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房地產中小企業倒閉的不計其數，近來，不少巨型房地產企業出現經營困難；制造爛尾樓、集資詐騙、套取銀行國有資產、從上市公司轉移資產、向境外惡意轉移資產等惡劣行為頻頻發生。恒大許家印事件作為此類現象的典型代表，應當引起人們的宏觀反思。
1.認為非公經濟好于公有經濟認識片面。恒大的行為特征具有代表性。例如，私營企業追求財產最大化的沖動和投資盲目性比國有企業更強烈，更易促成生產過剩，干擾經濟增長。私營企業財產增值歸個人，因而行賄和詐騙的動機更強。私人企業財務處理靈活，行賄獲取土地等生產要素和銀行國有資產的便利性更強，易于增加腐敗、干擾正常的資源配置；掏空上市公司掠奪中小股東、利用公司資產為個人謀利、向境外惡意轉移資產的便利性更強，易于增加社會分化與不公。
2.單方面支持“民營經濟”并不可取。多年來，輿論界關于擴展私人資本、全方位援助、支持“民營經濟”（非公經濟）的主流呼聲連綿不絕，而對國有經濟的主流意見則是繼續改革、自我發展、自我強大，或者壓縮范圍、為“民營經濟”騰出更多的領域和股份。很多地方政府在地區競爭中為了獲取更多的稅收、GDP和不可言說的利益，把非公企業作為需要特殊關照的財神爺供奉起來。但非公經濟諸多負面作用以及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社會責任匱乏，人們在許家印行為中應當得到更為具體的認識，并進一步理解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科學性。
3.非公經濟負責人必須與其他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年來，“民營經濟”輿論的偏愛、政治地位（例如人大政協）的提高、財政的多方援助、信貸的“窗口”支持、法治上的特殊關照，使得某些企業主有點被慣壞了，在違規的事情上膽子越來越大，許家印的極端出格事件走向極端但也并非屬于個例。為了促使非公經濟健康發展，使之對國家經濟社會進步起到更好的作用，必須強調對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企業施以同樣的法律保護、司法考量和同樣的法治懲戒。一個劣質企業倒下了，會給其它優質企業讓岀相應的市場、就業或減少過剩。
4.不干預企業自主權的問題不可一概而論。類似于恒大，有些企業高分紅后再到股市圈錢，有些企業通過關聯交易和高管高薪酬侵奪小股東或破產前轉移資產，有些企業到銀行高融資然后轉移資產最后借助于有限責任逃廢債務，或賴掉其他企業債務，凡此種種，都必須訂立制度制約其分紅上市貸款等行為；對其攫取的不當利益，追回其所得；不合理行為對其他企業和個人造成的損失，應不受有限責任制度約束，由控股股東承擔無限賠償責任。
5.房地產相關制度需要改革。打破開發公司獨攬建房權的格局，鼓勵住房困難者合作建房、集資建房、單位建房。對于爛尾樓，不僅應追究開發公司控股股東的無限償債責任，還要追究允許或默許開發公司轉移建房款的監管單位及其責任人的賠償責任。銀行對資金監管有缺失的，免除爛尾樓房主的還貸責任。今后取消預售制。由于銀行監管缺失造成開發公司還債困難的，銀行負有對建筑商、供應商的連帶賠償責任。
6.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過猶不及。很多房地產開發商破產關閉，或債臺高筑，這與房產嚴重過剩，市場需求難以為繼直接相關。在房產閑置嚴重的情況下，房地產仍然高速發展，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寄希望于房地產拉動經濟。房地產在合理的規模內，可以帶動經濟的發展，但超越住房的居住目的，過分用來保值增值、拉動經濟，不僅損耗資源破壞環境，有害生態文明，還會導致生產過剩拖累經濟，乃至引發隱性經濟危機、嚴重經濟危機。
7.克服增長主義任重道遠。“增長主義”作為片面、過度追求經濟增長的傾向，不僅造成資源緊張、環境破壞，而且使民生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擴大貧富差距。助推“增長主義”的因素多種多樣，宏觀原因之一是有觀點認為各級官員抱定一種信念，認為解決一切麻煩與問題的關鍵辦法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實現經濟高增長。在增長主義的背景下，“民營經濟”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因而社會對非公企業只講支持，不強調規范，不能批評、不設置紅綠燈限制其野蠻擴張，客觀上助長了非公企業踐踏法律使用種種手段攫取利益、盲目擴張等行為。
8.境內資本跨境運作要強化管制。提高開放水平不等于提高開放程度，更重要的是提高開放質量和開放保障。中國的銀行資金十分充裕，中國的外匯更是十分冗余，企業到境外融資境內銀行不能予以擔保。個人資產轉移到國外，涉嫌洗錢和非法轉移資金，應與外國政府配合嚴加監控，追究其刑事、返款和償債責任，合法轉移也應征繳高稅率的離境稅。中國企業和資本到境外注冊，損害中國利益，應予以一定懲戒，如限制其獲得科技資金補貼，不能享受地方對外資的優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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