，我以此來舉例，來談談理論運用的“歷史”與“當下”，1950年去西南剿匪，按照現在的法律人理解，你這不對啊，不符合程序正義啊，應該是把匪抓起來，然后加以審判，再定罪。你這就是宋襄公的思維，按照你這樣搞法，人民受大罪了。

　　知道1983年嚴打么？大家可以搜一搜，朱德的孫子都被槍斃了，給你們自由過了火，開始踐踏法律了，當法律管不住了，那就必須上政治。現在好多訟棍，欺負小攤小販，欺負夫妻老婆店的店主，打著的都是侵權的旗號，甚至釣魚執法，我個人建議，別講法律了，嚴打一批，這群人干了好多年了，已經是團隊在配合，嚴重擾亂個體戶經濟。

　　現在為什么大家愿意大大方方地談西方的學說，而不愿意讀毛主席的書呢？因為西方的學說談人文談經濟，不談或少談政治和歷史；而毛主席的書里講到政治，所謂的精英們不喜歡他，這就是完全沒有讀對，你沒讀對的后果就是被西方人收割，就像趙長鵬那樣，美國忽悠他說，“你來美國，罰你43億，事情就和解”，然后他興匆匆過去了，人被抓了，錢也沒了，趙長鵬被老美殺豬盤徹底收割，而且這還是政府行為，你說哪有離開政治的經濟行為。

　　西方的政治是隱藏的，是讓你別談，不是他不談。毛主席也看西方書的，他看的時候是帶有目的性，從中去找是否有適合中國所用的方法，他的涉獵很廣，1912年的時候，他看過達爾文的《進化論》，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孟德斯鳩和盧梭的法律書、哲學書，他還崇拜過康有為和梁啟超，他還敬佩過胡適。在清末之后的100年，各種思潮都在中華大地試驗過，最后大部分都失敗了，唯有毛主席將吸收的理論中國化之后，才帶領人民走出一條勝利的路。

　　1950年，劉做了一個《土地改革的報告》，其中也參考了西方的土地改革，毛主席回了一封信，這樣寫道：“資本主義國家,只有法國在拿破侖第一時代及其以前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國是經過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破壞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們這樣的土地改革。德國、意大利大體也是如此,但比英國還不徹底,還保存了許多封建遺蹤。日本則封建的土地制一直嚴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國人進行一種不徹底的‘土地改革’,現在仍有嚴重的封建主義。美國則從來沒有封建主義,由歐洲移民進去一開始就生長資本主義的農業，各國歷史既如此復雜，大都和我國現在這樣先進行土改,后發展工業的情況不相同，故以不寫國際歷史一段為宜。”

　　所以毛主席看西方，一般能看到優缺點，哪些可以拿來用，哪些不可以用，他都是站在人民史觀的立場看問題，面對落后，他不是自卑，并不會認為照抄照搬就能成功，他說：“看他們18世紀的小說，里面還沒有提到鐵路、火車、電燈、汽車，到了 19 世紀，他們的這些東西也還不多，西方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這100年的事，關于西方自然科學，我們要向他們學習。”

　　毛主席對資本主義是什么樣的看法呢，在第五卷中，就提到過“混合制經濟”，還有個名詞叫“國家資本主義”，“要用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達到社會主義分配，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產力之上。”

　　他反反復復提到“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的關系，1959年，他說：“社會主義社會要有‘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精神鼓勵’拿老子的話來說，就是要‘尚賢’，但‘尚’得過頭了，也像‘物質鼓勵’過頭了一樣，會變成個人主義。”

　　“你們從很遠的地方辛辛苦苦地來延安學習，我看是已經有了決心的。什么決心呢？延安沒有升官發財的機會，你們來此一不為升官，二不為發財，那末遠道來此，究竟為什么呢？無疑的是為了抗日救國，所以你們是有抗日救國的決心的。”

　　這是戰爭年代，人們來延安的動機，那么在搞建設的時候，也要講一個度，有人說，只要錢到位了，一切事情都好辦，那會導致什么結果呢？拜金主義盛行，一切向錢看，以錢論英雄，最后必然滑向為有錢人服務，拉大貧富差距，增加社會裂痕。

　　毛主席的思想，其實是一直在發展的，不能靜態地去看。比如他寫過文章，抨擊大漢族主義，要照顧少數民族，是因為在長征路上，他看到的少數民族太苦了，有的是部落制，有的是農奴制，他要求幫助少數民族訓練他們自己的干部，和全國人民一起進步，為何西藏家家掛毛主席像，他們一下子從農奴變成主人，誰不感激呢？

　　如果你讀到這一段，理解為少數民族要永遠地照顧下去，那就是讀死書了。如果少數民族過的比你好，教育資源也達到了一線城市標準了，他就不需要特別傾斜的政策了。

　　而且每個時期段的矛盾也不一樣，清末的時候，邊疆地區和內陸地區，可能存在的是民族矛盾，所以剛解放，就要批評大漢族主義。而現在呢？西方人為了挑事，還是拿民族矛盾說事情，如果我們不發聲，就上當了。現在所謂的邊疆問題，既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而是我們與敵對勢力之間的分裂與反分裂斗爭。

　　毛主席思想，作為他本人來說，也是在一生中不斷完善的，矛盾論、辯證、否定之否定，他也會有錯誤的時候，在國共合作的時候，他總結了經驗教訓，得出結論，只團結就沒有團結，只斗爭也沒有團結，只有既團結又斗爭，才有團結，這個定律后來在戰場上也適用，談判需要戰爭的支持。他選集的前四卷是自己同意出版的，寫到1949年，他說，這個經過檢驗的，并在后來還提出了“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在革命斗爭理論以及詩詞藝術創作上，我想大家的意見都是一致的，這個沒人能夠否定他的成績。唯一爭議的是經濟建設年代，從49年到57年的著作，曾經出版過一次，后來再也未出版。那么60-76年寫的，一般人更見不到，我陸陸續續收集了一些，嘗試以后去闡述他。

　　后面的很多理論是沒有機會進行實踐檢驗了，但是可以剖析他的初衷，以及對當下是否有參考意義，如果大家從哲學的角度去讀他，或許會得到更多的感悟。

　　西方的哲學書很多，為何大家接受起來容易些，因為他們寫的是“目”，就是簡單。而中國的哲學書，無論是古代人寫的，還是毛主席哲學，他們寫的是“綱”，要達到綱舉而目張的效果，需要腦子里呈現一個立體圖去理解。

　　中國的哲學和中國漢字一樣，它不是一棵樹，而是“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是一幅畫一樣，整個中國哲學貫徹在生活方方面面，它不好量化，要靠個人的參悟，比如廚藝是這樣，中醫學亦是這樣，生活中與人相處也是這樣。

　　你像“先下手為強，后動手遭殃”，然后又有“以靜制動，以逸待勞”，那到底是先動手，還是后動手呢？讓人很迷糊，但是西方的哲學往往會給你一個明確的答案，雖然答案很雞湯，沒啥用，但是你覺得人家一點就明了。

　　毛主席其實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曾經有一批語錄流傳于世，就是為了通俗易懂，滿足群眾需要。全世界很多人有這個“紅寶書”，這個口號式的朗朗上口，但真正看過他書的人極少的，這個語錄盲目理解都會犯錯誤的，比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

　　現在很多網友論戰，喜歡引用毛主席語錄，都是脫離本意的，你像“反對和擁護”，是1939年接受三家報紙的記者采訪，他是針對汪精衛的，汪精衛是反共、親日的，毛主席說，那我就要聯共、抗日，然后后面跟了句反對和擁護的話。

　　西方哲學是可量化的，對自然科學的貢獻很大，毛主席也是認同的，培根的唯物主義和笛卡爾的方法論，毛主席也經常看。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是兼顧了中西方的。而后他又強調了理論要適應當下化和與時俱進。

　　毛主席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但任何國家的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一戰二戰的時候，西方哲學書，一本一本地出來后，毛主席是非常焦急的，他在1940年延安新哲學年會上說：“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后，這是大缺憾。”他要表達的意思是，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沒有哲學的治國思想，是不得要領的。

　　后來他在全軍掃盲，49年之后，全國掃盲，連六七十歲的老太太都要上夜校，因為毛主席哲學思想影響，現在的人民群眾的素質要遠遠高于西方的普通人。不過西方的精英還是厲害，尤其是哲學和人文輸出，常常牽著別國的知識分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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